證據學專家的自我反思：聶樹斌、王書金，到底誰是殺人真兇？ -吳法天
【觀察者網按：在近期輿論關注司法冤案的大背景之下，6月25日王書金殺人案開審引人注目。該案將20年前的聶樹斌姦殺婦女案重新帶入公眾視野。案件劇情起伏，但事實卻並不是如大眾輿論想象的那般是非分明，甚至曾經堅信聶樹斌案是冤案的律師吳法天也開始反思自己當年的判斷是否經得起證據考驗。中國之大，無奇不有。如果被害婦女並非死於王書金，王書金為什麼一定要頂包？本文點出的一個事實是，王書金因為自我檢舉是聶樹斌案的真兇，引發公檢法機關新一輪刑偵檢查，竟然讓自己多活八年到現在。動機無法揣測，辦案只能依賴嚴格的程序正義。本文從證據學角度分析案件審理各方的行動理性。】
這是一場等待了八年的審判，而對於聶樹斌家人而言，或許是等待了十八年的審判。它如此持續地牽動着所有關注中國司法者的心，以至於在法庭審判之外，已經形成了一個巨大的輿論場。我們現在還無從得知最後的結論，但這場審判的社會意義，卻早已彰顯。 我是最早關注聶樹斌案並持續為該案呼籲的諸多法律人中的一分子。要跳出自己先前的既定思維，根據現在披露的更全面的信息重新審視該案，排除情緒的影響冷靜而理性地分析，是有一定難度的。在寫這篇文章之前，我尚無任何結論，我的分析完全是根據公開的證據、信息以及邏輯展開，如果最後的結論導致對自己以前結論的否定，那也是自我反思的契機。
聶樹斌案的懸疑
1994年8月5日，石家莊市液壓件廠工人康菊花嚮往常一樣上班，但是卻沒有再回家。她的家在石家莊市橋西區的孔寨村，騎車也用不了很久。8月10日，她父親報案。翌日，石家莊市郊區公安分局100多名幹警在從石家莊市液壓件廠到孔寨村的路上的一塊玉米地裏發現了康某的屍體，因為天氣炎熱已經初步腐敗，經過現場勘察認定為強姦殺人案。 1994年10月26日的《石家莊日報》刊登的一篇《青紗帳迷案》稱，警方確定犯罪嫌疑人為與孔寨村接壤的鹿泉市鹿泉鎮下聶村的聶樹斌，當時21歲。寫這篇報道的人並非記者，而是辦案民警焦輝廣。2005年記者調查時，焦已任石家莊市東華路刑警中隊中隊長。
根據《青紗帳迷案》所述，1994年8月11日，石家莊市郊區公安分局抽調精幹警員組成“8•5”專案組，在工廠、農村、居民區和田間地頭調查訪問了羣眾上千人次，經過一個多月艱苦細緻的工作，終於獲得了有價值的線索。“市電化廠一位退休工人反映，入夏以來經常看到一個男青年騎一輛藍色山地車在該廠平房宿舍轉悠，看見婦女上廁所便跟過去偷看，老工人幾次上前訓斥盤問都未能抓住他，從衣着打扮看他不像市內人，8月初以後沒再來過。孔寨村一農婦反映，7月底的一天中午她在村西澆菜時，一個騎藍色山地車的男青年突然出現，不懷好意地看她，她嚇得關上電機就往村裏走，不料男青年騎車趕到前面攔住去路，農婦急忙抄近路跑回家。在郊區張營村和鹿泉市方台村一帶查訪的偵查員也獲悉，入夏以來，幾名菜農都見過一個騎藍色山地車的男青年到處遊蕩，還尾隨過路青年婦女，其體貌特徵與老工人和農婦反映一致。”“‘8•5’專案組綜合查訪情況判定，騎藍色山地車的男青年很可能就是強姦殺人案的兇犯，其居住地或工作單位距發案地不會太遠，作案後的僥倖心理和邪惡的慾念可能會促使他再次出現。”“9月23日下午6時23分，騎藍色山地車的男青年終於又出現在市電化廠平房宿舍附近，被守候的偵查員張日強和杜同福當場擒獲。經審查，此人叫聶樹斌，今年21歲，是鹿泉市綜合技術職業學校校辦工廠工人，他只承認曾調戲過婦女，拒不交待其他問題。幹警們巧妙運用攻心戰術和證據，經過一個星期的突審，聶樹斌終於在9月29日供述了攔路強姦殺人的罪行：8月5日下午，他行至新華路檢查站附近時發現康老漢的女兒騎車駛入田間小路，便尾隨上去將其撞倒，拖至玉米地打昏強姦，又用襯衣將其勒死。事過一個多月之後，他又出來蓄謀強姦作案，沒想到剛露面就落入了法網。”
