臨武城管“打死”瓜農調查：鄧正加的11年和城管廖衞昌的12年
7月17日有網民稱，當天湖南臨武縣城管打死瓜農，此案掀起又一輪圍繞城管與小販的輿論風暴。有的人激烈討論各種版本的“臨武城管打死人”事件“真相”；有的人在網上悼念被臨武城管打死的瓜農；也有的為臨武城管申辯。《東方早報》記者趕到臨武，實地探訪城管“打死人”事件始末。
（記者 黃芳）夜幕降臨，臨武縣城舜峯廣場前高高豎起的電子大屏幕放着誇張的香港喜劇片，嚼着檳榔的男人們目不轉睛地看着，突然就哧哧地笑了起來；開着寶馬、保時捷的礦主們躊躇滿志地出入燈紅酒綠的夜總會；伴着《愛情買賣》高調的聲音，有閒的中老年在廣場上翩翩起舞；從廣東小市場批發來的廉價衣衫、被小車推着叫賣的現榨果汁、被小孩子們喜歡的充氣城堡塞滿了文昌橋四周。
最近，這一帶瓜攤冒出來了不少——兩個瓜農賣力扛起大秤，吊着一筐西瓜估價，生意出奇好，早上拖來的1000斤西瓜只剩下了道上的一攤。“這裏出事了，幾天都沒見一個城管過來管。”瓜農向外地人解釋。
湖南臨武縣瓜農鄧正加幾乎成為一個符號。
7天前，他在一場和城管的衝突中死亡。事發當天，趕來圍觀的人們守護着他的遺體在事發地點超過18個小時，憤怒的人羣與趕來維穩的武警發生了衝突，多人受傷。在此之後演化的“棒打記者”、“屍檢疑雲”、“家屬封口”令該起事件增添神秘色彩和戲劇意味。
在他死亡的地方，從四面八方趕來的記者試圖找到蛛絲馬跡，納涼的人們激烈地討論着他們所聽聞的不同的死亡版本；還有成千上萬的人在網上悼念他。
與此同時，廖衞昌等6名涉事城管以涉嫌故意傷害罪被刑事拘留。
一切還得從7天前説起。
臨武城管打死瓜農鄧正加。鄧的大女兒鄧素丹回憶“搶屍”事件
凌晨3點起牀的莊稼人
17日凌晨3點多，像過去11年的每一天一樣，南強鄉蓮塘村村民鄧正加和妻子黃細細迅速爬起牀，他們從雜物間推出三輪摩托車準備開往果園摘瓜。
2002年，鄧正加從村委會承包下這片方圓50畝地的果園。他在山坡種滿了西瓜、臍橙和楊梅，其中西瓜就有20多畝，不遠的一片園裏還有8畝香芋和十幾畝水稻。春夏之交賣楊梅，夏賣西瓜，秋賣香芋，冬天賣臍橙。
為了照顧果園方便，夫妻搬離村子的老屋，直接住到距離村子3裏多地的果園的土屋裏，除了馬路對面的一户守林人，夫妻就在這個孤島一樣的山上遠離人煙住了十幾年。
農藥化肥是果園的主要開支，為了節省成本，夫妻倆沒有請幫手，他們每天凌晨3點起牀，忙到晚上11點才睡。
果園年收入十幾萬元，養大了他的3個兒女，結婚、上學、買房。他堅持不讓在湘潭上大學的小女兒鄧豔玲辦理助學貸款，“自己能負擔的就儘量自己來做。”他為唯一的兒子鄧青強在縣城買了一套婚房，150平方米，連裝修要50多萬；他還花了5萬元在村裏置了一塊宅基地，留作孩子養老。
臨武把他評為“臍橙種植示範户”、“縣勞動模範”。湖南省農業廳把一塊紅牌牌釘在了他家門楣——“農業科技示範户，2012-2013年度全國基層農技推廣補助項目，湖南省農業廳制”。
這片果林是鄧正加的光榮和夢想。大女兒鄧素丹拿出他的一張往年照片：綠油油的臍橙林中，正值壯年的鄧正加意氣風發——又是一年的柑橘豐收。照片上是他自己書寫的一行字，“從奴隸到英雄。”
滿滿一車西瓜裝上了車，足足有1000斤。黃細細看了下時間，5點11分。鄧正加坐上三輪車，黃細細開車走上了17公里外的縣城。
研究農業技術是鄧正加唯一的愛好。在果樹種植上，鄧正加很有天賦和頭腦。“什麼時候該種什麼他都清楚，一茬瓜快賣完了他會趕緊種下另一茬，看市場也很準，哪種水果好賣他種哪種。”
