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默：反腐同樣需要摸着石頭過河

**編者按：近日，歐盟經濟社會委員會會同馬達利亞加基金會舉行反腐敗議題的國際研討會，討論中國反腐敗經驗，促進國際間的反腐敗交流。李世默先生在會議上發表了題為《反腐同樣需要摸着石頭過河》的演講，本文系根據主辦方提供的會議記錄翻譯，**由觀察者網獨家刊發。

李世默在他的講座開始便指出，當代腐敗成為全球輿論和學術關注的熱點其實僅20多年時間。冷戰時期，世界上很多國家腐敗十分猖獗，但在當時意識形態對峙的時代主題下，反腐敗屈從於兩大陣營意識形態較量的主戰場。印尼的蘇哈托和菲律賓的馬科斯都非常腐敗，但他們憑藉着西方陣營盟友的身份而得到長期庇護。在蘇東陣營中，情形亦然。自冷戰結束以來，對腐敗的研究和著作大量增加。非常有趣的是，在對腐敗問題的認知上，學術研究和決策層一直被一項先入為主的“共識”所劫持。這項“共識”在起初階段缺乏足夠的經驗數據支持，但自冷戰結束以來卻一直大行其道。根據這項“共識”，各個國家的腐敗症狀都可以推導出一份標準化的病歷：沒有推行徹底的經濟自由化；缺乏多黨競爭；沒有建立獨立的司法；缺少新聞自由；沒有強大的公民社會。這項“共識”進而設計出一套測量腐敗程度的標準化體系，大多基於一個單維而武斷的指標，即將腐敗等同於賄賂。根據這一衡量標準，腐敗僅僅在程度上有區別(《腐敗徵候羣:財富權力和民主》Syndromes of Corruption: Wealth, Power, and Democracy，邁克爾·約翰斯頓Michael Johnston著，2005年)。

在這類單維指標的測量報告中，透明國際發佈的廉潔指數最具權威性。根據上述“共識”，既然腐敗程度可以直接測量，而腐敗原因千篇一律，對症的藥方也必然如出一轍，即建議各國推行以下政策：經濟進一步市場化，即私有化；政治開放，即多黨競爭選舉；司法獨立；新聞自由；成熟的公民社會。基於這一“共識”創建的病歷、指標和藥方，過去20年來，大批題為“反腐敗秘訣”的鴻篇鉅製上市，其氾濫程度絕不遜於傳授發財秘訣的致富書。比如，美國國際開發總署發表了《反腐敗手冊》；世界銀行推出了《幫助政府反腐敗》；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出版了《發展中國家反腐行動計劃》；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編寫了《腐敗與良政》。儘管香港、墨西哥、坦桑尼亞腐敗的具體情況千差萬別，卻並不妨礙美國國際開發總署開出同樣的藥方。這可謂標準化思維的絕佳案例。

然而，這些標準化的藥方屢屢被現實證明幾無療效。近年來，學術界的專家已注意到這一情況，並開始對上述長期流行的“共識”進行反思。李世默舉出印度尼西亞的案例：在蘇加諾－蘇哈托統治的40年裏，腐敗氾濫沉痾難起，以至於催生了一個專有名詞“KKN”（印尼語中腐敗、串通、裙帶三個詞的首字母）。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時，印尼民眾走上雅加達街頭，高呼“KKN!”的口號抗議示威。從1998年開始，印尼根據“反腐敗秘訣”鴻篇鉅製中的藥方，啓動改革。幾乎在一夜之間，印尼湧現出60多個政黨加入競選；總統第一次由國會選出，到現在已進一步改為普選；政府推動激進的經濟私有化改革，大批公共企業售予私人；法律保障新聞自由；司法的獨立性和權威性大大提高(邁克爾·約翰斯頓，2005年)。但很多研究表明，1 99 8年以後，“KKN”不僅沒有得到遏制，反而進一步惡化。在蘇加諾－蘇哈托時代形成的裙帶聯盟，以及專業集團（印尼獨立後事實上的執政黨）的紀律及規則被徹底廢棄，但沒有新的有效政治力量取而代之。2003年，澳大利亞國立大學亞太學院院長安德魯·麥金太爾教授在一本書中指出，印尼的改革事實上不過是“一個蘇哈托裂變成千千萬萬個小蘇哈托”。與其近似，肯尼亞也經歷了類似的命運。類似的“反腐敗秘訣”的失敗案例還有很多，而成功者卻寥寥無幾。