從聶樹斌的供述看，有幾點重要信息：**1、有不少的目擊證人能指證他在案發前騎藍色山地車調戲過路婦女，但沒有人目擊其強姦殺人；2、他從案發後到9月23日這一個多月時間，沒有再出現；3、他應該是認識被害人的，否則不會用“康老漢的女兒”這種稱謂。**這起案件的證據除了被告人口供外，有被害人屍體檢驗報告、現場勘查筆錄等證據材料。現場勘查筆錄顯示，中心現場屍體頭東腳西，穿襪子，背心在乳房上邊，餘處全裸。屍體脖子上有玉米秸，且在脖子上繞有一件花襯衣。屍體檢驗報告記載，屍體上身穿白色背心一件，背心撩至乳上；頸部纏繞短袖花襯衣一件，下身赤裸，足穿白色尼龍襪一雙。屍長152釐米，胸腹部皮膚完整未發現明顯損傷，胸腹腔各臟器呈糜爛狀，未發現明顯創口，四肢未發現明顯損傷及骨折。結論：根據屍體檢驗所見，除頸部有衣服纏繞外，全身未發現明顯創口及骨折，康菊花符合窒息死亡。這些證據情況，和聶樹斌的供述是能吻合的。如果能排除被告人遭受刑訊逼供，能全面供出上述案發現場細節的，應該只有真兇。
聶樹斌的母親張煥芝稱，1994年10月，聶樹斌的律師張景和曾到看守所見過聶，後向聶的家人轉述了對話內容。會見時，張景和曾問聶：“你第一次為什麼沒有承認，後來才承認（強姦殺人）？”聶回答：“被打了。”基於此點，張煥芝認為兒子是在被刑訊逼供的情況下，根據警察的誘導才承認自己有罪。“一個星期的突審”會不會就是對聶樹斌的刑訊逼供？**而根據《南方週末》的報道，律師曾經三次會見聶樹斌，聶都承認自己姦殺的事實，而且説了細節。這一點之所以重要，主要在於口供的自願性對於真實性確實有影響。如果聶樹斌是基於自由意志陳述案發細節，且與犯罪現場吻合，就可以驗證其口供的可靠性；但如果警方對聶樹斌進行了刑訊逼供，那麼其供述的內容完全有可能是警方根據現場勘察情況強加給聶樹斌的。**張煥芝是從聶樹斌的律師張景和那裏聽説聶被打，而張景和根本不承認這一點。他説，他總共見了聶樹斌3次，沒有一次聶樹斌説冤。記得第一次見聶前，聶家託他一定問問那件事到底是不是聶樹斌乾的。張景和當時以長者身份對聶樹斌説，這事是你乾的你推也推不掉的，不是你乾的你攬也攬不下。但3次會見，聶樹斌都承認是自己所為。張景和回憶，聶樹斌當時正值青春期，而且有點迷戀“那種”小説。聶樹斌是這樣告訴他的，那天天氣很熱，他因和車間主任賭氣而未去上班，騎車閒逛時看到一女子穿着件“布拉及”（連衣裙）騎車遠遠過來。相遇小路後，他用自行車別住了對方，提出“玩玩”。當時，那位已近中年的女子還罵道“你一個小孩子胡鬧什麼”。聶樹斌依然制服了她，強姦後因為懼怕又用一件衣服勒死了康某。不僅如此，張景和還説，聶樹斌交代的作案細節和現場十分吻合，包括屍體最後擺放的方向、自行車樣式、內衣顏色等等。就外界猜測的刑訊逼供的可能性，張景和説，他承認在那個年代刑訊逼供比較猖獗，但在和聶樹斌的幾次會見中，沒有發現身上有被打的痕跡。“再説，作為律師，明知是刑訊逼供不但不為當事人辯護，還向當事人家屬直言，這豈不是公開承認自己無能？”張景和提醒《南方週末》記者考慮，如果聶家早就知道聶樹斌是屈打成招，怎麼會忍氣吞聲這麼多年而未見申訴和上訪。
1995年3月15日，石家莊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判決：“聶樹斌於1994年8月5日17時許，騎自行車尾隨下班的石家莊市液壓件廠女工康菊花，至石郊孔寨村的石粉路中段，聶故意用自行車將騎車前行的康菊花別倒，拖至路東玉米地內，用拳猛擊康的頭、面部，致康昏迷後，將康強姦。爾後用隨身攜帶的花上衣猛勒康的頸部，致康窒息死亡。”一審死刑，二審死刑，1995年4月27日，聶樹彬被槍決。在目前能見到的所有報道中，沒有看到聶樹斌在庭審過程中翻供，如果存在屈打成招，這一點似乎不合常理。
