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正富：改革成功正在於沒有完全市場化

本文為史正富教授在中國人民大學《政治經濟學評論》編輯部、復旦大學思想史研究中心、復旦大學新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聯合主辦的“新時期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戰略研討會”發言稿，《政治經濟學評論》編輯部授權觀察者網全文發佈。

史正富：

先感謝主辦方，我就對目前改革遇到的幾個問題説一下個人看法。

先從三個問題開始。

第一，如何評估過去34年中國改革和發展的成績？通常的説法是我們增長速度高，但結構失調，效率很低，消費貢獻少，收入分配也不好。

第二，如何評估過去改革與發展的成就？一般認為過去的成績是由於引進了市場經濟和私有制，而存在諸多毛病和弊端則是因為改革不到位、市場化程度也不到位。

由此引出第三個問題，下一步的改革方向是什麼？認為毛病出在市場化不到位的人提出的方案是：經濟上徹底的市場化與私有化，政治上實現多元民主，而在文化上則是普世價值觀。

**先談第一個問題，即如何評估中國過去的經濟績效。**從統計數據和我多年在企業的觀察，我要指出中國經濟的整體績效表現實際上是史無前例的，不是單純一句“增長率高”就能概括的。從結構上看，我們沒出什麼大問題，所謂的消費太低、投資太高，是缺少事實依據的。我們消費佔比在過去的十年中確實降到很低，只佔GDP的50%左右，跟西方發達國家75%到80%的消費率相比，消費佔比是過低了。

但是不是就能得出中國消費有問題呢？不能，實際上沒有問題。**第一，統計口徑有很大問題；第二，消費佔比低不等於消費規模、增長速度有問題。**過去34年當中我們消費總量的年均增速高達9.0%，人均消費增長率在7.9%左右，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在任何一個相似的時長中接近這個增長率。也就説，就消費實際增長的程度而言，並沒有任何問題，有問題的是消費佔比。為什麼會這樣呢？因為投資佔比高了，使得消費佔比相對較低。

所以，再來看投資效率。最為綜合性的指標應該是資本產出比，即每單位GDP增長需要的投資額。與美國比，它的資本產出比應該比中國低，也就是投資效率要比中國高，因為他們已經走完了重工業化、城市化的高速發展階段，正處於第三產業和IT產業崛起的階段，而產業性質決定這一階段的資本有機構成應該低於重化工業高速增長階段的。但實際上，中國的投資效率還略優於美國。中國改革開放頭十年的資本產出比是3.38，就是每一塊錢新增GDP要用3.38元的投資；最後十年，略超過4；34年平均為3.92。美國是多少呢？如果刨去2005年以後的數據，自1965年-2005年起，美國資本產出比也略超過4。但算上2005年之後的幾年，它的資本產出比就上升到5.29。也就是每投資5.29美元，才產生1美元新增GDP。問題來了，中國的投資效率在宏觀上怎麼能高於美國呢？仔細一想就通了，在過去幾十年裏，美國經歷了幾次較大的經濟波動，每一次下行週期都是一個大規模毀滅生產性資本的過程，數以千億級、萬億級生產性資本被消滅。這樣一來，在統計上就體現為宏觀的投資效率下降，雖然從經濟週期中活下來的企業效率很高，例如GE等行業龍頭，但其代價是大量普通企業消亡。

**從經濟波動上看，中國打破了週期性的經濟危機。**1994年以前，因為有1989年這個特殊年份，波動比較大；但1994年之後中國經濟長期高位運行，只有東亞危機的年份低於8%。世界經濟史上沒有一個國家在這麼長時段內維持如此高的增長，大部分都頻繁經歷週期性波動。有個三四年較快的增長後，一定會跌落下來，其低點一般是高點的1/3，甚至1/4，但是中國的最低點跟最高點相比是最多是一半，1994年至2011年GDP增長率的相對標準差僅17.84%，證明中國經濟波動的波幅顯著小。

所以，中國不但是一個高速增長的經濟體，而且還有效地控制了經濟波動的幅度；不但實現長時段增長，還保證了宏觀經濟整體的投資效率。雖然微觀上，很多單個企業、單個地方、單個項目不盡人意，但總體看，投資效率很不錯，就是説，**高投資帶來了高增長，在高增長的條件下，雖然消費佔比低了些，但消費總量隨GDP總量同步快速增長了！**低的消費佔比意味着高投資佔比和高GDP增長，從而帶來了消費規模的高增長。這就是投資與消費的辯證關係，而這一切又來自經濟穩定。這是一個令人矚目、史無前例的成就。

最後，在收入分配上，中國並不比美國差。雖然美國人均GDP四五萬美元，我們才幾千美元；但根據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公佈的數據，2007年美國基尼係數為0.562,中國統計局與世界銀行測算的2007年中國基尼係數都在0.48左右，2008年後進一步回落。同時，跟拉丁美洲比，跟中東、北非比，我們的收入分配情況肯定比他們好，但我們比不過歐洲發達國家。中國是從不太常規的市場經濟中走出來的，分析中國基尼係數是如何演變，到底存在什麼問題，這些都需要進一步研究。

