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革命青年：激情後的迷惘-王丁楠
在埃及，10-35歲的人口占比高達46%。這些“革命青年”（shabab-a-thawra）是指點江山、臧否時政的積極分子，也是示威遊行的組織者和主力軍。
革命的新一代
2013年7月3日，28歲的記者馬哈茂德·巴德爾（Mahmoud Badr）來不及洗漱更衣，開着剛借來的車匆匆趕往埃及軍隊情報總部。在一間擠滿政要的房間裏，他對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主席塞西説：“埃及人民要求你立即滿足他們的願望，提前舉行總統大選。數百萬人在外面等着，他們給我開的可不是空白支票，我沒法跟人民説不！”
當晚，塞西通過已被軍方控制的國家媒體宣佈：總統穆爾西下台，憲法凍結，議會解散，最高憲法法院院長任臨時總統，並儘快舉行選舉。話音剛落，示威者歡呼雀躍。慶祝的禮花在開羅夜空綻放，照亮穆爾西支持者的面龐，憤怒的口號聲不絕於耳。
軍方發動政變將總統趕下台，塞西的聲明完全滿足了巴德爾的要求。回想起這段經歷，他説：兩個28歲的記者和一個23歲的學生，我們三人為阿拉伯世界最重要的國家定下了政治路線圖，這感覺太棒了！
今年5月，這三位年輕人發起了名為“造反”（tamarrod）的簽名收集活動，並於6月底聲稱集齊了超過總統競選時得票數的2200萬個反對者簽名。在他們的組織號召下，6月30日穆爾西就職一週年之際，埃及各地爆發了數百萬人的反政府遊行。
在許多年輕人心中，巴德爾是埃及“1·25”革命精神的代言人。在埃及，10-35歲人口比例高達46%。這些“革命青年”（shabab-a-thawra）是指點江山、臧否時政的積極分子，也是示威遊行的組織者和主力軍。其中，那些在革命和衝突中死去的人被尊為“烈士”（shouhada），享有殊榮。
從2011年年初開始，革命青年在多次政治運動中從勝利走向勝利。他們先是終結了穆巴拉克30年的統治，又把過渡軍政府攪得動盪不安，隨後借眾人之力將民選總統穆爾西趕下台。兩年半里，革命青年的隊伍不斷壯大。在穆巴拉克時代深感“政治無能”、“政治恐懼”的年輕人不再緘口不言。家庭、學校、辦公室，街道、公車、咖啡館都成了他們的“議事廳”。十幾歲的孩子上街散發傳單，攔截車輛行人收集反政府簽名，這樣的情形屢見不鮮。
在擴展人數的同時，革命青年內部的自我整合從未停止。“1·25”革命時，前政府“餘孽”（al-falul）被率先清除出隊。穆爾西上台後，青年們認為伊斯蘭勢力篡奪了革命成果，遂將後者剔除出去，並暫時吸納了穆巴拉克的支持者，合力對付穆斯林兄弟會（簡稱“穆兄會”）。革命青年肩負的使命是實現“1·25”革命的訴求——麪包、自由、社會正義和人的尊嚴。有媒體評論説，如今的埃及革命青年是占人口半數的追求民主、自由和世俗的年輕人。
革命青年在抗爭中建立起身份認同，但他們的差異也顯而易見。這些年輕人有的受過系統西方教育，有的則在學校混日子，對外部世界知之甚少；他們有的家財萬貫，與窮人老死不相往來，有的則身處社會底層，一天收入不足兩美元；他們一些人主張宗教平等、信仰自由，另一些則呼籲保持國家的伊斯蘭特性；有的年輕人以懂英文、不會阿拉伯語為榮，認為埃及必須全盤西化以扭轉落後局面，另一些則批評歐美風氣墮落，期待民族文化復興；有些年輕人借“1·25”變革之機，憑實力和汗水迅速走上事業的正軌，但大多數則沉浸在革命的浪漫和成就中，無所事事坐享其成。還有一大批人整日站在街頭打發時間，哪裏出現打鬥便過去聲援，久之這便成了職業。
