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哲：你所不知道的選調生
近期，一本名為《選調生：中國特色幹部後備力量》的自費出版的書籍引發了媒體的關注。書的作者肖桂國正是廣西壯族自治區2003屆選調生、全區第二期選調生培訓班學員。
2004年起，肖桂國創辦了自己的“選調生博客”，接着建立了“選調生QQ羣”。在與越來越多的有着相同身份、不同背景的同伴們接觸之後，肖桂國感到自己需要為選調生這個羣體發出些聲音。2011年起，他開始組織一些選調生一起編寫一本書，講解選調生政策，講述選調生的經歷和感悟。書中的很多內容，都來自肖桂國在網上的幾次公開徵文，作者全部都是以真實姓名面對讀者的選調生。而在經過了無數次的退稿、撤稿和調整結構後，肖桂國和他的編委們終於拿出了這本對他們來説有着特殊意義的書——自費出版、講述自己的故事。
那麼，到底什麼是選調生？
**選調生，是指中共組織部門有計劃的從高等院校中，選調品學兼優的應屆大學本科以上畢業生到基層工作。**選調生將作為黨政領導幹部的後備人選和縣級以上黨政機關高素質的工作人員人選，獲得重點培養，這些高校應屆畢業生在習慣上被簡稱為“選調生”。
選調生工作的歷史，可以追溯到上個世紀六十年代，當時的選調生是“革命事業接班人”的一部分。1965年6月，國家高教部黨委在劉少奇的建議下向中共中央遞交報告，提出分配一批高等院校畢業生到基層工作的問題。但不久後發生的“文革”打斷了這一進程。粉碎“四人幫”後，領導幹部的“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和專業化”問題變得格外重要。在中共元老陳雲提議下，中組部設立青年幹部局，黨中央加大年輕幹部培養選拔力度，選調生制度被拾起，成為幹部培養的重要手段。
1980年重新啓動的選調生工作，目的是培養一批有大學文化、經過基層鍛鍊的“第三梯隊”，作為黨政領導後備幹部。各地選拔選調生的條件不同，但選調生總體報名條件除符合國家公務員的報名條件外，還要求是學生幹部、有志於從事黨政工作、服從組織安排的本科以上優秀畢業生。基於此，選調生的仕途無一例外都從最基層的鄉、鎮、街道開始。
1986年以前，全國共選調了1.27萬名大學畢業生到基層工作；有近七成的選調生，目前在20個省區市擔任了縣處級以上領導職務。“條條大路通羅馬”，老一代選調生們的人生起點相同，但上升之路卻不盡相同。
2012年11月21日，王東明調任四川省委書記，時年56歲。再往前一年，同樣56歲的陳全國升任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他們也是20位“50後”省委書記中最年輕的兩位。再向前追溯，25年前，33歲的遂平縣委書記陳全國成為“文革”後河南最年輕的縣委書記。同一年，32歲的綏中縣委書記王東明也是遼寧最年輕的縣委書記之一。巧合不止於此，兩人同為恢復高考後第一批大學生，也是80年代首批選調生。他們都從當時中國最基層的公社一級開始各自的從政生涯，從公社普通幹部最終成長為“地方大員”。
不僅如此，“選調生”的傳奇故事還一直延續到了今天。從1980年到2005年，中國的選調生人數有6萬多名。2008年習近平同志在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發表“要堅持和完善選調生制度，精心挑選優秀大學生到基層艱苦崗位和複雜環境去鍛鍊”的講話之後，當年中組部就下發《選調優秀高校畢業生到基層培養鍛鍊工作暫行規定》，選調生制度的發展走向了一個高潮：截止2012年底全國有近20萬選調生活躍在廣闊的基層大地。
湖南湘潭縣的徐韜、江蘇揚州市的袁慧中、貴州安順市的侯軻、江蘇泰州市的孫靚靚、甘肅武威市的焦三牛、湖南衡陽市雁峯區的朱松泉、湖南醴陵市的易翔、甘肅武威市的康石、山東濟寧市的張輝……這些最近幾年間因“火箭提拔”而引來社會不解、甚至懷疑目光的“80後”們，也有一個共同的身份——選調生。
他們的晉升之路究竟如何？
《選調生：中國特色幹部後備力量》的主編肖桂國同時還是某選調生QQ羣的羣主，這個羣裏一共活躍着1000多名全國各地的選調生。肖桂國利用這些資源做了不少統計。他發現，80後選調生的成長軌跡基本呈現這樣一條路線：鄉鎮一般幹部——鄉鎮副職待遇（團委書記、婦聯主席等）——鄉鎮黨政副職（組織委員、宣傳委員、副鄉鎮長）、縣直單位副職、市直單位副科長——鄉鎮黨政正職、縣直單位正職、市直單位科長。還有少數人沿着這條線繼續上升：縣黨政副職、市直單位副職——常務副職——縣黨政一把手、市直單位正職。這期間還伴隨着多次的抽調和輪崗。
對於這樣一個對未來政壇有着巨大潛在影響力的羣體，媒體自然不會放過任何一個深挖的機會。2013年7月，《決策》雜誌對13位副省級以上選調生出身的官員、以及中央黨校選調生培訓班的37位地廳級學員，進行了一次細緻的梳理，發現了很多有趣的信息。
