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紹光胡鞍鋼《中國國家能力報告》出版20週年 強世功、房寧、甘陽等到場祝賀
6月29日，由王紹光教授和胡鞍鋼教授合撰的《中國國家能力報告》出版20週年紀念會在北大舉行。甘陽、房寧、強世功等學者到會。與會者盛讚此報告，稱其為20年來的國家戰略標示了路線。
1993年，王紹光教授和胡鞍鋼教授共同撰寫了《中國國家能力報告》。這一報告出台之時，加強中央財政能力的分税制改革尚未啓動、中國學術界和政界流行的還是強調市場調配資源的的自由主義經濟學思想。這時距離國企大下崗還有3年時間，離中國“入世”還有8年之久。在上述背景下，《中國國家能力報告》力主提升國家能力，誰也想不到中國在隨後的改革中會真的大大強化國家主導作用，並在20年後成為世界第一工業大國。《中國國家能力報告》由此展現出驚人的洞見能力。
主持舉辦這次會議的北京大學法治研究中心則稱讚報告“對於中國財政税收體制改革、信息化建設等方面的政策產生了重大影響。”
研討會由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北京大學法治研究中心主任強世功任總主持人，王紹光（《中國國家能力報告》作者之一）、甘陽、房寧、吳增定、趙曉力、歐樹軍（《國家基礎能力的基礎》作者）等三十餘位學者出席了本次研討會。
研討會分為三個環節，分別為：國家能力研究與當代中國；國家能力研究與西方政治學；中國國家基本制度研究。
《中國國家能力報告》作者之一王紹光教授
以下為部分學者的精彩發言（現場記錄，未經發言者審核）：
強世功（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主持人）：
這本報告成書的背景是80-90年代中國的鉅變轉型，我們請王教授自己談談20年來的感受。
王紹光（報告作者）：
我首先想用一部最近流行的電影來描述20年來的感受——《致我們終將消失的青春》。回憶我們寫這部報告之前的世界，那時學術圈也好、政治圈也好，人人在談一個詞：“通道”（原文為英文）——通向歷史終結，通向西方最後勝利的“通道”，完全不認為歷史還有其他的可能性。
記得當時撒切爾和福山曾經有一個公開對話，這個對話的具體時間我記不太清了，但是應該是在89年之前，因為“六四”這麼大的事情他們沒有提到。
當時兩人説，這個世界的歷史（走向）應該已經沒什麼可爭議的了，接下來只有技術問題（指轉向西方模式的技術問題）需要討論。然後兩人感嘆，這個世界的未來好無聊啊，哲學藝術之類的東西（停滯了），只能去博物館找了。搞自由主義經濟學的那個弗裏德曼也説，談未來的發展方向沒什麼好談了，我要談的的只有一個問題，就是轉型的技術問題。
弗裏德曼提出過最著名的休克療法。1989年的時候，索羅斯出錢，讓波蘭人學習休克療法。接下來就是蘇聯，我記得，當時在大學裏，我們人人都在談論蘇聯的500天轉型計劃。幾乎同時，1988年的中國也在搞物價闖關，口號是長痛不如短痛，在發生搶購後曾經短暫叫停，然後再次上馬。1989年，雖然名義上中國暫停了激進的物價改革，但我私下得到消息，趙紫陽派了幾百人去港台，學習市場經濟，要繼續搞物價。
就在我們國家出現“六四”的同一天，波蘭大選，團結工會壓倒性擊敗共產黨（統一工人黨），東歐開始挨個變色，一直變到蘇聯。這就是我當時編寫這部報告的背景。我當時有一篇文章《建立一個強有力的民主國家》，代表我當時的想法。接下來的92年左右，我開始批判轉型的方式，認為我們應該有多種道路的選擇。再往後，我就開始質疑轉型的方向了，覺得中國分權過度，已經出現了重大問題，考慮我們是否一定要走向自由市場經濟。到了93-95年，我開始考慮新的公民社會問題。
2002年後，我的研究方向是基本政治體制問題，2005年後開始正面討論政治改革的走向。最近的幾年，我的重點是民主政治，質疑民主政治是否只有西方一種模式。
總的來説，這20年我的思考是從轉型的技術性問題到根本性問題，從道路問題考慮到轉型的目標問題。