從上述案件事實中，我們確實無從得知認定聶樹斌殺人存在什麼證據上的問題，而且以當時適用的1979年刑事訴訟法來説，也沒有程序上的問題。當時的死刑複核權確實是在省高院。在1995年到2005年長達十年的時間裏，聶家也沒有因為聶樹斌之死提出任何訴求，後來聶家申冤的理由中，也沒有一個明確的理由是指向當初該案本身的證據，而全部是基於王書金案。
王書金案的疑點
王書金案是一個非常蹊蹺的案子，他是自己冒出來的“真兇”。在案發十一年後，2005年1月18日，河南省滎陽市公安局索河路派出所幹警抓獲河北省公安廳網上通緝逃犯王書金。王書金供述其曾經多次強姦、殺人，其中一起是1994年8月，在其打工的石家莊市液壓件廠旁邊的一塊玉米地裏，姦殺了一個30多歲的婦女。2005年1月19日，河南省滎陽市警方將王書金移交給河北省廣平縣警方。2005年1月22日，河北省廣平縣警方押着王書金，來到石家莊市液壓有限責任公司（即原石家莊市液壓件廠）旁邊鹿泉市孔寨村村民馬振才承包的玉米地，指認他當時的作案現場。而那個作案現場，正是聶樹斌案的案發地。
我是在2005年3月看了媒體的報道後，認為聶樹斌案是冤案的。一個身犯多條命案的犯罪分子，怎麼會承認一起自己沒有幹過的案件？他怎麼能知道案件的細節？他有必要替聶樹斌背黑鍋嗎？如果王書金是真兇，聶樹斌如果不是屈打成招，怎麼會承認那起殺人案？2005年，我寫了一篇三萬多字的長篇論文，分析佘祥林案、聶樹斌案中存在的刑訊逼供現象，發表在2006年第二期的《中外法學》上。在隨後我的講課中，也直接把聶樹斌案説成是聶樹斌冤案。2007年11月1日，我在《法制日報》發表《聶樹斌案的制度反思》，繼續呼籲為聶平冤。當時，我曾經一度以為公檢法要殺人滅口，把王書金處死之後就死無對證了。
2007年3月12日，邯鄲市中級人民法院對王書金案做出一審判決：被告人王書金犯故意殺人罪和強姦罪，判處死刑。王書金不服，提起上訴，主要理由是“檢方未起訴他在石家莊西郊玉米地的一起姦殺案”。2007年7月31日，河北省高院二審不公開開庭審理了王書金案，據參加庭審的人透露，王書金在庭上繼續對未被納入公訴的石家莊玉米地案供認不諱。
王書金是不是當年青紗帳謎案的真兇？如果不是，他為何要替聶樹斌頂包？如果是的話，那為何在供述的細節上又存在較為重大的出入？為何王書金的律師非要説該案是王書金所為？王書金已經身背幾條命案，再加一條，能減輕其罪嗎？刑法上所説的“重大立功”主要是指檢舉、揭發他人重大犯罪行為，自證其罪恐怕不能算免死的法定情節，為何王書金在檢察機關沒有指控這起姦殺案時，堅持要把它算在自己頭上？我們看到的是中國司法史上可能絕無僅有的一幕：公訴機關説某起姦殺案不是被告人乾的，被告人堅持認為是自己乾的，律師也説是他乾的，而且雙方都試圖證明自己的主張，控辯雙方的角色似乎完全顛倒了。
