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魯鄭：埃及危機讓西方重新審視“中國模式”

民主是西方的核心價值觀、最大的軟實力。雖然2008年製造了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機、經濟危機和主權債務危機，但令誰也想不到的是，2011年被認為民主最不可能生存的阿拉伯世界竟然發生了“阿拉伯之春”。一個個長期終身執政的領導人穆巴拉克、本·阿里、卡扎菲、薩里赫或和平或暴力都被高舉民主大旗的民眾所推翻。

阿拉伯之春彷彿給處於危機之中的西方打了一針興奮劑，一定程度緩解了經濟危機對其合法性和正當性的衝擊。然而，歷史自有其規律，一個自身都運轉不靈的制度，怎麼可能在另一片土壤完全不同的社會里生存——更不用説表現優異。果不其然，僅僅兩年，温馨的阿拉伯之春演變成嚴酷的阿拉伯之冬：突尼斯在連串政治暗殺之後處於一觸即發狀態，利比亞則處於事實上的無政府狀態和國家解體的前夜。最令世人震驚的則是中東核心國家、一度視為“阿拉伯之春”樣版的埃及竟然以軍事政變，對平民血腥鎮壓以致處於內戰的邊緣。更刺激這個世界的消息是，就在推動阿拉伯之春並贏得第一次自由、公平、公正選舉的穆斯林兄弟會領導人被一個個關進監獄之時，被民眾推翻的獨裁者穆巴拉克在法院取消對他的貪腐指控後即將出獄！（不知道當初為阿拉伯之春歡欣鼓舞、並竭力期盼這股“春風”來到中國的海內外自由派此時做何感想？假如他們的期盼真的成功，豈不成為中華民族最大的歷史罪人？被釘在中國歷史的恥辱柱上？）

阿拉伯之冬以比阿拉伯之春更猛烈的衝擊波反襲西方的價值觀，不由得令依然在危機中徘徊的西方更加艱難。也更令三十五年來表現卓有成效的中國模式對西方客觀形成的威脅益加突出——**眾所周知，政治制度最怕有可替代性。處於危機的西方恰需要制度的正當性和合法性提供支持以度過難關，而中國卻在這一點上構成強有力的挑戰。**冷戰後一直在否定中國模式正當性和合法性的西方，出於維護自身利益，也將掀起更大一波攻擊中國模式的惡浪。

簡而言之，危機中的西方在不得不承認中國製度有效性和合理性的同時，更從多個角度對中國製度發難。特別是從根本上對中國的制度提出兩個尖鋭的質疑：中國模式無法解決權力的和平交接、中國模式無法避免政治強人和個人獨裁的出現。

雖然2003年，中國已經成功地實現了權力的和平交接，但從西方政治學思維來講，這只是唯一的一次，是特例，不具備説服力。在它們看來，就是一個新生的民主國家，衡量其是否成熟的標準也在於是否能夠實現兩次權力更替。更何況中國這種“第三條道路”。而十八大，中國再度實現了制度性和平權力傳承，以無可辯駁的説服力驗證了中國製度模式的成功和成熟。

同時，前任國家領導人胡錦濤等高風亮節、寬闊胸懷，帶頭完全離開，實現了外界所稱的“祼退”，完善、確立了中國的權力交接制度。讓西方“中國無法避免出現政治強人”的質疑遁形。

西方對中國製度模式的批評，還指向中國獨特的制度架構：為什麼在立法權（人民代表大會）和行政權（國務院）之上還有一個更高的決策機構中共的常委制。儘管立法機構和行政機構的最高領導人也同樣是常委成員。

從今天的世界來看，中國的制度模式確實獨特。不過，制度獨特非中國所獨有。比如瑞士，雖然也被西方稱為民主國家，但它卻沒有反對黨，所有的黨派都是執政黨。每個黨每年輪流擔任國家領導人，重大事項均通過全民公投。

被稱為獨特的還有來自伊斯蘭社會的伊朗。伊朗一方面接納西方的多黨普選制度，另一方面又在之上建立由伊斯蘭教法學家擔任的國家最高領袖及憲法監督委員會。最高領袖不是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但根據伊朗伊斯蘭共和國憲法，是伊朗在宗教上及中央政治的最高領導人及伊朗軍隊的最高統帥，並終生任職。這種將神權統治和民主選舉相結合的“伊斯蘭共和國”迄今仍是獨一無二的政治體制。不過這也是迄今為止伊斯蘭世界唯一解決世俗化與伊斯蘭化兩者張力的制度模式。另一個被西方捧為榜樣的土耳其，自二戰後一而再的發生軍事政變。到今天，兩派的衝突仍然在街頭持續。