鄢一龍博士代胡鞍鋼教授發言：
今天本來應該請胡鞍鋼老師自己來談談這個報告。不巧胡教授去汶川了。這也很巧，因為報告談的是國家能力，汶川抗震救災工作恰恰是最體現國家能力的事件。中日這兩年都遇到大地震，從震後重建來看，我們清理廢墟工作早就結束了，災民已經住進了新房子，在新房子裏生了新一代，日本人還在廢墟里折騰。這就是20年來中西方實力對比變化的結果。這種變化是真正的“千年未有之變局”。
前幾天“習奧會”，我對比了一下雙方的開場白。習總的開場白從歷史談起，説我們要建立新型關係；奧巴馬則是從黨派大會趕來，寒暄説羨慕你能在這裏看一場NBA云云，這個對比基本體現了中美政治水平的差異。往大了説，美國的國情諮文看起來很牛，其實不過是白宮周圍一個很小的圈子的產物，哪像我們的十二五規劃，要找全國各方面的人，各行業專家徵詢意見。我們的政治基礎比他們更廣泛，水平比他們更高。美國人作為個體來説還是很聰明的，從整體來説，智慧在我們一邊。
現在，中西方的硬實力對比已經有了根本性變化，下一個目標就該是重建我們中華文明的自信心。西方文明曾經相對其他文明算是“異能之士”。現在我們也學會了“異能”，回頭再看西方文明可以笑一聲“技止此耳”。在軟件上，我們沒必要再跟進西方，我們搞建設的目的不是建設一個人口四倍於現在美國的超級美國，我們要為人類，尤其是為發展中國家創立一條新的有希望的道路。
甘陽（中山大學博雅學院院長）：
這20年，（對中國的變化）過的像50年一樣長。但西方並沒有認識到這一點。亨廷頓之後，西方再沒有一本書談世界格局，他們認識這個世界已經不如我們清楚了。
冷戰結束後，我逛西方的書店，找不到一本談現實的書能讓我感興趣。少數可讀的書都是談歷史的。我認為，中國社科界沒有必要再仰望西方，我們要善於給自己提問題，因為西方已經不會提問題了。
房寧（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所所長）：
一本20年前的報告，現在能讓我們坐到一起開會，本身就是個有意思的事情，足以説明報告的價值。今天的學者，要出成果，就要這樣思考經世致用的學問。
我常聽有人説中國沒大師，説大師都是出在過去。沒錯，我們社科院牆上掛了許多大師的照片，比如王國維、馮友蘭。這些民國大師是怎麼出現的呢？
他們出生在一個大轉折的年代，是一個漢語都徹底變化的年代。他們一方面掌握了許多中國歷史的舊資料，另一方面引入了西方許多分析方法、研究方法，比如馬克思的理論。他們是新人讀舊書，擁有最好的研究機會。只要拿西方的方法去研究過去的資料，就是開創性的大師，因為沒人這麼做過。今天的學問還能這麼做嗎？顯然不能了。
王紹光的文章能幫助後人理解這個時代，我覺得這就是大師。這個報告見證了中國十字路口的轉折，我覺得這就是大師。要達到這樣的目標，坐在圖書館裏研究不行，只會仰望星空不行，必須能低下頭看中國腳下的路，這才有成大家的希望。
史為民（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所研究員）：
眼下社科所有的問題都集合到一點——怎麼認識我們的國家。
我湊巧剛做了兩次全國大調查，調查結果很有意思。中國大多數人對政治的看法是這樣的：
你認為中國採取什麼樣的政策很重要嗎？——是的
你是否打算積極參與政策制定？——是的
你是否已經參與了政策制定？——沒有
即主觀上大多數中國人有參政慾望，客觀上沒有參政行動和機會。
從認同度來看，大多數中國人最認同中國這個概念，其次對政策乃至執政黨的認同也還可以，但對於文化和政治體制兩方面，認同度是最低的。贊同多黨制和西方式選舉的人數比例很高。這是中國非常有意思的現狀。我希望中國人首先關心中國的事情，歡迎年輕學者積極地書寫當今的中國，不要急着去仰望星空。
楊平（《文化縱橫》雜誌社社長）：
