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峯：中國崩潰的時間又得推遲了

自從美國城市底特律正式宣佈破產以來，在由諸多主流媒體塑造的世界裏，它似乎已變成了一箇中國城市。在這些媒體的描述中，讀者會毫不費力地發現，按照各家分析機構和經濟學家們的斷言：底特律的破產證明了中國經濟崩潰“終於”就在眼前了。雖然説中國崩潰論年年有月月新，但最近這一波大合唱絕對是近幾年聲部最高的。

克魯格曼，又一個章家敦？

在這波“唱衰中國”中，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紐約時報著名的專欄作家保羅·克魯格曼可以説是積極的領軍人物之一。在最近的《中國遇上了大麻煩》一文中，克魯格曼毫不含糊地向讀者們保證，中國模式碰壁（“而且是長城一樣厚的牆”）的“這一天”終於到了。

不過，請等等。克魯格曼先生不是在很早以前就向讀者保證過，中國經濟“即將”崩潰了嗎？“現在，這個泡沫（中國經濟）顯然正在破滅”，是他在2011年《中國會崩潰嗎》中的原話。難道克魯格曼先生也和那個永遠預言“中國崩潰”的章家敦一樣，習慣了中國如果沒能“按時崩潰”，就修正一下預言時間？一位諾貝爾經濟學家得主，世界上現今最著名的經濟學者之一，怎麼可以用這種方式做分析？

很遺憾，他確實這麼做了。對比這兩篇間隔近兩年的文章就能發現，它們不但結論高度一致，理由如出一轍，依賴的數據也繼續是那些早被駁斥過的陳詞舊句，甚至連其中刻薄的冷笑話——“最好將所有的經濟數據看成一種特別無聊的科幻小説，但是中國的數字比大部分經濟數據更具有科幻的味道”——都幾乎是一詞不改的照抄，唯獨危機爆發的時間被悄悄挪後了而已。

克魯格曼大約也意識到了自己的漏洞，於是在新文中提出，中國危機一直沒有如預測的那樣爆發，是因為中國政府“通過促使貨幣貶值，並提供大量低息貸款來提振經濟發展”。但這種解釋只能更凸顯他對中國經濟的觀察結論，更多是基於個人偏見，而不是依靠客觀的邏輯與分析。

眾所周知，克魯格曼在2008年經濟危機後，就極力支持美國以及歐洲、日本的超寬鬆貨幣和無上限的赤字財政政策，是全美國乃至全世界經濟學界最出名、最極端的凱恩斯主義者，指責中國發放低息貸款提振經濟簡直是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而任何一個業餘的炒匯大媽都知道，近年來人民幣一直處於幾乎完全單向的升值中。即使存在人民幣是否被低估的爭議，作為經濟學家，克魯格魯也不可能不瞭解，“促使貨幣貶值”與“幣值低估”之間的區別，但顯然，他並不在乎是否會誤導讀者。

其實對克魯格曼有所瞭解的人，都不會奇怪他為何對中國經濟前景做出如此苛評的。多年來，他在公眾中最出名的觀點之一，就是對整個亞洲（東亞）戰後的經濟成就及其模式，都抱持着極為不屑的態度。中國作為其中最大的發展奇蹟，自然也不可能入他的青眼。

在早期的代表作《流行的國際主義》中，他專門寫了一節《亞洲奇蹟的神話》，將亞洲經濟體的高速發展，貶斥為完全依賴於不斷增加投資的“蘇聯式紙老虎”，甚至聲稱在長達數十年的時間裏，亞洲的生產效率實際並未得到提高。並由此做出預言稱，它們不可能再保持前幾年（指90年代初）的速度了；與發達國家的技術差距不會縮小；而世界經濟的重心也不可能繼續向西太平洋地區轉移。今天對於中國模式的前景“判處死刑”，不過是將這些話又拿出來重新複述一遍罷了。

但是在十多年後的今天，現實顯而易見，他當年對亞洲的預言，除了專門針對日本的，其他全都徹底破產了。以至於福布斯中文網刊載的一篇反對他唱衰中國觀點的文章中，最辛辣的諷刺、最有力的反駁就是把那些預言重新原原本本擺回到他的面前。

而這遠遠不是這位“經濟預測大師”唯一一次大錯特錯的預測了。**事實上，克魯格曼在經濟貿易理論和寫作上的功力確實深厚，但由於立場先行的癖好，他一對具體經濟事務進行預測，成績就慘不忍睹。**2008年經濟危機後不久，作為奧巴馬政府財經政策的擁躉，他曾預測2011年美國經濟就能全面復甦，結果不用多説。甚至他在公眾中最著名的光環，“亞洲金融危機的預言者”，其實也是虛幻的——與如今流行的説法大相徑庭，克魯格曼實際上從來沒有預測到亞洲金融危機（注）。

