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特伊朗競逐埃及革命-王丁楠
埃及7月3日政變以來，國內衝突絲毫未得緩解，反而愈演愈烈。政變三週來，埃及的政治動態並不僅限於穆爾西的支持者與反對派（或軍隊支持者）之間的衝突。地區大國選擇、聯合埃及國內勢力爭奪主導權，這樣的局面日漸清晰地展現在埃及人面前。伊朗和沙特競相擴展在埃及的影響力是其中一條重要線索。
沙特與伊朗之間存在明顯的民族、教派、社會制度和地緣政治衝突。當地區局勢穩定時，這些結構性矛盾往往處於“休眠”狀態。當外部危機爆發時，潛藏的衝突會被迅速“催醒”。2003年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推翻薩達姆政權，掀開當地教派衝突的蓋子，什葉派政府在伊拉克通過民選上台，激化沙特和伊朗的矛盾，這是一例。2011年年初以來席捲西亞北非的阿拉伯革命浪潮也是如此。
美國深度介入中東局勢加深了沙特與伊朗之間的結構性對立：沙特感到伊朗作為異族介入阿拉伯世界，為整個地區帶來安全隱患和意識形態挑戰，而美國縱容伊朗在伊拉克擴張勢力範圍，旨在制約沙特的領導地位。反之，伊朗視美國在海灣部署兵力和對伊嚴酷制裁為最大威脅，認為美國通過扶植沙特削弱伊朗的地區影響力。
埃及1·25革命和穆斯林兄弟會上台為伊朗擴展實力提供了機遇。近半個世紀以來，埃及的薩達特、穆巴拉克總統及其領導的武裝部隊與沙特密切合作，對伊朗嚴加防範。1979年，埃及與以色列簽訂和平條約，日益成為美國在中東最重要的盟友。同年，伊朗爆發伊斯蘭革命，走上一條同西方和以色列對立的道路。
埃及在歷史上（969-1171年）曾為什葉派國家，開羅的愛資哈爾清真寺曾經是什葉派的最高學府。如今，埃及國內的什葉派穆斯林在80萬到兩百萬之間（沒有官方統計數字）。穆巴拉克執政30年來對這一羣體實施高壓管制，將埃及定位成伊朗的堅定反對者，並以此鞏固同海灣阿拉伯國家的合作。
開羅的愛資哈爾清真寺
穆爾西上台後對伊朗採取緩和政策。一年之內，兩國領導借多邊外交契機實現互訪。穆爾西於去年8月赴伊朗參加不結盟運動峯會，成為1979年後第一位造訪伊朗的埃及國家元首。內賈德步其後塵，於今年2月來到開羅，參加伊斯蘭合作組織會議，成為伊斯蘭革命後首位踏上埃及土地的伊朗總統。埃伊兩國試圖開通航線，發展旅遊和經貿往來。穆爾西還提議吸納伊朗加入由埃及、沙特、土耳其組成的對話機制，共同商討敍利亞危機的解決方案（沙特很快退出了四方會談）。
穆爾西上台後的埃及外交新動向遭到國內民眾的質疑和聲討。出於教派分歧和保守立場，與沙特關係緊密的埃及薩拉菲派反對埃伊關係緩和，實屬意料之中。除他們以外，埃及的年輕人在談及伊朗時也十分謹慎。他們常常説：“我對那裏的一切都不瞭解、也不感興趣”，彷彿帶着自我審查一般，生怕別人認為自己有同情什葉派的傾向。還有些大學生很肯定地説：“伊朗人來埃及旅遊會泯滅我們的民族特性。他們會在埃及散播什葉派思想，愚弄無知的埃及百姓。與伊朗緩和關係是穆兄會搞垮埃及的陰謀。”