我想先説説我的見聞。最近我去了阿拉善，僅僅幾年前，那裏還遍地是高污染的工廠和破爛的街道，現在已經是整潔環保的工業區。反差讓我非常震驚。雲南邊境的瑞麗，十幾年前還只有一條街，現在已經是個漂亮的中等城市了。廣州我上次去，還滿街爛泥塘，現在規劃和綠化做的讓我不敢相信。全國唯一讓我感覺十幾年不變的城市都在江浙，尤其是温州，當年什麼樣，現在還那樣。我的直觀感受就是：政府力量越強的地方，發展越快，變化越大。
我最近去了鷹潭，那裏搞了一個很強大的“數字鷹潭”項目，做到了社區管理全數字化。點開他們的電子圖，可以知道每個小區、每間房子裏住的是什麼人。如果有貧困人口，哪個吃低保，上個月的低保是幾號發的，全都一目瞭然。誰有前科，誰正在蹲監獄，幾號出獄，都可以知道。到那天社區會去監獄接人，避免回來就掉到社會之外。中國在最近十幾年形成的國家能力簡直讓我感到恐怖。這樣的國家能力搞什麼不可以？
附：《中國國家能力報告》中文提要（下一頁）
《中國國家能力報告》中文提要
一國的現代化過程，本身就是一個需要動員全社會的人力資源、物力資源的過程，也是一個不斷強化國家能力的過程。為了順應現代化的要求，動員各種社會資源，團結各種社會力量，建立穩定的經濟社會秩序，形成全體國民對現代化的共識，維持整個民族團結和國家統一，都迫切需要一個更具權威和強有力的中央政府，不斷提高國家汲取財政能力，加速本國的現代化進程。
國家（其代表為中央政府）是經濟發展、政治變革、社會轉型和國際關係的主要指導者和驅動者。提高國家能力，就是提高中央政府控制宏觀經濟的能力，推進改革與開放的能力，以及加速工業化與現代化的能力。本報告旨在探討中國國家能力變化，分析中央政府在市場經濟轉變過程中的主導作用。這是一項中國國情分析的研究成果，是系統研究中國國家能力與國民經濟發展的專題研究報告。該項研究受中國科學院資助，作者在美國耶魯大學合作完成。
中國經濟改革深刻地影響了整個社會的政治經濟變化。儘管這場改革是以漸進方式推進，但是它對中國社會變化的影響超過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它對中國經濟發展的作用也超過歷史上任何一場革命。本報告所關注的問題是，這場改革對中國國家能力變化將產生什麼樣的影響？在向市場經濟轉變過程中，究竟是削弱中央政府作用，還是強化中央政府作用？如果中國市場經濟轉變是以中央政府為主導，那麼，中央政府應當發揮哪些作用，地方政府應具有什麼職能？在一個人口眾多、幅員遼闊、經濟發展極不平衡的大國中，如何建立一種穩定的規範的中央和地方關係？如何在市場經濟轉變和現代化趕超過程中，加強中央政府的主導作用？對上述問題的分析和研究構成了本報告的主要內容。
同以往的國情分析報告一樣，本報告的主要觀點和基本結論是依據作者對中國統計數據的計算分析以及國際比較分析而得出的。客觀性與公正性是本報告研究的基本原則。同時，在闡述過程中，本報告力求觀點明確，論證有據。報告中也吸收了國際學術界有關國家能力的研究成果。國家汲取財政能力是最重要的國家能力
國家能力是指國家（中央政府）將自己的意志、目標轉化為現實的能力。國家能力包括四種：汲取財政能力、宏觀調控能力、合法化能力以及強制能力。其中國家汲取財政能力是最重要的國家能力，也是實現其他國家能力的基礎。國家能力對一國工業化進程產生着深刻影響。一個國家的經濟越落後，工業化起步越晚，國家在工業化過程中所發揮的作用就愈大。因此，對於各國來講，提高國家能力特別是提高國家汲取財政能力，也就成為最重要的國家能力，它是實現其他各項國家能力的基礎。
欠發達國家提高國家汲取財政能力是尤為重要的。它是擺脱貧困落後，實現經濟起飛，縮小與發達國家之間差距的最主要的條件之一。
強化國家能力，就是強化國家動員和汲取社會資源的能力。反映國家汲取財政能力的最主要指標：一是財政收入佔國民收入的比重；二是中央財政收入佔國民收入的比重。前者反映了政府動員汲取的社會資源佔總的社會資源的份額，後者反映了中央政府動員汲取的社會資源佔總的社會資源的份額。影響國家汲取財政能力的因素包括髮展因素、制度因素以及政策因素。當該國經濟發展水平、經濟結構、經濟國際化程度一定時，財政體制是決定國家汲取財政能力的最主要因素。一個富有增長彈性的財政體制有助於提高國家汲取財政能力。一個低增長彈性的財政體制將嚴重削弱國家汲取財政能力。