統計發現，地廳級選調生全都有鄉鎮工作經歷，87%的地廳級選調生擔任過縣主要領導（黨政副職、正職），且無一例外都有地市主要領導工作經歷。副省級以上選調生全部都有鄉鎮或縣工作經歷，其中85%擔任過縣主要領導，且都有地市主要領導工作經歷。副省級以上和地廳級選調生，從參加工作到擔任正處級幹部，都用了10年左右時間。
而這十年中，他們大多又積累起了另一個共同的經歷——共青團系統。
《決策》發現，在絕大多數副省級以上選調生出身的官員中，絕大多數晉升為正處級走的是這樣一條線路：先從鄉鎮、縣一般幹部調往地市團委、組織部門培養，再到縣任黨政副職和主要領導，然後升任黨政正職。13人裏有2個例外，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陳全國和廣西壯族自治區常務副主席黃道偉，從鄉鎮一直做到縣委書記。
而在37個地廳級選調生中，62%以上有團委或組織系統的工作經歷，而且這段經歷對其仕途至關重要。沒有經上級部門過渡，從鄉鎮一步步做到縣委書記的，僅有四川廣元市長王菲1人。他們從普通辦事員到正處級的晉升之路，基本上是三條：
鄉鎮一般幹部——團縣委、縣委組織部、縣直部門——團市委、市委組織部、市直部門主要領導——縣黨政正職。
鄉鎮一般幹部——團縣委、縣委組織部、縣直部門過渡——鄉鎮副職、正職——縣黨政副職、正職；
鄉鎮一般幹部——縣直部門過渡——鄉鎮正職——團市委、市委組織部過渡——縣黨政正職。
**可以説，由團系統調往組織系統或宣傳系統進行交叉鍛鍊，再到地方任黨政副職、正職，獲得執政一方的經驗“鍍金”，這幾乎成了選調生們得以“火箭提拔”的秘訣所在。**可以支持這一判斷的事實是，地廳級選調生中晉升最快的都擔任過共青團地市委書記、共青團省委書記或團中央部長。最有代表性的例子是湖北孝感市委書記陶宏，他的升遷之路也在選調生之間廣為流傳：
先下鄉鎮任副鄉長、鄉長、鄉黨委書記，然後轉戰共青團，30歲任共青團黃岡市委書記。接着到地方任縣長、縣委書記，緊接着就上省廳，任農業廳副廳長、黨組成員。再上中央，37歲任團中央青農部部長，再回到省裏任省委副秘書長，短暫過渡後，調任地市黨政副職、正職。
正是借了共青團市委和團中央的跳板，陶宏很快升為縣委書記和市委書記，仕途之順之巧，讓很多選調生羨慕不已。
選調生説選調生
無論選調生們仕途究竟如何，他們的故事總是與“年輕”有關**。“年輕”往往是一種資本，但有的時候也是一個尷尬的敏感詞。**相較於已被社會所熟知的一般公務員羣體，選調生還是一個更多存在於政壇與高校之中，對公眾來説還略顯陌生的詞彙。在社會普遍瀰漫着的不瞭解、不信任的情緒裏，媒體上頻頻曝光的“火箭提拔”將“選調生”渲染為某種職場便捷通道的代名詞。社會總在懷疑這些20多歲的年輕人，為什麼可以在這麼短的時間裏節節高升，他們是不是有背景？選拔過程是否有失公允？
在作出任何結論前，不妨看看選調生到底給基層帶來了什麼。
一位網名叫做依林小河的選調生就分享了自己的親身經歷：一開始分在鄉鎮黨政辦的她沒有太多的工作可以做，於是她利用黨政辦上傳下達的樞紐地位和便利條件，把80個縣直機關、全鎮66個行政村、6個鄉鎮企業、6個直屬站所的辦公電話整理打印成表格，給鎮領導人手一份。後來偶然有一次，鎮長叫她一起到下面的村裏看看。走在村邊公路上，鎮長想查查村幹部的電話，她一口報出了號碼，鎮長很驚訝。結果當天走了6個村，每個村子的號碼她都準確無誤的報出來了。回去的路上，她建議把今天瞭解的蔬菜種植情況寫個信息報給縣委辦公室，經過一晚上三易其稿，次日交上的材料，鎮長非常滿意，後來鄉鎮的材料工作基本上都交給她來做了。
**這個故事所顯示的，正是受過高等教育的選調生為基層帶來了縷縷清風，用自身微薄的力量翻動着基層的土壤。這些行走在泥土裏的年輕選調生，看到了最真實的百姓生活，也為基層工作方式帶來了新鮮變化。**如果還能收穫一條自己希望的道路，又有何不可呢？
同樣，説到自己創辦選調生博客和自費出書的動機，肖桂國表示，希望能讓局外人更加客觀地認識選調生。目前在中共廣西區委黨校從事會計工作的他，申報了一個關於選調生的研究課題，在提交的材料中有這樣一段話：“80後的選調生隊伍，年輕、有學歷是共同的特質，他們是未來高素質執政者的活水源頭。但是應該辯證地看待所謂的選調生破格提拔，畢竟很大一部分的選調生還默默地在基層‘熬日子’，做着自己接地氣的工作，環境比較艱苦。”
毫無疑問，更多的選調生們還在基層等待機會。而作為中國培養黨政領導幹部後備人選和縣級以上黨政機關工作人員的核心制度之一，“選調生”的作用和意義應該留給歷史去評價。
圖為《選調生：中國特色幹部後備力量》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