僵化封閉觀念正在阻礙改革深入-寒竹

經過了34年的改革後，社會各界呼籲凝聚改革共識，進一步深化改革的聲音一直很強大。但是，中國改革的阻力何在？中國學界和政界卻未形成共識。筆者以為，改革遭遇的最大阻力是，某些主導中國改革話語權的人士在觀念上仍然囿於僵化封閉的框架，他們對改革和發展的理解已經遠遠落後於現實，落後於時代。由於他們在輿論上掌握了中國改革的話語權，事實上已經成為中國改革的嚴重障礙。中國的改革要想有所突破，必須要突破這種僵化封閉觀念的教條主義，必須以開放、富有創新的精神來主導改革。

阻礙改革的教條之一：線性史觀

僵化封閉觀念的第一個突出表現是線性歷史發展觀，這是一種帶有目的論和普世論色彩的歷史觀。按照這種歷史觀，世界各民族和國家無論地理環境、文化傳統和現實條件有何差異，都必然要遵循一個普世的鐵律朝着一個共同的目標前進。基於這種線性歷史觀，中國政界和學界中一些人士不自覺地把現有西方模式視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世模式，把其經濟政治制度視為全人類必須追求的終極目標。他們心目中的改革目標很簡單，就是要徹底擺脱中國過去的傳統，最終跟西方模式全面接軌；改革的具體進程也很簡單，就是用正在成長的“中國之足”不斷地去適應西方的“普世之履”，如“中國之足”有不適應“西方之履”的地方，就需要削足而適履。

台灣著名歷史學家王汎森曾在《近代中國的線性史觀——以社會進化論為中心的討論》中很形象地描述過這種線性歷史觀：中國一些學者把歷史發展看成一條刻度清楚的計算尺，其中每一個“階段”都是世界萬國所必須經歷。所以，歷史的發展不過是在這條線性刻度尺上簡單的填充而已。具體説來，就是中國人按照西方的線性發展框架把填上中國發展的內容。王汎森對流行於中國學界的線性歷史觀的洞察，對理解中國知識界的傾向很有啓迪。

線性史觀發源於西方基督教，既帶有濃厚的神學目的論色彩，也帶有“歐洲中心論”的色彩。這種歷史觀有兩個核心內容：第一，人類社會的發展是有目標的，有終結的，歷史最終會達到一個理想天國而終結；第二，人類發展之路是普世的，世界各個民族、各個國家儘管因地域和文化不同，但都遵循一條普世的道路，世界各國最後會萬流歸宗，統一於一種模式。近代以來，基督教對西方世俗社會的影響逐漸消退，科學主義開始興起。但是，基督教的歷史觀並未退出歷史舞台，而是披上了科學的外衣，以歷史決定論和線性史觀的形式繼續影響着西方國家的人文學科。19世紀以來，西方大多數社會發展理論的衝突和對立，説到底並不是歷史觀的衝突和對立，而僅僅是各自設定的理想目標和普世模式不同而已，在理論框架上並無二致。

隨着近代以來西學東漸，社會進化論和線性歷史發展觀逐漸在中國成為學界主流。20世紀上半葉，相當多的中國學者把蘇聯模式視為一種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社會發展模式，堅信全世界最終都會走上蘇聯道路。1949年建國後，中國受這種線性史觀的影響，也曾一度試圖全盤模仿蘇聯模式。在那個時代，批評蘇聯模式，要求中國走自己的道路，常常被扣上“反蘇”、“反動”的帽子。不過，上世紀50年代中共高層也不乏清醒者提出要“以蘇為鑑”，才使得中國沒有全盤照搬蘇聯的斯大林模式。但是，“以蘇為鑑”僅僅停留在政策層面，而普世論和線性史觀作為一種哲學和思維方式並未受到清算，一直深刻地影響着中國學界和政界，這是學界目前在理論上陷入混亂的最根本原因。

