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條精神軌道上的模仿和接力——兼論“中國人缺什麼”（上）-邊芹

自柏楊及其浮表的中西比對模式出現後，這種模式因為容易做，而且頗能附送道德優越感，台灣、大陸的文人們只要出去轉一圈，吃到幾粒穀子就能下一個蛋，並把蛋無限放大，可以由點及面、由面觸根，把任何缺失都放大到文明根本。

為什麼這種“蛋”一個接一個地複製？就是因為複製人自身侷限，看不到更深的，只能在表層複製。我看這類時髦“蛋”，覺得最不可思議的就是思路的一致，彷彿作家們套着同樣的冰鞋，只要滑到冰上，必在同一類圓圈上打轉，冰刀劃入深度也都一致，把幾件從那頭霧裏看花半看半想像的好人好事（因不懂外語或半懂不懂多半隻看到了表層），摜到這頭一輩子積攢的壞人壞事上，然後得出結論：沒有好人文化呀！細看已不是觀察後下結論，而是早有結論在先，實為一種思維模仿。

思維模仿是很難突破的，每個時代都有這種慣性軌道，支配了絕大多數人的思想甚至潛意識。百分之九十九的文藝人對思維模仿束手無策，他們比普通追風的百姓沒有高明多少，尤其在一個普遍丟失自我意識的年代。

總結這已流行了幾十年的思維模仿，之所以發覺結論在先，是因為**作者們人人有一個前定的思維分水嶺，即一邊是正面思維一邊是負面思考，時常模糊偶然與慣常的邊界，把那頭偶然的好人好事都當成慣常的，反之把這頭偶然的壞人壞事也當成慣常的。**這麼一模糊概率結論做出來就大得嚇人，比如説西方有“好人文化”，中國沒有。且不説“好人文化”這個詞大而虛，把“好人”上升到“文化”層面，説老實話哪個文明承受得起，就説怎麼我在法國二十年沒發現“好人文化”，人家作家跑來十天半月就遍地好人以致在“好人”後面加上了“文化”？“文化”這詞可就大了，那是一種什麼概念啊！普遍、慣常、傳統、文明全都能裝進去的一個詞，這麼輕率的賦予和褫奪，意識到自己在幹什麼嗎？當然是意識不到的，街市説書人的手藝哪來廣闊的視野，站不到足夠的高度也就沒有對吾土吾民的仁厚。

若與西方比較，沒有這國這民，文壇有一堆人是進不了文壇的，即便擠進也不會有如斯名譽，因為血統不夠，才華也不夠，不過是撿了革命時代的大便宜，這種便宜從前沒有，以後也不會有，就那麼一個歷史夾縫。可偏偏是佔了便宜的人喜歡扮演受害者，尤愛詛咒那個放生自己的歷史巷道，看起來就像一個人拚命地要封上自己鑽過來的門，為了封死不惜自己去扮演被堵在那扇門後的犧牲者。我看到的就是這樣一齣戲。

那種西人兼優唯我獨劣的思維漏斗早已超出自我批評，自我批評不必拉別人的光鮮作浮表比對，而是一條精神軌道上的模仿和接力。這條軌道從十九世紀就由西人與一小撮被挑出來的中國人搭建**，西人的目的是經營古老帝國的道德卑賤，以此精神軌道將這個文明巨人倭化、壓倒、悄悄地送進墳墓；作下手的中國人看不到這一層，他作幫兇還滿腹情懷。**這種事十五、二十年前做還情有可原，中國人出門時間還太短，現在做，還仗着自己從本國本民身上賺得的顯赫名聲做，就不怕才淺水深？

我抵法的第一年，某天在奧賽博物館遊覽，進廁所間撿到一枚鑲碎鑽金戒指，從小受“拾金不昧”教育的我本能地覺得拾人之財不義，便拿去交給博物館管理員。我沾沾自喜地以為自己做了一件好事，不想接過去的人冰冷的眼神當頭一盆冷水，人家不但詫異而且頗不以為然，我從投過來的莫名其妙的眼神，意識到人家這裏不興做這事，也就根本算不上好事。我後來發現此間沒有“拾金不昧”的教育，誰發現是誰的天經地義，良心上不會有磕碰的。到了那會兒我才明白為什麼巴黎、倫敦、紐約的博物館滿是他文明的寶藏，展起來毫無愧疚。多年後我自己在巴黎電影院遺失一枚金戒，果然沒有奇蹟發生，沒人好心送還。利益和禮儀在這裏是分得非常清的，前者屬於私行為，後者屬於公共行為，兩類行為像有一扇分割利索的門阻隔，“好人好事”一般只發生在禮儀這一邊，絕少會通到另一邊。所以嚴格意義上的“好人文化”是在中國，而不是在我們的大作家浮皮碎谷領略的西方。