河北省人民檢察院檢察員發表答辯意見時認為，王書金的上訴理由不成立，石家莊西郊強姦、殺人案並非王書金所為：**第一，王書金關於被害人屍體特徵的供述與石家莊西郊強姦殺人案實際情況不符。**該案被害人屍體身穿白色背心，腳穿尼龍襪，頸部壓有玉米秸，拿開玉米秸後，可見一件花襯衣纏繞在頸部。王書金卻供述，被害人全身赤裸，也沒供述被害人頸部纏繞花襯衣。**第二，王書金關於殺人手段的供述與石家莊西郊強姦殺人案實際情況不符。被害人全身未發現骨折，被害人系窒息死亡。**王書金卻供述是先掐被害人脖子後跺胸腹致被害人當場死亡。如果被害人是被人跺死，屍體不可能沒有骨折。**第三，王書金關於作案具體時間的供述與石家莊西郊強姦殺人案實際情況不符。**該案案發於1994年8月5日下午5點以後。被害人下午上班，5點下班與同事一起洗澡後，騎車沿新華路至孔寨村之間的土路回家，途中經過案發地遇害。王書金卻始終供述是在中午2點左右作案。**第四，王書金關於被害人身高的供述與被害人實際身高不符。**被害人屍長1.52米，王書金卻供述被害人比他稍低，身高和他差不多。王書金身高1.72米，比被害人高出20釐米。
如果王書金不是真兇，那他是如何知道案發情況的？檢察員還指出，石家莊西郊強姦殺人案發生時，王書金正在案發現場附近的工地打工，工地距離現場直線距離150米左右。王書金供述，在打工期間，他中午不休息，經常在工地周圍轉悠，對現場周圍的環境比較熟悉。案發後，公安機關曾找過王書金及其工友瞭解情況。公安機關對現場進行勘查時，不少羣眾圍觀。所以，王書金供述石家莊西郊強姦殺人案現場的部分情況不足為奇。王書金的供述的確與現場情況有出入，但這些出入是否構成重大的差異呢？檢察員認為，王書金關於其在石家莊西郊強姦殺人的供述與石家莊西郊強姦殺人案的屍體特徵、殺人手段、作案時間等核心情節不一致，特別是王書金始終沒有供述出只有真正作案人才能知曉的案件的隱蔽特徵、關鍵物證，從而認為，石家莊西郊強姦殺人案並非王書金所為。但網上有些律師認為，因為時過境遷，王書金感知或者記憶不能做到準確，是在情理之中。而我的疑問是，聶樹斌供述受害人特徵時，説的是“已近中年的女子”，而王書金供述受害人特徵時，説的是“一個30多歲的婦女”，前者模糊，後者精確，模糊得合理，精確得反常。
證據指向的可能性分析
聶樹斌案和王書金案，都指向玉米地姦殺案，而從目前披露的信息看，兩人共同作案的可能性幾乎為零，那麼無非以下幾種可能：1、聶樹斌是真兇，王書金作了虛假供述；2、王書金是真兇，聶樹斌作了虛假供述，3、兩人都作了虛假供述，真兇另有其人；4、兩人都作了真實供述，存在康菊花之外的另一個受害人。
如果是第一種可能性，那麼聶樹斌冤案就無從談起，包括我在內的很多法律人必須要修正自己先入為主的看法，已經出示的證據必然經歷更為嚴苛的檢驗。支持這種結論的依據有二：1、聶樹斌的律師張景和説他會見聶樹斌三次，聶都承認自己犯罪，而且聶樹斌交代的作案細節和現場十分吻合，包括屍體最後擺放的方向、自行車樣式、內衣顏色等等；2、律師會見時沒有發現聶樹斌身上有被打的痕跡，聶樹斌沒有説過遭受刑訊逼供，聶家在王書金出現之前也沒有就刑訊逼供申訴或上訪過。反對這個結論的依據也有二：1、，聶樹斌開始被轉時只承認曾調戲過婦女，拒不交待其他問題，9月23日被抓，9月29日才承認的，因此不能完全排除受到刑訊逼供，律師未必能發現聶被打的情況或者撒謊；2、王書金作不利於己的認罪陳述，甚至把這個作為上訴理由，真實性更大，趨利避害是天性，沒有人會平白無故增加自己的罪行，王書金沒有任何理由替素不相識的聶頂包。當然，支持第一種可能性的人還會提出，王書金只是作為當年該案的關注者而瞭解了一些外圍情況，他無法獲知最關鍵的細節，因此供述會出現重大差錯。他在明知自己會被判死刑時把此案作為重大立功的理由提出，是孤注一擲想給自己挽回生機，因為他因提出這個理由而多活了八年！