可能有些刻薄，但從概率上説，被克魯格曼貼上負面標籤，真的完全不值得擔憂。

老生常談的錯誤估算

這波唱衰論，除了有克魯格曼這樣的知名學者親自出馬，積極附和的機構與人士之眾也多年未見。但他們的觀點和論證，卻都毫無新意。依舊是那些中國經濟結構中投資比例太高，而消費比例過低，不具有可持續性；地方債務等積累過多，債務危機已經形成；越過劉易斯拐點，意味着中國增長潛力耗盡之類的老生常談。

以上問題在中國經濟運行中確實或多或少的存在，但是每一個的負面作用都被過度、甚至是極度誇大了。

多年來，唱衰中國論中最經久不息的一個觀點，就是所謂中國的投資比例過高，而消費比例過低，因此不具有可持續性。所謂美國的消費佔GDP的70%，而中國只有35%的説法，幾乎成了一種定論，被到處引用，以向聽眾證明中國經濟處於何等的危險之中。

但如很多經濟學家，**如復旦研究中心的張軍教授、清華經管學院的白重恩教授，前世界銀行中國業務局局長黃育川等人都已研究指出：在經濟學基本理論上，根本不存在必須依賴內部高消費，才能促成經濟長期穩定增長的概念。**實際上，戰後成功跨入發達行列的幾個東亞經濟體，在高速發展期間，也都有投資和消費嚴重不平衡的現象，中國現在的情況絕非前所未見。相反，事實早就證明高儲蓄高投資才是高速發展的不二法門。

同時，這些數據本身也存在着很大的疑問。以2012年為例，依據全國年度統計公報，當年的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為210307億元，而GDP為519322億，消費比例即超過了40%。而且在住（租）房、醫療、教育等方面，由於制度的差異和統計的粗疏，與大多數國家相比，中國的實際消費被極大的低估了。如果剔除這些因素，中國的消費比例其實已經處於比較合理的區間了。

根據大略測算，中國只要將計算自有住房虛擬租金的方式，從現行的折舊法改為西方通行的市場估值法，就可以提高消費佔GDP的比例多達10%以上。在醫療消費開支上，美國是17%，中國是5%，相差了三倍多。如果在教育、鐵路、電力等社會基礎設施上，也以“與國際接軌”的標準，按市場訂價，再提高几個百分點消費比例同樣不是問題。

但是這麼做意義又何在呢？難道“均衡”投資和消費比例的辦法，就是先告訴民眾，他們因為自有住房虛擬租金的大幅提高，而“被致富”了，然後讓他們為同等品質的醫療、教育以及基礎設施服務，支付比原來多得多的費用？這樣做就能更好的促進經濟均衡、穩定、持續的發展？顯然，那是荒謬的。

 

   

不作死就不會有債務危機

地方債務又是近期炒作“中國經濟要崩盤”的另一個主要熱點。但無論是從規模，還是結構來看，地方債與其説是單純的債務問題，倒不如説是財政收入分配和金融資源配置的問題。是地方政府事權責任太重，而相對財政收入不足，國內金融系統中政策性銀行又實際缺位引發的矛盾。各地要快速發展，就不得不依賴於利用融資平台等手段向市場大量舉債。

全國地方債的總規模一直眾説紛紜，近日國家也正在佈置審計署再次全面複查摸底。而根據2012年11月到2013年2月，國家審計署對於36個地方政府（15個省及其所屬的15個省會、3個直轄市及其所屬的3個市轄區）的審計報告，截至2012年底它們本級政府性債務餘額將近4萬億元，全國地方政府性債務餘額一般估計在10萬億左右。也有人聲稱，如果按照最廣泛的定義，將各種隱性和或有債務也全部計算在內，除中央政府之外的政府性債務總額，最高可能達到20萬億的規模。但即使按這個數字計算，也只相當於GDP的40%左右。

GDP40%的債務不大嗎？當然很大。但是中國國債比例很低，僅在GDP20%以下。即使出現中央政府不得不負擔全部地方債的最極端狀況（實際完全不可能發生），國債比例仍然低於公認的60%安全線，並遠遠低於其它所有主要經濟體的負債率。例如，被認為財政健康、償債能力充足的德國，僅狹義國債（只包括中央政府的直接債務）就超過GDP的80%。如果説當今世界上，哪國財政的“儲備彈藥”最足、發債空間最大，仍然是中國自認第二，就沒人能認第一。