可為什麼這些文人們紛至踏來地會擠上這條精神軌道呢？是什麼讓他們淺嘗即止，誤把味精的鮮美算作整鍋湯的濃厚？且看下面分解。

在以西方文明、西方社會、西方國民為標準的當今世界，中國人並不特別地比普通人類缺少什麼，只是初入與傳統社會背道而馳的現代社會，未經馴化（若以西方國民作標準須經馴化）。未經馴化的一個最重要標誌就是自我意識缺乏，我現在還沒有科學根據證明自我意識強弱跟人種有無關聯，但我觀察到自我意識是可以後天教育和馴化的。**以西方為標準的現代社會，國民須經集體優越感馴化，這種馴化不是道德感化、品質教育或更無效的貼標語掛橫幅，而是培養自我意識。**有人可能會問：自我意識是一種心理暗示，看不見摸不着怎麼培養呢？培養自我意識除了需時漫長的文化教育（養得出養不出也因人而異，飽讀詩書而缺乏自我意識的人有的是，在中國受過高等教育的人中相當普遍），還有一種非知識教養的馴化方法，比前者有效，即通過行為馴化硬性教導人將自身行為分成私行為與公共行為，且兩種行為必須絕對分開。

自我意識解剖開來大致可以分為兩個部分，一是屬性意識，意識到自己來自哪裏，關鍵是意識到自己與所屬羣體的關係，意識到所屬羣體與外部世界的內與外關係（界之意識）；二是思考自己行為後果的水平，水平越高自我意識越強。我們知道成人與小孩的最主要差別就是成人擅於思考自己行為的後果，而小孩尚不具備此種能力，他們多憑本能行事。所以培養自我意識，首先要訓導他們思考自己行為的後果之能力，捷徑就是行為馴化，第一步是將行為分成私行為與公共行為兩部分，讓人從小就懂得要另造一個外在的“我”，這個“我”有一個基本框架，就是統一標準的公共行為。強制分離的兩個“我”正好分出自我意識思考必備的內與外，是內外兩點之間的這條軸線的長短界定着自我意識的強弱。

這也是培養集體優越感的一條捷徑，一兩代人就能達到，無須等待全民富裕和全民教育水平，一切都取決於上層建築自我意識的強弱。記得我看過一部韓國人自述崛起的紀錄片，講到一個馴化個體的細節，就是從小學開始，每天老師站在校門口檢查，凡遇身體或服飾不潔不整的孩子（每個指甲都要查），不讓進教室，帶到後面洗乾淨了才能上課。沒有現代洗浴設備（淋浴之類），舊式澡盆臉盆照樣完成了這場深及根本且不能繞開的人的革命。這是教育小孩將私行為與公共行為分開的第一步，不管你家庭經濟條件如何，不管你父母怎麼樣，你走出家門進入公共領域都必須另造一個“我”，以符合公共標準。這個“我”是由社會用硬性標準鍛造的，時常不講人情，甚至非常殘酷，從兒時就強制性地將本源的“我”與社會的“我”分開，像馴服小狗一樣馴化出將私行為與公共行為分開的本能。用此馴養法，幾乎一兩代人就改造出來了，且大城市與鄉村的孩子走出校門就消除了基本城鄉差別。這才是西學首先必須掌握的真傳，而不是虛無飄渺地學一些“個體、自由、獨立、公德”之類的花架子，或空想出什麼“好人文化”，為建空中樓閣而自砸後院。

西方在金融財閥推助下率先工業革命後，打遍天下無敵手，軍事的領先須伴隨精神的優越方能統治世界，於是對內相對於傳統農業社會（本國和歐洲尚處於農業文明的地區和國家）、對外相對於所謂“東方”（自命“西方”）開始了逾百年的集體優越感馴化（參見筆者《被導演的世界》及《盧瓦河以南，地中海以北》），這是一場史無前例的心理策劃，並非我們以為的品德教育，而是通過行為馴化培養自我意識。

行為馴化的第一步就是強行分離私行為與公共行為，比如涼曬衣服、街頭擺攤吃喝、衣着不得體上街（赤膊、穿內衣皆不準出門）一律禁止。有些國家更嚴，規定女人只能穿裙不得着褲（法國1800年立法），男人則連襯衫袖子都不能擼起來，法國女人為着褲的權利爭到上世紀七十年代（正式法律直到2013年1月才被廢止），男人為能脱掉領帶經歷了更長的思想解禁。最意味深長的是，法國女人穿衣自由被立法剝奪，不是在未設自由橫匾的王朝時代，而是在以自由之名推翻了王朝的時代。仔細看西方現代社會一直是在此一邏輯背反中構築的，自由的旗幟舉得越高，剝奪自由的禁令法規定得越多越細。有時想人這麼誆他一遭沒什麼不好，他是為幻而生而死的，沒有什麼能取而代之。

中國人往往只從這類禁令中看到是為了市容外貌，並未悟到那些觸及人的根本自由的禁令是將私行為與公共行為分開的起點，這麼強行馴化的人才能拉開內與外之間的軸線，強化自我意識。

