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軍論“超常增長”：探尋新的“超級購買力”
中國的人均GDP按照購買力估算與美國的差距，也就接近日本和東亞四小龍在上世紀50-60年代與美國的差距。這相當於，我們的經濟增長了30年之後， 人均GDP其實才達到日本及東亞四小龍經濟起飛的起點。從這個意義上講，如果將東亞四小龍及日本經濟超常增長的階段作為參照系，中國應該還有20-25年的較快增長階段。
史正富教授的《超常增長》這本書，對經濟學家現有的思維方式提出了挑戰。
經濟學家盧卡斯説過，經濟學界一個令人着迷的問題始終圍繞着超常增長展開。從戰後日本、德國實現超常增長的現象發生後，緊接着東亞四小龍的崛起，歷經25-30年的超常增長期。
這一超常增長現象超出了西方主流經濟學的解釋模型，以至經濟學家將這些高增長現象稱之為“增長奇蹟”。因為這樣的超常增長率歷史上不曾有過。
根據經濟史學家麥迪森復原的千年史數據，我們發現早期在西歐成長起來的資本主義國家,其經濟增長率都未超過2%。即使到了工業革命以後也是這樣。美國建國時間雖然比較短，其增長率比歐洲要高出約一倍多，但始終也沒有超過5%這個平均值。而日本和東亞經濟，增長率達到了9%，縱觀整個世界的千年史都是很罕見的。
對正統的發展經濟學或增長理論而言，這種超常增長的現象是對經濟學家思維範式第一次大的衝擊，就是説，我們如何來解釋這麼高的增長率，這需要理論創新。
超常增長要停滯了麼？
世界銀行在1993年出版的《東亞奇蹟》提出了一個新的解釋，但這個解釋引起了巨大的爭論。爭論的核心在於政府的角色：在超常增長的經濟體裏，政府與市場之間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關係結構？這個問題持續地成為經濟學家解釋高增長現象時難以擺脱的主題。
我認為，超常增長現象能用一個最簡單的理論框架裏來解釋，這個框架就是“收斂假説”。收斂假説是最符合自然規律的經濟學假説。經濟學家都接受它，沒有爭議。按照這個假説，產出基數低的國家比產出基數高的國家有更高的增長潛力，這其中假設前者可以很好地模仿和學習後者的長處，從而實現更高的增長率。
因此該假説的邏輯就是，一個經濟體的超常增長速度實際上取決於它的人均收入跟前沿國家人均收入的差距。差距越大，趕超的潛力越大。在這裏要強調的是，是收入間的差距，而不是收入的水平決定了超常增長的潛力。
人們經常將中國跟日本1970年代做比較，因為中國的人均GDP按照購買力換算與日本1970年代接近，於是人們認為中國很可能重複日本70年代走過的路：1950年代到70年代初，日本經濟保持了9%的增長率，但1973年突然失速，從9%跌至4%，從此再沒回到超常增長階段。因此很多人認為中國也難逃宿命。
在我看來，這個判斷違背了收斂假説，因為收斂假説認為與前沿國家的收入差距決定了後發國家的潛在增長率，而不是收入水平決定未來增長率。比如，中國目前的人均GDP按照購買力換算約為美國的五分之一，1970年代，日本的人均GDP按照購買力估計其實已經達到美國的65%。從這個意義上講，日本在1970年代已經是很富的國家。所以按照超常增長的邏輯，當時的日本已經沒有多大空間再保持更快增長。
反觀今天中國與美國的差距，中國超常增長的潛力和空間仍然相當大。實際上，今天，中國與美國的人均收入差距才相當於日本50年代與美國的人均收入差距。
去年國內出版了《大預測》中譯本，作者在書裏特別強調，相對差距對於我們推算中國未來增長率十分重要。現在人們對中國經濟的未來是樂觀還是悲觀，往往都與日本1970年代相提並論。但從上面的推算能夠知道，實際上，這兩個發展階段沒有可比性。
正因為如此，中國未來10-20年甚至更長時間內保持超常增長就是一個大概率事件。如果這樣，中國的奇蹟就不僅在於9% 或8.5 %的增長率，而在於我們保持高增長的時間可能會遠遠超出日本和東亞四小龍。
原因是，1979年中國經濟起飛的時候，人均GDP 遠遠落後於日本與東亞四小龍經濟起飛時的人均收入水平。直到現在，中國的人均GDP 按照購買力估算與美國的差距，也就接近日本和東亞四小龍在上世紀50-60年代與美國的差距。這相當於，我們的經濟增長了30多年之後， 人均GDP其實才達到日本及東亞四小龍經濟起飛的起點。從這個意義上講，如果將東亞四小龍及日本經濟超常增長的階段作為參照系，中國應該還有20-25年的較快增長階段。
也就是説，從現在開始，在20-25年內，每年平均7%-8%的增長，我們才能達到日本在1973年，或東亞四小龍在1980年代末與美國的收入差距相當的水平。在此之後，超常增長現象就趨於消失。