市場經濟工業化國家是不斷強化國家能力的。在長期發展過程中，市場經濟工業化國家的財政收入比重以及中央政府收支比重是不斷上升的，這反映了以市場經濟為基礎的發達國家，逐漸從小政府變為大政府，從弱政府變為強政府，不斷提高政府特別是中央政府幹預經濟的能力，並在穩定經濟、收入分配、社會保障、提供公共物品和基礎設施等方面發揮越來越大的主導作用。
國家能力對中國發動工業化具有最主要的影響
國家能力是一個國家實現工業化、現代化最主要的條件之一。從1750―1950年的二百年間，在世界性的工業化與現代化發展過程中，中國經濟走向衰落，由世界經濟最強國變為世界經濟弱國，始終未能出現任何意義上的現代經濟增長，遲遲不能正式發動工業化。
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中國缺乏一個強有力的具有明確現代化目標與意志的中央政府以及強大的國家汲取財政能力。在1949年以前，國民黨政府財政收入佔GNP比重從未超過7％，其國家能力十分低下。
本世紀50年代以來，隨着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中國建立了一個強大的中央政府，在極短的時間內迅速強化國家能力，發揮財政與税收的現代國家職能，財政收入佔國民收入比重提高至三分之一，比國民黨政府具有4―5倍的汲取財政能力，經濟增長率在“一五”時期達到高速度增長，標誌着中國進入現代經濟高速增長的重要時代，為中國工業化的成功起步、迅速建設工業化體系創造了前提條件。國家汲取能力由小變大，中央政府由弱變強，是中國實現經濟高速增長的重要原因。
但是，過分集權的中央政府是不利於現代化建設的。50年代以來，中國財政體制並不是一成不變的，始終沒有形成穩定的中央與地方財政關係，在“集權―分權”或者“收權―放權”循環中反覆變動。50年代基本上屬於高度集中類型，除大躍進之外，這一體制延續到60年代末；70年代屬於以集中為主、適度下放財權的類型。國家汲取財政能力仍相當強，財政收入佔國民收入比重在三分之一左右，中央政府具有很高的權威性。
儘管以中央集權為主要特徵的傳統社會主義體制在動員和集中社會各種資源方面是獲得成功的，為中國工業化起步創造了良好條件，但是它有個致命弱點，即在使用和分配各種資源方面效率低、效益差。所以改革就是要解決資源配置與資源效益的問題。
80年代國家汲取財政能力迅速下降
1980年以來，實行“分灶吃飯”的財政大包乾制引起最重要的變化是，國家汲取財政能力迅速下降，政府財力極度分散，中央控制宏觀經濟能力下降，突出表現為：
――財政收入增長彈性下降，且處於低彈性範圍。1986年至1991年期間，GNP每增長1％，財政收入僅增長0.66％。這表明財政包乾制度屬於具有嚴重缺陷的財政體制。與市場經濟工業化國家通用的現代財政體制――分税制和統一税制相比，大包乾制具有非規範性、非科學性、非統一性的缺陷。
――財政收入佔GNP比重不斷下降，國家汲取財政能力相當低下，尚不及市場經濟工業化國家的一半水平。財政收入比重從1978年的31.2％下降至1992年的14.7％；預計到2000年將下降至11.3％，在世界上屬於最低水平國家之一。
――中央政府財政能力降至歷史上最低點，已陷於“弱中央”的境地。1989年中國中央政府財政支出佔GNP比重僅比前南斯拉夫高出1.6個百分點，相當於印度等上億人口發展中大國的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二的水平。預計到2000年，中央財政收入佔總財政收入比重將由目前的五分之二降至三分之一；中央財政收入佔GNP比重將由目前的十四分之一降至二十分之一，比1989年前南斯拉夫政府財政能力還要低，其發展前景令人十分擔憂。
