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納非法淘金與中非“黃金”時代-張春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國際黃金價格快速上漲。在有着“黃金海岸”之稱的非洲第二大黃金出產國加納，黃金開採特別是非法開採也因此發展迅速。
非法淘金導致的市場秩序混亂、環境破壞及腐敗滋生等問題，迫使加納政府自2011年以來不斷加大打擊力度。由於加納非法淘金者多為中國人，因此中國非法淘金者往往首當其衝。儘管相關報道早已出現，但真正引起重視卻是不久前剛結束的加納扣押124名中國非法淘金者事件。
迄今為止，加上更早些時候被羈押的45名中國人共計有169名中國人已經得以釋放並陸續回國。儘管如此，加納打擊非法淘金活動及其對中非關係的影響仍暴露出更多更為深層次的問題。
非法淘金利益鏈
儘管對此次中國人在加納非法淘金的相關報道和評論相當多，但總體仍不夠全面和客觀。需要指出的一點是，中國人非法淘金及其社會和環境後果的確需要檢討，同時也需要指出其背後的諸多利益環節。
首先，需要回顧加納清查非法淘金者的表面原因和歷史發展。
如前所述，自2008年以來加納的非法黃金開採發展迅速。儘管難以統計到底有多少非法小金礦在運作，但仍可從以下數據一窺端倪：加納黃金產量的23%是由小金礦生產的，而據估計有95%的小金礦都是非法的。
自2011年起，加納政府便加大了對非法淘金的清查和打擊力度。在2011年的打擊中，20餘名中國非法淘金者被捕。2012年10月，加納政府加大清查非法淘金的力度，90餘名中國非法淘金者被捕，另有一名16歲中國少年被軍警打死；而在此之前，加納政府剛遣返38名中國非法淘金者。
事實上，今年6月初的打擊活動自3月便已啓動，但一開始並沒有引起中國非法淘金者的重視。原因很大程度上在於加納非法淘金的獲利相當豐厚。隨着國際黃金價格上漲，大量非法採礦的中國人都因此而暴富，進而引發到加納淘金的熱潮，特別是在相當貧困的廣西上林縣。在約1.5萬名來自中國的非法淘金者中，大多數都是廣西上林人。
其次，需要考察的是中國人的非法淘金活動是如何得以生存的。
根據加納的法律規定，25英畝以上的金礦為大礦，可由國外公司開採；25英畝以下的為小礦，只能由加納本地人開採。之所以出台這一政策，原因在於加納的兩個相互矛盾的政策規定：一方面，包括黃金在內的自然資源歸國家所有；另一方面，出產各類自然資源的土地歸當地人所有。
換句話説，擁有土地的人並不擁有土地之下的資源。作為對這一政策矛盾的補救措施，允許加納公民小規模採礦的政策便得以產生。
同時，為了避免資源落入外國人之手，加納政府在2006年3月制訂了第703號法令，其中第83（a）款規定，小規模採礦（包括淘金）許可證不得頒發給加納公民外的任何人，也不得僱傭外籍勞工。也就是説，中國人和其他外國人一樣，不具備在加納合法從事淘金業的資格——不論當老闆或打工都不行。
如果嚴格執行這一法令，那麼非法淘金的行為是沒有生存餘地的。但考慮到加納人的資金、技術等困難，加納政府又對上述法令開了另一個口子，即允許租用外國人設備和聘請外國技術工人。
上述複雜的政策設置並不容易讓人明白具體哪些行為屬於合法，哪些屬於非法，特別是對語言不通的外國人來説。正是在這一複雜的政策環境中，中國人來到了加納，一開始是為持有小規模採礦許可的加納公民（以下稱作“礦主”）提供技術、設備等支持。但很快，這種合作關係被另外一種更為便捷的合作方式所取代，即中國人從加納礦主手中承包礦區並開採；而加納礦主則坐享其成，通過抽成獲益，一般最低的抽成比例為10%，高的多達20%-30%。這樣，包括中國人在內的非法淘金活動便正式出現了。
第三，還需要考察在非法淘金活動出現後的利益鏈條發展。
對於和當地人溝通存在嚴重問題的中國非法淘金者而言，與加納礦主達成承包協議並依據合同繳納提成、租金甚至一些私下的好處費之後，便堂而皇之地開始了非法淘金。在他們看來，“只要和酋長們説好條件，就能採。因為土地是酋長的，礦產證也在他手裏，我們可以説，這是本國酋長的礦，我只是幫他開採而已。”
殊不知，加納的腐敗非常嚴重，由非法淘金本身會滋生諸多的利益環節。由於非法淘金的獲益相當高，儘管中國非法淘金者自認為繳足了各種費用，甚至在當地警察和地痞來敲詐時也都給錢解決，但事實上在此過程中還有很多患紅眼病的勢力存在。為了滿足各方利益，它們往往形成一個利益鏈條，共同從中國非法淘金者身上獲取利益。
儘管難以述其具體流程，但可以大致概括為：加納礦主限於合同規定，無法再要求更多收益，因此與地痞或其他力量聯手，遊手者不時關照非法礦點，敲詐錢財，中國的非法淘金者也往往樂於用錢解決這些問題；但這一操作方法將大多數政府部門排除在外，因此當有人到警察局報案時，警察會建議非法淘金者採取自我保護措施，其直接結果之一便是警察可以向非法淘金者出售武器裝備；這一措施的“好處”在於，一是使警察人員從中牟利，二是在發生衝突時警察更有理由介入，進而可獲得更大的利益；再到後來，警察自身也逐漸捲入敲詐非法淘金者的活動中，因為這樣獲利更快更直接，今年4月初就有5名警察因敲詐中國非法淘金者被曝光而被逮捕。