不過從一箇中國人的角度出發，最為驚異的還是西方文明的發源地歐盟對中國製度模式的“模仿”。

歐盟的行政機構是歐盟委員會（歐盟各成員國各選派一名委員組成），立法機構是歐洲議會（下院，選舉產生）和歐盟理事會（上院，由各國的部長組成）。立法機構也被稱為歐盟主要的決策機構。但出人意料的是，在其之上還有一個事實上的最高決策機構，而且這個決策機構還不列入歐盟的機構序列中。這就是由歐盟各成員國首腦或元首組成的歐洲委員會。和中國更為類似的是行政機構歐盟委員會的主席、立法機構歐洲議會的議長、歐盟理事會的主席也都是歐洲委員會的成員。

不過和中國不同的是，沒有人會指責歐盟的這套制度設計。或許這就是話語權在誰手裏的區別。

最後，綿延幾千年的中國傳統政治制度，有三個重大缺陷：一是由於血緣的侷限，執政集團無法總是產生優秀的最高領導人。二是由於終身制，一旦出現不合格的領導人則無法及時更替。三是缺乏有效的監督機制。當代中國政治制度，雖然繼承了這個傳統，但由於最高領導集體的全國選拔和任期制，前兩個問題已徹底解決。不過，有效監督方面，卻一直被外界所質疑和批評。

應該説，權力的監督和制衡，也一直是中國曆代關注的焦點。為了避免政治自身的不受控制，發展了“民本主義”（民為貴，君為輕）、“天命”理論。即政治的合法性建立在為民和執政的有效性，一旦違背，其合法性即喪失，被取代就是合理的。同時還發展出一套政治權力的自我制衡。據甲骨卜辭記載，商代已有御史一職。戰國時期，御史已有監察職能。秦漢時期，御史大夫的職掌為“典正法度，以職相參，總領百官，上下相監臨”，主要負責監察。漢武帝將全國分為十三個監察區，各設刺史一人，以六條問事，監察地方官員。唐代中央設御史台，下屬台院、殿院、察院，專司監理。宋代除了設置御史台來“糾察官邪，肅正綱紀”，還設有諫院，諫官和御史可“風聞彈奏”。明代改御史台為都察院，設十三道監察御史，定期到地方巡迴監察，稱為“巡按御史”，又新設六科給事中對中央六部對口監督。清代將六科給事中合併于都察院，與御史合稱“科道”，專司監察。

到了當代，除了傳統的“民本主義”、“天命觀”、“絕對權力絕對責任”對執政黨的約束和壓力，也建立了現代的監督體系。如以各級人大及其常務委員會為核心的國家權力監督；以行政監察監督、行政複議監督和審計監督為核心的國家行政機關的監督；以檢察機關和審判機關監督為核心的司法監督、以中國共產黨各級組織及紀律檢查委員會、人民政協和民主黨派、社會團體監督為核心的社會監督；以日益開放、影響力越來越大的媒體為核心的新聞監督。

中共也先後出台《黨內監督體系》、《關於黨的基層組織實行黨務公開的意見》，進一步完善集體領導和分工負責、重要情況通報和報告、民主生活會、詢問和質詢等黨內監督10項制度。中央和省級黨委都建立巡視機構，對下級黨組織領導班子及其成員進行巡視監督。政府則制訂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中央和國家機關、各省(自治區、直轄市)普遍建立了新聞發佈和新聞發言人制度；國家司法機關推進審判公開、檢務公開、警務公開、獄務公開等司法公開制度。

誠然，中國的監督體系仍然處於完善之中，與民眾和社會的期待還有距離。然而全球化和網絡時代的來臨，則有效彌補了中國現行監督體系的不足。由於冷戰後中國成為唯一碩果僅存的社會主義大國，並通過不同於西方的發展模式成功崛起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這從而令中國成為全球特別是西方特別關注之地。中國出現的任何問題都會被過度聚焦和放大。這種過度的“關照”，自然對中國產生了強大的壓力，起到了相當有效的監督作用。如果把全球看做一國的話，西方實際扮演了反對黨的角色。也就是説，中國無需付出西方多黨制的代價和避免其弊端，卻可享有監督之利。

