鄢一龍：印度為什麼追不上中國？——以五年規劃轉型為例
【編者按】本文節選自鄢一龍新書《目標治理：看得見的五年規劃之手》第一章“導論：五年規劃的中國例外”。文章主要探討了中國五年計劃的獨特性。在作者看來，中國計劃轉型的道路是非常特殊的。中國並沒有像大多數轉向市場經濟的國家那樣徹底拋棄原有的計劃體制，而是通過自我調整，使得五年計劃持續活躍在發展政策舞台的中心，成為政府實施宏觀調控的三大基礎手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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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治理 看得見的五年規劃之手》 作者：鄢一龍
從古希臘開始，西方歷史上的國家例外論屢見不鮮，羅馬、大不列顛、俄國、美國等國家當其中心感達到頂峯時，都曾宣稱它們的民族和國家是上帝的特殊選民，負有和其他國家民族不同的特殊的偉大使命。
中國的例外論不同於西方文明中一再出現的例外論，中國無意輸出自身的模式，無意成為世界的救世主。中國例外論是對於掩蓋在“普適模式”表面下的西方中心論的反抗，世界上並不存在抽象的普適性，有的只是不同具體對象之間的共通性。【1】對於社會科學而言，所謂普遍適用的規律恐怕也是子虛烏有的，由於社會現象的複雜性和作為研究對象的人對於“規律”的反作用，離自然科學越遠的學科【2】，離那種“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適規律也越遠。【3】比共通性更重要的是獨特性，每個國家可以也應該走出一條有自身特色的道路。這種對自身獨特性的堅持對於一個國家的成功至關重要，如同鄧小平所總結的：“中國的經驗第一條就是自力更生為主。我們很多東西是靠自己搞出來的。”【4】
我們説到中國例外論的時候，是指兩個“例外”：一是中國走了一條不同於大多數國家所謂“普適模式”的獨特道路；二是這種獨特性構成了佔據主導地位的西方話語體系的“普適理論”的例外事件。
中國的五年計劃是舶來品，它是20世紀中葉全球國家工業化大潮流的產物，並隨着20世紀末世界政治經濟格局的劇變發生了巨大的轉變。與此同時，中國的五年計劃又是世界計劃史的“例外”，與世界大多數發展計劃大起大落的歷史軌跡不同，中國走出了一條獨特的五年計劃之路。【5】
新中國選擇計劃經濟有其歷史必然性。在社會主義革命還沒有在一個國家勝利以前，馬克思就設想過社會主義經濟將是有計劃按比例地發展的，蘇聯又提供了成功的範例。中華民國建立不久，孫中山先生就希望能將經濟發展計劃作為實現民族振興和國家富強的手段，但是在一個四分五裂、任人宰割的舊中國，孫中山先生的宏偉藍圖是難以付諸實踐的。這一時期，在中國共產黨統治下的陝甘寧邊區，以及最早解放的東北地區，經濟計劃都被作為經濟建設的重要工具。
新中國成立之後，1953年開始轉入大規模國民經濟建設，模仿蘇聯實行五年計劃體制是順理成章的，它是共產黨人選擇經濟建設的社會主義前途的重要象徵，是追求中國富強之夢的重要途徑。1955年12月毛澤東説：我們實行這麼一種制度（指社會主義制度），這麼一種計劃（指第一個五年計劃），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強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強些。而這個富，是共同的富，這個強，是共同的強……這種共同富裕，是有把握的，不是什麼今天不曉得明天的事。【6】與此同時，中國的領導人並不迷信蘇聯的計劃體制，並沒有把蘇聯的經驗奉為金科玉律，而是抱着借鑑的態度，合則用，不合則不用，同時不斷探索更加切合中國實際、更加符合客觀規律的體制建設道路。
毛澤東承認“有計劃、按比例”是社會主義經濟的基本發展規律，但是他所言的“計劃”也與斯大林的“計劃”有很大的不同，他主張兩種機制並舉，動態調整，對照抄蘇聯的計劃體制很不滿意，創意性地主張“計劃第一，價格第二”【7】，“價值法則是一個偉大的學校”【8】。1959年廬山會議前期，他就提出要改變蘇聯以鋼為綱的計劃制定模式，從中國農業國的實際出發，按照農、輕、重的次序來安排國民經濟計劃。1964年6月在制定“三五”計劃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更是提出號召：要改變計劃方法。這是一個革命。**學上了蘇聯的方法以後，成了習慣勢力，似乎很難改變，這裏，他已經注意蘇聯計劃方法具有路徑依賴和自我鎖定的特徵。
毛澤東時代中國實行的並非純而又純的標準式的計劃經濟，而是“大計劃、小自由，大計劃、小市場”的體制。對於佔據國民經濟主要部分的農業，並沒有實行嚴格的計劃控制，而是實行間接計劃。中國是社會主義陣營中沒有奉行高度集中的蘇聯式中央計劃體制的少數國家之一。當時波蘭的著名經濟學家奧斯卡·蘭格指出：中國是一個例外，它並沒有像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一樣制定事無鉅細的計劃。【9】經過數次下放權力，打破中央集權，到20世紀70年代，中國實際上成為相當分權的計劃經濟體制。
