憲政的出路在“紅色保守主義”-文揚

關於憲政的爭論，引出了一個問題，正如甘陽教授所總結的：要憲政，就是在法治和革命兩者之間選擇法治，不要革命；但是法治需要某種穩定性，總是和歷史、傳統這些古老的東西聯繫在一起。這就意味着，從根本上講，法治是保守主義的，而不是激進主義的，是秩序主義的，而不是運動主義的。

有些人想要求助自由主義，通過否定威權主義和國家主義來實現憲政，正好是把問題搞反了，至少是緣木求魚。

到《聯邦黨人文集》裏找出關於政府基於人性之惡的假定，到阿克頓那裏找出關於權力和腐敗的論述，到西方歷史中找出從13世紀的英國大憲章直到20世紀的馬丁路德金所有貌似同類的自由主義敍事，自以為發現了真理之泉，渾然不覺其實一直在徒勞無功地爬樹，渾然不覺那些樹不僅不長活魚只長樹葉，而且很多都早已是枯樹、朽木。

憲政，作為一種制度，也是生長出來的，而不是設計出來的。決定它能否在一個國家中生長出來，並且生長得很好，只能是這個國家特定的歷史和傳統，沒有其他。拋開本國曆史和傳統去考察這個問題，無論什麼別的途徑，是通過“瞧瞧人家”式的胡亂照搬，還是通過“理性假設”類的學理思辨，都屬於緣木求魚，不會得出有意義的結論。

“釣魚島沒有GDP，可有可無”、“人民民主專政邏輯不通，反科學”、“憲政就是限政，就是限制權力”，這些言論之所以一語驚人，其實既不在大膽，也不在洞見，無非是比“緣木求魚”更甚的無知和荒誕。

迴歸到中國自身的歷史和傳統中，專注於中國歷史自身的內在邏輯，很多重大問題，其實並沒有在喧譁和爭論中看起來那麼複雜。

首先需要明確的一點：法治需要穩定性，需要對既往歷史和既定秩序的承認和尊重，在此基礎上，才可能確立共同認可的憲法原則，建立起適用於現在和未來一段時間的法律體系。如果今年否定去年，明年又推翻今年，無論流不流血，都是革命，不可能有任何法治的東西建立起來。

那麼，今日中國的既往歷史和既定秩序到底是什麼呢？

無法迴避的現實是：這就是一個通過紅色革命建國的紅色國家，一個紅色政黨主政的紅色政權，甚至還是一個以紅色傳統、紅色文化為主流的紅色社會。

不願意承認嗎？連貴族都只有“紅色貴族”，連憲法都寫着“人民民主”，連國名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連痞子演員、雜耍小丑、貧嘴作家都成了資產階級，甚至還參政議政，怎麼還能有假？

我一直在強調，不正視這個基本現實，這個將中國與其他發達國家從根本上區別開來的最重要的一點，就是最大的脱離實際。那些直接移植而來、照搬而來的制度設計和改革方案，之所以全無意義，問題就在這裏。

當然，人們也明白自由派人士的企圖，他們希望通過直接引入西方制度，反過來倒逼中國改變顏色，讓中國變得不那麼紅，變得在他們眼裏更好看一點。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了，不知道他們明白了一些沒有。事實證明，引入市場經濟也好，與國際接軌也好，哪怕就是學習接受西方政治文明，所有這些，都不能讓中國改變掉紅色這個基本底色。

而且恰恰相反，事實證明，中國涉入世界體系越深，與世界結合得越緊密，中國這個紅色國家、人民國家的角色也就越明確，越不會更改！因為在世界體系內，中國的地位和角色，不僅由自身的近代歷史所決定的，更由世界的等級結構所決定的。你中國是個什麼國家，華人社會是個什麼社會，整個世界都有定論，豈會因少數學者們的一廂情願所改變？

持續的經濟的發展，雖然造就了大批的富人，但仍是“富裕的人民”，而不是貴族集團；雖然形成了兩極分化，但仍是“社會分層”，沒有產生出“私權社會”；雖然誕生了資本勢力，但仍然依附於政治，沒有超越權力。

弄明白這幾條很困難嗎？

三十多年時間不短了，但願中國的學界能夠在確定基本現實方面形成起碼的共識：中國政治的基本顏色是紅色，基本定位是左翼，基本屬性是人民。這都無法改變。

這就意味着，除非是革命，而且是大革命，任何漸進改革都不能脱離這個實際，包括憲政改革。

而憲政改革需要一個保守主義的、秩序主義的政治環境，具體到中國的現實，就是紅色保守主義，左翼保守主義，人民保守主義，“人民民主專政”這個政治現實之下的保守主義。聽起來很怪？歷史上沒有？西方更沒有？那沒辦法，只能是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