信息時代的來臨，也起到類似的作用。特別是互聯網和手機的高度普及——網民數量5.64億，手機網民突破4億，以其無所不在的優勢和開放性、快捷性、低成本的特點，成為社會所有成員監督和表達意見的平台。同時2003年最高人民檢察院就適應時代建立了網絡舉報平台，如今全國已有15個省級紀檢監察機關相繼開通舉報網站。2005年底，中央紀委、監察部也公佈了中央紀委信訪室、監察部舉報中心的網址。新華社在2009年也通過新華網公佈了中央和地方網絡舉報方式。為了鼓勵網上舉報，一些地方出台了獎勵措施。如北京市檢察機關規定，對網上實名舉報國家工作人員貪污、賄賂等犯罪的公民，經查實結案後，最高將可獲得10萬元的獎勵。

網絡反腐這種新形式一經推出，立即展現奇效。中央紀委網上舉報中心僅開通半年，就受理舉報32500件，月均2700件，其中署名舉報、有效舉報佔多數。而最高檢提供的數字顯示，全國網上舉報案件數量年均達3萬多件。

網絡時代可以令中國任何一地的問題迅速曝光，高效處理，有效強化了對政府和官員的監督。比如近年網絡曝光的“表哥”、“房叔”、“房姐”、“天價煙”官員、雷政富“豔照視頻”，2013年網絡反腐更將前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張鐵男拉下馬、上海多名法官嫖娼劣行曝光於世。這不僅有助於中央對地方的制衡，更有利於問題的迅速解決，也推動着制度的完善。

中國政治權力制約的另一個他國沒有的獨特因素是一國兩制下香港、澳門特區以及尚未統一的台灣存在。由於兩岸三地的制度不同，這本身就存在着無形的制度競爭。更重要的是，香港和澳門實施的一國兩制是否成功，將對台灣未來的命運、兩岸是否能夠建立互信和順利整合起着關鍵作用。維護國家統一、重建國家統一的歷史責任不僅對中國執政黨是巨大的壓力和監督力量，也是不斷改進和完善政治制度的動力。

對於中國的未來，西方即有崩潰論，也有威脅論。威脅論是建立在承認中國現行制度模式能夠成功的前提之下的，故不在本文討論的範圍。稍多説一句的是，中國幾千年的對外傳統就是：“王者不治夷狄”，未來的挑戰恐怕將是重新崛起後的中國所不得不面對的全球化。因為中國必須要改變傳統，不得不介入這個世界。

而崩潰論的一個假設就是中國一定會走向西方模式的民主化。而歷史和今天的經驗已經表明這一過程將極具風險、代價高昂。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後起的民主國家，大都發生了內戰、政變、混亂和動盪。唯一不同的是，發達國家在付出巨大代價之後，還是度過了高危的民主化階段，而眾多後起的發展中國家，如被阿拉伯之春席捲的中東各國則仍在民主化的泥潭中掙扎。

 

   

 

2011年，在加拿大芒克，舉行了一場極為引人注目的辯論會：21世紀是不是中國的世紀。正方有中國清華大學教授李稻葵、哈佛經濟師專家尼爾·弗格森，反方則是美國資深外交家基辛格、曾被《外交政策》雜誌評為“全球100位頂尖思想家”和《時代》雜誌撰稿人的法裏德·扎卡利亞。反方最主要的理由是當中國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將不可避免地走向民主化。但“這些轉型不是輕而易舉之事，而是充滿着血腥與混亂”、“中國是一個幅員遼闊，而且國情非常複雜的國家，試想一下，如果中國在轉型過程中發生了這種政治動盪和社會不安，將會是什麼樣子？”

應該説西方這個質疑十分有力，而且總體上也符合人類迄今為止的歷史發展。但這個質疑的缺陷在於它沒有看到任何理論都有例外。比如，美國由於沒有傳統重負，完全由移民組成，因此它沒有付出任何代價就直接建立了民主制度。再比如，歐洲的經濟發展導致了世俗化，宗教的影響日益衰微。而在美國則恰恰相反。

如果以史為鑑，中國如果想避免民主悲劇，避免國家的停滯、全面動盪甚至解體的命運，唯一的辦法只能是走自己的路，開創一條人類代價更小、進步更快、成效更大的模式。這實際上已成為絕大多數中國人的共識。

今天的中國，正如美國知名的中國與亞洲事務專家，喬治·華盛頓大學教授、中國政策研究項目主任沈大偉在其專著《中國共產黨：收縮與調適》所提到的：“與公共輿論所描繪的政府與社會間的巨大沖突不同，傳聞報道和評論性研究顯示，民眾對於現行政治體制和改革進程的支持程度之高令人驚訝……與之想似的是，民主並不適合中國、最起碼在當前經濟和文化發展水平上還不適合的觀點廣為接受。”

