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平：薄熙來案與中國精英的生活危機

薄熙來濟南公審的結尾，讓國內外關注中國命運的人們大吃一驚。原來以為會涉及政治鬥爭的大案，卻以驚爆家庭內亂而終。看似遙遠的高官家庭生活卻讓我們感到似曾相識。薄案最終如何判決，還有待法院裁定。中國司法程序的進步，是解放後歷次運動和文革以來前所未有。本人先討論薄案引發的對中國生活模式的思考。法制問題留待以後再研討。

中國過去三十年的高速增長，國內外媒體有人譏諷為“低人權”增長，似乎廉價的中國產品，都是跨國公司僱傭農廉價民工的“血汗工廠”製造的。但是，我所接觸的西方企業家，談到無法和中國企業競爭的原因，畏懼的卻是中國企業家和官員的“工作狂”。法國的“高人權”規定，高管在法定的週末和節假日不許辦公，中國的經理24小時手機都開着。連蘋果公司的喬布斯，生前都直接稟告奧巴馬總統，美國企業無法和中國企業和地方政府競爭訂單。

我在國內開會或調查，從中央各部到縣級政府的官員，沒有幾個家庭能見到擔負重任的家長和妻子兒女一起吃晚飯，更別説週末度假了。美國任何級別官員的都可以事先預約面談，包括請總統來出席大學畢業典禮，發表講演。我在美國留學時，我妻子的畢業典禮是老布什總統講演，我大女兒的畢業典禮是克林頓總統講演，我的畢業典禮級別最低，也是眾議院議長（相當中國人大常務委員長）講演。但我回到北大任教近二十年，哪怕請位部級官員到國際會議講演，即使事先早早掛號，也可能在最後時刻取消，因為不知哪位首長臨時有任務要官員陪同出巡。中國規定的勞動法，包括八小時工作制和週末休假制，對中國各級要員和國企的企業家，形同虛設。所以，中國的官員和企業家，是全世界最過勞的，生活最沒有規律的，家庭也是最緊張的。要説廉價勞工，至今越南和孟加拉國的勞工肯定比中國勞工便宜。但是全世界各國，像中國這樣勤奮的廉價官員，大概只存在於保爾-柯察金時代。所以，每逢西方拿中國腐敗説事，我從來理直氣壯地反駁，美國合法化的腐敗比中國的非法腐敗嚴重得多。你對比西方高管和高官的合法收入與資產，與中國貪官的數額就知道了。

舉例言之，2008年引爆美國金融危機的雷曼兄弟公司的首席執行官理查-富爾德(Richard S. Fuld, Jr.)，曾是美國金融界最牛的CEO。他在危機前兩年的收入分別高達4000萬和3400萬美元，單單2007年的獎金就高達2200萬美元。為了防範債主的賠償官司，他把4年前用1375萬美元購得的豪宅，以100美元的價格轉到妻子名下，危機後至今不受懲罰。因性醜聞官司纏身的克林頓總統，在任時打官司的負債就高達500萬美元，他的妻子希拉里要競選紐約州參議員，必須在紐約居住。3口之家購買11居室的住房，價格170萬美元，銀行家友人麥克奧利弗 (Terry McAuliffe)一次墊付135萬美元，並由克林頓競選總統籌款負責人個人擔保信用，才鋪平希拉里的直接從政道路。有那麼多富豪給克林頓出錢，看中的是克林頓的總統特權，可以在關鍵時刻特赦多年不得歸國的經濟罪犯。克林頓下台後每次講演的酬金高達10-70萬美元,下台僅12年，不僅還清債務，財產已高達8000萬美元。西方媒體對這些腐敗故事津津樂道，因為在西方世界，醜聞比德行更為暢銷。要在中國，誰敢如此在政治舞台上招搖至今。