穆兄會與伊朗政權的共同利益究竟何在？首先，雙方都在革命中上台，具有很強的伊斯蘭屬性。穆兄會通過埃及1·25革命獲得政治權力，伊朗則努力將“阿拉伯之春”解讀為1979年伊斯蘭革命在阿拉伯世界的延續。雙方在意識形態上有共通之處，都認為此次阿拉伯革命預示着伊斯蘭勢力在政治上的覺醒。
第二，雙方均樂見教派和解，並以此為己任。作為遜尼派穆斯林的跨國組織，穆兄會希望同什葉派聯合起來，打擊共同敵人，這與伊斯蘭革命後伊朗的外交政策不謀而合。伊朗政府強調什葉與遜尼派有共同的伊斯蘭屬性，並以伊斯蘭的名義在阿拉伯世界擴展影響力。例如，在巴以問題上，穆兄會和伊朗政府都認為衝突的實質不是某一國或阿拉伯世界與以色列的矛盾，而是伊斯蘭和整個穆斯林羣體與美國、以色列的對立。
第三是政治理念上的共識。穆兄會主導的埃及政府、伊朗的伊斯蘭政權、正義與發展黨（AKP）領導下的土耳其，三者之間儘管存在制度差異，但都推崇民主與伊斯蘭的結合。這樣的理念和實踐衝擊着海灣國家的治理模式，削弱了沙特等國在地區的軟實力。
埃及穆兄會與什葉派的伊朗政權在敍利亞問題上存在巨大分歧。穆爾西執政時的主要對手是穆巴拉克勢力的追隨者，他們幾乎都是敍利亞阿薩德政權的支持者。另一方面，埃及的保守宗教勢力與穆兄會若即若離，他們要求穆爾西對敍政府採取強硬姿態。在民意基礎不斷下滑的情況下，穆爾西向後者尋求支持，於6月15日召開集會，宣佈埃及與敍利亞斷交。
儘管如此，穆兄會仍然是伊朗在埃及的首要合作伙伴，雙方的共同利益超過分歧。埃及軍事政變發生後，埃伊關係急轉直下。武裝部隊關閉了伊朗在埃及的媒體，並逮捕了其主管。臨時政府外長、穆巴拉克時期的駐美大使宣稱：穆爾西執政一年來的外交政策需要重新評估。伊朗外長Abbas Araqchi則聲明7月3日穆爾西下台是一場軍事政變，表示伊朗反對軍隊介入政治，要求埃及恢復穆爾西的合法地位。
埃及政變一週後，沙特、阿聯酋、科威特同意援助埃及120億美元。這使穆爾西政府此前苦苦期待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貸款（48億美元）相形見絀。提供援款既是出於維護地區穩定的考慮，也進一步擴大了沙特對埃及的影響力，扭轉了過去一年來埃及與伊朗關係緩和的趨向。對沙特而言，伊拉克和敍利亞的動盪已經嚴重危及了地區穩定，埃及倘若出現內戰，不僅會動搖中東格局，還會引發外部（非阿拉伯）勢力的入侵和干涉。與如此嚴峻的後果相比，提供經濟援助幫助埃及軍方維穩，成本要小得多。
軍政府主導埃及過渡進程為沙特提供了難得的機遇。軍隊是沙特王室在埃及最信賴的盟友，也是埃及國內實力最強、影響力最大的政治勢力。除此之外，無論是穆兄會還是自由、世俗派政黨都對沙特政府心存戒備。埃及革命青年發起的“造反”運動更是在公開場合痛批沙特政教合一。沙特政權支持的薩拉菲黨派因為在埃及政變時導向軍隊一方，迅速失去了民意基礎，並同穆兄會一起被排除出過渡政府。投機心理非但沒給薩拉菲黨派帶來好處，反導致其成員對領導層失去信任，大規模退黨。除武裝部隊外，沙特在埃及的政治合作伙伴是非常有限的。
1·25革命後，埃及日益成為沙特和伊朗的爭奪焦點。同時，大國博弈下的埃及軍事政變也牽動着敍利亞和巴勒斯坦人的命運。
