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為何再度“革命”？-宋魯鄭
2013年6月30日，應該是新生的民主國家埃及最值得慶賀的一天。這個國家歷史上第一位由全體國民自由選舉產生、而且在西方國家監督之下得到全球承認的民選總統就職一週年。
然而，令世人想不到的是，這一天沒有慶祝的焰火、沒有開懷的香檳，相反，一場規模更為浩大的革命再度上演：全國一千四百多萬民眾——相當於全國人口的六分之一，走向街頭，矛頭直指歷史上首位經過民主程序、得到全民多數支持的民選總統穆爾西，要求其立即下台。同時包括外交部長在內的多達六位內閣成員紛紛辭職而去，甚至總統府和政府的發言人也掛冠而去。
恰在此時，一向在埃及扮演重要角色的軍方，竟然向這位合法性不容質疑的穆爾西發出四十八小時最後通牒：如果找不到解決衝突的方案，軍方將啓動自己的政治路線圖。
然而，面對來自反對派民眾和軍方的逼宮，穆爾西態度極為強硬，不僅要求軍方收回最後通牒，還堅定地表示自己權力的合法性，並聲言要獻出自己的生命維護之。毫不妥協、甚至是語帶威脅地一口回絕要其下台的抗議訴求。穆爾西的支持者也同樣激情四射，“保皇”立場堅定，雙方的衝突頻頻發生，目前已經導致十多人喪生。阿拉伯之春已經兩年之後的埃及，政治對抗導致的危機已處於爆炸性的臨界點，全面衝突一觸即發。用西方媒體的話就是：埃及正處於最危急的時刻。
考慮到阿拉伯民眾從不妥協的民族個性——反對派已經拒絕穆爾西提出的對話請求，這場革命的唯一走向只能是魚死網破般的徹底攤牌。果不其然，最後通牒剛過，軍方立即動手將穆爾西推翻，並剝奪了他本人及其主要支持者的行動自由：不得離開埃及，同時佔領電視台、包圍其支持者據點、宣佈暫時中止憲法。面對這樣的結局，不由令人想起事件之初，美國總統奧巴馬呼籲埃及各方保持克制，聯合國呼籲埃及人以對話方式走出危機的聲明，直給人以啼笑皆非之感，仿如是不知人間冷暖的晉惠帝。
認同民主是普世價值的羣體面對埃及這慘烈的一幕，恐怕真的是無語了。他們想不明白的是，為何民眾公然違反憲法，違反民主原則，居然要一個剛剛任職一年、自由普選產生的合法總統下台。難道這些民眾不明白，推翻一個合法性的領導人行為本身就是不合法的嗎？不通過選票進行權力更替，這和他們過去反對的獨裁有何區別？更何況，今天他們這樣做了，明天他們的反對派也會如法炮製，整個國家便成了街頭暴力或者軍方決定一切的政治制度安排。既然如此，何必還需要選舉？下一次選舉之時是否還會有人投票？當世人在電視屏幕上看到埃及民眾為軍事政變而歡呼、狂喜的時候，或許會想難道他們不知道自己是在歡呼埃及民主的死亡嗎？
認同民主是普世價值的羣體還不明白的是，何以已經國家化的軍方再次干政，竟敢以最後通牒的方式威脅民選總統，也同樣是一幅完全不把憲法放在眼裏之狀。而軍方如此這般的冒天下之大不韙，竟然還得到了抗議者的激情喝彩，慶祝軍方和人民站在一起。問題顯然是：在一個沒有憲政意識的國家，空有一部憲法又有何用？在這樣的土壤裏，民主怎麼能夠可能運轉？這恐怕就是為什麼，美國出現政治爭議，可以訴諸最高法院，而在埃及，只有訴諸街頭和軍方。
認同民主是普世價值的羣體可能會感到臉紅的是，領導這場要求推翻民選領導人運動或者“二次革命”的人竟然是一個資深的自由派、前國際原子能機構總幹事、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巴拉迪。參與這場違憲運動的主體也是埃及國內的自由派。巴拉迪甚至主動呼籲軍方採取行動——也就是政變推翻合法政府。從而上演了自由派親手絞殺民主的一幕。
