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魯鄭：斯諾登全面衝擊西方價值觀
雖然2013年剛剛過半，但世人皆知今年的年度人物和最重大事件已經產生。這就是CIA前情報人員斯諾登披露的美國政府在本土和海外進行的、針對平民、國際機構、盟國和潛在對手的大規模監聽，幾乎除了非洲以外的全球各主要國家都“被迫”捲入。一個小人物，就這樣撬動了地球。
隨着被視為美國後院的拉美國家委內瑞拉、尼加拉瓜、玻利危亞三國公開表示接受斯諾登的政治和人道避難申請，這場世紀風暴也階段性地告以段落。這不由得使人想起美國小説家豪威爾斯一句流傳甚廣、精巧的詩歌名句：美國人都喜歡悲劇，只要能為其加上一個大團圓的結局。
雖然斯諾登如何突破全球第一強國美國的重重阻撓、成功跨過重洋，進入安全之地，仍將有一場吸引眼球的大戲或者喜劇甚至鬧劇上演，但顯然此刻盤點斯諾登的“貢獻”方得其時。
人類進入二十一世紀之後，崛起了五百年的西方似乎來到了命運的拐點。先是兩場缺乏合法性（沒有經過聯合國的授權、沒有明確的證據就針對主權國家發動全面戰爭）的反恐戰爭（令人諷刺的是，美國現在不得不和塔利班坐下來談判了）、2008年百年一遇的經濟危機、2010年轟動全球的的維基解密、2013年攪翻世界的斯諾登。
2008年美國的金融危機演變成全球的經濟危機之後，兩度採訪過中國總理温家寶、《時代週刊》主筆、《後美國世界》的作者法裏德·扎卡利亞曾這樣評論：“從世界的角度講，如果説伊拉克戰爭和美國前總統小布什的外交政策是對美國軍事——政治權力的去合法化，那麼這次金融危機將對美國經濟權力產生去合法化的效果。”
然而，令札卡利亞想不到的是，兩場解密，尤其是圍繞斯諾登與美國的表現，更使得西方價值觀權力也產生了去合法性的效果。
維基解密的阿桑奇畢竟還是澳大利亞人，而且他披露的也不過是別人提供的二手信息。從功利的角度講，他本人及其機構也因而名聲大噪，收穫頗豐。而斯諾登不同，他本身就是美國情報機構的僱員，是美國大規模侵犯基本人權計劃的直接參與者和知情者。他在這場博弈中，幾乎是冒着失去一切的風險：高收入和穩定的工作、即將結為連理的未婚妻以及自由和安全。這恐怕才是他比阿桑奇更為震撼人心之處。
掙扎在經濟危機中的美國和西方，此時最有效維持自己全球主導性地位的手段就是殘存的軟實力：維護自己正當性、用它繼續牽制中國和俄羅斯等新興國家的崛起，甚至直接拿來作為打壓對象國的工具。
世人還記得，2013年李克強總理履新後的首場記者招待會，美國就“有罪推定”指責中國的網絡黑客行為。在習近平主席與奧巴馬的首場“莊園會晤”中，這個話題又再一次被美方鄭重其事地提了出來。
由於美國在網絡方面的技術優勢以及黑客行為的特殊性：既難以證實也難以證偽，令中國真是百口莫辯。這一莫須有的罪名看來就成了中國的無妄之災。
所以，**當斯諾登橫空出世，揭開驚天真相之時，全球莫不震驚，莫不憤怒，莫不尷尬。震驚之處在於，一個張口人權，閉口人權的國家，竟然長期的大規模的侵害自己國家民眾的基本人權。憤怒之處在於，美國指責他國危害網絡安全，刺探機密，卻原來是賊喊捉賊。**倍感尷尬的是西方盟國。它們想不到的是，自己竟然也成為美國高度“關照”的對象。尤其是特別親美的德國和日本，內心何種滋味，可想而知。