**再看第二個問題，即中國過去30多年成功的原因何在？**有人簡單地把過去發展成就歸因為市場化與私有化，這是不準確的、錯誤的説法！雖然，我們持續進行了市場導向的改革，建立了市場經濟的基本框架，大規模發展了民營企業，確實使市場制度與民營經濟成了推動中國經濟增長的一個極其強大或基礎性的動力與制度安排。但是，我們應該看到，民營經濟只是我國現行所有制形式之一，因為還有國有經濟與混合經濟；我們是建立了市場作為配置資源的基本框架，但這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準確的説，中國過去三十多年的成就是源於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而不是西方常規市場經濟，否則無法解釋為什麼其他走市場經濟道路的國家並未取得能與中國比肩的成績。關於中國特色市場經濟制度，我在新近出版的《超常增長》一書裏提出四個支柱：

第一，是導入競爭性的發展型地方政府，使中國從西方的政府與企業的二維結構，變成了中央政府、競爭性地方政府和競爭性企業為主體的、互動的三維市場主體結構。

第二，是國有企業改革，現在正逐步進行國有企業資本化，這個過程產生了新國有企業，和傳統意義上的國有企業不同。

第三，是超越西方以收支為主要內容的公共財政，建立了初級的複合型財政體系，一層是收入和支出為內容的公共財政，一層是以資產和負債，即以資本運營作為主體的發展型財政。

最後，與西方的中央政府，或者聯邦政府相比，中國的中央政府也很特殊。如果拋開了全球戰略不説的，西方中央政府就國內政策而言，主要是宏觀干預式的政策體系，也就是大家熟知的，以反週期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為主要內容的凱恩斯式宏觀經濟干預。而中國在過去34年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是以追求國家長期發展為中央政府的戰略願景的，往大了説，這是為了民族復興為主要目標的、長期一貫的戰略思想，從“兩步走”到“小康社會”、科學發展觀以及到今年新的“中國夢願景”。政策重心上雖有調整，但大的戰略方向從未改變。所以，中國有一個長期國家發展管理的概念，這超越了短期宏觀調控。誠然，如何在市場經濟中重塑國家的能力和國家的職能，是一個尚未完成的工作，也是一個史無前例的挑戰。

綜上所述，**我認為中國改革成功的關鍵，實際上正是沒有完全市場化和私有化，沒有完全走到常規的市場經濟去，僅僅走到半路上，這個半路上就叫做中國特色市場經濟，就是把政府和市場、把企業和地方、把宏觀調控和國家長期發展通盤考慮了。**中國在實踐當中逐步形成的這一三維市場經濟制度，最大的特徵是具有互動的三維主體結構，把中央的戰略領導力、地方政府的謀劃推動力，企業的競爭創新力，這三種力量整合一體，共同推動國家發展。這在相當程度上突破了傳統的政府和市場二元對立的思想。現在看來，很多情況下政府和市場既有對立的一面，也有互相促進的一面，即所謂的共生。

**最後，未來改革方向是什麼？**如果像上邊這樣來看過去34年經驗的話，我們或許可以重新思考下一步改革的方向。現在談的比較多的是進一步市場化改革，確實有很多領域需要進一步市場化。比如，國家發改委項目審批制，沒有什麼太大的道理。不管從哪一派經濟學上都看不出理由。現在是以產能過剩、產能管控為理由審批這麼多項目，現實已經證明它是失敗的了。何況，即使產能已經夠了，新企業帶着新技術衝擊原有產業，在一個新的技術狀態重建產能的平衡，也應該是鼓勵的，這也是發展。這個個例子説明發改委管控項目時不必要的，是可以市場化的，但是能不能説改革方向僅僅是進一步市場化呢？不能這麼説。更重要的改革主題應該是政府組織變革、流程再造、及職能的重新界定，應更多着力於戰略和監管層面，進一步放掉企業的微觀管理。

特別強調一下政府流程再造，企業界對此最是頭疼。以前沒有關係辦不成事，現在基本不會了，最後一定給你辦，但經常折騰你到半死，這就是流程問題。所以，職能、組織、流程的變革才是第二輪改革最重要的話題，其間牽涉到環保、收入分配以及政府效能和廉政建設等問題。

大概還有一分鐘，幾點關於改革的想法就不説了，就説個結論。總而言之，**中國正處在關鍵時刻，我們不應該照搬西方常規的市場經濟。**在世界市場經濟的大家庭中，只有中國有希望、有條件，也應該有這個義務去打造一個不同於我們所知道的常規市場經濟的經濟發展模式。現在，即使在最發達國家裏，常規市場經濟也正面臨巨大的挑戰，他們如何應對這些挑戰還是未知數；在市場經濟的根本問題上，即在政府和市場、個人和社會、國家和民間關係的重新探索上，世界各國正處在同一起跑線上。我們沒有現成可以照搬的東西，只能在吸收世界各國家成功經驗與教訓的同時，立足於自己本土的經驗，打造中國本土的經濟學理論，推動中國經濟的制度變遷向可持續的方向發展。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