國民自我意識被強化的國家，有點像那些人人羨慕的家庭，秩序井然，小孩自覺，大人無須成天訓導甚至拿着棒子強迫，這樣的小孩意識得到自己和父母的關係與自身行為直接相連，並意識得到由自己和父母構成的“家”與外部世界的內與外關係，由此他思考自身行為後果的能力也大大提高。反之國民未經自我意識馴化的國家，則有點像那些成天大呼小叫的家庭，寵的時候寵，鬧得時候鬧，自我意識弱的孩子須父母時刻管教，一放就出軌，毫無內外意識，不知自身行為的邊界在哪裏，那個“邊界”就是自己與父母能彼此容忍的邊界，以及作為一個“家”能對外運轉的邊界。

我作中西比對時，一開始由於觀察和認知有限，也流於浮表對照，不知不覺地踏上本文説的那條精神軌道，可見思維模仿一個人多多少少是要作俘虜的。但有一天這條慣性軌道終被突破，這時才看到本質，中西差距甚至可以説“東方”與“西方”的差距之根本在自我意識。“東方”與“西方”的鴻溝就是從這個起點開始的，我們只要在兩邊走馬觀花一番，撲面而來的差距就是從這個起點擴散開來，從人及市容的整潔到禮讓守規，其中既有經濟富足的推助，也與私行為和公共行為是否分離密切相關。**許多中國文人墨客短暫旅西后豔羨的西人品質，其實就是馴化出的公共行為那部分。**而自我意識又是公共行為得以馴化的關鍵。看被馴化出公共行為的人與從未被馴化的人之差距，就像看專業運動員與未涉足過運動場的人在同一個賽場競賽，以什麼標準去比呢？

由於此等馴化直接關乎自我意識的培養及由此生成的集體優越感，西人走到未經馴化的“東方”，優越感會成倍擴張，這是被強化了自我意識的人看周圍世界的本能反應，而他們就以自我意識這杆標尺，測度他人的尊嚴底線，然後劃出界內界外，所謂上等人與下等人的最終分界線並不是聰明能幹而是自我意識的強弱。十九世紀在西方統治集團分割世界（出於導演世界的需要）的一系列新創名詞中（取代了傳統基督教征服觀的新意識形態）出現了兩個關鍵詞：race supérieure（法語上等人種）和 race inférieure（下等人種），在這兩個名詞間有強大、富有、聰明、能幹的外層界定，也有自我意識強弱的內層界定。中國人至今只見前（拚命追趕）而未見後（幾乎毫無意識）。這就是為什麼世上最能幹的中國人在西人尊嚴底線的刻度表上還不如一些沒有多少文明創造的小族。是這內外兩層界定為他們兩百年來所作所為賦予了天賦權力，並始終是他們行動的意識形態原動力及維持集體優越感的內在紐帶。看明白了這一層才會悟到，**毛澤東致力的其實就是強化中國人的自我意識，以及為什麼近兩百年來中國人真正被西人看得起（如今有錢照樣骨子裏看不起，奉承只是表面的）的時候就是毛統治的那個年代。**可惜被漫長曆史野壞了的“鴨子”很難趕上架。

我看國內“西化人士”時常哭笑不得，也緣於此，尤其那些跑到西方去上演“要自由”悲劇的文人藝客。因為他們實質上完全未被“西化”，別看一肚子墨水及洋教條，按西人標準測度尊嚴底線的自我意識不是沒有就是極弱（那個盲人從中國一路鬧到美國的例子十分典型，耍賴撒嬌均不看對象）。首先是缺乏屬性意識，意識不到自己與所屬羣體的關係（在中國無意識，投靠美國依然無意識），更意識不到所屬羣體與外部世界的內與外關係（界之意識）；其次是思考自己行為後果的水平極其有限，只能抓住自己肚臍眼周圍那麼點小我。

傳統社會（一般還處在農業社會）人是作為羣體而存在的，到了羣體的人被粉碎成一個個個體的現代社會，自私自利的個體靠什麼生活在成百上千萬陌生人中，就是靠集體優越感，是這條精神紐帶將孤獨的人再連成一個整體。集體優越感是相對於外界而存在的，它必須有一個對襯物，甚至敵對物，如果説自我意識是個體的，是相對於外部世界而生，那麼羣體的自我意識就是集體優越感，也是相對於他羣體而存在的。在種族主義、民族主義已被摒棄出（至少在西方的公開話語上）集體優越感的戰後（二戰），集體優越感的最佳集合物就是公共行為的漂亮與否，漂亮不光是對內的紐帶，也有不露短於外的考量。例如法國議會規定，一但發生口角甚至肢體爭鬥，攝像鏡頭自動關閉，這樣議員打架的畫面就從不存在（不讓本國百姓看到），更不會傳遍世界，而議會廳裏打得面紅耳赤的人也自覺無比，公共錄影關閉後，人人有手機的廳內竟無一人拍下外傳。而不解內幕的外人，以為他們比別處都文明。

是否善於經營集體優越感也是一個文明上層建築自我意識強弱的標誌，越精於此道，其自身統治越牢固。反之當一個文明盡失集體優越感時，也是其上層建築失去了自我意識的表現，更是亡國的徵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