鄧素丹記得，每年鄧正加總會往農場拉幾車有機肥，那種肥料的配方是他自己研究出來的，種出來的瓜也總是又大又甜。
她總納悶：一個從不上網的人怎麼會懂這麼多新奇技術。
到縣城已經是6點多，和夫妻倆同時進城的灣丘村瓜農曾發德記得，那個時間文昌路的兩個允許瓜農擺攤的自產自銷點已經被佔滿，農貿市場裏賣小菜的菜農和菜販也已經擺到了文昌橋頭。
鄧正加夫婦轉到縣城的老攤點解放南路。這條路是臨武縣城的老城區，道路狹窄，人流密集，上下班時段常常交通堵塞。臨武縣城管執法局今年初成立後，對這條路段加強了管理，不允許流動攤販擺攤設點。
焦慮的城管隊長
前一天晚上，臨武縣城管執法局三大隊大隊長廖衞昌躺在牀上突然對妻子楊麗説，干城管真的壓力好大，攤販們不好管，怎麼也管不住，城管現在是危險職業，不知道哪天走在路上就被人捅了。廖2001年退伍回來進入城管，這比鄧正加承包果園早了一年。
早上7點半，廖衞昌剛吃過早飯準備去上班。妻子楊麗記得，丈夫出門時就像平常一樣開開心心的，這打消了她心中的疑慮。
和廖衞昌結婚七八年，當中學畢業班老師的楊麗工作忙，家中的午飯，接送五歲女兒上下幼兒園，全是由廖衞昌包辦。
不過今年年初廖衞昌當上城管大隊長以來，他再沒有時間照顧家事，楊麗感覺他的壓力增加了許多。
城管執法局從城管局中剝離，在新任的執法局長鬍郴眼中，新的班子試圖在“規範執法、文明執法、人性執法方面做出一定探索，想為城管系統樹形象”。
一則發表在“人民城市網”上題為《湖南省臨武縣城管執法轉變執法方式得到羣眾好評》的文章在鄧正加事件後被廣泛流傳，文章中提到，作為城管執法隊伍，要想根本改變外界“粗暴執法、野蠻執法”的看法，也必須從自身的一言一行做起，做到“執法讓人感動”。
文昌路口旺旺商場的老闆王興（化名）注意到新任執法局的一些變化。他看到，一些城管隊員會開車幫瓜農把西瓜搬運到允許擺攤的區域；而以往瓜農設攤較多的老街區有段時間交通也通暢許多。
不過這種情況僅持續了很短時間。自產自銷的合法攤點太少，瓜農擺不下，就又開始和城管打起“游擊戰”。
廖衞昌的父親廖天興在看過許多新聞後，對兒子的工作總是有些擔心，他一見到兒子就叮囑説，“農民一杆秤20多元錢的，不要去折農民的秤。”
而廖衞昌多數時候也認真地回應，“不會的，我知道他們不容易，最多把他們喊走就是了。”
“以前是中隊長，上面還有領導就不用怎麼操心，現在當大隊長要操心好多事情了。”對上級領導躊躇滿志的改革目標和任務，廖衞昌不時會流露出對完成工作的不自信和焦慮。
楊麗常常看到，下班後，廖衞昌還在屋裏看文件，他有時會抱怨小攤小販們“好難管，跟他們講不聽的”。
而網上有關城管的新聞，廖衞昌也會特別關注，看完會感嘆“城管難做，管也不是，不管也不是”。
楊麗發現，廖衞昌在家只看相親和選秀等解壓型娛樂節目。
在解放南路湖南米粉店的老闆鄺某看來，廖還算和和氣氣的一個人，“不是那種呼來喝去、很兇的城管”。王興也表達了類似的觀點，“看起來蠻温柔的人”。
不過，鄺某也遇過廖的隊員裏有很兇的人，一次她把桌子擺出去一點，就被勒令一張桌子交100元，“有的還會動手打人”。
楊麗的父親是搞教育出身，“如果是別人當大隊長，我父親一定會提醒他工作中別太較真，不要惹事，但對他我父親還很放心”。楊麗眼中，廖衞昌在朋友中是一個勸架的角色，他常常被朋友叫去調解夫妻矛盾。
“賭博輸了一頭牛”
衝突發生前的一個小時，鄧正加的外甥女、在縣城居住的鄧湘英曾叫鄧正加到家裏來吃早餐。他回説，“等賣完西瓜再來”。