日本在1973年以後經濟增速猛降，回落到一個低速經濟發展水平，東亞四小龍在1989年危機以後基本上也回到了低速增長階段，所以超常增長的現象終究會終結，這符合超常增長的收斂假説。
打破硬約束：必須回答的問題
那麼為什麼看空中國的言論越來越多？尤其是在2008年全球危機以後。最直觀的解釋是，認為中國高速增長了30多年，這個時代也該告一段落了，畢竟日本和東亞四小龍的超常增長時期也就是20-25年，中國已經高速增長了30多年，歷史上還沒有出現過超常增長超過30年的經濟體，所以人們認為未來中國經濟走勢趨弱必然發生。
這種解釋實際上並不符合超常增長原理，不符合收斂假説。但還有一些不看好中國經濟未來增長的理由，這些理由更重要。比如，現在大多數的經濟學家都看到中國經濟維持超常增長的條件和優勢發生了變化，這些條件未來不再具備或不再成為優勢，包括人口紅利的消失，能源、生態環境的約束，特別是後者，現在已經變成一個實實在在的硬約束。比如説PM2.5，如果中國政府想讓這個數字降下來，經濟增速必然要放慢。
還有一個超級購買力的問題， 中國發展太快，全球的商品價格就會太高，反過來對中國自己也構成了一個約束。此外還有一些技術創新層面的約束，很多人反思説中國有沒有能力來實現技術創新等等。
更重要的是，這些約束條件都是不容易放鬆的，所以，中國超常增長現象告一段落也是不得已而為之。
中國的崛起是一個大國的崛起，日本崛起、新加坡的崛起沒有碰到這些約束，但中國是一個大國，在全球的經濟份額中佔比太大，以至於中國的增長會影響到全球商品的價格。
的確，上述眾多問題是今天的中國經濟學家必須回答的，因為經常有人提出這樣的問題。前天我接待韓國三星經濟研究院的院長，他問的也是這個問題；昨天我接待芬蘭銀行的研究人員，也問這個問題，全球都在關心中國未來超常增長是不是要結束了，這個結束不僅是因為美國的金融危機和歐債危機導致中國出口疲軟，這是個短期的問題，是週期現象，更重要的是中國自身面臨的這些約束條件怎麼克服。
新的超級購買力哪裏來？
從這個意義上講， 我覺得史正富教授的《超常增長》做了一個嘗試性的貢獻，他對這些問題都做了解答，告訴讀者如何解決這些硬約束。
幾個月前我們曾討論過鄧英淘的書，他提出了一個“國家再造”的概念。這個問題非常重要，因為在今天的經濟發展過程中，中國國土整治的問題、生態問題、水的問題、沙漠治理的問題等等，變得越來越嚴峻，經濟增長加劇了環境的惡化。鄧英淘把這些問題提升到了國家戰略高度，非常大膽地提出一個再造的超級工程，但是，鄧英淘的書提供的是一個技術線路，是用技術的眼光來尋找答案。他認為緩解這些約束在技術上是可行的。
而史正富《超常增長》最大的亮點就在於，他更大膽地去設想了一個超級的、綜合性的國家戰略基金，這個基金投出去之後會產生兩個效應：第一從長期來講，能緩解目前我們面臨的這些硬約束。之前人們在談起構成未來增長的硬約束時，很少用這麼長遠的眼光去思考。現在史正富提出的超級戰略基金投資的思路，能夠不斷改善這些硬約束，放鬆這些約束，這就創造了巨大的增長空間，將我們的市場可能性邊界（PPP）外移。
從供給的角度來講這是一個非常好的設想，同時需求層面也會從中受益。幾年前，我就和史正富討論過，現在中國經濟的增長跟美聯儲有什麼樣的關係。學界不少人都認為：美聯儲長期採取擴張性的貨幣政策，使得中國的貿易大幅擴張，能夠在海外市場得到消解。
但2008年以後風險來了，依賴西方市場有太多不確定的因素，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史正富“國家再造的超級基金計劃”可望成為新的替代品，形成新的超級購買力。
所以説，這個計劃不僅僅能從供給層面上緩解約束，同時又創造了一個超級購買力，這樣從供給和需求兩個層面都有助於中國在較長時間內維持比較快的增長趨勢。
我認為這個點子很大膽，至少我無法超越這個想象力。這很大程度上與作者多年從事投資活動的經歷有關。
《超常增長》還有很多可讀的地方，創新的地方也很多，收入分配方面他提出1.5次分配的概念，還提出國有資產怎麼讓出一定比例給低收入家庭等，為我們留下了很多討論的空間。
《超常增長》在成書的過程中，在作者構思其主要思路的時候，他力圖回到目前大家最關心的問題上來。因為輿論普遍的推斷是，中國過去30多年的超常增長正在為中國套上又一個枷鎖。如何解開這些枷鎖，哪怕只是鬆動一些，緩解這些約束對我們的束縛，未來20年中國繼續保持較快的增長，就會有可以想象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