試想，自由派都如此視遊戲規則如兒戲，怎麼可能還指望伊斯蘭主義者去遵守呢？面對軍方，難道自由派真的不明白，他們是在引狼入室嗎？今天軍方可以推翻穆斯林兄弟會，明天不就會推翻他們嗎？看來，把民主掛在嘴上、實際上卻毫無民主素養、民主意識的偽自由派並不僅僅是中國獨有。
埃及的革命很自然地令人想到十八世紀的法國。專制引發革命，而革命的後果卻是加強了專制。正如憲政學者張千帆在《革命是如何發生的？》一文中所説的：“一次革命其實不可怕，可怕的是很難走出革命的陰影。”這恰是今天埃及的寫照。
在這裏，對自由派還有一問。你們不是一直宣稱民主是解決不同政見的最好方式嗎？是化解社會分歧、進行利益分配的最佳模式嗎？那麼，埃及的現實是不是對他們宣傳的否定呢？
當然，出人意料的還有號稱民主捍衞者、輸出者的西方。政變發生後，沒有一個西方大國反對和譴責，而過去甚至選舉出現爭議都會引得西方紛紛引頸介入，何以現在就完全是另一幅面孔？更為誇張的是，美國不但不反對和譴責，反而在最後關頭要求穆爾西辭職。政變發生後，CNN主持人電話採訪美國駐埃及大使，詢問是否發生了一場軍事政變。這位大使竟然如此回答：“絕對沒有”。原來美國一人身兼推翻民主和輸出民主的重任——前提自然是要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或者説華爾街以及軍火商、石油巨頭等的利益。這也是為什麼，每日電訊報的一個留言這樣評論：致埃及以最好的祝願，祝願他們有一個寬容、言論自由的民主和自決權。然而，不要相信西方能夠給你這些。因為我們的領導者並不能給我們自由，還對我們監聽。我認為我們的政府為了他們的目的正在努力把原教旨主義強加給你們。不要相信他們。
民主在埃及誕生之後卻結出和西方完全不同的果實，本是極其正常的現象，埃及不是第一個，也不會是最後一個。但在民主已經佔據壟斷性一元化話語權的今天，當埃及民主悲劇再一次鮮活上演時，還是令世人極為震撼。
引發此次民眾大規模抗議的直接原因還是經濟問題：革命成功以來，埃及人面對的是經常停電和汽油短缺，供水不足，物價上揚，失業率飆升至13%。此外社會治安持續惡化，甚至不及革命前——沒有安全何來自由？看來，不管什麼制度，其共性都是隻要民生搞不好，就必然面臨危機，甚至合法性危機。從這一點來看，任何制度的合法性都是建立在績效之上的。
但埃及的經濟問題的責任顯然不能都歸罪於執政僅一年的穆爾西。我們不妨放眼伊斯蘭世界，除了石油國家享有很高的生活水平之外，除了一個地處歐洲、進行了較為徹底的世俗化變革的土耳其之外，沒有一個伊斯蘭國家進入到富裕國家行列。這應該是和伊斯蘭文明與現代化的衝突有關。比如政教分離、男女平等、商業化及市場規則的尊重（比如產業利潤分攤，銀行要收利息）、宗教團體放棄對土地等資源的佔有。
具體到埃及自身，則還有其特殊性。一是埃及有95%土地為沙漠，尼羅河兩岸4%的土地上，聚居着全國99%人口——假如美國99%的人口也聚集在4%的區域，什麼制度也救不了美國。而埃及人口在25年內成長近三分之二，從1985年的五千萬人，增加到今日約八千三百萬人，平均年齡二十四歲。人口成長給住房和糧食生產帶來巨大壓力，而埃及每年小麥總消費量約一千兩百萬噸，其中半數仰賴進口，為全球最大小麥進口國，沙漠地形導致生活和糧食幾乎全仰賴日漸退縮的尼羅河。2008年經濟危機後，倍受重創的西方內需減少，旅遊人數劇減。造成埃及外派工作減少、旅遊收入下滑，從而產生大批憤怒的失業青年，這就是為什麼埃及發生以青年為主體的革命。革命發生後的埃及，政局持續動盪，不僅外來遊客繼續大幅減少，甚至在埃及的外國投資也紛紛抽逃。這無疑是雪上加霜。