――預算外資金增長過快，幾乎與“第一財政預算”相等。如果預算外資金計人財政收入之中，中央財政收入僅佔總收入的五分之一，地方財政收入約佔五分之四。世界銀行專家驚歎：“世界上大概沒有什麼國家的財政收支比中國更為分散了。”與市場經濟工業化國家或者上億人口的發展中大國相比，中國政府汲取財政能力低下，是名副其實的“弱政府”。與地方財政實力相比，中央政府又是名副其實的“弱中央”。這反映了改革以來國家與社會、中央與地方關係發生了本質性的變化，並對中國長期發展產生深刻影響，至今決策者尚未深刻認識國家能力迅速下降的危害性，或者已經認識尚無有效辦法制止國家能力繼續下降趨勢。
國家汲取財政能力下降的主要原因
改革以來，中國GNP總量成倍增長，人均收入水平不斷提高，非農產業產值佔GNP比例已居優勢，經濟開放度明顯增大，諸多發展因素變化有利於擴大中國可能獲得財力的基礎，對提高國家汲取財政能力做出正貢獻。
但是，中國實行的財政大包乾制具有嚴重缺陷，突出表現為對財政收入增長做出負貢獻，且隨着大包乾制的推廣，其負作用不斷增大。1979―1985年其貢獻率為―52.7％，在1986―1991年貢獻率達到－87.5％，大大抵消了經濟增長對財政收入增長的正貢獻。採用這種不良的非規範的、非現代的財政體制，是中國國家汲取財政能力下降的主要原因。這表現為：
――工業增長對財政收入貢獻作用下降。從產業部門看，工業部門是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工業部門的財政貢獻又大大高於產值貢獻，工業部門利潤下降，導致較低的增長彈性（1983―1987年僅有0.306），工業部門的財政收人下降將會引起整個財政收入下降。
――國有經濟發展相對衰落，大量國有企業嚴重虧損，影響財政收入增長。從所有制部門看，國有企業是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國有企業的經濟角色決定了它的財政角色。50年代初以來，國有企業發展經歷了倒U形曲線，即經歷了一個產生形成―迅速發展－佔據優勢―相對衰落―退居優勢的發展過程。改革以來，國有企業的經濟貢獻下降，企業虧損上升，導致國有企業財政貢獻下降，從而影響整個財政收入。
――非國有經濟迅速發展，但是經濟貢獻與財政貢獻不成比例。到1991年，非國有經濟創造了三分之二的國民收入和近二分之一的工業總產值，但是非國有經濟佔財政收入比重遠遠低於它的經濟貢獻。中國對不同所有制企業實行五花八門的税種和税率，特別是對“三資”企業實行減免税，對國有企業實行“歧視性”税率，不僅破壞市場競爭的公平性和公正性，而且導致理所應得的國税“名正言順”地大量流失。
一一各地方擅自競相減免税，中央普施“優惠政策”。為人們廣泛接受的改革思路是：改革＝放權讓利＝優惠政策＝減免税收。優惠政策具有很高的含金量，但它是以減少中央財政收入為代價的。在中央與地方討價還價的談判中，常常是地方得多失少，中央失多得少。
――普遍偷税、漏税，使國税白白流失。中國各類企業偷税、漏税相當驚人。國有企業偷漏税率在五成，集體企業在六成，個體及私營三類企業在八成，個人收入調節税在九成以上，遠遠高於美國、加拿大60年代的水平（13―15％）。中國是財政收支較為分散的國家，也是財政税收制度較為混亂的國家。目前實行的財政包乾制至少有六種：總額分成包乾；總額分成包乾與增長分成包乾；定額上交包乾；收入遞增包乾；上交額遞增包乾；定額補助包乾。這與市場經濟國家普遍實行的統一的規範的預算體制相沖突，也與市場經濟的公平競爭、公開競爭、公正競爭的市場競爭規則相沖突。財政包乾制是一項應急性的非規範的、非科學的、非現代的財政體制，它對中國經濟發展僅具有短期正效應，但是這種正效應正在迅速遞減，而負效應卻在迅速擴大，導致國家汲取財政能力迅速下降，併為中國長期發展產生一系列相互關聯的嚴重後果，也為中國走向市場經濟，建立現代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創造公平競爭的社會環境設置了難以克服的制度障礙。