如果是第二種可能性，那麼符合現在主流媒體和民間輿論的傾向性結論，聶樹斌是冤案，當年負責該案偵查、起訴、審判的辦案人員都會面臨相應的責任，司法體制會遭到空前的批判和譴責。更為重要的是，聶樹斌已經被執行了死刑，它跟佘祥林案不一樣，人死不能復生，善後的工作會非常困難。這樣的結果可能是司法機關最不願意看到的，因此在重審時不得不十二分的慎重，不僅要審視1995年判決是否有充分的證據，而且要審視今天的判決有沒有充分的證據。支持這種結論的依據有：1、王書金的供述是自願的，沒有遭到刑訊逼供，而且他一直堅持説這個案件是他乾的；2、他陳述的一些細節確實與當年聶樹斌案能對應。而反對這種結論的，也有兩個：1、王書金的供述在關鍵細節上與現場嚴重不符，但又能説是受害人是三十歲的婦女，違反基本規律；2、聶樹斌的在自己的律師會見時，三次都承認犯罪，而且沒有提過刑訊逼供的抗辯，更沒有翻供過。
兩人都作虛假供述，真兇另有其人的第三種可能性幾乎沒有。兩人都作了真實供述，除了康菊花之外還有一個受害人的可能性也很小，時間、地點和案件性質基本限定了，不存在一個跟康菊花遇害案類似的尚未破獲的案件。因此，目前主要的爭論還是集中在第一和第二種可能。作為真兇，如果是要供述案件真實情況以求立功，從邏輯上講應該是越真實越可能獲得法院認可，沒有必要在承認姦殺後對一些細節進行隱瞞或者編造。因此，王書金的供述中必須存在難以解釋的矛盾，才可能構成關鍵性的差異。個人認為，關於花襯衣繞頸的細節，王書金沒有供述，並不能構成實質性矛盾的，因為完全可能因為記憶的模糊而忘記這樣的細節。**關於王書金説當時曾經跺被害人胸腹部的問題，在他所犯的其他幾起姦殺案中都有類似的手法，但在康菊花身上卻沒有發現骨折痕跡，這是一個比較重大的差異。**屍體初步腐敗，也完全可以鑑定出身體骨折，何況是跺胸致死。如果王書金是兇手的話，要麼他自己記錯了，要麼是現場勘察人員沒有發現，但後者的可能性並不是很大，因為屍檢對死者的傷口進行檢驗是必經程序，而且這個程序幾乎完全獨立於後續的偵查、審查起訴和審判，是在尋找犯罪嫌疑人之前就已經確定的事實，沒有作假的動機。
關於被害人和被告人身高的差距，雖然有20釐米，我也不認為足以構成顯著的矛盾，因為強姦案現場的倉促、緊張和混亂足以造成這種估計上的差錯。但有一點我認為是不大容易造成出入的，就是案發時間，真正的案發時間是下午五點以後，而王書金供述的卻一直是下午兩點左右。兩點和五點，在一個靠近中午休息，一個靠近下班，對於當時正在打工的王書金而言，應該不會記錯或者因為時間的流逝而搞錯。此外，王書金所供述的，我們也沒有看到一些只有真正作案人才能知曉的案件的隱蔽特徵、關鍵物證，而不是通過圍觀案件或者道聽途説就能知道的外部特徵。所以，除了王書金的口供之外，還是沒有其他證據證明其犯罪，而刑事訴訟法的只有被告人口供沒有其他證據不能進行定罪的規則，會成為不能認定王書金姦殺康菊花的理由。新刑事訴訟法確定的證據規則更為嚴格，王書金的供述中有一起姦殺案已經被否，從目前雙方的質證情況來看，如無新的證據，這起案件被否可能也只是時間問題。控方的義務是用證據指控被告人的罪行，現在沒有了這個動力，而辯方又沒有刑事證據的調查權，如何推進？
**個人認為，本案還有很多不確定的細節，但總體上看，現有證據還沒有達到可以認定王書金是真兇的程度。**刑事訴訟定案的標準是達到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而且要排除合理懷疑，所有的證據之間沒有疑點，指向唯一的結論。在尚無結論之前，輿論把聶樹斌案直接定為“聶樹斌冤案”，是有問題的。它到底是不是冤案，我説了不算，你説了也不算，還是要看證據。因此，包括我在內的關注聶樹斌案的人需要的是對所有證據認真審視的耐心，以及拋開情緒理性而客觀地看待法院進行的審判的心態。
法庭上的王書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