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平：全球動盪背後的經濟腐敗問題
最近土耳其、巴西、和埃及等國紛紛陷入社會動亂，但是問題背後的導火線都是經濟問題。按照英國《經濟學家》雜誌所提供的數據，土耳其的通脹率是7.1%， 失業率為10.1%；巴西的通脹率是6.5%， 失業率為5.8%；埃及的問題最嚴重，其通脹率達8.4%， 失業率更是高達13.2%。目前，國內也有不少聲音驚呼：“中國經濟到了最危險的邊緣”、“改革到了深水區”；那麼造成全球亂象的經濟問題背後的原因究竟何在？我認為，是經濟腐敗導致了社會危機和政治危機在全球的蔓延。
我們先來觀察已有的國際可比數據，再來調查經濟腐敗的表現和原因。
一、大國宏觀數據的觀察比較
到目前為止，中國是金融危機以來在經濟上表現最好的國家。 目前，人們普遍預測中國2013年的GDP增長率將為7.8%，為世界各大國中最高；高於其他金磚國家如印度的6.2%、巴西的3.0%、俄國的2.8%、南非的2.4%；當然更高於西方發達國家，包括美國的2.0%、 日本的1.6%、德國的0.4%，以及歐元區整體的-0.6%。中國的通脹水平也控制的較好，而西方國家目前還處在通縮的陰影之下：日本通脹率為0.5%、美國為1.7%、歐元區為2.4%；而中國的通脹率為3.0%、低於南非的5.8%、俄國的6.3%、印度的9.1%。中國的失業率與日本持平，都是4.1%，低於美國的7.6%、歐元區12.2%，以及其他金磚國家如俄國的5.2%、印度9.9%、南非25.2%。
不要忘記，中國人口總數超過西方發達國家和日本之和。有了這組數據，我們再討論中國的經濟腐敗，就可以避免感情用事的態度了。
二、觀察腐敗的不同視角和含義
現在國內、國外反腐敗的呼聲都很高。但是，如果我們仔細觀察一下，就會發現他們所説的內容差距很大，根本不是一回事。
為了説明西方標準下國際比較的困難，我還要介紹一組墨西哥的數據，因為專門測量腐敗程度的國際透明組織（TI），給中國的評分與拉美大國墨西哥相當。墨西哥的人口1.2億，接近日本。墨西哥的GDP增長率為3.2%，通脹率為4.0%，失業率為5.1%； 按照世界銀行的數據，墨西哥的人均國民收入GNI為$9,740 美元，是中國 $5,740 美元的1.7 倍。按照世界銀行的“中等收入國家”分類，墨西哥接近發達國家水平，是世行給中國推薦的趕超榜樣。 而我把國際透明組織的評分告訴幾個既熟悉中國、也熟悉墨西哥的美國朋友，大家都以為差得太離譜。
西方的國際組織，例如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以及名義是獨立的非政府組織、但是實際上是西方國家支持的自由之家 （Freedom House）、國際透明組織，主要關注的是政府腐敗，評估方法主要依據西方的價值判斷，而非完全依據客觀的事實。國際透明組織的創始人是原世界銀行的高管。**他們的觀察標準是試圖從結果出發，把西方發達國家的高生活水準和政府的低腐敗程度聯繫起來。把透明即程序民主作為反腐敗的標準，這就造成一個問題：高增長的發展中國家在西方視角下必然至少是中等腐敗國家。這也就是所謂中等收入國家陷阱的根據之一。**用一位西方著名自由派經濟學家的話説：“沒有政府就沒有腐敗，廢除政府就廢除腐敗。”但是，金融危機籠罩下的美國，反對貪婪華爾街示威運動的民眾持完全相反的看法。他們認為腐敗的根源是金融寡頭和壟斷企業。他們綁架了政府，掏空了百姓。兩者結合，就是制度腐敗。