更重要的是，債務是有“好壞”之分的，而且區別極大。中國大部分的地方債，並不是如西方重債國那樣寅吃卯糧，被用於維持眼下運作的開支。而是被作為資本，投入到完善基礎設施、扶持產業發展等各種促進經濟發展的項目之中去了。這些項目大多要麼有資產有抵押，要麼另持有債權。只要投入運營後，不出現意外情況，都能通過直接或間接的方式，自己還本付息。真正需要公共財政代為償還的淨債務，其實只會是現有總額中的一部分，甚至是很小的一部分，完全在可負擔的範圍之內。

製造出地方債危機的真正風險，也是最可能發生的意外，是中國在唱衰論下自亂陣腳，為減債而減債，過度倉促地“去槓桿化”。由於缺少政策性銀行的支持，地方債極為依賴於商業銀行的中短期融資。如果金融緊縮得太快，資金鍊就很容易發生斷裂，讓建設到一半的項目停擺或者爛尾。那麼，原來完全沒有問題的債務也會變成呆賬、死賬，成為燙手的山芋。這種“自我休克”療法是歐美機構一向喜歡推薦給別人的，每次都把“病人”整得丟了二魂三魄。以史為鑑，對這貼虎狼藥實在是必須小心再小心，提防再提防。

保八還是保七，都不如保住長期潛能

“中國遇上大麻煩”的終極證據，是中國經濟增長率終於跌到了8%以下。無數唱衰者拿着這條消息簡直亢奮不已，似乎低於這個神奇的8%後，中國經濟就會在連鎖反應下大潰決了。但是，理由呢？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地區，包括與中國條件類似的新興經濟體，年增長率能超過4%，就會被稱為增長強勁、形勢大好，唯獨中國翻個倍卻還會崩盤？世界上哪種經濟理論和常識邏輯能推出這種結果？

中國過去確實似將8%設為增長底線，理由可能是綜合性的。但有一點肯定是最重要的考量——龐大的人口要求對新增就業崗位的壓力。但就在2012年，根據統計，中國勞動年齡總人口開始出現下降，加上幾年前就發生並不斷擴散的“用工荒”，大多數專家和分析人士都相信，中國已經不知不覺地越過了劉易斯拐點。財長樓繼偉在不久前的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上就指出：“我們今年的經濟增長如果按GDP算，沒有去年高。但是我們新增的就業比去年還多。”在這種影響深遠的變化下，還將8%視為不可逾越的最後底線，顯然是刻舟求劍的想法。

其實，外國人現在比中國人更希望中國再推出類似2008年那樣的大規模經濟刺激計劃。“中國需求”直接造就了巴西、俄羅斯、澳大利亞等資源出口國的超級繁榮期，拉動了德國等設備出口國擺脱地區衰退。現在世界多數地區經濟形式仍遲遲得不到好轉，中國卻又主動放慢腳步。對我們自己來説影響還屬可控，但對許多貿易伙伴來説，卻是雪上加霜了。他們都是很願意看到中國打斷調整，再次強行提高增速，正好拉他們一把。現下唱衰論者裏，意在圍魏救趙的就恐怕不在少數。

不過還是引用樓財長的話：“其他的財長們都很擔心，也很期望中國的經濟是不是能增長得再快一點。我告訴他們，你們別想。……你們自己的功課要自己去完成。”

不管是保八還是保七，甚至更小的數字，短期的增長率其實並不怎麼重要。歷史經驗證明，用兩三年甚至更長時間的較低增長，換取到成功調整產業結構，理順財政金融體系，從而保持和加強經濟增長的長期潛能，那是極為合算的交換。上世紀90年代的主動調整，為本世紀前十年的超常規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今天，如果我們能夠再次複製這一段歷史，那麼在新一輪的經濟大週期結束時，也許就能夠看到幾代國人夢寐以求的實現祖國復興的偉業。

註釋：

克魯格曼預測到亞洲金融危機的説法，正是來源於他在《亞洲奇蹟的神話》中對於亞洲經濟發展模式的批評。儘管此文首次發表是在1994年，收錄它的《流行的國際主義》出版於1996年，都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之前，但與流行的説法大相徑庭，克魯格曼在寫作時，其實根本沒有預想到亞洲爆發金融危機的可能性。

釐清這一點非常簡單，只要查閲一遍原文就可以發現。他不僅沒有提及東亞經濟體在短期內遭遇經濟危機的任何可能，反而明確説明，這種情況在“下個10年或更長時間裏，只有發生災難性的政治動亂時才可能出現”。更不用説，亞洲金融危機爆發的原因，也與他認為的東亞經濟模式缺陷沒有多少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