今年至今，鄧家的西瓜已經賣了2萬多元。那天生意出奇的好，擺攤沒多久500多斤西瓜就賣出去了，兩口子想一鼓作氣多做點生意。
對鄧正加夫婦來説，這樣的辛苦日子再堅持一年半載就到頭了：小女兒快要大學畢業；兒子也快娶媳婦，城裏買的房子債快要還清了。
今年5月一個潮熱的午後，鄧的堂外甥鄧紅剛去池塘捕魚路過鄧正加的果園，鄧喊住了他。給他看滿手的黃繭，“手掌中幾乎沒有肉，全是厚厚的一層繭。”
“外甥啊，再過一年我就不用過這種苦日子了，到時候咱們兩個好好坐下來喝杯酒。”鄧紅剛記得堂舅説這句話時表情很興奮，可是他聽起來有點想哭。
8點多，廖衞昌和他的幾名隊員走向鄧正加的攤子。
鄧正加是蓮塘村一户農家兩子四女家庭中的老五。在他的弟弟鄧永才所擬的悼詞中，鄧正加自幼勤苦耐勞、精打細算、腦袋精明，且在年輕時就學會了砌牆砌屋的手藝，卻“身染惡習，沉迷賭博，致使家庭吵鬧不休，負載累累”。
在發小鄧良金眼中，少年時的鄧正加會打籃球、愛開玩笑、脾氣直率、愛喝酒、抽兩塊錢一包的相思鳥，這是當地一種味道很衝的捲煙。
據鄧素丹講述，鄧正加腦子靈活，養過豬、牛，做過倒賣牲畜、果產品的生意，也曾南下廣東做些小本買賣，不過因為早年好賭，進來的錢都流水般出去了。
鄧素丹聽親戚講，鄧正加曾經拎着一頭牛直接到賭桌前，跟別人擲骰子比大小，一把定輸贏，贏了的人牛牽走，那是一頭牛市值3000元的時節。
結果，鄧正加輸了，他爽快地讓對方牽走了牛。
1988年，鄧正加與文溪村的姑娘黃細細結婚，對方小他3歲，同樣精明能幹。因為鄧的賭性未改，家裏的錢幾乎都被輸光且欠下了一筆不小的債務。
在鄧素丹童年的記憶中，父母兩人總是吵，無數次鬧離婚。她記得，吵得激烈時，黃細細把鄧正加的脖子、身體都抓出一道道血痕，但鄧並不還手。
鄧家媳婦下了狠心要治丈夫的賭病，她悄悄地找村子裏借給過鄧正加賭債的、曾與鄧正加是賭友的每户人家，説服人家，立下字條不要再與丈夫賭博，不要借他賭債。
黃細細請來了鄧正加有威望的叔叔，勸説丈夫不再賭。
日子從承包下那座荒山建果園開始發生轉機。鄧正加為人實在，電纜店的王老闆看着他在門口擺攤十幾年，“一塊錢的西瓜別人喊九毛他也給，結賬少個五毛一塊的他也不計較。”
曾經的優秀士兵
廖衞昌和他的隊員們一步步走來。在楊麗看來，丈夫豪爽、樂觀又有擔當，他是靠自己的努力才走到今天。這也是生長在教師家庭、條件優越的楊麗放棄諸多追求者而選擇他這個農家子弟的原因。
廖衞昌是在浙江的武警部隊當了三年兵之後，退伍後2001年分配到城管隊的，服兵役的那幾年，父親廖天興每年都能收到從部隊郵來的“優秀士兵”證書。
1977年出生的廖衞昌出生在一個退伍軍人家庭，是三個兒子中的老二。他的母親是農民，父親廖天興早年在雲南、貴州等地當過鐵道兵、警衞，押送過炸藥包，看守過油庫。上世紀70年代從部隊退伍後被分配到郴州市東波有色金屬礦廠做會計，在此後為了與妻兒團聚回到老家臨武，並在某糧站工作，不過因為糧站在改革中破產，廖天興以普通職工的身份內退。
廖衞昌的叔叔廖細興也是一位軍人，在入伍參軍後不久，在對越自衞反擊戰中犧牲。
這樣的家庭仍保留了軍隊的習慣，紀律要求嚴格。儘管家庭不富裕，但廖父本身熱愛讀書，自學歷史，他也希望三個兒子都能好好求學。兒子們沒考好時，廖父會用筷子敲打他們掌心，廖衞昌並不回嘴。
與同齡人相比，廖衞昌乖巧有禮貌。他的中學班主任劉老師記得在很多年後，兩人偶遇街頭，廖衞昌遠遠地就衝他招手，並大聲地問好。