國家財政能力下降的嚴重後果
國家汲取財政能力是中央政府控制宏觀經濟能力的基礎。國家汲取財政能力下降，意味着中央政府控制宏觀經濟能力在下降，它將在中國向市場經濟轉變過程中產生十分嚴重的短期和長期後果。這包括：
――經濟週期波動。改革以來，中國經濟發展已經出現四起三落。經過非經濟因素的干擾，各地方一哄而起，一擁而上，爭投資，上項目，盲目建設，重複建設，形成“投資熱”、“開發區熱”、“公司熱”、“股票熱”、“房地產熱”等等，地方政府的經濟行為總是加劇經濟波動，而不是緩和經濟波動。
――投資急劇膨脹。改革以來，中國出現四次較大規模的投資膨脹高潮，各地方拼命爭上項目，亂鋪攤子，基本建設規模超越國力和資源供給能力。
――消費需求膨脹。改革以來，中國出現四次較大規模的消費需求膨脹高潮。職工工資總額增長過快，社會集團購買力超額增長，奢侈之風愈演愈烈。
――連年財政赤字。中國實際財政赤字巨大，1979―1992年累計額為4168億元，平均每人負擔356元。與此同時，中央財政向中央銀行大量透支，中央銀行超額印製鈔票，導致通貨膨脹。
――中央控制宏觀經濟能力下降。形成各自為政的“諸侯經濟”，層層小而全，大而全，自成體系，地區封鎖，貿易壁壘。經濟是政治的基礎，經濟實力決定政治權力。“諸侯經濟”將會導致政治衰退，中央權威和權力不斷流失，任其發展，其後果是令人十分憂慮的。
令人費解的是，中國是由一個政黨――共產黨高度統一集中控制的社會主義國家，但是國家機器不是鐵板一塊，經濟決策權極度分散，中央政府控制各級政府的能力極其有限，而地方政府已經形成獨立於中央的經濟利益主體，與典型的市場工業化大國相比，中國地方政府財力過分膨脹，行政權力過大，經濟干預過多。
在中國大陸，迄今為止沒有任何一個政治政黨、社會組織敢於向共產黨以及國家權威挑戰，主要威脅是來自於共產黨內部和國家機器內部的更具自我利益、自我意識、自治權力的日益坐大的某些地方政府。中央政府財力是極其有限的，中央領導人的權威性也相對削弱。在應付地方政府各種挑戰方面（既包括經濟利益，又包括政治權力），中央擁有的惟一手段是頻繁地撤換或調動地方領導人。但是僅僅依靠這一傳統的行政手段，而不是依靠健全的政治制度和穩定的財政關係，這是無法阻止和改變國家能力繼續下降態勢的。龐大的國家機器內部的相互衝突，經濟政治權力的分散化以及多元化，嚴重削弱了國家能力。國家能力迅速下降，反過來又加速中國經濟與政治的多元化，成為未來中國發展的重要隱患。
中央政府在市場經濟轉型中的作用
市場經濟是人類迄今為止所發現的有效地生產和配置資源的較佳方式。但是，市場經濟並不是萬能的，不應當把它加以神化和完美化。在市場經濟中，國家干預是經濟發展的基本前提。國家在市場經濟中的作用與職能包括提供公共物品；進行公共投資；調節收入和財富分配；穩定宏觀經濟；制定產業政策。除第一項職能是由中央和地方分擔外，其餘四項主要由中央政府承擔。市場無法代替和完成上述國家職能。中央政府在市場經濟轉型中的作用只能加強，不能削弱。這是因為：
――市場經濟制度的創新與建立是一個非自發的加速過程。中央政府對加快建立新機制和法律框架具有決定性作用。
――向市場經濟轉變是一個觀念衝突和轉變的過程。市場經濟原則與倫理經濟原則互相沖突，危及許多人的生存和利益。這需要以説服為手段，向社會公眾灌輸市場經濟觀念，推行市場經濟原則。
――向市場經濟轉變的過程是一個利益與權力重新調整的過程，需要政府對某些利益受損的社會成員實行利益補償。
――向市場經濟轉變需要一個穩定的相對寬鬆的宏觀經濟環境，中央政府具有經濟穩定器的作用。
――經濟改革需要花費成本，並隨着改革深化，成本不斷上升。
中國是一個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大國，具有十分特殊的國情。在向市場經濟轉變過程中還會出現如下難以避免的發展問題：
――人口問題。中國每年新增人口數量大，且在不斷持續增長。與此同時，正在經歷迅速的人口老齡化過程。