實際上除了極少數從理論上出發的海內外自由派學者外，自上而下的中國人都明白，如果選擇西方這種模式的民主化之路，帶給中國的只能是災難，中華民國悲劇性一幕將重演。當然這一點，不僅西方的學者明白，西方政府也很明白，還有台獨、藏獨、疆獨也都很明白，這也是為什麼這些勢力都團結一致地要求中國民主化。

不過比較奇特的是，當中國開始高度正視國內外、現在和歷史的教訓時，西方的某些媒體卻發生了某種耐人尋味的變化。最近，本人發表在觀察者網的《埃及悲劇再次驗證民主困境》一文提到：“在西方看來，中國走向民主化，即使不崩潰、國家不解體，也要發生長期和大規模的內亂和動盪。”不料，美國之音卻有如下點評：“這裏宋魯鄭是混淆概念。‘民主就要動盪，動盪就會更慘’這種觀點，不是西方的觀點，而是中國官方媒體推薦的寫手王小石們的主要論點。”

事實上，混淆概念的恰是美國之音。它混淆了“民主”和“民主化”的區別。西方國家在建立民主之後是穩定的（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建立以後仍然不穩定），但民主化即每一個國家走向民主的過程卻是極為動盪的。

此外，民主化過程中的動盪是歷史和現實的客觀現象，許多西方政治學學者都對此有過汗牛充棟般的研究。比如享譽世界的美國學者亨廷頓的專著《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就有十分全面的闡述。美國之音對此的否定顯然不會是無知，其意只能是掩蓋動盪的現實，以便繼續向中國兜售這個“特洛伊木馬”，從而達到“民主亂華”的目的（大家可能還沒有忘記美國總統候選人、前駐華大使洪博培在競選時的一席話：如果他當選總統他將用兩條策略來扳倒中國，一條是網上的力量，一條中國周邊的美國盟友給中國挑事）。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西方媒體雖然並不客觀、公正——特別是在報道國際事務時，而且也不能把批評的矛頭指向民主制度本身，但還極少像美國之音一樣公然地混淆概念、無視事實。原因在於，**美國之音是美國官方設立的喉舌，而且嚴禁國內百姓收聽、收看。也就是説它的目的就是“忽悠”外國人，所以它才敢於如此膽大妄為。**當然，一個嚴禁本國民眾收聽、收看的媒體，其職業道德和操守以及公信力就可想而知了（當然，中國如此之多的自由派學者紛紛接受並無多少公信力的美國之音的採訪，不惜辱沒自己的形象和學術精神，就不是我們所能理解的了）。我們相信，當美國國務卿克里稱讚埃及軍事政變是“恢復民主之舉”時，它絕不敢指責克里混淆概念，竟把非法的軍事政變當成恢復民主的正義之舉！

今天中國的執政黨一而再地鄭重聲明，中國絕不走老路，也不走邪路。唯一的方向只能是在中國傳統文化和基本國情的基礎上，在對三十多年成功經驗的總結上，探索出一條適合自己的路。目前這種道路已經基本成形。如果放到全球視野的角度進行總結的話，那就是：西方是定期的換人換黨，中國是定期的換人但不換黨，阿拉伯社會既不換人也不換黨。從目前看，中國的模式表現最佳。原因在於，一個制度要想良好運轉，不僅要做到靈活性，還要做到延續性。西方的制度模式有靈活性，但缺乏延續性，往往隨着新政府的建立而出現大幅度的改變。而阿拉伯世界有連續性，但缺乏靈活性，最後制度走向僵化。

對於今天中國製度的表現，這裏不妨引用即將離位的世界貿易組織的總幹事帕斯卡∙拉米在2013年6月底接受法國《快報》（l’expresse）雜誌專訪時所所評論的：**自從鄧小平在1979年決定經濟開放以來，中國的政治體制就呈現出很多優點，中國是四十年來在經濟領域犯錯誤最少的國家。**拉米解釋説，中國的經濟體制建立在孔子的君主理念基礎上，主要的目的是為人民謀福利，中國的貧困人口在過去的四十年大幅減少。

事實上，中國製度的優異表現竟然超出了所有極端樂觀主義者的預測。法國資深外交官于貝爾·韋德里納2006年在其專著《面對超級大國》（由法國外交部和駐華大使館“傅雷”資助出版計劃資助）提出一個當時看來非常樂觀和大膽的預測：“如果一切都進展順利的話，在2020年至2030年間，趕超德國和日本，成為第二大經濟體”。**結果僅僅一年之後，中國就超越德國，四年之後超過日本！足足提前了10到20年。既然“如果一切都進展順利的話”，中國才能到2020和2030年間超過德國和日本，那麼提前10年到20年，又應該用什麼詞語來形容呢？**那麼超越“一切都進展順利”的制度又是什麼制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