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揚：企業家談政治還是被談政治？

企業家該不該談政治的話題，最近又熱了起來。仔細傾聽一下，其中有三種聲音。

一種聲音出自部分企業家之口，主張企業家不要談政治，如某人的“在商言商，聚會時只講商業不談政治”之論。另一種聲音出自另一部分企業家之口，主張企業家要介入政治，如某人的“不相信中國企業家跪下就可以活下去”之論。

這些聲音聽起來普普通通，無甚特別，然而，由於第三種聲音的出現，普通的微言也有了驚世的大義。

這第三種聲音並非來自企業家，而是出自一些媒體人和評論人，他們援引企業家原話，假借企業家之口，發表了一大堆屬於自己的見解，自説自話自導自演地掀起了一場“全社會的熱議和爭論”。

某篇評論這樣寫道：“當已過耳順之年的女企業家王瑛用一種相當不尋常的方式公開挑戰柳傳志的諄諄教誨時，與其説她是在表達對這位‘中國企業家教父’的不滿和批評，不如説是對整個社會發出追問：在一個正在經歷重大轉型的時代和社會里，企業家應當與政治保持什麼樣的關係？”

這個“與其…不如…”句式用得真妙，借來用一下，其實就是：與其推着企業家談政治，不如自己親自談政治。

就這樣，經過這一番假借和騰挪之後，在企業家該不該談政治這個主題之外又多出來一個副題：企業家該不該允許媒體人替他們談政治？該不該默認自己被談政治？

如果每次都是企業家一句話沒説完媒體人十句話見了報，而且除了那一句原話其他九句話都不是企業家的本意，摻雜了一大堆別人的私貨，那這政治還怎麼談呢？想要好好談一談也不可能了吧。

我斷定，很多企業家不談政治，很大程度上是由於這個因素。

畢竟，真正的企業家，首先是一羣置身於自己的領域埋頭於自己生意的人，政治只是他們在抬頭時常常碰到或看到的一些東西。很像是隔岸觀火——既可以自認為身處煙熏火燎之中，也可以自認為身處一水相隔之外。這樣的一羣人，與那些終日盤旋在煙火上空隨時準備玩一把火中取栗或飛蛾撲火遊戲的政治愛好者，天然地分屬不同人羣，各自對於政治的理解和興趣，大相徑庭。

然而，當下中國的現實是，企業家們隔岸觀火的田園詩生活註定要被打亂，他們註定要被人一個接一個地劫持到煙火上空，被迫接受一種原本不屬於他們的政治觀，甚至被人不由分説地推入火場，替飛蛾們火中取栗，替麻雀們浴火涅槃。

可悲乎？誰叫你們本來不懂政治卻又忍不住想要玩政治？

很多企業家不懂政治，這是明擺着的事，毋須諱言。政治也是一個專門領域，也像其他專業一樣有專門的知識，特殊的學問，並不是一看就會玩的兒童遊樂園。作為外行人的企業家，僅僅因為自己經營的企業取得了一定的成功，積累的財富達到了一定的規模，就自認為什麼都懂，什麼都行，要玩“商而優則政”，這屬於“暴利後遺症”，初級階段的企業家十有八九會犯這個病。以為億萬富翁就能免疫，不會犯這種初級毛病，沒那麼回事。

熱衷於談政治，在中國，另有一個眾所周知的現代淵源，即文革期間的“大民主”。假如讓同一批媒體人來講述這一淵源就格外顯出悖論了：那時候沒上過學的工人農民也天天讀馬列原著，今天批劉批鄧，明天批林批孔，荒唐鬧劇天天上演，但誰也不能公開説工人農民不懂政治，不要談政治。

滑稽的是，大民主精神代代相傳，當年是無產階級工農兵不要“跪下”活而要“站着”談政治，今天換了資產階級企業家，竟也是一樣的訴求：不要“跪下”活而要“站着”談政治。而且情況還和當年一樣，誰也不能公開説不懂政治就不要談政治。

更大的問題是，如果當年的工農兵正是由於不懂政治而被利用、被劫持、被談政治，那麼，今天那些在無知程度上與當年的工農兵不相上下的企業家們，又有什麼特別之處能讓自己免於被利用、被劫持、被談政治呢？千萬別拿錢説事，在這個問題上，企業家的金錢，只起一個作用：讓自己更容易成為被利用的對象、被劫持的目標。

僅從媒體的報道上，難以判斷那位認為主動介入政治就是“站着活”，否則就是“跪着活”的女企業家原意到底如何，但毫無疑問，把企業家與政治的關係理解為誰站着誰跪着、誰高一頭誰矮一頭，這就是文革工農兵的認識水平。如果的確是有大批的企業家想要搞這樣的政治，而且得到眾多喝彩，還被贊為“勇敢”，被賦予“使命”，被推向“歷史性抉擇”的高地，那麼，我們那位“企業家教父”關於企業家不談政治的諄諄告誡，真是説對了，因為他説的就是企業家的自救之道！

企業家談政治本不是問題，但在當下的中國，恐怕首先要分清自己是在談政治還是在被談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