殘疾人就非要被“看見”嗎？-岑少宇

7月26日，《華爾街日報》中文網上發表了一篇題為“中國近一億殘疾人‘藏’在哪裏？”的文章，作者是中國知名媒體人。文章稱，中國殘疾人達8296萬，但大街上幾乎看不見殘疾人的身影，而“發達國家簡直到處都是殘疾人”。“當下中國雖以喧譁而著稱於世，但從殘疾人的角度來看，卻不能不説是異常的沉寂而荒涼……他們實際上已經被整個世界拋棄，被人類拋棄。”作者因而直指中國雖然簽署《殘疾人權利公約》，但沒有兑現“鄭重承諾”。不獨這一篇文章，這種觀點進來經常出現於網絡。

筆者作為殘疾人的家屬，實在難以理解這番比較。

首先，有些殘疾人不需要“藏”，你就是看不見。

就以家父為例，由於膝蓋粉碎性骨折，導致腿部殘疾，但他在講台上授課時，根本看不出有殘疾。

看不見的可不止上面這例。我們先來弄懂統計數字裏的“殘疾”究竟指什麼。根據國標GB/T 26341-2010《殘疾人殘疾分類和分級》，視力低於0.3、高於0.1的是二級低視力殘疾，他們戴的眼鏡片或許很厚，但生活與常人無異。也難怪原作者先生看不見。

戴着助聽器的輕度聽力障礙患者，如果有長髮遮蔽耳部，面對面交談也不一定會被察覺有殘疾。我們學校附近，有一户做小生意的人家，上小學的兒子先天一隻耳朵有殘，但這一點不妨礙這孩子聰明活潑。他們那擁擠的小店裏，牆上掛滿他的各種獎狀。我經常見到他，但是從來沒覺得自己是“看見”了殘疾人。

因此，大街上“看不見”殘疾人，不等於殘疾人“藏”了起來。

中國有些選秀節目，倒是讓殘疾人頻頻亮相。雖然導演將他們的艱苦奮鬥正面呈現出來，把觀眾感動得淚流滿面，而殘疾人本身也名利雙收，但筆者作為殘疾人家屬，對此卻感情複雜。筆者想問：有些人是否樂見殘疾人這樣出現在“公共生活”內，大秀特秀，煽情不止？

其次，發達國家到處是殘疾人嗎？殘疾人滿地走就是文明國家的標誌麼？

筆者曾在澳大利亞留學，便先以澳大利亞為例。

**2003年，澳大利亞統計局曾進行普查，殘疾人約395.83萬人，佔總人口的20%。相比之下，中國雖有8000多萬殘疾人，但僅佔總人口6%左右。**看來，澳大利亞當然會像那位媒體人所形容的，“到處都是殘疾人”了。但筆者在生活中，卻並沒有這樣的感受，遇到殘疾人的幾率，似乎與中國並無多大差異。

美國2004年時的調查估計，至少有3700萬殘疾人，占人口總數的12%左右，比中國翻了番。實際能“看見”多少殘疾人，相信去過美國的人都會自己判斷。

造成數據與觀感差異的原因在於殘疾人的認定標準。發達國家在手頭寬裕的時候，社會保障能力較強，因此判定殘疾人的標準較低，覆蓋更多人羣。比如，有的國家把糖尿病和臟器移植患者也算進來，甚至提出過度肥胖也算殘疾。

仍以澳大利亞為例，上述普查判定殘疾人的標準是，個體有“持續或可能持續至少6個月的，限制日常活動的，任何侷限、限制或損害”（Disability was defined as any limitation, restriction or impairment, which has lasted, or is likely to last, for at least six months and restricts everyday activities. ）。顯然，在這個統計中，殘疾人認定標準比中國的寬了許多。

從殘疾人比例的變化也可看出端倪。1976年，澳大利亞殘疾人的比例是4.8%，1993年攀升至18%，這顯然不是發生了什麼大災大戰，而是標準變化的結果。類似地，英國1987年是7.1%，1994年是15%。

筆者很難理解華爾街日報網站這篇文章的作者是怎麼在國外“看見”遍地殘疾人的。或許他看老外時眼力特別驚人，靠眼睛就能看出聾人、糖尿病人；或許他只是根據統計數字來“推理”自己的感受。但我更難理解，難道滿大街殘疾人就是文明的標誌？按照這個邏輯，殘疾人越多，説明這個國家越文明？