廖父至今住在上世紀80年代的單位家屬院，57平方米，設施簡陋沒有獨立衞浴，屋內唯一的電器是電風扇，這也是廖衞昌和他的兄弟一起長大的家。
在廖天興的印象裏，廖衞昌少年僅有的調皮是和幺弟撕扯被子打鬧。而在楊麗眼中，比他大3歲的丈夫顯露出超年齡的老練。“我帶女兒出去，他總要提醒不讓陌生人拍照，小心壞人用照相機噴出迷藥。”廖衞昌會念叨楊麗要小心各種社會和人情陷阱。
18歲，廖衞昌興沖沖地報名徵兵，各種體檢關均通過，最後以指標不夠落選；而條件不如他的某些幹部子弟卻成功入選，如此三次，直到20歲，他第三次徵兵，廖極力要求父親去託老領導説情，這一次順利入伍。
在廖天興眼中，兒子並不顯露出特別的爭強好勝，不過遇到挑戰時，他也不肯輕易認輸。
廖天興對一件事情記憶深刻，廖衞昌剛入伍沒多久，表現優秀被班長看中重點培養，這讓比他早幾年入伍的老兵很不服氣，並有意無意地找茬。“廖衞昌找到那個老兵，跟他打賭，比幾項技能，如果廖衞昌贏了就別再找麻煩。” 那一次，廖衞昌贏了。
“這樣子打人要不得”
廖天興家離兒子的單位不遠，老人每天探過窗口就聽到兒子在催促流動小販搬離的聲音。
事發當天8點多，廖天興又聽到了這個聲音。家裏的電錶壞了，他想讓略懂電工常識的兒子順道上來幫忙修理一下。電話打過去，那頭是急促有些不耐煩的聲音，“我現在在忙，沒時間過去，一會下班幫你叫個電工吧”。
當時走在路上的陳英（化名）目擊了廖衞昌和鄧氏夫婦第一次衝突的一幕。
她看到，城管在大聲催促黃細細搬走。其中一名城管“拿起了四個瓜就走”。黃細細上前理論，隨後雙方發生了爭執，有城管折斷了她的秤桿，並要將她抬進執法車。“周圍的人在呼叫，他們才把黃細細放下。”
陳英記得，城管走的時候，黃細細又罵了一句，有兩名城管折返，其中一人打了黃細細一巴掌。
正在附近購買抽水機的鄧正加趕忙返回，也參與了爭執，後被周圍的人勸離。
隨後，鄧正加和黃細細把瓜攤挪到了文昌路與臨武大道路口，那裏有兩塊允許擺攤的“自產自銷農副產品臨時銷售區”。在路上，夫妻倆花22元錢重新買了一杆秤。
將近11點，廖衞昌、鄺亞平、袁誠6人又開着麪包車再度巡邏到了鄧的攤子前。
接送小孩回家補課的郭五英聽到路邊的爭吵聲。“女的（黃細細）罵得很難聽，當時城管在攝像，她説你再攝像，我就用西瓜砸你們。”
黃細細事後承認，當時的確罵了一句“你們是土匪”。她解釋，這是因為城管隊員要求交100元罰款，她交了但對方沒有開具發票。
在郭五英看來，黃舉起那個西瓜只是做做樣子。
當時，鄧正加正在吃飯，他把飯碗放下去拿秤，秤還沒拿起來，執法車裏跳下來幾個人，肢體衝突開始。
有圍觀的人看到，五六個人圍着打夫妻兩個，很快黃細細就昏厥了。
郭五英看到，鄧正加苦撐在地上，臉上很痛苦，有摩托車司機勸城管人員：“這樣子打人要不得。”城管人員回説：“兄弟你不要管，不關你的事情。”
也有不願透露姓名的目擊者稱，在衝突中黃細細撕扯得很厲害，把幾名隊員的胳膊和胸都撕傷，他還看到，黃細細咬住了其中一名城管的胳膊，“咬得很厲害，差點把肉都咬下來。”
鄧正加在衝突中死亡，黃細細在撕扯中扯下了一名城管的胸牌，寫着“廖衞昌，執法三大隊大隊長”。
衝突到底是如何爆發的？至今沒人能説清楚。
臨武城管打死瓜農事件：瓜農鄧正加家屬展示秤砣和鐵棍
“他怎麼可能打死人？”
中午在接到朋友的電話時，楊麗不敢相信自己聽到的消息，“他怎麼可能打死人？”
在她的眼裏，廖衞昌連小鳥都捨不得傷害。他們家陽台上前不久結了一個鳥窩，常有鳥糞掉下來把衣服弄髒，楊麗曾經建議把鳥窩移除，但廖反對，“他在鳥窩下面鋪了一層薄膜，他説這樣既不會影響小鳥，也不會弄髒衣服。”