但是中國官場有另一種危機。我曾經到浙江一個縣調查，結果發現各局的局長沒有一個任期兩年以上的。查問什麼原因，方知是“中國式”的反腐敗，官員必須異地任職的結果。鄉鎮級官員到省內其他縣任職，省市級官員從省外調任。中國是農業國，家族人情關係遠比西方商業和移民社會強。為了防止中國式的人情腐敗，歷代採取的辦法是不許在原籍任官，近年升級的辦法是幹部頻繁調動。由於住房的市場化改革，政府機關、學校和醫院和企業一樣“一刀切”，不再修建福利房，各地房價大漲，帶動子女教育和醫療費用大漲。我們見到的普遍情況是：有政治雄心的官員執行調令，到京滬以外的城市或者邊遠地區“建功立業”，而把家屬子女留在大城市陪讀，扶子成龍，扶女成鳳。企業家也紛紛效仿。能力小的，在省城或京滬購置房產，導致國內一線城市地價大漲。能力大的，在國外投資置產，由妻子出國陪子女讀書，自己在國內打拼。過沒日沒夜的“勞燕分飛”的生活。許多官員還有一條出路是婚變，與固定收入的職業婦女離異，改娶高收入的女商人，女律師，或外企、金融界的高薪職員。有危機感的妻子，則利用丈夫的職權收取灰色收入。如此等等，皆是房改一刀切惹的禍。

後果呢？正面的當然是中國官員的拼命精神，企業家的進取心，企業的高投資和GDP的高速增長。但是如今看來，社會代價也不低。由於外地幹部普遍以招待所或賓館為家，中國的商務談判從辦公樓轉到高級賓館。尤其負責招商引資的官員，一晚上要赴幾個飯局。得心血管病、糖尿病、肝硬化以致英年早逝的幹部和企業家不斷增加，到中國來經商的外國人也對中國的“酒文化”叫苦不迭。國內官員和商界的家庭糾紛和腐敗案件也不斷增加，從開始的小蜜、二奶、到如今的大姐、老孃都陸續加入婚外情的行列。國內腐敗的方式也與時俱進，權錢交易從雙軌制下的倒賣批文轉為更隱秘的為子女異地讀書買單。今日王立軍、薄谷開來的驚天大案，啓示我們的不僅是治理腐敗、推進法治的決心，更是改進中國式生活的良機，以根除中國式腐敗的社會土壤。

去年5月，我應邀出席墨西哥城舉行的G20峯會的預備會議。會上美國總統的經濟顧問在討論就業政策的專題會上，大力推銷奧巴馬用教育投資促進就業的經濟政策，輪到我評論時，我指出中國過去三十年的高速增長，是大規模進行結構改革的結果，包括幾千萬國企職工下崗和一億多農民工進城。推進改革的中國新一代領導人，是被西方媒體稱為“失落的一代”，也即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回城後既敢全方位學習國外經驗，同時也沒有照搬西方教條，才能找到適合中國國情的改革開放之路。相比之下，在西方著名經濟學家指導下的東歐前蘇聯的轉型，不僅導致經濟的大幅下降，而且美歐日自身推行的自由化政策，導致2008持續至今的金融危機。加強教育，如果美國像中國那樣學習德國的技術教育，當然會提升製造業的競爭能力。美國脱離現實的社會科學如不改革，即使注入巨資，也無助於走出今天的困境。

我的發言引起包括美國代表在內的各國代表的高度興趣。我回國卻發現令人疑惑的困境。我在西方批評的西方社會科學，在中國媒體和社會的影響卻遠高於亞非拉國家。國內有錢人增加之後，出國潮學生的年齡越來越小，從改革初的研究生留學，到如今的中學生甚至小學生留學。不僅到有獎學金的公立學校就讀，還自費到昂貴的私立學校就讀。參與留學潮的不僅有新富起來的大腕，還有紅色貴族。薄谷開來的貪腐案，真實起因就是送11歲的兒子就讀英國的私立貴族名校哈羅中學。**在國外久住的人都知道，西方的私立名校，與其説培養人才，不如説培養精神貴族。除了少數名家點綴之外，多數學生學會的是講排場、玩美女，而非瞭解天下疾苦、擔當大任。**我訪問過台灣多次，台灣中高級官員出身美國名校的多的是。雖然他們的舉止言談比大陸官員優雅的多，但是勇於任事的能力比大陸官員差得多。和毛澤東當年把留蘇的長子送到老農那兒再教育的前例相反，中國如今盲目崇拜西方名校的風氣之下，中國當年戰勝西方列強的革命傳統何以長存？孟子有言：“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如果革命家的後代，不瞭解大眾的疾苦，企業家的後代，不瞭解創業的艱難。老一代創業者忙於給子女留下物質而非精神財富，我怕中國的君子之澤，三世甚至二世就斬了。薄熙來自己公開承認之過，在治家不嚴。我卻以為作為政治家的大錯，是同意妻子送幼子去英國貴族學校讀書。歇業律師的收入如何能和西方富豪比美？無非放任老婆與兒子自流而已。無論薄熙來如何解釋自己不瞭解妻子的種種交易，但是他對美英教育實質的迷惑，卻是不能推脱責任的。你既然要求幹部下鄉，為何不要求家人也和你一起下鄉？革命家風要緊的不是個人品行，而是政治智慧。

