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時段視野中的“東風壓倒西風”-阮煒

進入21世紀，中國文明的復興作為一個板上釘釘的事實，成為世界媒體上鏡率最高的新聞話題。但較少為人所注意的是，文明的復興是一個持續已久的過程，而不是近年來才有的新情況。正如西方的崛起並非從鴉片戰爭才開始，而在從16世紀便已肇端那樣，中國的復興也早在100多年前的辛亥革命便開始了。

這個過程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1900年義和團運動失敗，中國國運下降到最低點，但不久後便發生辛亥革命，建立民國，之後20年內大部分治外法權被廢除，此為第一階段。1949年至1978年為第二階段，其間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所有外國租界被收回，“喪權辱國”的恥辱得到洗雪，工業現代化初步實現。1979年至今為第三階段，其間中國國力得到巨大提升，以一個經濟、政治和軍事強國的面貌出現在世界面前，幾個世紀來西方主導的力量格局開始發生根本動搖。

前現代中國被動捲入全球化

為了更清楚地瞭解這一過程的來龍去脈，不妨對1840年前後全球的地緣政治情勢作一個簡單回顧。如果説在此之前，東亞地緣政治是自成一體的，那麼英國人發動的鴉片戰爭把這一格局徹底打亂了。自此，先前一直以較慢速度向前推進的全球化進程一下子進入一個加速推進的新階段。之前，文明之間的地緣政治互動主要是在東亞內部農耕文明與遊牧民族之間，以及在中華世界與日本、伊斯蘭世界之間進行，也在西亞地中海世界各文明如埃及、亞述、波斯、希臘、羅馬、阿拉伯之間，在波斯、希臘與印度之間，以及在歐洲與中東、南北美洲、非洲、印度和俄羅斯（歐亞文明）之間進行。然而只是在1840年以後，地緣政治格局裏的中西文明才真正被緊鎖在一起，或者説，東亞文明和西方文明之間才真正開始了密切的地緣政治互動，儘管早在明末清初，歐洲與中國之間便有了實質性的交流，耶穌會士把西方科學知識傳播到了中國，同時也把中國的儒家經典和治國理念傳播到西方。

然而，1840年以後中西文明之間的地緣政治互動，由於極嚴重的力量失衡，從一開始便是一場極不公平、極不對等的遊戲。英國在西方國家中率先開創了現代資本主義，並在多國軍事競爭中發展了先進的武器和高效的軍隊，更因工業化的實現，獲得了與其人口不成比例的強大國力。同樣，俄羅斯因鄰近西歐很快掌握了先進武器，不僅發展了高效的軍隊，更因其廣袤東方土地與發祥地在氣候、地形、地貌上驚人地一致，兩三百年內從一個無名小國擴張成一個大國，獲得了與人口不成比例的強大國力。甚至中國的前藩屬國日本也因看到中國在鴉片戰爭中慘敗，更因1853年不請自來的美國“黑船”威逼，奮發圖強，變法維新，三四十年裏便初步實現工業化，獲得與其人口不成比例的強大國力，在甲午戰爭中打敗了中國。

中國在歷史上雖是強國，但在這些如狼似虎的新型國家面前，實在太過羸弱，主權連遭侵害，領土連遭侵奪，鴉片戰爭簽訂不平等條約，割地賠款，被俄國脅迫放棄了150萬平方公里領土聲索權，甲午戰爭後除向日本支付鉅額戰爭賠款外，還割讓了台灣和澎湖列島。

為何巨大的文明規模竟不能換來起碼的尊嚴？問題出在哪裏？從王朝更替的角度看，19世紀下半葉中國恰處於改朝換代的週期性混亂和衰弱狀態，但更根本的原因卻是，在列強紛紛現代化的情況下，歷史上的成功和長期的大國格局使整個文明惰性十足，缺乏活力，不僅民生凋敝、內亂不斷，而且整個民族對外部世界漠不關心，除魏源等少數先知先覺者外，絕大多數中國人處於一種渾渾噩噩、似醒似睡的狀態。恰成對照的是，歐洲和日本列強卻因現代化，國力得到急劇提升，更因先進的武器和高效的軍隊而在軍事上佔有絕對優勢。中國與這些如狼似虎的新型國家打交道，實在是以農業對抗工業，以前現代的方法玩一場現代的遊戲，結局可想而知，只能是戰敗。中國別無選擇，只有走上現代化的自強道路，才能在弱肉強食的叢林中求得生存。經過幾十年彷徨、掙扎和奮鬥，終於否極泰來。