二是埃及於上世紀九十年代，在西方主導下進行經濟改革，走向全面的市場化、自由化和私有化。包括提高税收、減少工資、貨幣貶值，削減政府開支如福利支出、電、油、食品 補貼，以積累資金加大投資。這場外來力量主導的改革雖然一度也促進了經濟增長、外債減少和外匯儲備增加，但卻造成了嚴重的失業和貧富分化。特別埃及糧食無法自給，近幾年全球糧食價格上漲，政府又減少糧食補貼，可謂火上澆油。而這個錯誤政策的後果並沒有因為穆巴拉克的下台而消失，反而由於政局動盪而更加惡化。
引發此次民眾大規模抗議的深層次原因則是世俗派與伊斯蘭派的衝突，即埃及將來是以伊斯蘭宗教政治來治國理政，還是用體現埃及多樣性的世俗民主原則來改造國家，是國家走向何方的全面博弈。
埃及獲得獨立後，在軍人執政的基礎上走向了世俗化變革之路。然而，這種世俗化基本上發生在精英階層，精英的世俗化與大眾一成不變的伊斯蘭化便成為埃及這個國家和社會的結構性矛盾。2011年，阿拉伯之春席捲埃及，並在短短的十八天之內、以極小的代價贏得勝利。然而，在一人一票、票票等值的制度設計下，伊斯蘭色彩的穆斯林兄弟會自然成為“阿拉伯之春”的最大贏家——儘管革命發生時它並不積極，貢獻也遠遠比不上鬥爭在一線的、高揚民主自由大旗的自由派。
出身於穆斯林兄弟會的穆爾西2012年6月30日上台後，在宣誓就職時承諾建立一個世俗、民主、法治的現代化國家。但一年以來，正如反對派民眾所指控的，他執政並非為全體埃及人民，而是要建立一個在意識形態和政治上均由伊斯蘭控制的政權。
應該説，現代化是各個文明的追求和奮鬥目標。但和東亞儒家文明圈取得成功的日本、韓國、台灣和新加坡以及被認為正在取得成功的儒家文明發源地中國相比，伊斯蘭文明則鮮有成功者。其根本原因一是作為後起的國家，已經無法複製西方漸進式民主演變模式。
西方從民主的萌芽到發展成熟，無不經歷數百年的漫長演變。這期間經歷了民族國家的形成、國家基本制度建設、宗教改革、工業革命、公民社會的形成、市場經濟和法治意識的建立、成熟的政黨政治、投票權的逐步擴大等等。然而，後起的國家則往往是一步到位，失敗自然是必然的結果。
特別是需要強調的是對於民主制度而言，“一個共同價值觀為基礎的公民社會”極為重要，只有這樣，意見不同的人才會願意合作。埃及之所以對抗取代妥協，也和世俗派、伊斯蘭派沒有共同的價值觀密不可分。中國這方面也有慘痛的教訓。1912年中國一夜之間就建立共和制，成為亞洲第一個共和國。結局則是復辟、亂政、內戰、軍閥混戰。國弱則加速了日本對中國的覬覦，最終爆發了慘烈的八年抗戰，國本幾乎耗費殆盡。而亞洲四小龍以及日本都以各種方式長期維持一黨執政，實現經濟起飛後才逐漸實行民主化。
另一個根本的原因則是上文提到的世俗化與伊斯蘭化的張力。從目前看，相對成功的只有伊朗和土耳其。埃及、突尼斯、也門、利比亞則以失敗告終：從軍人、強人強行推動世俗化到伊斯蘭化藉助民主化重新復興，幾十年走了一個來回。而中東石油國家則還沒有破題，依然是傳統伊斯蘭文化主導一切的社會。假如石油資源耗盡，“能源詛咒”現象出現，其結局恐怕還不如今天的埃及等失敗國家。