我碰到過一位西方經濟學家，他有一個吸引眼球的理論：叫“腐敗是經濟增長的動力”。為什麼？因為他發現增長快的發展中國家，照西方標準都是不民主的，也就是腐敗的。那為什麼增長速度遠遠超過發達國家呢？他的邏輯是：賄賂一個強勢市長，要比賄賂上百個議員效率高得多，因為即省錢又省時間！我對中國和美國的觀察至少證明程序民主不等於效率。美國一箇中等城市修個立交橋花了7年時間，北京、上海修個環城高速公路也就2-3年，中國修建高鐵的速度更快。美國媒體經常抱怨的是議會博弈拖延基礎設施撥款，中國媒體喜歡報道的是則是高增長下的貪污腐敗。商業媒體關注的究竟是客觀事實，還是投讀者羣的心理需求，有待於檢驗。
我接觸過一些西方投資者，他們的抱怨和西方記者完全不同，他們喜歡中國政府決策的效率，頭疼的卻是中國的商業文化。他們乾脆音譯中文的“關係”一詞，説在中國做生意太費時間，要花許多時間吃飯喝酒“搞關係”，否則什麼生意也做不成。1997年的東南亞金融危機，西方媒體幾乎一邊倒地攻擊東亞小龍的崛起是“裙帶資本主義”。 等到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爆發以後，才開始有西方經濟學家承認，金融危機的源頭是金融寡頭的過度投機。西方大企業和政府間的不正當關係，不一定是東亞的家族裙帶關係，更多的是權錢勾結，但是有一個更好聽的名字：“社會網絡”。
我回到國內，輿論更是多元。中國俗話叫“無商不奸”。環境污染也好，有毒奶粉也好，老百姓要求的不是什麼“小政府”，而是“強監管”。但是，監管標準只要提高，例如汽車排氣標準向歐洲靠攏，跨國名牌企業立刻利潤大漲，民營企業和中小企業就抱怨生存難，因為地方政府招商引資偏好世界五百強，即使民間企業的服務好、價位低，就是進不了政府扶持的工業園區和商業區。大學生難以就業，難以買房，怪罪政府政策不力；等待拆遷的居民期望拆遷致富，怪政府補償不公。顯然，不同人羣眼中的腐敗不是一回事，治理的訴求也不同。
我在90年代初訪問台灣的時候，台灣經濟發展很快，同時台北的交通秩序很亂，2股道的路上跑着3股道的車。近年去台灣的時候發現台北的交通秩序變好了，但是市面清淡許多。我問出租車司機怎麼回事？回答是鬧民主、鬧環保，搞得台灣企業都跑到大陸去了。在大陸人看來值得羨慕的進步，台灣人看來卻是機會的失去。
我在世界各國出席學術交流，在法制方面最佩服的國家是德國。我有一次和一位德國著名經濟學家比較美國和德國的法制，得到的回答很是意想不到。那位德國經濟學家説，德國的法律比美國嚴得多，結果是保護了德國的大企業。你看德國的股市指數，幾乎都是百年老店，沒有美國那麼多年輕的公司；所以，德國工業強的是機械、化工等傳統產業，但是計算機、軟件就不如美國。我聽了很受啓發。中國鄉鎮企業剛出現時，國內輿論一片指責鄉鎮企業，説他們製造假冒偽劣和環境污染。但是，誰也想不到有的鄉鎮企業也能做大做強，不但挑戰國企，還挑戰跨國公司。回頭來看，初期的鄉鎮企業不違規是難以生存的，因為規則通常保護既得利益的強者，而非初生的弱者。
以我的觀察，經濟腐敗的程度和商業化的程度有關。毛澤東時代，即使三年困難時期和文革，很少見到經濟犯罪。東西掉了，馬上旁邊有人提醒。車站商店大家自動排隊。扶老愛幼尊重婦女是社會風氣。有人行為粗魯，立即受到大眾指責。文革期間，我從北京徒步長征走到太原，一路穿過抗日時期的根據地。雖然沿途農村小城異常貧困，但是民風淳樸。我一位朋友的妹妹初中生到邊遠的四川西昌插隊，遇到武鬥徒步走回成都，沿路都是當地居民幫助，沒有遇到任何不軌之事。我到過少數民族地區，最近去過柬埔寨，民風的淳樸和生活的簡單令人驚奇。我的觀察是，商業化越高的地區，人的貪慾越高，如無法治約束，經濟腐敗的程度就越高。有人把保護私有產權作為理想社會的基礎；而我的觀察相反，越是經濟生活簡單，財富積聚和分化越小的社區，經濟腐敗越小。