毛澤東雖然對計劃工作不滿意，但是終其一生，沒能根本上突破計劃至上思想的禁錮，而將計劃工作存在的問題歸結為計劃工作的現實還沒能實現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可能性，而這是由於計劃沒能完全反映客觀規律的要求，沒能認真研究、充分掌握、熟練運用客觀規律。【10】
改革開放以後，中國採取了一種摸着石頭過河的策略，逐步取消與調整了五年計劃不合理的部分，保留其合理的部分，在倒掉髒水的同時，成功地留住了嬰兒。中國適應性地、前瞻性地對五年計劃進行了調整：從經濟指令計劃轉型為發展戰略規劃，由經濟計劃轉向全面發展規劃，由微觀干預領域轉向宏觀調控領域，由經濟指標為主轉向公共服務指標為主。【11】
“十一五”開始，中國正式將五年計劃更名為五年規劃，這是中國第一次使用“規劃”而不再是“計劃”。“十一五”規劃被評價為具有全面性和綜合性，恰當地處理了政府與市場的關係，是中國邁向市場經濟的又一關鍵步驟。【12】
從國際比較的角度看，中國計劃轉型道路是非常特殊的。中國並沒有像大多數轉向市場經濟的國家那樣徹底拋棄原有的計劃體制，中國不但沒有出現西方學者所預言的不可逆轉的五年體制的大崩潰【13】，而且也沒有像古巴、朝鮮一樣繼續奉行僵化的計劃體制，而是通過自我調整，使得五年計劃持續活躍在發展政策舞台的中心，成為政府實施宏觀調控的三大基礎手段之一。
這也使得中國成為轉型最成功的少數國家之一。在1992年世界銀行提到的28個轉軌國家中，中國和越南是最成功的國家，同時，也是保留了五年計劃的國家。中國和越南在轉型過程中，既推進了快速的社會變革，也保持了快速的社會財富增長和人類發展水平的持續提高。反過來講，1990年以來蘇聯和東歐那些放棄計劃手段的國家，不僅沒有出現經濟學家所預期的高增長，反而出現了負增長，其下降程度遠高於20世紀30年代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大蕭條”。例如俄羅斯2006年人均GDP才超過其1990年的水平【14】，HDI（Human Development Index，人類發展指數，用以衡量聯合國各成員國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的指標——觀察者網注）至今還低於1990年的水平【15】（見下圖）。這也表明，漸進主義和務實主義的制度變革，能夠在實現成功的制度轉型的同時，避免出現大割裂、大崩潰，才是成本最小、收益最大的改革方式。
轉軌國家HDI變化情況（1990—2007年）
即便與少數不是廢除而是改造五年計劃體制的國家相比，中國的轉型也是最成功的。一個有意思的參照是印度。印度與中國不僅基本國情條件相似，而且差不多在同一個的時間、同一個起跑線上發動了現代化。【16】印度與中國一樣，同樣將五年計劃作為推動發展、追求現代化目標的重要手段。在尼赫魯執政期間（1947—1964年），印度確立了“民主社會主義”發展路線，即在政治上實行議會民主制，在經濟上採取與中國相似的計劃經濟體制，優先發展重工業化和公營成分，實施內向型的發展戰略。印度從1951年起實行五年計劃，中間除了有短暫的中斷（1990—1992年）以外，到目前為止已經實施了11個五年計劃，目前正處於“十二五”計劃（2012—2017年）期間。
從計劃績效比較來看，印度11個五年計劃的計劃增長率平均為5.7%，實際是5.2%，印度有6個五年計劃沒有實現計劃的經濟增長目標，佔全部計劃數的一半以上；中國的11個五年計劃的計劃增長率平均為10.8%，實際增長率是8.1%。中國只有3個計劃沒有實現目標，中國最主要的挫折是“二五”計劃，剔除這個時期以後，中國的表現更是大大好於印度。
20世紀90年代以後，印度開始向市場經濟轉軌，印度的五年計劃也開始轉型，力圖使五年計劃的關注的焦點“從提高產品和服務的產量和人均GDP轉向提高人類福利（human wellbeing）……它不但包括提高人民生活質量，也包括健康、預期壽命、識字率和環境可持續性等指標”【17】
然而，印度的五年計劃轉型並不太成功，並沒有從根本上脱離計劃經濟時期制定計劃的方式，總體上還是經濟計劃，推動經濟高增長是五年計劃的核心目標，經濟建設是五年計劃的主要內容，並圍繞這一個核心對農業、工業、第三產業、投資，以及其他部門進行詳細的安排。印度連續三個五年計劃，都將追求高增長作為最核心的目標。“十五”計劃以來的主線都是要追求高增長，“十五”計劃追求8%的高增長率，“十一五”計劃更是將GDP增長率目標鎖定為10%，而“十二五”計劃最優先的選項也是考慮如何進一步挖掘增長潛力，實現更高的增長，規劃經濟增長速度要達到8%~8.5%。這與印度領導人趕超中國、建設經濟強國的抱負是分不開的。印度裔的經濟學家阿馬蒂亞·森就將這種在減貧、教育、健康等領域大幅落後的情況下的以經濟速度為中心的做法痛斥為愚蠢的聚焦。這也表明印度的五年計劃並沒有完成從以經濟增長為中心向以公共服務為中心的轉型。