**迄今為止，學術界已經認識到，腐敗問題極其複雜，其在各個維度和層面的衍生變異，遠不是一個單向維度的賄賂所能涵蓋的。**此外，在不同領域，腐敗造成的不同影響也很難進行量化比較（見《賄賂的交易：全球化，經濟自由化，以及腐敗“問題”》Business of Bribery:Globalization, Economic Liberalization, and the “Problem” of Corruption，詹姆斯·W·威廉姆斯James W. Williams和瑪格麗特·E·比爾Margaret E.Beare合著，1999年；《政府腐敗與民主》Political Corruption and Democracy，蘇珊·羅斯·阿克曼Susan Rose-Ackerman著，1999年）。最後，政治和制度上的反腐措施，其效果由於場合和條件的區別也千差萬別。

李世默討論了兩個標準化思維失靈的案例。第一，關於腐敗，接受度最高的定義是“濫用公信以牟取私利”。這一定義的關鍵是“公”和“私”的界定，研究已經發現，在成熟的經濟體和轉型的經濟體中，界定方法和標準大不一樣。西方發達國家是成熟的經濟體，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公共財產和私人財產之間界限十分清晰，已有幾十年甚至幾百年的歷史。但在中國，情況並非如此。中國正經歷快速的經濟結構轉型，這意味着對“公”和“私”的界定也在隨時調整。當下屬於“公”很快就可能屬於“私”。既然“公”和“私”的界限調整如此頻繁，就很難準確定義腐敗，更遑論精確量化。

程度近似的腐敗，在不同社會造成的危害卻可能有天壤之別。在成熟的經濟體中，“公”、“私”界限清晰，程度較輕的腐敗就會造成嚴重損害；在轉型經濟體中，“公”、“私”界限在快速調整，一定程度的腐敗造成的損害就很難確定。

第二，除賄賂外，腐敗還有很多種表現形式。比如，在發達民主國家，約翰斯頓教授定義的“權勢市場腐敗”就氾濫成災。但是這種腐敗如政治競選捐款，利益集團遊説，“旋轉門”等已被合法化，換言之就是法制化的腐敗。比如説，在透明國際的廉潔指數排名上，美國相當靠前，但是在美國公眾的印象中，遠不是這麼一回事(邁克爾·約翰斯頓，2005年)。77%的美國人相信民選官員為捐款人服務，僅有19%的美國人相信他們是為美國的根本利益服務（蓋洛普）；59%的美國人認為選舉不過是一場價高者得的拍賣遊戲，僅有37%的美國人相信候選人的素質和能力決定勝負（蓋洛普）；70%的美國人認為整個政府完全被利益集團操縱，根本不反映國民的真正意願（《新聞週刊》民調）；83%的美國人相信大企業在幕後操控政府(Harris Survey)；93%的美國人認為政客會照顧競選資金的捐助者(美國廣播公司和《華盛頓郵報》報道)。在通常意義下，這些數字必然證明公眾認為腐敗嚴重氾濫，但是任何評級體系都不會予以收錄，僅僅因為這些行為都是合法的。這就能解釋為何美國的廉潔排名如此之高。