一句話，斯諾登一下就把美國為代表的西方打下道德高地，灰頭灰臉。不過假如事件就此止步，或許西方的軟實力仍然還會有鹹魚翻身的機會，世人對它或許還不會是徹底絕望，但隨後的一步步發展，則震撼程度絲毫不亞於揭密本身。
斯諾登本是打着西方人權價值觀的大旗來揭開黑幕的，假如美國高姿態，不予追究，然後再表面上處理一下相關當事人，拋出幾個替罪羊，這場風波自然平息。斯諾登見達到目的，其報料也就會終止。這種情況下，美國形象雖然受污，但它的價值觀還是完好無損。在這個有着如此之多熱點的世界中，很快就會被世人所遺忘，美國仍然可以繼續揮舞這面大旗，為自己的國家利益服務。
然而，令誰也想不到的是，美國政府動員一切力量對斯諾登進行圍剿。先是兩大政黨的政治人物紛紛表態，指責斯諾登是公敵，叛國者，隨後又毫無根據地抹黑斯諾登是中國間諜。不僅如此，又把他的私生活統統搬出，大有政治上打倒，生活上搞臭之狀。於是一場可能的短劇就演變成看不到頭的連續劇。
對斯諾登污名化之後，就是動手了。美國宣佈全球對之進行大搜捕。於是全世界都被眼前這難以置信的一幕所震撼：一個以民主自由自詡的國家，正在動員全國力量、在全球圍剿一個捍衞人類自由人權的英雄，而一個個頂着西方扣上的專制帽子的國家卻在非對抗不合作的模式下進行力所能及的協助。
就在美國宣佈起訴的幾乎同一天，斯諾登自由地離開香港，隨即消失在俄羅斯。惱羞成怒的美國立即宣佈中、俄將會為此付出代價。當然，這也立即得到了中國和俄羅斯針鋒相對的強硬回應。
應該説，中、俄兩國的做法從法律上和邏輯上都無可指責。斯諾登作為自由人，無論是中央政府還是特區政府都沒有權力阻撓他。至於俄羅斯，則聲稱處於國際航班轉機之地的斯諾登從法律上講根本沒有進入該國。中、俄如此公事公辦，堵國際社會的口易，但得到美國的“理解”難。相信熟知中國文化的人都應該明白，一旦打起官腔，就意味着問題的無法解決。隨後發生的驚奇的一幕，更可以讓世人理解美國何以憤怒，何以認為中俄是在放水。
玻利維亞是斯諾登提出避難的國家之一。恰好此時玻利維亞總統莫拉萊斯訪問俄羅斯，不料在他返回途中，卻發生了聞所未聞的事件：葡萄牙、西班牙、法國、意大利突然關閉領空，拒絕其入境。情急之下，總統專機不得不緊急降落在奧地利。隨後便遭到搜查。
**一架民航客機，一架享有外交豁免權的總統專機，竟然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在西方文明的發源地西歐，發生如此公然戕害國際法的行徑，實在是匪夷所思。**根據《維也納外交關係公約》第二十九條規定，接受國應對外交人員表示尊重，並採取一切必要行動確保外交人員人身、自由、尊嚴不受侵犯。莫拉萊斯作為國家元首當然享有外交豁免，其專機也享有這方面的豁免權，這是由國家主權引申而來，因為一國飛行器在國際法上的地位通常被視為等同一國領土。
而如此之多的文明國家——當然也是民主、人權和法治的國家，何以竟然聯手對另一個民主國家的民選總統下如此的黑手？難道他們不知道這對民航安全的威脅嗎？不知道是對國際法的公然踐踏嗎?此例一開，世界是否還有寧日？
原因很簡單，僅僅是有謠言説斯諾登藏身於玻利維亞總統的專機之上。顯然，在美國看來，這四個國家可以蔑視國際法，可以不顧外交基本準則，可以不顧民航安全，才是真正的盟友。中國和俄羅斯以法律作為擋箭牌，實質是對美國霸權的挑戰，對美國的非暴力不合作。