印度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改革，雖然改革後的三個五年計劃，經濟增長率有所提高，但是計劃增長率提高得更多，三個五年計劃的指標都沒有實現。中國改革後的六個五年計劃全部超額實現了計劃目標，平均計劃增長率為6.9%，而實際平均增長率為9.9%，中國的五年計劃從經濟計劃轉向提供公共產品計劃的同時，反而促進了經濟的增長。（見下表）
中、印11個五年計劃經濟增長率目標與實際完成情況比較
延伸閲讀 民國時期的經濟發展計劃
近代中國的計劃思想肇始於孫中山先生，他早在1922年就用英文出版了一本專著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China（後譯為《實業計劃》），對中國的資源開發、交通運輸、重工業建設進行了全面的規劃，呼籲與動員國際資本投資中國，並按照社會主義的計劃形式（socialistic scheme）來建設中國。【18】蔣介石也主張：“使人民的經濟自由與國家的經濟計劃融合為一體。”【19】民國時期成立的資源委員會（NRC）編制了多個發展計劃，例如1936年和1945年兩次制定了“重工業五年建設計劃”。【20】雖然這些計劃並沒有真正實施，更談不上有什麼真正的長期績效，不過民國時期的經濟發展計劃為1949年之後中國大陸和台灣的發展計劃提供了歷史的遺產及歷史記憶。【21】
中國共產黨在革命時期的邊區和根據地的經濟中就開始初步採用計劃經濟模式。1937年，早在邊區政府籌建之時，西北辦事處就成立了特區經濟建設計劃起草委員會，並於1937年6月9日公佈了陝甘寧邊區《經濟建設實施計劃》（1937年7月—1938年12月），1946年明確將“有計劃地發展工礦各種實業”寫入了《陝甘寧邊區憲法原則》。【22】1946年5月陝甘寧邊區三屆參議會第一次大會通過了陝甘寧邊區三年建設計劃方案（1946—1948年），它已經是一個全面發展計劃的雛形，包括了農業、工業、貿易、文教建設。【23】
東北地區也在全國解放之前實行了經濟計劃，1948年東北全境解放，1949年1月，東北人民政府成立了由陳雲、李富春領導的經濟計劃委員會，並着手編制了國民經濟計劃，這是一個以恢復為主、以重工業為重點的發展國民經濟建設的年度計劃。【24】東北地區的計劃編制，為中國的五年計劃編制積累了初步的經驗，而陳雲、李富春成為後來全國五年計劃編制的核心人物。
註釋：
【1】用維特根斯坦（Wittgenstein）的話説，這些概念是特殊性之間的“家族相似性”，“如果你觀察它們，你將看不到什麼全體所共同的東西，而只看到相似之處，看到親緣關係，看到一種錯綜複雜的互相重疊、交叉的相似關係的網絡。”參見［奧］維特根斯坦：《哲學研究》，47~48頁，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
【2】也許我們可以按照與自然科學的親疏遠近擬出社會科學的一個序列：經濟學、政治學、管理學、社會學、文學。
【3】事實上，即便被認為是自然科學中最基礎、最具普遍性的物理學，是否能夠“放之宇宙而皆準”也已經成為問題。據報道，最近刊登在美國《物理評論快報》（Physical Review Letters）上的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大學的物理學家的研究顯示，一個名為微細結構常數的物理學常數在不同的宇宙方向上存在細微的差異。這一結果可能顛覆我們對於整個宇宙遵循共同物理規律的信念。
【4】鄧小平：《我國經濟建設的歷史經驗》（一九八二年五月六日），《鄧小平文選》，第2卷，406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5】從“十一五”開始，五年計劃改稱五年規劃，簡便起見，本書統稱五年計劃。
【6】毛澤東：《在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問題座談會上的講話》（一九五五年十月二十九日），《毛澤東文集》，第六卷，495~496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7】毛澤東説：“價值規律作為計劃工作的工具，這是好的，但是，不能把價值規律作為計劃工作的主要根據。”“總之，我們是計劃第一，價格第二。”毛澤東：《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下冊談話記錄稿》（1959年末—1961年初），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註和談話》，492~494頁，1998。