――環境問題。人口壓力、生存壓力以及市場壓力，加劇中國環境污染與生態破壞，產生外部不經濟。
――基礎設施問題。中國自然地理條件決定她必須支付昂貴鉅額的社會經濟基礎成本，資本系數上升難以避免。基礎設施滯後於發展成為中國經濟起飛的薄弱環節和增長瓶頸。
――失業問題。勞動年齡人口增長以及經濟市場化等因素，將造成長期性的大量的失業人口羣。城市公開失業率和鄉村潛在失業率不斷上升。
――收入差距擴大問題。在從低收入向中等收入過渡，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過程中，中國正進入收入差別不斷擴大的階段。這包括地區收入差別擴大，農民與非農民收入差別擴大，以及城鄉居民內部收入差別擴大。此外還有十分突出的貧困人口問題。
上述因素決定了中央政府負有極其重大的和不可推卸的責任，也決定了在市場經濟轉型中中央政府的主導作用。中央政府在改革與現代化過程中，要有意識地加強在新體制基礎上的主導作用，大力提高國家汲取財政能力，強化國家對市場之外領域的干預。按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今後政府職能轉變的基本方向是：減少經濟建設職能；提高供給公共物品職能；繼續增加社會性公共服務職能；強化社會保障職能。
處理中央與地方關係的基本原則是統一性與多樣性相結合。所謂統一性，體現在中央政府的作用和職能上，包括宏觀經濟管理，社會保障和收入分配，建立統一的、公平的國內市場體系，建立全國統一税制和税率，規定統一的公共服務標準，制定統一貨幣政策。所謂多樣性，體現在地方政府的作用和職能上，各地方有權制定與國家法律不相沖突的地方法律和行政法規。多樣性原則就是保證中央政府不得隨意對地方政府的活動進行干預，保證政府權力在縱向上分權及制衡。應當按現代市場經濟原則重新界定和劃分中央與地方政府事權。
提高國家汲取財政能力途徑
提高國家汲取財政能力的基本途徑，一是提高國外部整合能力，即提高政府汲取社會資源的能力，使相當一部分社會資源通過現代税收或非税收手段轉變為政府資源。
二是提高國家內部整合能力，即提高中央政府運用財力的能力，使相當一部分政府資源通過穩定的分税制轉變為中央政府資源。提高國家汲取財政能力的實質性含義就是提高兩個財政比例，即財政收入佔國民收入比例，中央財政佔國民收入比例。同時應擴大地方參與中央決策的機會，以及對全社會資源分配表達本地區利益的發言權，在中央與地方之間達成協議，以政治權力換取經濟利益。既取之，又予之，或者先予之，後取之。不管大省小省，窮省富省，都有平等參與權與表決權。
主要建議如下：
――在中央與地方之間實行縱向分權。按四級政府（中央、省區、市縣、區鎮）運行結構。撤消計劃單列市編制，取消地區行署級。中央與地方的權力劃分應依據成文憲法。建立現代的、穩定的權力結構和政治制度是國家長治久安的根本事業。
――國家財政收入實行現代分税制。三級財政徵收（中央、省區、市縣），四級財政使用（中央、省區、市縣、區鄉）。國税為全國統一税，省區無權改變或免減；地方税為省區統一税，縣市無權改變。
――統一税制，統一税率。對國內外企業一律實行統一的公司所得税。除自由貿易區外，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不應對外國公司實行“優惠”税率，對本國公司實行“歧視”税率。國有企業一律實行“利税分流”的現代制度。任何公司有權拒絕非成文規定的各種攤派。
――開徵個人收入所得税。重新界定個人收入範圍。建立個人收入申報制度，實行個人所得累進税率，在中國境內外國人一律實行統一的個人所得税制。開徵個人繼承遺產税和個人不動產税。
――實行社會保障計劃。包括失業保險金、職工退休金、醫療保險金、工傷保險費等強制性保險項目，以及其他非強制社會保險項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