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中國大陸：新加坡迷途知返，香港回頭是岸-德斯蒙
8月20日，觀察者網以“三任總理齊擔憂‘新加坡模式’” 為題報道了李顯龍、吳作棟和李光耀等三任新老總理對新加坡國家發展的評價和規劃。無獨有偶，香港媒體也熱情刊載了李顯龍對新加坡未來發展藍圖的描繪，尤為特殊的是將其與同為亞洲四小龍的香港做了一番對比，最終得出香港近年大幅落後新加坡的原因在於“政府弱勢無遠見，不敢違逆利益集團，也不敢背‘民意’而行”。
的確，同為東亞區域的城市經濟體，新加坡近年的發展遠超有大陸做後盾的香港。不僅十年之間，人均GDP被新加坡從香港的93%反超至134%，扣除通脹和匯率影響的家庭收入中位數，香港下降了2.9%，新加坡卻增加了18.1%。今天，新加坡已有85%的家庭擁有自己的住房，李顯龍更宣佈要在未來增加各種購屋津貼，讓月入一千坡幣（約六千港元）的家庭可以僅憑公積金就買得起兩房式組屋。
反觀香港住宅供應量長期不足，導致樓價居高不下，港人置業相當困難。究其原因，正如香港媒體報道所引述經濟學者的看法一樣：領袖的控制能力是新加坡及香港的分水嶺。由於新加坡政府極其強勢，推行政策時極少受阻撓；相反港府屬弱勢，不同利益集團“對撼”，令政府難以推行持續性的措施。
長期以來，新加坡一直由一黨獨大的強勢政府執政，甚至其政府首腦（總理）都由同一家庭的父子傳承。同時新政府也掌握着大量的資源和獨斷的權力，能夠制定長遠政策並持續執行，也能排除政府外私人資本和利益集團的影響，推行利於普通民眾的政策。例如最近計劃將空軍基地遷移到樟宜機場附近，目前現時約八百公頃的基地原址，將用以興建新住屋、辦公室、工廠及公園。在香港也有類似的啓德機場舊址重建工作，卻從1998年開始計劃，歷經多次爭議和修改，2007年才正式啓動；直至今日，仍有多方提出修正意見，即使是最順利的情況下，也要2021年才能完工。
**其實當年香港能夠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同樣也得益於強勢政府的連續執政。**港英時代，香港流行一種説法——香港的管治權力，依次序由馬會、怡和洋行、滙豐銀行及總督所掌握——概括了殖民地的管治面貌：總督與商界聯合治港，行政局全面吸納英資財團，成為“官商聯盟”的最高運作平台。由於英資財團是政府以外最重要的社會力量，政府只要取得洋行大班背書，施政基本上暢通無阻；而當時立法局議員全部由港督委任，其中大部分是商界精英，行政立法之間存在高度共識；經濟上，1970 年前香港經濟由數個英資財團壟斷，在“英資財團=商界”的結構下，港督與英資代表在行政局作出決定，已足以在社會上發揮一錘定音作用（注）。
這種頗為類似新加坡的政經聯合模式，使當時港府作出的任何決策都在事先獲得了壟斷資本的諒解與支持，能夠輕鬆在所謂“立法局”中通過，亦不會在執行中受到阻撓，來自大英帝國任命而非民選的港督又保證了政策的長期持續。，最終才造就香港成為“東方明珠”。
1997香港迴歸之後，新成立的特區政府和立法會卻未能繼承曾經行之有效的管治體制，政府權威不立，推行政策長期受到“反對派”的阻撓。迴歸後的董建華、曾蔭權三任政府15 年來的平均“立法成功率”只有57%，擱置或押後了超過204 項法案，當中絕大部分涉及經濟民生政策（見下表）。如此無效的體制，焉能發展經濟，焉能為市民帶來福祉，焉能為香港創造美好未來？
然而香港媒體終究不肯放棄“民主自由”的政治正確，同為三代總理的聲音，李光耀對兩黨制的批評未見香港媒體有所關注。即使是清楚港英體制來龍去脈的政論家，也要把特區政府舉步維艱歸咎於沒有實施“普選”。
但正如埃及的“民主”帶來開羅廣場上的血流成河，港督的獨裁使香港成功擠進亞洲四小龍，新加坡威權體制效果遠好於香港的民主嘗試一樣，民主自由本來就不必然帶來大眾幸福，何況香港所謂的“民主派”們早已墮落到至為了反對而反對。他們可以花錢僱人打官司來拖延港珠澳大橋的修建，致使納税人多承擔200億施工成本；他們可以無視數十萬低收入家庭無房可住，為幾十家原住户而阻撓公租房和經濟適用房的修建；他們甚至還為了反對特區行政長官，通過不間斷髮言而非表決強行阻擋財政預算案通過，完全無視民主的原則是少數服從多數。如此“民主”顯然已不再是普羅大眾當家作主，徹底蜕變為個別人和利益集團謀取私利的工具。
誠然，香港行政官員比起新加坡的李氏家族缺少了遠見卓識和強力施政的魄力，更像是謹小慎微從事案牘工作的官僚。當2002年香港樓市陷入低潮時，政府竟然被部分利益受損的炒房者和地產公司裹挾做出了停建公屋保房價的荒謬決定，終於造成了今天數十萬港人蝸居“狗籠”的悲慘現實。可若不是言必稱“民主”，事必逆中央的“反對派”，特區政府也未必沒有在中央支持下將香港發展拉回快車道的機會。時至今日，“反對派”手持英國護照，高舉殖民地旗幟，喊着“香港獨立”的口號要求普選，甚至還聲稱要把深圳東莞併入成立所謂城邦國家，充分暴露出他們以所謂“普選”爭私利，為奪權不惜犧牲普通港人根本利益的醜惡嘴臉。
歸根究底，新加坡政府所謂的“遠見”依靠的是強勢政府的連續執政，香港若想有效借鑑，其實也未必需要遠赴獅城，港英政府行之有效的模式完全可以拿來參考，大陸發展的成功經驗也近在眼前，一切無非取決於香港政商精英是否願意少許放下個人私心，承認香港的發展已經誤入歧途罷了。
（注）《以行政會議為平台建立“聯盟政府”》，2013年5月31日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