而當天官方通報的，“鄧正加在爭執中突然倒地死亡”的説法也讓鄧家人不能接受。鄧素丹認為，父親一向身體強壯，不然也不可能種這麼多地。
而蓮塘村的赤腳醫生鄧中文（音）也證實了這一點，他記得近幾年都沒有給鄧正加看過病，他印象中此前對鄧正加的一次接診記錄是農藥中毒，鄧“一個人有點晃地走了過來，打了一天點滴就走了”。
“城管打死人”的消息在小縣城裏迅速傳播，鄧的家屬通過微博發佈消息，許多媒體趕到了現場。幾百個蓮塘村村民趕到現場圍住遺體。
鄧正加的侄女説守住遺體的目的是“引起政府重視，説清楚解決辦法”。在湖南民間，這種“拿死人壓活人”的方式被稱作“打人命”或“打命案”，這樣做通常是為了向社會陳訴冤苦，或是針對“仇家”，向對方施壓以滿足己方要求。
當天，鄧正加的遺體周圍聚集了越來越多的圍觀羣眾，上千名羣眾堵住了臨武大道文昌路口，交通一度癱瘓。這讓官方有發生“羣體性事件”的恐慌。
摩的司機鄭志（化名）正在附近等待生意，他看到官方前後有4次試圖“搶屍”。
對於官方如此着急將遺體移除，有網絡流傳的解釋為 “2009年石首事件後，全國性的維穩工作培訓中，將移除遺體作為防止羣體性事件的標準操作”。儘管未得到證實，但卻能在一些政府文件中得到印證。
據媒體報道，2010年四川廣安市的一份經驗介紹中指出：“及時轉移遺體，是縣級人民政府妥善處理非正常死亡事件的關鍵。在非正常死亡事件中，遺體最為敏感，是引發羣體性事件的導火索。如果不及時轉移遺體，就無法進入處置秩序，隨時引發羣體性事件。要把遺體轉移到殯儀館作為處理非正常死亡事件一道法定程序，確保一旦出現非正常死亡突發事件，遺體能無條件及時轉移到殯儀館。”
鄭志看到，11點多，四五輛警車遠遠地停着，有警察試圖過來移屍，被圍觀的羣眾攔住。21點多，事發周圍的路燈全部被斷掉。此時，已經有好幾輛客車的武警到達了現場，這次針對遺體的移除仍未成功。
一名該縣的縣委副書記到了現場，鄭志聽到前面有人在討論，家屬代表正和這位書記談判，隨後，談判似乎不成功。一種普遍的説法是，家屬要求公開事發時的監控錄像，但官方並未答應。
在23點多，一次規模較大的官民對峙行動又開始了，鄭志看到圍觀羣眾中有人向武警扔啤酒瓶，武警舉着盾牌擋住，“啤酒瓶滿天飛，就像手榴彈一樣，氣氛很嚇人。”鄭志看到，有幾名警察頭上、胳膊被玻璃碎片劃傷。
而在這前後，有兩名湖南某電視台的記者試圖採訪，但其採訪車被砸，記者在衝突中受傷。
風波後一陣令人窒息的平靜，圍觀的羣眾漸漸散去，有村民回去休息了，鄭志看到，現場只留了百來人。
18日凌晨4點多，官方的又一次移除遺體行動開始。鄭志看到，百名武警敲着伸縮警棍，朝着遺體方向衝來，所有擋在遺體周圍的人都被打，他清晰地聽到，有人在喊“媽了個*，不讓路就去死”。警方追着人羣一直打到文昌橋頭，鄭志的一位剛從路邊網吧出來的朋友頭部也被砸傷。
18日下午，官方對外否認“搶屍”一説，而稱是為防止交通阻塞，“協助遺體運送”。鄧的遺體在18日凌晨被安放在蓮塘村口。
在事發後的第三日，鄧正加的遺體被下葬。官方在此後表示，已對鄧正加的家屬給予各種賠償共計89.7萬元。針對記者提出的公開賠償明細的申請，官方未予回應；而對於“賠付過快”的質疑，官方給出“死者為大，人道主義”的回應。
而鄧的家屬當天對早報記者也承認，“這個事情縣裏已經處理好了，不讓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