如今中國摸石頭過河的追趕目標——美歐日——都陷於危機之中，起因就是他們的過度消費，經濟虛擬化。中國經濟增長的出口市場，發達國家萎縮，發展中國家動盪，中國如何應對？崇拜西化的經濟學家鼓吹拉動消費，繼續走高收入國家的失敗老路，卻不知如何拉動消費。於是又有人呼籲憲政改革，福利改革，殊不知西方的議會政治，正是鼓勵短期消費，犧牲後代發展的體制温牀。

我願意借公審薄熙來之機，也來討論中國的生活方式如何與經濟結構一起從低級向高級轉型。觀察者網不久前推薦過復旦經濟學家史正富的《超常增長》和復旦政治學家張維為的《中國震撼》，為中國未來的經濟、政治發展提出了超越西方的遠景。我來補充一下如何發展中國式的防腐、中國式的教育、和中國新的生活方式。

美國式的防腐，實質是把權錢交易合法化、透明化。例如把私下賄賂改為公開的政治獻金，民主的一人一票，變成競選捐款的一萬甚至百萬美元一票。各個利益集團用金錢進行博弈，才有如今美歐日的政治死結。拉美和中東國家的經濟學家曾經問我，中國如何防止利益集團綁架？我的回答是官員輪換，把中央的金融高管調到貧困地區任職，或讓貧困地區的幹部進沿海大城市執政，他們才能有全局觀和優勢互補。如今，中國的幹部政策應該有所改進。中國是個地區差異巨大的大國，新加坡、香港式的“高薪養廉”，不僅財力不夠，而且脱離羣眾。國內這幾年對國企壟斷的反感之風，其實源於國企高管的收入差距，向美國而非德日看齊，大大脱離中國的國情。

我的一些建議，供大家討論。

第一，與其把政府、軍隊、大學的住房都“市場化”，政府不得不付高薪讓年青的幹部買房租房，不如恢復住房的雙軌制，保證流動性官員及其家屬的住房、就業、和子女就讀的合理安排。

第二，改革中國政府機構的分工責任制和工作方式，要求各級領導幹部不僅是工作的模範，也要是生活的模範。每月必須有幾天時間和家人子女度過。每年的假期安排，要帶子女下鄉下廠，義務勞動。既鍛鍊身體，又聯繫羣眾。

第三，每個幹部和企業家的家庭，最好能保持幾個來自基層和家鄉的朋友。每個城市家庭，和某些農村家庭建立經常的聯繫。每個大城市的大學和中學，要和一個內地省份的大學和農村中學建立友誼和交換關係。如此，才能縮小三大差別，建成和諧社會。

有人會問？我的建議會不會導致GDP增速減慢？我認為不見得。至少GDP的質量改善。何以見得？再舉例為證：

美國導致製造業出走的一大原因是醫療成本高昂，佔GDP的18%，是日本的2倍，韓國的近3倍。美國的肥胖病率高達33%，而韓國為8%，日本僅5%。中國“和國際接軌”的熱潮下，飲食日趨洋化。在美國醫學界大力推薦中國農民糧菜為主的飲食，以防止現代病的時候；中國城市的中小學生卻在推廣美國的垃圾食物和碳酸飲料，導致青少年的肥胖病大增。如果中國人改進目前的生活方式，扣除掉GDP中現代病帶來的“廢熵”，中國的有效GDP很快將超過美國。

如果中國官員實行輪換制度，同時帶動家屬的移動，必然有助於實現毛澤東時代的遺願，即把大城市中過度集中的大醫院、幹休所、學校和行政機關向內地，尤其生態良好的革命老區分散。這必然加速目前已經出現的城鄉對流，使一線大城市的地價下降，二三線中小城市和村鎮的地價上升。部分分流的農村勞動力可以在家鄉附近照顧城市退休老人，退休幹部可以在鄉村學校發揮餘熱，減少候鳥式的農民工的長途流動，使新農村空巢老人和離親子女，也將重回祖孫三代同堂之樂。城市學生也能增進對大自然的瞭解和社區工作能力。目前農民工進城的不穩定就業和長距離移動帶來是社會問題和徵地矛盾也能得到緩解。大學教授和研究生遷到遠郊或中小城市的新區，擺脱高房價和擠公車的煩惱，才能專心研究、獨立創新。