篳路藍縷的文明覆興

如前所述，從辛亥革命起，中國便開始了文明覆興的漫長過程。即便在內戰頻仍的1920年代，清政府與列強簽訂的許多不平等條約便已經被廢除；英法等主要列強雖然仍享有治外法權，但國民政府頒佈了新法典，簽訂了新條約，將許多次強國家的國民置於中國司法權的管治下。至1933年，我國關税自主已完全實現，外國租界從33個減至3個。此後至1949年，因抗日戰爭和國內戰爭無暇顧及餘下的不平等條約。但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所有外國租界均被收回，治外法權亦自動廢除。尤其值得注意的是，1943年中國第一次以世界大國身份參與美中英三國開羅會議，討論結束戰爭和戰後世界的政治安排事宜，從而躋身美蘇中英“四強”；1945年聯合國籌備和成立，中美蘇英一道成為主要發起國，中國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之一。

可見，因了巨大的文明規模，中國是一個天生的大國，長達一個世紀的外敵入侵和內戰雖然導致國力虛弱，可一旦重獲實質性的政治統一，且僅因重獲這種統一，就能一定程度恢復歷史上的崇高地位，至少在政治象徵層面如此。

1949年，中國在共產黨領導下推翻“三座大山”，迎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從此徹底擺脱了被列強欺凌宰割的命運，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之後雖有過“文革”等波折，我國工業化仍然取得了可觀的成績。也正是在此期間，1950-1953年中國人民志願軍入朝作戰，抗擊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將其阻遏在三八線以南，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第一次在境外軍事行動中獲得重大勝利；1954年向越南提供軍事援助，幫助越南打贏了奠邊府戰役，將法國殖民者驅逐出越南；1965至1975年期間大規模地向越南提供軍事援助，幫助越南抗擊美國入侵，最終將美軍逐出中南半島；1972年，中美關係解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紛紛承認中國為一支極重要的地緣政治力量。

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中國更是走上一條高速發展的道路，30多年來綜合國力急劇上升，不僅完全解決了國家主權不受侵害的問題，在經濟、政治、技術乃至文化方面也開始對世界產生衝擊，中西力量對比格局開始發生深刻變化。近年來，國際學界和主流媒體密切關注中國的復興，返回其歷史上長期享有的主導地位，甚至以“領導者國家”、“天生的偉大國家”一類説法來描述中國。

問題是，為什麼世界力量格局在如此短的時間內便發生瞭如此深刻的變化？我們得先看看西方在1500年以後是如何取得其霸權地位的。眾所周知，西方大國主要是藉着現代資本主義所帶來的巨大生產力，才在文明互動的格局中獲得巨大權力的。這樣就產生了另一個問題：為什麼西方文明率先開創了現代資本主義？是因為西方人擁有優秀的種族基因，還是因為西方文明擁有難以複製的優秀品質？顯然不是這樣。若真如此，西方就不會衰落了，而各種數據卻清楚地表明，100多年來西方一直在走下坡路。西方即便率先開創了現代資本主義，從根本上講，這也是作為整體的人類文明或“世界體系”長期發展的結果，而在此體系裏中國一直是主角。

據相關統計，西方政治控制下的領土所佔世界比例在20世紀初便達到峯值，即38.7%；之後逐漸下降，到20世紀末只剩下24.2%；西方政治控制下的人口所佔世界份額也在20世紀初達到峯值，即44.3%；之後逐漸下降，到20世紀末只剩下13.1%，至2025年，更可能降至10.1%；同樣，西方在世界經濟總量中所佔份額由1950年的64.1%下降到1992年的48.9%，由於受肇始於美國的金融危機的嚴重影響，至2025年，更可能降至30%。與此同時，中國由弱變強，一直向前推進，而且越往後，推進的速度越快。如果用毛澤東的大白話來概括中西之間的力量消漲，那就是“東風壓倒西風”。

誠然，“東方壓倒西風”仍是現在進行時，一個尚未完成的過程，但作為一種趨勢，卻是毋庸置疑的。可是在相當長一段時間裏，西方和中國很多人對此並無清楚的認識。19世紀末20世紀初在西方興起的以麥金德為代表的地緣政治理論，因為中國、印度這些具有巨大規模且歷史上強盛過的國家暫時的孱弱，竟將其排除在全球地緣政治的遊戲之外，彷彿玩家只有英國、俄國和德國。甚至在中國通過全民抗戰參與建構的雅爾塔體系裏，主要玩家也只是美蘇兩家。在長達半個世紀的“冷戰”期間，中國甚至一度被視為蘇聯的“附庸”。

可是隨着冷戰結束，文明間的力量對比幾乎在一夜之間發生了重組，新一代西方地緣政治學家驟然發現，先前的地緣政治地圖完全過時了，必須繪製一幅全新的地圖，才能準確地反映世界地緣政治的實際；在這幅新的地緣政治地圖中，中國已是一個將與美國平起平坐的潛在大國。