土耳其採用的是軍人扮演世俗化保護力量的角色，一旦民選政府過度傾向伊斯蘭化，則不惜發動軍事政變干預，然後再還政於世俗化色彩的文官。但隨着伊斯蘭色彩濃厚而又政治能力非凡的埃爾多安的出現，這一模式顯然已經走到盡頭。他不僅利用執政成功帶來的高威望擺平和清洗了軍方，同時利用其民選的合法性，強硬鎮壓抗議和反對的民眾。取得這一決定性勝利的埃爾多安，將在修改憲法之後，謀取總統權力，繼續統治土耳其，從而成功實現其伊斯蘭化的轉向。屆時，民族英雄凱末爾開創的土耳其模式將壽終就寢。
伊朗則一方面接納西方的多黨普選制度——也因此被稱為中東最民主的國家之一，另一方面又在之上建立由伊斯蘭教法學家擔任的國家最高領袖及憲法監督委員會。最高領袖不是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但根據伊朗伊斯蘭共和國憲法，是伊朗在宗教上及中央政治的最高領導人及伊朗軍隊的最高統帥，並終生任職。伊朗最高領袖則由一個由八十六名伊斯蘭教神職人員組成的專家會議按照憲法選舉、監督甚至罷免最高領袖。憲法監督委員會有權否決不合符伊斯蘭教的律例、篩選政府官員及罷免不合伊斯蘭教義的官員。這種將神權統治和民主選舉相結合的“伊斯蘭共和國”迄今仍是獨一無二的政治體制。可以説是介於完全的世俗政府與完全的神權（正統伊斯蘭教）政府之間的中間道路。也被視為純正伊斯蘭政教合一的哈里發國家與民族主義和共和主義世俗政權融合的產物。
從目前看，伊朗模式比較好的解決了世俗化與伊斯蘭化的結構性矛盾。儘管伊朗一直遭到西方的敵視、打壓和滲透，但其穩定性總體上是超過土耳其的。就在土耳其面臨前所未有的民眾抗議之時，伊朗則順利地完成了大選。
從現實的角度出發，伊斯蘭教已是伊斯蘭文明不可分割的部分。西方通過宗教改革走向世俗化的道路並不適合今天的伊斯蘭文明。伊朗雖然被稱為政教合一的神權國家，但其創始人霍梅內依能夠從自己的國情和文化出發，創立一套前所未有而又融合世俗化與伊斯蘭化的制度模式，顯然值得所有非西方文明的國家所借鑑。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埃及活生生的教訓，伊朗、土耳其的不同表現，都在提醒中國，只有在歷史給定的條件下，順應國情，走自己的路才是唯一正確的選擇。**當然這個道理既是“知難”，也是“行難”。二十世紀以來，中國先是學習美國，後又學習蘇聯，在付出巨大代價之後都沒有成功。只有三十五年前走出改革開放之路，才使中國這個古老的文明重煥生機。現在雖然各界都在熱議政改，然而儒家文化和它所代表的價值觀根本不可能放棄，對道德、責任、秩序、社會人情、集體的重視永遠會遠遠高於自由、人權、法治、個人主義等西方價值觀。這一切都決定了中國和伊斯蘭文明一樣，根本不可能採納西方的政治制度。
中國政治制度的創新，曾有人拿來與伊斯蘭世界中獨一無二的伊朗相比。現代的立法和行政架構之上還有一個常委制。這種比擬是否妥當暫且不論，在這裏只想説的是，這種制度的生命力和卓越的表現。正如本文開頭所説的，一切制度的合法性都取決於其績效，也就是經濟發展。那麼這裏不妨引用即將離位的世界貿易組織的總幹事帕斯卡·拉米在六月底接受法國《快報》（l’expresse）雜誌專訪時所所評論的：自從鄧小平在1979年決定經濟開放以來，中國的政治體制就呈現出很多優點，中國是四十年來在經濟領域犯錯誤最少的國家。拉米解釋説，中國的經濟體制建立在孔子的君主理念基礎上，主要的目的是為人民謀福利，中國的貧困人口在過去的四十年大幅減少。
當我們目睹埃及陷在一場又一場革命中時，是不是應該慶幸中國的正確選擇。
穆爾西反對派在開羅解放廣場集會抗議（圖為觀察者網編輯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