當然，生活作風的變化，也會引起需求結構的變化。各級官員生活正常化，加上各級領導帶頭坐民族品牌車，必然大幅減少進口奢侈品的暴利，連帶減少高檔酒店的消費和高端房地產的投資，減少媒體高端消費品的廣告，這必然提高大眾消費品的質量和供應，增加民營中小企業的發展，增加城鄉就業的機會。須知，高端炫耀消費利潤雖高，但是創造就業的量少。

民生的改善，會帶動大眾傳媒風氣的改善，從而在社會層面減少腐敗的温牀。今年公審的兩個大案，劉志軍是高鐵的有功之臣，薄熙來是重慶試驗的創新官員，卻因親友和家庭問題陷入腐敗醜聞，如此人才的墜落，實在可惜。我們在公正執法之餘，是否也可以吸取教訓，防範於未然呢？

中國目前和西方的差距，主要在科學、技術的差距。以我在國外三十餘年的觀察，實際上中國重點城市的中小學教育高於美國，中國重點大學的本科教育可與西方名校相比。中國家庭對教育的重視，也是中國學生的學風優於西方。如今美歐日名校名家的學生，許多是中國學生，就是明證。説什麼中國教育落後於西方，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我以為中國的主要差距在研究生院，尤其科學與工程的人才經費有差距。但是，西方社會科學的優勢不可高估。中國革命打贏內戰、抗日戰爭、和朝鮮戰爭的將領，都不是西方名校培養出來的。借鑑西方的理論總結提高中國經驗可，用西方價值否定中國模式則不可。否則會和前蘇聯一樣，自廢武功。中國上山下鄉的這代人是不會重犯東歐的錯誤了，但是下一代人被西方價值觀迷惑的可能很大，看看中國今日的大學和媒體的主流輿論就知道了。中國紅二代和企業界的領軍者，如果都學薄谷開來把世界觀未成熟的孩子送到國外讀私立中學，不但學好難，而且巨大的財務負擔，想要清白做人更難。

我對中國望子成龍的父母的建議是，幼年一定要在父母身邊長大。父母的身教言教，才會讓子女從小有健康的心態。西方如今的社會病，很大程度來源於破碎的單親家庭。有農村親戚的家庭，最好讓孩子的童年在農村度過，親近大自然和鄉土社會。中學大學階段子女進城，也一定保證每年有一兩個月的時間到農村和基層。研究生和訪問學者可以到國外留學。國內有條件的大學和中學，可以鼓勵外籍的訪問學者和兼職教員。政府和企業提拔人才，一定要看重實際工作能力，不能盲目崇拜國外學歷，尤其不能形成土秀才不如洋秀才的幹部政策和教師政策。

回到薄熙來案的教訓。我以為高級官員的未成年子女是否可以到國外讀書，應當作為國家安全政策來研究，不能只靠官員的道德與自律。

另外，無論幹部、企業家、和普通的工人、農民，政府都要在政策上解決當年兩地分居的問題那樣，避免勞燕分飛。這可能比修建保障房更能維持社會安定。機關和企業尤其要關注女幹部和知識婦女家庭穩定的感情生活。不能把戰時狀態的遊擊作風和運動戰術長期在和平時期推行。否則，我們骨幹階層的家庭大量破裂，將使美國的單親家庭問題再現中國，未富先亂。我們的後代必然會因家庭的分裂而接受西方的生活方式，放棄中國文化的家庭傳統，使中國這兩代人創下的基業付之東流。

如果中國模式的自主政治，加上中國模式的超長增長，配合中國特色的生活方式，我相信中國社會一定可以超越西方社會，中國廉政一定可以超越西方憲政。建議新領導可以學習鄧小平的辦法，讓各個地區分散實驗，比較推廣。要實事求是，千萬不能用“城市化”或“市場化”的辦法搞一刀切。薄熙來案的審判進步，確實可以帶動中國各方面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