【8】毛澤東：《價值法則是一個偉大的學校》（一九五九年三月、四月），《毛澤東文集》，第八卷，34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9】參見奧斯卡·蘭格：《社會主義經濟理論》，72、123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
【10】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註和談話》，31~33頁，1998。
【11】參見胡鞍鋼、鄢一龍、呂捷：《從經濟指令計劃到發展戰略規劃：中國五年計劃轉型之路（1953—2009）》，載《中國軟科學》，2010（8），14~24頁。
【12】參見約瑟夫·斯蒂格利茨：《評中國“十一五”規劃：邁向市場經濟的又一關鍵步驟》，載《國情報告（海外研究）》，2006（5）。
【13】Prybyla，“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Development in Communist China: China and the Market”，Peter J. Boettke Edited，The Collapse of Development Planning,1994:61—85。
【14】根據安格斯·麥迪森提供的數據，1990年俄羅斯人均GDP為7779美元，到2006年時才到達7905美元；1990年7個東歐國家人均GDP為5427美元，到1998年才達到5602美元。
【15】根據聯合國計劃開發署提供的數據，1990年俄羅斯HDI指數為0.821，到2007年僅為0．817。
【16】新中國於1949年成立，印度是1947年實現自治，1951年宣佈獨立。當時的中國與印度是都是新生的東方大國，又都是一窮二白、百弊叢生的貧困大國，印度人口為3.6億（1950年），是中國0.66倍；人均GDP為619美元（1950年），為中國的1.38倍。
【17】Planning Commission，Government of India, India’s Five Year Plans Complete Documents, 1, New Delhi,2003。
【18】Sun yatsen，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China，New York and London：G. P. Putnams Sons The Kntckerboker Press，1922。
【19】周進慶：《經濟問題資料彙編》，78頁，台灣，華文書局，1967；轉引自程麟蓀：《中國計劃經濟的起源與資源委員會》，載《二十一世紀》，2004（4）。
【20】錢昌照：《錢昌照回憶錄》，北京， 中國文史出版社, 1998。程麟蓀：《中國計劃經濟的起源與資源委員會》載《二十一世紀》，2004(4)。
【21】William C. Kirby,“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Modern China: Economic Planning on the Mainland and on Taiwan(1943—1958)”,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1990（24）:121—141。
國民黨到台灣後繼續實施經濟發展計劃，共實施了六個四年計劃（1953—1975年），一個六年計劃（1962—1986年），一個十年計劃（1980—1989年），四個計劃超額完成，兩個沒能完成，一個計劃沒有提出目標。Chalmers Johnson，“Political 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the Governmentbusiness Relationship in Japan, South Korea, and Taiwan”，In Frederic C. Deyo ed.,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New Asian Industrialism,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7:142。
【22】霍志宏：《陝甘寧邊區時期的計劃管理工作》，載《中國延安幹部學院學報》，2008（4）。
【23】參見《人民日報》，1946-05-30。
【24】房維中、金衝及主編：《李富春傳》，357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