根據這一理論化思路繼續展開，李世默再將中國的腐敗問題置諸於歷史視野下考察。腐敗對中國並不是什麼新問題，歷朝各代都曾遭遇過嚴重的腐敗。然而，中國有一項獨一無二的制度，即儒家文官制度，或者説士大夫管理的政府。士大夫的精英地位並非來自於等級制，而是通過文化學習和科舉考試取得。農民的兒子通過學習儒家經典，參加科舉考試，就有機會躋身帝國的文官階層。儒家文官必須恪守克己復禮、以致大同的道德理想，這一理想被北宋傑出的士大夫范仲淹提煉為“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從而將儒家文官架上了聖人的道德高地。千百年來，中國民眾按照這一道德標準來要求他們視為“百姓父母”的文武百官。與此相對，儒家經典也推崇安定祥和富足的家庭社會理想，即“小康”，讓所有人包括官員的私慾和利益都能適得其所。數千年來，中國主流文化一直傳承着這兩種充滿張力卻又矛盾的理想，這也是中國式腐敗千年氾濫的深層根源。統治者做不到“先憂後樂”，而“小康”之利卻日益膨脹，王朝治亂循環即不可避免。

李世默談起明朝的御史海瑞，是中國歷史上的著名清官。海瑞是中國歷史上的著名清官。明朝官員的俸祿很低，反腐的法律十分嚴酷，但腐敗氾濫到極點。海瑞為官十分廉潔，合法的俸祿很低，以至於無法維持家庭的生計。據説，一年之中，海瑞只在母親壽辰日吃一次肉。當下中國也有類似的困境，市場經濟蓬勃發展，人民普遍富裕起來，政治權力卻仍要恪守超越常人的道德理想，這種矛盾和張力可能是腐敗的深層根源之一。中紀委書記王岐山的月薪，可能僅相當於富人一餐的花費。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後的前30年，腐敗程度相對較低，因為當時經濟是公有制，幾乎沒有私人財產。**根據研究，主要的“腐敗”行為是弄虛作假以逃避懲罰。市場化改革啓動後，私人領域發展起來，腐敗也隨之氾濫。**據一些學者的研究，這一時期的市場化改革導致的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之間的財富落差，成為腐敗問題嚴重化的主要誘因。中國共產黨保有了儒家士大夫的道德理想，同時又是現代國家的管理者，導致很多官員陷入不為聖徒便為竊賊的尷尬困境。在“反腐敗秘訣”之類的大作中，根本不可能找到解決這一困境的藥方。**這種源於文化傳統的深刻困境，決定了新加坡的高薪養廉政策，或美國的“旋轉門”模式，都不可能獲得中國民眾的認同。**必須正視官員身上每天都在發生的這種“靈與肉”的衝突，現在70後，甚至80後的精英都開始進入官員隊伍，抵抗這種內在衝突的能力不會更高，要為保護好他們想到辦法。

李世默認為未來控制腐敗的政策選擇必須基於中國悠久、獨特的傳統。對各國來説，都不可能指望依靠預先定製的，舶來的，但脱離本國制度、司法、政治體制和文化背景的藥方來遏制腐敗。決策者應致力於強化既有的制度，而不是盲目求醫於舶來的藥方。中國共產黨保有了“先憂後樂”的儒家士大夫的道德觀，同時從自身利益出發將反腐敗上升到攸關執政黨生死存亡的高度，這決定了中共自身的反腐機制依舊是遏制腐敗最有效的藥方。

展望未來，**更大程度的黨內競爭是必要的。**通過網絡反腐等形式吸納社會力量的參與，已成中共的反腐新舉措。經濟發展本身就是遏制腐敗的有力保證。如果按照透明國際的計算標準，單獨考察中國沿海發達地區如上海，李世默估計其廉潔程度很可能高於希臘或芝加哥。李世默認為在反腐敗的具體行動中，許多流傳甚廣的抽象觀念實際上並不會有效果。很多專家鼓吹中國應推動政治改革，引進三權分立、制約平衡的政治體制，李世默猜測這一藥方導致的結果可能是成倍的腐敗（也許會是現在的腐敗量乘個三！）。此外，中國特殊的反腐道路儘管被很多人指責為缺乏持久的制度保證，治標不治本，但事實上卻有一定的效果。比如中國當前的反腐風暴，將在未來幾年中明顯遏制腐敗。當然，風暴之後腐敗會死灰復燃，到時又必須啓動另一次反腐風暴。這一做法當然不是理想的，但比那些紙上談兵的“共識類”抽象藥方要強多了。“摸着石頭過河”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哲學，反腐敗同樣需要實事求是的“過河”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