怨氣與霸氣
“1·25”革命後，青年成了國家的主人，心甘情願為社會奉獻。解放廣場上，大學生自發打掃衞生；街道兩側和旅遊景點，孩子們修補地面、粉刷欄杆；公益社團扶貧助殘、改善鄉村基礎設施，活動更加頻繁。但這種協力奉獻的建設熱情趕不上人們對國家的高期待。動盪過後，埃及政治權力出現真空，利益爭奪激烈，吸引投資、重振旅遊、改善民生和治安都無法在短期內實現。革命後埃及各項事業不見好轉、國際地位下滑，青年人感到困惑和憤怒，一股“怨氣”驅散了他們的自主、自決和自信心態。整個社會陷入空談、指責和猜疑中。過渡軍政府和後來當選的穆爾西成了眾矢之的。
談起社會問題和各自的人生規劃，革命青年不再意氣風發。集體出遊或公益活動時，一些人開始自嘲道：“我們用一切辦法消磨時間，參加這樣那樣的活動，因為我們沒有工作，無可作為！”家境富足的大學生嘆氣説：“我現在想方設法離開這個沒有前途的國家，但請你相信，我嘗試過改變我的祖國，卻發現無能為力。”一種不願付出個人努力卻又急於求成、忙於抱怨的心態在革命後的埃及各行各業迅速蔓延：企業職工每天用近一半的工時打電話、玩遊戲，卻説工作太累、薪水太低；大學生在校園裏靠閒聊度日，甚至不能有效掌握本國的書面語言，畢業後便憤怒地抗議國家不為他們提供工作；因嫌工資低而選擇在家待業的年輕人説：去年我把選票投給了穆爾西，我給了他機會，可現在我還是沒錢！
與這股怨氣相伴的是年輕人在革命中的全新體驗：體制外的聲音終將壓過體制內，“街頭運動”可以解決一切問題。穆爾西執政一年裏，埃及記錄在案的示威遊行達9400多次。當法院決定懲治塞得港足球案兇手時，當政府試圖改革補貼制度時，當總統越位擴充行政職權時，革命青年的這一招屢試不爽。他們反對哪位官員便衝擊他的辦公地點，迫使後者辭職。兩年半來，無論是公立還是私立大學，學生衝擊辦公樓，與保安械鬥，最終把校長、院長趕下台的例子不勝枚舉。7月3日的軍事政變更是令年輕人深信，一旦民眾佔領了街頭，軍隊也必須唯革命青年馬首是瞻。
民主萬能和民主無用
革命青年堅信自己“永遠代表人民的意志”，不會被任何勢力壓服——是民主的力量幫他們控制了街道，佔據瞭解放廣場，直至對武裝部隊“發號施令”。穆兄會選舉上台警示他們：選舉制度和程序民主是信不得的，最大限度發動羣眾才是取得政治合法性、實現“1·25”革命目標的唯一途徑。埃及青年作家瑪麗·穆拉德（Mary Mourad）在政變後為《金字塔報》撰文指出：政府的合法性來自民主，而民主要靠數字説話——穆爾西競選期間和憲法公投時有1000多萬人投支持票，而“造反”運動收集到2200萬個簽名，後面的數字一經公佈，總統和憲法就失去了合法性！
6月30日當天究竟有多少人上街要求穆爾西下台？埃及媒體説3300萬，軍方説1700萬，BBC在比較世界多地的大規模集會後説，全國示威總人數小於500萬。在遊行人數上，革命青年與反對者存在分歧。但更觸動前者神經的是外媒和穆爾西的支持者把這次“民主革命”定性為“軍事政變”。政變意味着軍隊上層別有用心地利用了民眾，意味着主動權掌握在部隊手中，與“民主萬能”的邏輯大相徑庭。如今，在革命青年陣營裏，政變成了談話禁忌。有時記者的“政變”一詞剛出口，對方便會暴跳如雷。
革命也好，政變也罷，借“民主”之力取得政治收益的並非只有“造反”運動一家。穆爾西下台前，以穆兄會為代表的伊斯蘭黨派曾在6次全國性投票（包括總統、議會選舉和憲法公投等）中獲得壓倒多數。民主與伊斯蘭結合所釋放的能量一度令埃及國內、海灣地區乃至西方惶恐不已。面對此起彼伏的抗議聲浪，穆爾西曾多次要求議會選舉，試圖將反對派納入民主體制。革命青年拒絕了這些提議，理由是總統不下台，選舉就不可能公正民主。