奧巴馬總統曾公開承諾不會用戰鬥機迫降斯諾登，當時斯諾登回應説還有無人機。現在看來，奧巴馬的説法並沒有錯，因為美國根本不需要戰鬥機就能迫降哪怕是一國總統的專機。
不過話説回來，玻利維亞總統的遭遇，恰是今天西方主導的國際秩序的真實寫照。國家弱小，就是貴為一國總統的基本權益也不會得到保障，更遑論一國百姓（這句話也是説給台灣同胞的，這也是菲律賓敢於槍殺台灣漁民的真正原因）。我們不妨設想，假如是俄羅斯總統普京的專機，或者就是俄羅斯的一個普通班機，可有哪一個國家敢如此行事？
斯諾登事件爆發後，面對全球的抗議聲浪，美國也不得不出面解釋。而這種解釋，也再次讓我們看清了西方。奧巴馬的一個理由是每一個國家都在做同樣的事情，美國並沒有做錯什麼。
誠然，這是一句實話，但問題是，既然人人如此，那麼中國何罪之有？美國有什麼資格指責中國？
美國政府的另一個理由是，它只針對國家安全，而中國卻是針對知識產權，經濟機密。恰好，本人手裏有一本法國學者Frederic Charpier2012年8月出版的《經濟戰》（L’Economie,c’est la Guerre!）一書，一半篇幅談的都是美國針對經濟領域的間諜行為，很多都是通過網絡。作為一個肩負重大責任的世界大國，如此缺乏誠信，公然撒謊，那麼它還有什麼道德力量和公信力？
當然，缺乏誠信的不僅僅是奧巴馬，斯諾登披露美國情報機關大規模對本國民眾進行竊聽和監控後，美國最高情報官員之一、國家情報總監詹克拉珀被迫向國會道歉。因為就在三個月之前，在國會的聽證會上，面對參議員懷登的詢問，他還否認美國國家安全局向國內民眾收集任何種類的資料——顯然，人人包括這些情報高官自己都知道，如此做法是錯誤的，所以才不得對國會撒謊，但何以中國的自由派就沒有這個覺悟呢？
只是一個如此高官，在國會公然撒謊，是不是僅僅一個道歉就算了事？（不過他為自己的欺騙找了個理由：誤解了原來的問題，還指責懷登的問題不公平。連問題都聽不明白的情報總監怎麼勝任得了秘密工作？究竟是誰任命的？是不是存在貓膩？）且不説欺騙國會該當何責，那麼如此大規模侵犯公民的基本人權，該當何罪呢？這次如果不是斯諾登揭發真相，那麼國會每天要發生多少類似的欺騙民意代表的事件呢？政府可以騙國會，自然也可以騙百姓，那麼監視一下又算得了什麼呢？
就在歐洲盟友為自己被竊聽而憤憤不平，紛紛要向美國討個説法，聲稱重演冷戰時的做法無法接受，甚至要終止歐盟和美國的自由貿易協定之時，卻又被斯諾登披露，這些盟國原來和美國是沆瀣一氣的一丘之貉。德國是被美國重點監控的國家，但卻又是和美國密切合作的國家。用斯諾登的原話就是“德國和美國睡一牀被子”。就是現在，德國還允許美國在其領土建立新的情報中心。更令世人想不到的是，這些西方盟國從不過問美國的情報來源，美國在合作時，也非常注意方式方法。在雙方共同努力下，就可以確保即使監控工作被曝光，歐洲國家領導人也能“不受民眾反彈的影響”。
原來歐洲各國政府所謂的不滿、抗議和討要説法不過是在演戲，是在欺騙選民而已！他們自己實際上不過是美國的共犯和幫兇！這也難怪歐洲四國要聯手逼迫玻利維亞總統專機。抓住斯諾登就是保護他們自己！