中國自1979年以來的改革很大程度上是在制度層面的改革，而沒有從更深層的觀念上和思維方式上進行徹底的變革。儘管在上世紀70年代末發起了真理標準的大討論，中共也確立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但是痴迷於普世論和線性史觀的人還不在少數，而且他們掌握着中國社會的話語權。在這些思維方式尚停留在上世紀的人看來，改革的目標不過就是從“蘇式理想國”改為“美式理想國”而已，改革的道路不過就是從蘇聯式的普世道路改為西方式的普世道路。改革的具體操作就是要改掉中國在制度上異於西方的特殊性，最終跟西方在經濟政治制度上融為一體。從思維方式上看，這種“全盤西化”的改革觀念跟上世紀50年代“全盤蘇化”的革命觀念並無二致，都是否定文明多元論，都是置中國數千年文明傳統於不顧，都是在用理想化、普世化的刻度尺來規劃中國的發展道路，都是把中國的現實發展填充普世的歷史刻度。這種封閉僵化的思維方式和觀念如果不改變，中國的改革陷入僵局和困境是不可避免的。

阻礙改革的教條之二：泛政治化觀念

僵化封閉思維的第二個表現是泛政治化，即把所有經濟、社會問題都上綱上線為政治問題，試圖用政治掛帥的方式來解決所有問題。泛政治化在現代中國有很深的社會根源。由於現代中國是在平民革命戰爭中建立起來的，而戰爭不過是政治最激烈的衝突形式，所以政治在現代中國曾經長期主導着社會生活，泛政治化或政治掛帥成了上世紀中國社會的一大特色。在一個政治掛帥的社會，政治正確是高於一切的。無論是經濟的發展、科技的探索、文化的創作，都必須堅持政治正確的原則。這種政治統帥一切的思維走到僵化封閉的極端，就是“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中國社會在上世紀70年代後期陷入困境，泛政治化的僵化封閉思維難辭其咎。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實現了工作重心的轉移，經濟建設成了執政黨的中心任務。但是，泛政治化的思維方式並未真正從人們頭腦中退出，這一點在中國的學界和政界表現得尤為突出。許多學者和政府官員嚴重缺乏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卻擅長於把國家、政府、改革、主義、普世、體制、民主、自由、市場等一些抽象的概念無機地拼湊在一起，形成一套政治正確的話語作為評判是非的標準。

近幾年中國輿論有一個奇怪趨勢，許多政府部門和媒體界的經濟論壇，所討論的問題幾乎都是政治問題而非經濟問題。許多經濟學家致力於描繪粗陋的政治圖騰，卻很少討論現實的經濟和社會問題，他們的著作和文章也大多脱離了經濟學的範疇。在當下的中國，泛政治化和政治正確的泛濫，比起上世紀的政治掛帥已是不遑多讓。

這種泛政治化的僵化封閉觀念有兩個特點：第一是政治掛帥，即把政治問題看成是一切社會問題的總根源，認為政治問題解決了，所有的社會問題都會迎刃而解。在改革前的革命年代裏，泛政治化的表現是把政治當做一切工作的生命線，是把階級鬥爭當做一抓就靈的靈丹妙藥；而當前改革中的泛政治化思維則是以自己主觀設定的政治正確為綱，認為只有高舉政治大旗才能綱舉目張。一些人深信，只要中國建立了西方的政治制度，中國就會理所當然地進入理想王國；否則，中國的改革無論如何改都沒有出路。

泛政治化思維的第二個特點，是用政治理念來解讀所有的社會現象，政治成了一個無限大的筐，任何社會問題都可以往裏裝。中國經濟發展的速度如果出現低落現象，就被解讀為陳舊的政治體制無法推動經濟發展；如果經濟發展持續高速增長，則會被解讀為政治體制只求速度，不求質量；鐵路出現交通事故，被解讀為政治體制必然產生的惡果；社會上出現變態殺人犯，被解讀為政治體制引發了社會報復心理；農產品價格上漲影響到城鎮居民生活，被解讀為政治體制造成通貨膨脹，農產品價格下跌影響到農民生活水平，就被解讀為政治體制對農民進行掠奪。總而言之，政治制度成了一些人口中的萬能解讀器，可以用來解讀中國社會的一切，是當前中國社會一切罪惡的總根源。