如果西方理論家能有更好的歷史眼光，不説往前追溯幾百年上千年，只需看看朝鮮戰爭期間中國扮演了何種角色，便不難發現，世界地緣政治地圖其實早在1950年10月志願軍入朝作戰那一刻便已改變。應當承認，在朝鮮戰爭期間，經歷了100多年困窘的中國尚未完全擺脱蘇聯的制約，以完全獨立自主的面貌出現在世界民族之林，但後來發生的中蘇意識形態大論戰、公開決裂以及抗美援越行動則表明，中國已不願繼續扮演先前那種不得不扮演的角色，而是要回歸歷史上的本有位置，成為獨立於美蘇兩大集團的一支全球性地緣政治力量，正如歷史上它從來就是文明的源泉、秩序的中心那樣。

事實上早在1940年代，阿諾德·湯因比便以中國在抗日戰爭中表現出的巨大動員能力為依據，認定中國必將成為未來世界舞台上一支極重要的地緣政治力量。這不啻是説，中國是堪與西方相抗衡的一個潛在大國。

中國文明造就大國崛起

綜上觀之，某些較為先進的經濟政治制度和技術固然能夠帶來巨大的生產力，但一個國家甚或一個文明的優勢如果僅僅建立在較為有效的經濟政治制度和技術上，是不可能持久的。如果作為手段的經濟政治制度和技術如此先進、如此有效，以至於能夠給一個國家甚或文明帶來與其人口規模不成比例的巨大手段優勢，在全球層面賦予它設置議程、制定規則的霸權地位，那麼從長遠看（也從文明互動的歷史看），這些制度和技術是不可能不散播開來的，是不可能不被尚未接受和利用它們的文明所接受、所利用的。

隨着其他文明引進並發展源自西方的制度和技術，而且很快取得可觀的成績，西方先前因手段上的優勢及由此獲得的的權力便會逐漸喪失，這是因為那些先行享有較有效制度和技術而獲得優勢的民族國家，與暫時不享有這些制度和技術的文明根本不在同一個層次。這意味着，中國和其他新興力量與西方最終必將在手段對等的基礎上，玩一種相對公平的文明間遊戲，一種與力量對比嚴重失衡的鴉片戰爭迥然不同的互動遊戲；決定文明間力量對比的更根本、更持久的因素，是各文明基於地緣自然條件的人口和經濟規模，而非某種制度和技術所暫時帶來的手段優勢。

既然文明互動最終將在一種相對公平的基礎上進行，既然各文明所掌握的手段最終將大體上對等，人力資源和經濟規模必將成為最具決定性的因素。從朝鮮戰爭起，中國已經成為全球地緣政治博弈中的一個大玩家，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經濟起飛，國力大增，2010年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現有力量已非常可觀，潛在力量更是無可限量。這就解釋了為何近年來會有“G2”的説法。悄然間，美蘇爭霸已轉換為中美博弈。可以預見，在未來幾十年甚至上百年，世界地緣政治力量的互動仍將繼續圍繞中美樞軸進行，昔日的“老大哥”在可見的將來雖仍將保持較強的軍力，但隨着時間的推移，將越來越像當年“小弟弟”的戰略後院。

也不難想見，在可見的將來，隨着力量對比的天平更加朝中國傾斜，2020年代某個時候經濟總量超過美國，而美國及其盟友卻仍然在多數國際組織中享有與其實力不相匹配的權力，中國與昔日霸主之間的深度博弈將不可避免。再加上日本、南海和印度因素，情況將更加錯綜複雜，變化多端。對於中華民族乃至人類的智慧來説，這將是一種嚴峻的考驗。如何拿捏好韜光養晦和有所作為之間的分寸，是擺在當今乃至今後幾十年中國人面前的一個大課題。但可以想見，在全球化、核武化和深度相互依賴的世界格局中，中美關係必將是既有競爭也有合作，在合作中競爭，在競爭中合作。除非整個人類思維出了問題，中美關係惡化為戰爭的可能性不大，而更可能採取經濟、政治、科技和文化競爭的形式。

中美博弈將是一個漫長的過程，相關國家如中美印日等所要做的，是儘可能管理好急劇變動的彼此關係，不要使和平競爭蜕變為惡性競爭乃至世界大戰。但是很清楚，如果在經濟總量仍低於美國的今天，中國也願“在力所能及範圍內承擔更多國際責任和義務”，那麼在國力大增超過美國與西歐總和的四五十年後，中國即使一千個不願意，也不得不扮演世界頭號大國的角色，也不得不承擔更多的世界責任和義務。這是不可逃避的命運。

（本文刊載於2013年第7期《社會觀察》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