上述流程的結果是非法淘金與當地利益的糾結越來越難以理清，最終不只是非法淘金引發嚴重的環境問題（這是加納清理非法採礦的最主要理由），更重要的是嚴重的社會後果，而這也是緣何加納政府出動軍警結合來清理非法採礦的原因，因為警察本身已經成為問題的一部分。但軍警結合的辦法能否有效解決問題，答案或許也是否定的。因為在一個高度腐敗的國家，軍隊也未必是純潔的。而這一點在清理過程中也得到證明，在執法過程中出現了大肆的野蠻執法和趁火打劫行為，因為在一場有利可圖的行動中，不這樣做似乎才是可笑的。
需要指出的是，加納對非法採礦的打擊及由此牽帶出的中國人非法淘金問題，與中國和加納的總體關係沒有直接關聯，但的確對中加關係產生了一定的消極影響，同時也反映出中加關係，或更為一般的中非關係中的一些潛在危機。
中非關係潛在危機
在此次中國人非法淘金事件曝光後，國內的討論遠比國際上的討論更為激烈，網絡上甚至出現了一些不好的上綱上線的攻擊。當然，這本身也反映出中國內部對於中非關係的更深層次的認知，反映出中國日益邁向全球強國過程中對國人素質和國家形象的更大關注。總體而言，這一事件的確暴露出中非關係的長期發展所面臨的一些潛在危機。
第一，中非傳統友誼正面臨日漸削弱的危機。
20世紀50、60年代由中國與非洲的老一代領導人所建立的傳統友誼，曾經為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開始的中非關係、特別是中非經貿關係做出了重大貢獻。但隨着雙方經濟利益的聯繫日益緊密，中非人員交往的日益增多，這種傳統友誼正遭到重大破壞。
一方面，由於經濟關係日益發展，無論是中國人還是非洲人，對於雙方關係的思考都更多用經濟收益來衡量。這也是加納礦主和中國非法淘金者都喜歡用錢解決問題的原因。
另一方面，中非人員交往的增多，使得先前因距離產生的“美”逐漸消失，雙方看到的都是對方的不足，缺乏相互欣賞的眼光。對非洲人而言，除西方白人外，對其他國家人民的態度更多是不卑不亢，對中國人甚至還有因“民主化”而來的某種優越感。對中國人而言，同樣除了西方白人外，對其他國家人民往往有一種莫名的種族優越感，特別是隨中國自身經濟地位上升而來的某種暴發户心理。這樣，才會導致中國人在非洲包括在加納包“二奶”引發外交問題，同時也有不少中國人因對非洲人的美並不欣賞而被非洲人質疑在出國前是否打過“禁慾針”。
諸如此類，中國人在非洲的形象日漸面臨危機，同樣非洲人在中國人中的形象也正出現危機。但與此同時，雙方、特別是民間和社會層面的人們仍怡然自得或不以為意。
第二，中非現有經濟交流模式面臨着可持續發展乏力的危機。
儘管自進入新世紀以來，中非雙邊貿易額從100億美元猛增至2012年的近2000億美元，中國對非洲投資額也快速增加。但必須承認的是，雙方經貿關係發展水平仍相對較低。與此同時，中非雙方卻都沒有明顯和迫切的升級慾望。
對非洲人而言，中國人來到非洲的最重要意義並不在於提升中非經貿關係或其經濟意義，更在於其戰略意義，特別是對非洲國家在與西方國家及其他國家作交易時的籌碼作用。中國某種程度上正成為非洲國家與其他國家做交易時的一個砝碼。反過來也一樣，非洲也正用其他國家來作為與中國交易的砝碼。儘管必須承認，中非關係的積極面遠大於消極面，但這消極面某種意義上正在上升。
對在非的中國人而言，則存在一種“小富即安”和不思進取的心理。一方面是越來越多的中國人嘗試到非洲“淘金”，另一方面這些人在度過資本原始積累期後並不試圖實現升級轉型，而是想怎麼樣保住這些既得利益，特別是面臨在整個非洲都日益普遍的針對中國人的搶劫、敲詐等事件時，寧願出錢解決也不去尋找更為高級同時風險更小的投資方式。
第三，中國內部政策和行動協調面臨的危機。
加納中國非法淘金者問題凸顯了中國內部政策與行動的協調困難，既包括政府機構之間的溝通與協調，也包括政府與非政府的行為體間的溝通與協調。更為重要的是，進入新世紀以來，特別是在中非合作論壇的支持下，中非關係得到了快速發展。但這一快速發展本身也帶來了可持續發展的問題，即在關係發展到一定程度或水平的時候會產生“不進則退”的問題，中非關係必須尋找未來10年甚至更長時期的新的發展動力。
這可能包括升級中非經貿關係，提升中國在非洲海外利益的保護能力，加大中非人文交流以改善相互認知，等等。但在尋找新的發展動力的同時，也需要解決一些基本的政策協調問題，如中國海外投資的政治與安全風險預警，中國在非洲投資與中國外交佈局的配合，中國在非洲安全問題上的介入與經濟和外交利益的協調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