誠然，作為發展中國家，中國在殘疾人問題上仍有許多要向發達國家學習的地方。但毫無爭議的是，中國正在不斷取得進步，越來越多的地方建起了無障礙設施，越來越多的殘疾人完成了高等教育，殘疾人的就業保障也越來越好。

近年來，導盲犬的准入問題引起爭論，反映出社會對殘疾人仍有不理解的地方，但這爭論本身也是殘疾人事業正在進步的標誌，説明導盲犬正走向百姓。相信隨着中國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殘疾人事業將得到更多的資金支持和理解。

抱怨看不見殘疾人，進而臆測這是刻意維穩的結果，並進一步質疑中國的社會治理水平，我想這一定不是他一個人的看法，而是一種典型的對有殘疾人羣的不瞭解。這種想法恰恰折射出他們對殘疾人的不健康想象，大概在他們的想象裏，殘疾人就該是缺胳膊少腿的樣子，甚至頭上寫着“殘疾”二字，可以一眼被看出來。

福柯在《瘋癲與文明》一書中闡述現代國家規訓管理技術如何發明出“瘋癲”。比如在歐洲古典時代，有些在今天看來古怪的人，在基督教文化之下反而被視作聖人，到了啓蒙時代才會被看作瘋人。也就是説，瘋癲的定義在每個時代每種文化下都不同，定義的變化是為了滿足社會治理需求或者權力的運作。福柯在《規訓與懲罰》一書中更是説明“看見”就是一種現代權力的運作形式。被看見，就是處於被管理被統治的狀況下（想想吧，小偷一般都不願在被“看見”的情況下作案。所以犯罪分子最憎恨滿大街的監控攝像機）。

我們需要理解，就殘疾來説，要區分統計學或者人口治理學上的“殘疾”和現實中那些“殘疾”人的真實的自我看法。**我知道有很多在統計表上的“殘疾”人，在現實中並不認為自己有什麼殘疾，都如正常人一般豁達地生活工作，也不會引起他人異樣的目光。倒是一些對殘疾人抱有奇怪心理的人，顯得不那麼健康。**福柯在有關人口治理的論述中，則肯定了現代國家在人口治理上的進步。統計殘疾人正是為了改善福利和提升人口質量。

統計學意義上的殘疾，不應該成為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判斷他人的標準。標準是會變的，倘若心理不健康比如自卑自賤都也被算作一種殘疾，那麼中國的殘疾人會更多。但這種殘疾能看見麼？或許在今天的網絡媒體上比較常見，但是走在大街上你是很難發現他們的。

所以，統計意義上的殘疾人不是拿來被人看的，他們按照自己的意願選擇出現在世界上的方式。那些認為統計學上的殘疾人就必須被看見的人，是不是恰恰擁有一種居高臨下的監視者心態？

或許某種意義上的“遺忘”，才是真正的關心與尊重。而像該作者這樣憤懣的呼喊，才是使殘疾人“生活於跟我們不同的另一個世界”的行為，“毋寧説是一種殘忍”。

不過，看到後面，筆者這個殘疾人家屬倒有些“放心”了。原作者大概並不是真要和殘疾人較真下去，因為他筆法宕開，轉而尋找中國的原罪。

什麼是原罪呢？中國殘疾人8000萬，看不見他們“本質就是一種隔離”，“是一個社會中最大的不公平不正義”。不僅“看不見殘疾人”，在這位作者眼裏，中國沒有貧民窟，也大成問題。他認為，中國的貧民絕大多數分佈在“黑洞般的中西部農村地區，無人得見而已”，見不着的原因是“刻意維持着一個正常的秩序”，用鐵腕把所有異類驅逐出去。該作者將之歸為“社會普遍的文化、心理和習俗的隔離”，是“整個社會的原罪”。

筆者驚異於他“觸類旁通”的能力。我不知道什麼“鐵腕驅逐”，只知道有的人在挖空心思尋找“異類”；我不知道什麼“刻意維持”，只知道聯合國不僅表揚了中國殘疾人事業的進步，也表揚了中國脱貧的巨大成就。

就讓善於發現“原罪”的人，活在臆想的“原罪”中吧。當然，這對於真正在披荊斬棘解決問題的人也不失為一種鞭策。就此住筆，等會兒我還要去看望父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