在市場經濟為主的社會，經濟腐敗就分為兩種形式：合法的和非法的。我有一次在美國的商學院旁聽，教授給學生講商業法和商業道德時直截了當地説：賺錢就是把別人口袋的錢拿到自己口袋裏，條件是“要用合法的方式”。經濟學家講公平靠的是競爭，法學家講公平靠的是法律。問題是如何判斷競爭的合理和法律的公平？我的觀察法律是雙刃劍。假如犯法的是少數，不執法顯然是政府有關部門的問題。可能是腐敗（例如接收賄賂而不執法），也可能是執法的人力經費不足。但是，如果犯法者太多屢禁不止，就得反思法律本身是否合理。比如税率太高引起逃税，關税太高引起走私，進入門檻太高引起假冒，等等。不同時改革不合理的法律，不但不能減少腐敗，還可能誘導更多的腐敗。
我們在下面討論腐敗的具體形式和克服辦法的時候，要時刻提醒自己：你説的腐敗究竟對誰不利？產生腐敗的土壤，究竟是商業、消費者、還是監管者？到目前為止，連歐洲議會都承認，沒有普遍接受的腐敗定義。中國人民要找到適合中國國情的反腐方式，一定要兼顧兩個目標：就是國家發展和人民安康。離開國強民安的反腐運動，恰恰可能陷入受西方列強擺佈，或受少數利益集團控制的陷阱中，就如多數發展中國家一樣。
三、經濟腐敗的表現和原因
經濟學有幾個概念對分析腐敗很有幫助。**第一，經濟學區分市場失敗和政府失敗，我們可以相應地區分經濟腐敗和政治腐敗。**判斷腐敗的標準不是法律的程序，而是經濟活動的結果，是否導致資源的不合理分配，使多數人的長遠利益受損。**第二，從經濟秩序的健康程度可以觀察出各個行業的競爭方式和競爭水平。**美國金融危機的起源就是金融寡頭的過度投機；美國就業危機的深層原因也是其國內各行各業都是壟斷競爭，中小企業的生存空間遠比中國為小。
經濟腐敗的程度可以用灰色經濟的比例來估計，灰色經濟的定義是不受國家監管的經濟活動，包括走私、色情、販毒、洗錢、逃税和有組織的犯罪。據西方經濟學家估算，俄國經濟活動的90% 都讓灰色經濟和黑手黨控制，印度灰色經濟的比例也很高，估計約70%。即使美國這樣號稱法治的發達國家，灰色經濟的比例也在30% 左右。我個人的猜測，中國灰色經濟的比例大約在美國與印度之間，即50% 左右。主要原因是，**中國轉型期間只重視硬件的投資，不重視軟件的管理，有關財產登記、報税、金融、信用、人口管理等基本制度極不健全。**對此，我們會在後面的轉型腐敗中做專門討論。
不同國家或不同國家的不同歷史階段，經濟腐敗的標準大不相同。中國人有句俗語：“端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罵娘”。我在各地旅行，中國是世界發展最快的國家，也是老百姓抱怨腐敗最多的國家。究竟如何觀察中國真實的經濟腐敗呢？俗話説：“旁觀者清”。我先問在中國工作過的外國人和海外迴歸的中國人，瞭解他們對國內經濟腐敗的看法，然後再去了解國內普通民眾的感受。
許多去過中國的外國朋友，我一有機會就會問他們對中國的看法。而我聽到的回答，和中國人自己的感覺大相徑庭。最近一個美國朋友剛去了北京和上海，比較了紐約和芝加哥的機場後，回來對我説：美國簡直像個發展中國家，中國才是發達國家。你要是在旅遊中住過歐美國家大城市的旅館，再和中國沿海城市和旅遊地的同類旅館比較，你也會有同樣的感覺，更別説高鐵了。我們更常聽到的經濟學家的説法是：中國比美國還資本主義，歐洲才是社會主義。我問他們的印象從何而來？回答倒是多種多樣。
吳敬璉有個觀點：中國沒有自己的創新，中國模式就是日本模式。我拿這個説法向一位日本著名經濟學家請教，他並不贊同。他説，日本有兩條和中國不一樣：第一，日本絕不會把這麼多跨國公司放進來；第二，日本經濟起飛時的收入差距沒有中國大。韓國經濟學家也有類似看法。