革命青年向伊斯蘭勢力傳遞的零和思維與穆巴拉克追隨者的行動如出一轍。後者是穆兄會的強勁政敵：埃及的警察、情報系統和武裝部隊是穆巴拉克長期經營的私家軍，一直試圖把穆爾西趕下台；穆巴拉克的支持者還主導着外交、司法，操控大眾傳媒和各級公務員。革命青年發起“造反”運動後，多家財團立即予以資助，司法部門主動為其提供法律支持。
穆兄會上台得益於下層民眾投票支持。但自今年5月起，埃及停水停電時常發生（一天2-3次，每次兩個小時是家常便飯）；汽油短缺使加油站前排起長龍；警察不見蹤影，任憑治安惡化——穆爾西的支持率因此直線下滑，革命青年則藉助這股民怨壯大聲勢，直到7月3日政變。
耐人尋味的是，民生難題在軍事政變後的第二天立即得到緩解：警察開始執法，加油站儲油充足，股市上漲，埃鎊升值，斷水斷電再也不見，電力首次出現盈餘（電力部門給出的原因是“民眾節電意識增強”）。埃及百姓説：“彷彿一覺醒來，一切都變好了，但又覺得很奇怪！”是不是有幕後黑手暗中操控？大家眾説紛紜。
政變一週後，沙特、阿聯酋、科威特同意援助埃及120億美元。這使穆爾西政府此前殷切期待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貸款（48億美元）相形見絀。提供援款既是出於維護地區穩定的考慮，也進一步擴大了沙特對埃及的影響力，扭轉了穆爾西執政時埃及與伊朗關係緩和的趨向。美國蘭德公司的專家評論道：美國高興地看到過去在埃及的老朋友重登政治舞台，但另一方面，鑑於海灣國家注資，美國的軍援和貸款對埃及政府的牽制力已很有限。
7月17日，埃及臨時政府組建完成。內閣成員由自由派、納賽爾派和穆巴拉克前政府官員組成，伊斯蘭勢力被完全排除出局。縱觀每位成員的履歷，他們或是在美歐留學，或曾在海外工作，或者是子承父業、出身名門。這些資歷和背景是占人口90%以上的埃及人想都不敢想的。新政府的民意基礎如何，能否得到眾多革命青年的認可還尚待觀察。
與此同時，一些正在創業的年輕人開始擔憂：如果穆爾西執政時的私有化改革停滯，軍隊和親穆巴拉克的財團藉機擴展經濟地盤，一切又會恢復到從前，他們的企劃和憧憬將瞬間變成泡影。著名經濟學家Hernando deSoto曾在2004年受埃及政府委託深入考察當地經濟。他們的團隊發現：在埃及得到開麪包店的經營許可需500天，開公司需獲得56個政府部門批准，批一塊土地要超過10年。政治精英操縱審批程序，輕而易舉地剝奪了那些不屬於穆巴拉克政權的平民百姓的致富機會，使穆兄會之類的地下組織變成窮人維繫生存的最後屏障。
然而穆兄會等伊斯蘭團體由反政府組織通過民主程序上台，卻感到自己用兩年多的時間走進了前政府佈下的圈套。半年前，如果埃及的革命青年與穆巴拉克勢力劃清界限，摒棄零和思維，接受穆爾西的議會選舉提議，拿出收集反政府簽名的幹勁使穆兄會在選舉中慘敗，或許還能把埃及政治帶上包容、多元的正軌。這樣的機遇失不再來。
如今，革命青年仍佔據着解放廣場，要求把穆兄會從埃及徹底清除出去，不達目的絕不撤退。我身邊一些穆兄會的朋友則陸續從支持穆爾西的遊行中走出來，轉而考慮一些更深層的問題：政變和民主能否兼容？民主制度在埃及有用嗎？是否還有必要尊重所謂的民主規則？這些穆爾西的支持者也是埃及的年輕人。一年前，他們被革命青年剔除出陣營，政變後又被同齡人稱作“恐怖分子”。此刻，他們正陷入前所未有的沉重思考。
大多數年輕人沉浸在革命的浪漫和成就中，無所事事坐享其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