政治掛帥和泛政治化給中國帶來的災難，普通中國人都有深切體會。中國30多年來的改革之所以能夠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最根本的一點就是擯棄了政治掛帥、“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僵化觀念。但隨着改革的不斷深入，政治決定論和泛政治化的幽靈再次重返中國社會，並且在很大程度上主導着改革的話語權。這種情形如不改變，中國的改革很難邁出新的步伐。

阻礙改革的教條之三：迷信理性設計

僵化封閉思維在當下中國的第三個表現，是迷信理性設計的烏托邦情結。近年來，相當多的官員和學者認為，僅憑各地方、各部門各行其是的努力已經無法繼續推動改革，中央必須儘快建立一個擁有最高權力的全國改革委員會來制定中國改革的總方案、總路線圖、總時間表。有的學者如張維迎甚至認為，中央成不成立一個由總書記或總理領銜的“國家改革委員會”來統籌全國改革事務，是中央願不願意進行改革的一個重要標誌。這就是説，中央不成立這樣一個機構，就是拒絕改革。這種呼籲是如此的急迫，以至於在每一次與經濟發展和改革有關的會議上，幾乎都有一些人士出來大聲疾呼立即成立“國家改革委員會”。

對於中國改革需要理性設計的理由，吳敬璉先生最近解釋得很清楚。他認為，現代市場經濟需要精心“設計”，因為從技術上説，現代市場經濟是非常複雜、巨大和精巧的系統。這樣一個精巧、複雜的系統，僅僅是靠摸着石頭過河的方式是無法建立起來的，所以，中國必須再建一個高於各個部門之上的中央改革委員會，由這個中央改革委員會來設計和構建中國的市場經濟體系。眾所周知，設計、統籌這些概念本來是跟受自發規律支配的市場經濟相對立的，斷言中國的市場經濟體系要由中央改革委員會來設計和構建，這可以説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理論創新。

熟悉計劃經濟理論的人一定不會對吳敬璉先生的觀點感到陌生。中國在上世紀模仿蘇聯建立計劃體系時依據的理論根據與此差不多。當時建立計劃經濟體系的理由是，現代國民經濟體系是一個非常複雜、巨大和精巧的系統，這個系統僅僅靠企業、個人各自為政的努力是無法建立起來的。中國要想建立起工業化的現代國民經濟體系，一定要有一個居於各個經濟體之上的計劃委員會來設計和統籌安排。這個計劃委員會不能夠跟各個部委和地方政府起平坐，一定要高於各個部委和所有的地方政府。基於這個理論，國家計委在計劃經濟中一直扮演核心角色。顯然，吳敬璉先生不過是把他在計劃經濟年代慣用的那一套思維模式用來套在今天的改革之上。

但是，吳敬璉先生對理性設計的迷信即使放在改革前，也是顯得過於僵化。中共在1949年建國後雖然模仿蘇聯建立中國的經濟和政治構架，但中共高層從上世紀50年代中期起就開始反思和懷疑蘇聯高度集中的經濟模式。毛澤東在1956年2月發表的《論十大關係》，在很大程度就是對蘇聯高度中央集權的經濟模式反思的結果。從50年代中期開始，中國開始形成中央的“條條”與地方的“塊塊”相結合的經濟結構。後來雖有反覆和調整，但是到了70年代後期，原來中央的許多直屬經濟部都已經逐漸融入地方經濟，而地方基層社會的經濟活動也日益活躍。即使在改革開放前，江蘇南部的社隊企業和浙江温州等地的家庭作坊已經在強有力地成長，全國基本上形成了以地方經濟為基礎的經濟構架。中國當時雖然也有計委，計委的權力雖然也很大，但中國從未像前蘇聯那樣用一箇中央計委來統籌和設計全國所有的經濟活動，這是中國在後來的經濟改革中能夠逐漸走出計劃經濟的一個重要基礎條件。