確實，跨國公司不但控制了中國出口的一半以上，而且中國大城市的機場、地鐵、商業廣場、電視和雜誌，充滿了跨國公司的廣告。汽車、手機、日用品、百貨零售業和餐飲都是跨國公司佔統治地位。最令人不解的是，就連廣告上的形象也都是西方的俊男靚女，種族偏見的程度超過美國廣告，至少他們還十分注意有黑人和拉美人的平衡形象。國內城市中青年的消費者對西方名牌趨之若鶩，他們熟悉西方名牌的程度，連我們久住西方的人也自嘆弗如。政府官員和社會名流都以坐西方豪華車為榮，這使中國的民族品牌難以成長。儘管最近新任的中國領導人開始帶頭乘坐自主品牌的轎車，但能否上行下效還有待時間檢驗。**世界銀行建議中國，要擺脱中等收入國家陷阱，學習對象是日本和韓國，但是絕口不提上面日本經濟學家所總結的那兩條重要經驗。**原因是中國“摸石頭過河”的趕超目標是美國而非日本和歐洲，因此中國在招商引資的過程中偏愛世界五百強，以為跨國公司會帶來先進技術和先進管理，卻忘記了跨國公司的目標是壟斷盈利和佔領中國市場。中國收入差距的拉大和中國轉型期間的政策失誤有關，這一點我也會在未來關於轉型腐敗的討論中再深入展開。
中國的公司文化業不如日本和韓國。不少新企業加入競爭不是靠自己研發，而是高薪從競爭企業內部挖人。這使得中國企業的員工、技術人員、和高管的跳槽率很高，大大影響了中國產業的升級可能。中國傳統文化強調桃園三結義的忠義，如今反倒是韓國企業保留更多的儒家精神。中國引進美國的期權激勵機制，短期內增加了企業績效，但長期看來卻可能削弱了核心團隊的忠誠感和使命感。中國企業的管理和用人制度，如何兼顧人才競爭和人才道德，是一大問題。日本和韓國企業得以和西方競爭，在企業文化上值得中國學習。
改革開放讓大量中國人走出國門。而他們除了把勤奮好學的形象帶給各國人民之外，也把國內的不正之風帶到海外，令許多人對中國產生負面印象。早期出國的中國人都低調謙虛，而最近十年出國的中國人常招搖炫富，甚至成為各國小偷強盜的襲擊目標，因為他們知道中國遊客喜歡帶現金，而非信用卡。除了中國老百姓缺乏商業知識以外，大量的現金交易也是造成經濟腐敗的體制原因。
國內喜歡現金交易的原因主要不是節省交易費用，而是隱瞞真實收入以便逃税。中國民間的大規模非法集資屢禁不止，一個重要原因也是逃税。國內許多餐館和商店都不收信用卡。國內媒體喜歡報道拾金不昧的故事，包括裝有幾十萬元人民幣的提包，卻不好奇為什麼失主不從銀行轉賬或付工資。
逃税的另一形式是大量存在的灰色市場，無證小販、黑車不但逃税，也是小型欺詐的温牀。我們到北京、上海的郊區，經常發現許多沒有牌照的“黑車”和有牌照的出租車搶生意。按照法律，逃税的黑車顯然應當打擊，但實際上屢禁不止。以我的觀察，有許多原因給黑車提供了生存空間。例如，出租車繳納的管理費太高，使得出租司機拒載短途或沒有回程的顧客；公車班次太少或出租車太貴，使城郊居民寧可做便宜的黑三輪車或黑摩托車。因此，警察知道黑車有市場需求後也就對他們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你在西方國家也會發現類似的矛盾：執法嚴的國家沒有什麼黑車，但是什麼都貴；窮困地區小販和黑車到處都是，便宜方便，但是否坐黑車取決於你是否敢冒安全的風險。因此，實際上喜不喜歡法治取決於你是否有錢。
在西方發達國家，灰色經濟主要存在於低收入和貧困階層；而中國的灰色經濟卻從基層蔓延到高層。中國所有的政府部門和國企都存在小金庫；官員、醫生、教師接受紅包成為風氣，即使民營也盛行回扣等灰色收入。
市場腐敗的常見形式是欺詐。中國的水貨市場學自台灣和香港，但是市場規模更大。西方國家的媒體經常聲討中國的盜版產品，但是西方旅遊者和中國民眾一樣喜歡買假冒的名牌產品。一個原因是西方名牌產品的壟斷利潤太高，老百姓有心理需求，卻沒有經濟能力，盜版商品自然有了生存空間。我聽説一些意大利名牌的製造商發現中國仿冒產品質高價廉，乾脆找到仿冒廠家代工生產。法國號稱是自由的發源地，但是在旅遊區的景點只要稍不留神，就會被各種騙子強迫收費；有的餐館也是先拉人用餐，然後給出莫名其妙的賬單強迫客人付款。中國某些旅遊區也有出租車或商店欺騙外地、外國遊客的事件。究其原因，卻是十分複雜。當地的監管部門當然負有監督和改進的責任，但是國外廠商的定價過高，也是誘使消費者喜歡廉價盜版的原因。西方青少年使用盜版軟件、盜版音像產品的灰色市場也極大。日本企業升級的初期階段，也是大量仿冒西方產品，從仿製到改進、最後到自主創新必然要有一個歷史過程。