敍利亞內戰爆發後，約有30萬難民遷移到埃及定居。政變發生後，武裝部隊和警察以敍利亞人干涉內政（支持穆兄會）為由，逮捕、拘禁埃及國內的敍利亞難民，並揚言要將他們驅逐出境，引發國際社會廣泛關注。穆兄會下台和埃及的亂局暫時轉移了海灣國家和西方的注意力，為敍利亞政府軍贏得了喘息時間。但另一方面，穆爾西倒台、軍隊主導過渡進程意味着海灣國家對埃及的控制力加強，預示着親阿薩德的伊朗政府極有可能被排擠出解決敍危機的對話機制。對阿薩德政權來説，這場軍事政變是否利大於弊，還要看埃及政治在過渡進程中的走向。
埃及政變還沉重打擊了穆兄會在巴勒斯坦的分支——伊斯蘭抵抗運動組織（哈馬斯），並對其控制的加沙地帶造成嚴重困難。埃及軍方在政變後以維護西奈半島安全為由，採取了罕見的嚴厲措施，封閉了埃及與加沙地帶80%的物資走私通道，並禁止巴勒斯坦人通過拉法口岸（這是加沙與外界溝通的門户）。哈馬斯政府税收鋭減，領導人無法出境，成了甕中之鱉。各地的巴勒斯坦難民無法在齋月返回家園。加沙地帶生活必需品奇缺，各項工程被迫停工。當地民眾感到埃及軍方正借穆爾西下台對加沙的巴勒斯坦人實施報復。
與加沙居民相比，埃及境內的巴勒斯坦難民更加憂心忡忡。埃及媒體一貫仇視本國的巴勒斯坦人，這樣的風氣在政變後愈演愈烈，引發國際輿論譁然。穆爾西執政時，許多埃及人指責政府對巴勒斯坦難民給予優待，任憑他們搶佔埃及的社會資源，卻不顧本國百姓死活。軍事政變後，私營電視台“開羅與人民”（al-kahera wa a-nas）發佈消息稱：“穆爾西的祖籍在巴勒斯坦”，言下之意是穆兄會出賣埃及利益，一心為巴勒斯坦服務。7月26日，在被軍隊“保護”三星期後，法院正式下令拘留穆爾西，理由是1·25革命期間與哈馬斯合謀越獄。
如今，一些埃及示威者與境內巴勒斯坦難民的矛盾一觸即發。在ONTV頻道的訪談節目中，受邀嘉賓提議“處死所有干涉埃及內政的巴勒斯坦和敍利亞人”。主持人附和道：“如果你們支持穆爾西，就要承擔嚴重後果，你們會在大庭廣眾下被暴打，儘管這是非法的”。此外，CBC和“解放”頻道（Tahrir channel）也散佈謠言，激起觀眾對巴勒斯坦的仇視。埃及的人權組織聲明譴責，巴勒斯坦記者協會懇請民族權力機構主席阿巴斯親自與埃方交涉。從前極力炮轟穆爾西政府的Bassem Youssef也在節目中批評政變後的埃及媒體成了“種族主義”和“法西斯”的代言。
從2006年哈馬斯贏得巴勒斯坦立法機構選舉開始，該組織曾長期依靠伊朗提供的財政和軍事支持（據當地學者估計，每月援助達兩千萬美元）。雙方關係在敍利亞危機爆發後開始下滑。埃及穆兄會的失利使哈馬斯陷入孤立無援的險境。但同時，這場軍事政變也使哈馬斯和伊朗找到了反對埃及軍人干政的共同立場，增進了雙方重啓財政、軍事合作的意願。在土耳其示威不斷、埃及軍隊封鎖加沙、卡塔爾權力交接的背景下，哈馬斯唯有依靠伊朗。而伊朗也看重哈馬斯在巴勒斯坦的組織和影響力，儘管雙方在敍利亞問題上仍然各執一詞。鑑於盟友敍利亞已陷入內戰不能自拔、緩和埃伊關係的契機一去不返，伊朗政府願意通過對哈馬斯的支持維繫在中東日漸衰退的影響力，避免成為地區大國博弈的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