從中國改革的進程上看，地方政府和民營企業事實上一直是改革的開拓者。1978年中央組織的真理檢驗標準大討論和1979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只是破除了原來不合時宜的意識形態教條，放鬆或取消了過去中央控制地方經濟發展的限制，而並沒有用中央計劃的方式來進行改革。中國經濟改革的破冰之旅始於家庭聯產承包制，而這種農業生產方式並非是出自中央政府的主觀意志，而是來自農民自發性的創造，中央政府不過是在民間社會的創新後給予認可和推廣而已。

其實，不僅僅是農村的家庭承包制，幾乎中國改革的每一個創新和突破都是來自地方經濟第一線的勞動者和經營者。從社隊企業到鄉鎮企業、從個體户到民營企業，從長途販運到商品流通和地區間貿易，中國市場經濟發展和創新的每一步幾乎都是來自民間社會，中央政府不過是順應社會發展的趨勢而給出推廣的政策而已。即使是最有特色的經濟特區模式，歸根到底也是由地方政府和民眾推動。從形式上看，經濟特區是中央政府批准和設立，但在實質上，中央設立經濟特區僅僅是讓特區政府比其他地方政府擁有更多的自主權和政策優惠，而不是由中央給特區地方發展提供發展的總方案和總路線圖。

沒有人能否認，中國的改革是由政府主導的。但是政府主導改革並不等於是説全國的改革是在中央政府的行政指令下進行。事實上，經過30多年的改革實踐，中國已經形成了一整套地區之間和地方政府之間的競爭機制。所謂政府主導，主要是指政府的宏觀調控，而不是理性設計。如前所述，中國在改革前形成的地方性“塊塊”經濟是改革得以成功的一個重要基礎，而30多年來的改革則進一步把這種地方經濟發展為一種地區性的競爭。省與省、市與市、縣與縣、鄉鎮與鄉鎮之間的競爭是中國的改革與發展最強大的動力和源泉。張五常説縣域競爭是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的源泉，也是中國實現經濟奇蹟的關鍵，實為一種真知灼見。

吳敬璉先生提出的由中央改革委員會來設計和構建市場經濟體系的説法在邏輯上顯然無法自洽。中國改革引進市場經濟的根本原因在於政府部門的設計和統籌無法滿足經濟領域瞬息萬變的要求。正是因為政府無法用理性設計和計劃來有效地管理經濟，所以才會引進市場機制。如果説中央政府連市場經濟體系都可以設計和構建出來，那就是説人的理性能力遠在自由市場之上，既然如此，那還有什麼必要建立市場經濟呢？如果自由市場體系是由中央政府的理性設計出來的，那還叫做自由市場嗎？按照吳敬璉先生的這個理性邏輯，中國的經濟模式應該再次回到計劃經濟的年代方能更好地彰顯政府對經濟的設計能力。

綜上所述，線性史觀、泛政治化和迷信理性設計這三個改革前遺留下來的僵化觀念，現在正在嚴重地阻礙中國改革的深入和社會的發展。在改革之前的30年，上述僵化封閉的觀念曾經給新建立的共和國帶來了很大禍害，民眾付出了很大的代價。中共十八大所指出的老路和邪路在理論本質上並無二致，都是建立在僵化封閉的觀念基礎之上，都是由線性史觀、泛政治化和迷信理性設計這樣的觀念催生出來的。今天的中國改革如果再聽任這些陳舊教條的誤導，中國將有可能再次陷入老路的覆轍，改革將會功虧一簣。但願中國的知識界、輿論界和政界能夠真正解放思想，破除一切教條，以一種開放的、富有創新的精神來主導改革。如能如此，改革有望，中國有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