至此，由斯諾登拉開帷幕、西方傾情投入的醜劇就這樣一幕幕展現在世人面前：針對平民的大規模監控、不擇手段地抹黑、虛偽賊喊捉賊般的表演、充斥謊言的高官、赤祼祼違反國際法和外交準則……面對這樣的西方，也難怪中國的網友發出這樣的怒喊：“現實證明美國是垃圾國家，最大的黑惡勢力，強權勢力，最大的潑皮，無賴，流氓。”“不可思議！現在這個世界只有強權，沒有正義。懷念本拉登。”
解構主義是西方二戰後興起的哲學思潮，將傳統的西方哲學一概否定。如果套用一下解構主義的話語體系，斯諾登顯然開啓了對西方價值觀進行全面解構的時代。
最後，這裏需要一提的是海內外的中國自由派。本來，面對這樣大規模的侵犯人權事件，正是他們表現的絕佳機會。然而，他們的大多數保持了不正常的沉默，形同同路人。還有更惡劣的則乾脆加入到美國政府抹黑斯諾登的行列。一位出身《南方週末》的知名人物，他一方面表示“國家對於公民的私人生活的侵襲，以任何理由在任何情況下，都應當給予狙擊。”但另一方面又這樣聲稱：“奧巴馬以及他的情報部門所作所為是合法的”、“合理的、合法的、符合公眾和國家利益的秘密國防行動”、“無論從性質、操作、結果來看，這的確是一個符合國家利益的國家機密行動。”這位人士在對美國政府和奧巴馬百般理解的同時，卻對孤身一人、冒着巨大危險甚至生命危險揭開真相的斯諾登百般詆譭和羞辱：“充其量，他只是一個頭腦簡單，不諳世事，不知道什麼是真正的民主和政治，不知道何為真正公共利益的，有點小小理想化和精神潔癖的愣頭青。”他還和曝光五角大樓文件的丹尼爾·埃爾斯伯格（Daniel Ellsberg）比較。説：“埃爾斯伯格拯救了美國生命，而斯諾登把美國生命置於危險之中”。其罪名之大，超出想像。
當然這位自由派的堂皇結論是建立在美國的動機是為了反恐上。且不説動機正確就可以不擇手段，請問，監控盟國也是為了反恐嗎？監聽如此之多的平民百姓而不是特定危險羣體（比如穆斯林）也是為了反恐嗎？
當然相比較而言，這位《南方週末》出身的人物還算有些語言文明底線，海外一個以極端自由主義者亮相的著名人物，則乾脆文革式開罵，稱斯諾登是“是壞蛋，而且是小丑般壞蛋”、“是個典型的政治白痴”“他的這種陰險惡毒，已經引起很多美國人的憤慨”。
同樣是反抗強權，同樣是捍衞人權，但為什麼在中國自由派心目中結論卻完全相反呢？難道他們還沒有從美國盟國的下場得出教訓嗎？美國對它們既利用，也合作，更監控。中國的自由派們其下場會比美國的盟友們更好嗎？假如斯諾登隨後也披露美國政府是如何對待中國的自由派，那麼是不是還要繼續打腫臉充下去？
客觀而言，斯諾登的做法既損害了民主黨的政黨利益和奧巴馬的個人利益（支持率大跌），也損害了美國的國家利益：重創其軟實力，強化了美國的競爭對手中國和俄羅斯，尤其是令中國從美國的指責中解套。可是，中國的自由派們向來只有價值觀，而不講國家利益。何以這一次就重視起國家利益了，而且還是美國的國家利益？（在海外太多的自由派經常這樣如此道德感的觀點：只要中國民主了，人民幸福，國家解體又如何？只是國家解體的時候，人民會幸福嗎？）
不過從某種角度講，海內外的中國自由派的表現也是西方忘情演出的一部分。從本質上講雙方沒有任何區別。看來，他們和斯諾登一起，加入了對西方價值觀解構的時代浪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