中國市場的惡性競爭主要在價格戰，而且從國內打到國外。為此，西方媒體甚至創造了一個詞，叫“中國價格”。中國產品能大量進入美歐，靠的就是低價打響了第一炮。當然，**價格競爭好的一面是中國有大量中小企業，同美國大企業壟斷幾乎所有的行業相比更能創造就業。而不好的一面是中小企業產品的質量差別很大，導致老百姓崇拜洋品牌的心理嚴重，使優秀民族企業的生長不如日本韓國。**企業之間大打價格戰，表面是便宜了顧客，其實對企業和顧客都未必有利。因為只有創新型企業的成長才能提高企業的利潤，從而增加職工的收入。沒有創新競爭下的收入增長，老百姓的福利從何而來？
中國市場的惡性競爭與中國消費文化還處在初級階段也有一定關係。中國的老百姓和媒體一邊抱怨經濟腐敗，一邊又不知不覺地助長腐敗。民眾近來最痛恨的市場腐敗是假冒偽劣或偷工減料，尤其是食品和藥品中的問題。但是，媒體在報道產品質量問題的同時，卻很少質疑中國的消費文化，**因為中國老百姓很多希望“既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不願為優質產品的成本付費。**不少中國人打麻將輸錢不心痛，卻捨不得花錢買綠色食品，旅遊市場也如此。綠色食品、有機餐館和文化旅遊，在中國都有潛在市場，但是發展緩慢。**民眾如不改變消費觀念，用實際行為支持優質優價的產品，單靠政府打擊不法商販，也可能是治標不治本。要知道，質量標準也與生產監督的成本是正相關。**中國除了教育和監督商家以外，也要教育和鼓勵消費者健康的消費文化。不改變消費文化，單靠政府監管，培育不出良性市場。現代企業的競爭是多方面的。中國企業要升級，必須學會拼質量、拼服務、拼創新；企業要培育優質產品的市場，也必須和政府與媒體合作，投資消費者的觀念教育。
中國流行的商業欺詐中比較高級的，是從美國學來的虛假廣告。不但電視、報紙、雜誌和互聯網上有，而且遍佈機場、車站、旅館。廣告宣傳的內容誇張、失實，以致有明顯的欺騙性。中國廣告業的立法和監管是大問題。相比之下，中國媒體的自律能力比美國差得多，據説，有記者用製造假新聞的辦法謀利或詐騙；假如媒體不能自律，就必須立法處罰製造和刊登虛假廣告的企業和媒體，否則中國市場的競爭會造成逆向淘汰。
中國將要面臨的重大挑戰是如何應對更復雜的商業欺詐。台灣傳入國內的傳銷，是灰色經濟的重要營銷手段。更危險的是目前國內尚未開放，但已在美國盛行的金融衍生工具。
西方的虛擬經濟規模已經達到世界GDP的10倍，美國GDP的近50倍，它還這次席捲全球的金融危機的根源。**中國目前處於兩難的局面：不開放金融衍生工具的市場，中國可以穩住國內金融市場，但在國際金融市場，尤其是貨幣市場和大宗商品市場上沒有定價權；如果貿然開放，則中國可能陷入和拉美國家一樣的金融陷阱，讓美國的金融寡頭抵消中國政府宏觀調控的能力。**我們將來可以單獨討論，如何破解美國的金融霸權。但是，中國的金融產業必須改革，才能對內更好地服務實業，在國際上更具打硬仗的能力。目前，中國金融業的競爭力，遠在製造業之下。
總而言之，**中國目前存在的經濟腐敗，有的是發展中國家面臨的普遍問題、有的是開放帶來的外部風險、有的是轉型期間“摸石頭過河”所付的代價。**比較而言，中國的經濟腐敗問題，在“金磚國家”中是較少的，情況也好於南歐國家，但是和先進發達國家相比確實還存在差距，不能掉以輕心。如果能實事求是、對症下藥，我認為中國克服經濟腐敗的速度，完全可以趕上經濟發展的速度。關於這一點，我可以在今後討論轉型腐敗的過程中，談一談改革的具體措施和戰略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