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之光：“革命”中的突尼斯

自豪的突尼斯人一直不願將2010年12月底他們參與的那場政治運動叫做“茉莉花革命”。在突尼斯，這個被西方媒體廣泛傳播的名字實際上對應的是1987年本·阿里奪取政權的政變。那時的本·阿里剛剛被前總統哈比卜·布爾吉阿提名為總理。但是很快，這名年輕的軍官便依照當時憲法第57條宣佈，總統布爾吉阿因為身體原因，不再適合擔任國家首腦。這名突尼斯的反殖民英雄、突尼斯的終身總統，在擔任總統30年後怏怏下台。

在本·阿里統治的年代，這場政變被自豪地稱為是“不流血的革命”。同樣作為民族主義者的本·阿里在很大程度上延續了他前任的政策。民族獨立之後的突尼斯像許多新獨立的阿拉伯國家一樣，都面臨着現代化轉型的重大問題。

本·阿里的改革

理解這一發生在北非穆斯林國家中的現代化轉型給我們提供了一個觀察當代中東及北非前殖民地國家政治局勢的窗口。同時也是我們反思第三世界國家現代化轉型的重要實例。**與阿拉伯半島不同，包括突尼斯在內的幾個重要北非穆斯林國家在其殖民時期的物質現代化程度已經較深。同時，與殖民地宗主國之間的貿易與文化聯繫又為這些國家帶來了最早一批具有民族獨立意識的知識分子。**這批社會精英與19世紀末20世紀初歐洲民族國家格局形成的背景密切相連。也正是這批人，成為後來反殖民獨立建國運動的關鍵支柱。除了反殖民這一政治任務外，北非20世紀上半葉的獨立運動還肩負着一個重要的社會責任——去伊斯蘭化。突尼斯脱離法國獨立之後不久，布爾吉阿便推行了一系列大刀闊斧的針對伊斯蘭傳統陋習的社會改革政策。其中包括廢除多妻制、婚姻法改革、解放婦女、容許穆斯林與非穆斯林通婚等內容，極大地影響了今天突尼斯社會結構與婦女地位。

雖然依照憲法，建國後的突尼斯仍舊是一個穆斯林國家，但是在民族主義者布爾吉阿眼裏，一個真正的突尼斯民族是不應當受到伊斯蘭窠臼束縛的。他甚至試圖在突尼斯廢除穆斯林的齋月傳統。在民族主義強人布爾吉阿的政治圖景裏，反殖民並不代表反西方、反現代。相反，他希望能像漢尼拔一樣，領導突尼斯成為一個多極世界中的重要力量。這一民族主義理想，我們也很容易在20世紀中期泛阿拉伯主義的背景中找到其他版本，比如土耳其的凱末爾和埃及的納賽爾。

政變上台的本·阿里幾乎延續了布爾吉阿時代的一切政治精神。除了繼續禁止伊斯蘭政黨參政之外，本·阿里甚至要比前任更傾向西方道路。從形式上，本·阿里甚至進一步將突尼斯塑造成一個以憲法為基礎，以議會多黨民主選舉為模式的政治結構。他限制總統任期為三屆，並將執政黨改名為憲政民主聯盟。

經濟上，本·阿里上任之後進行的一系列開放改革吸引了大量國際投資，也帶領突尼斯迅速走出了布爾吉阿治下的通貨膨脹及緩慢增長的泥潭中。到2000年軟禁中的布爾吉阿去世時，突尼斯已經保持了13年經濟增長5%強。在私有化改革與開放市場的主導思想下，這一年的突尼斯吸引了超過10億第納爾的外來投資。信奉自由市場的觀察家們一度興奮地用“突尼斯模式”來描述這一發展。加入了關貿總協定的突尼斯，成為非洲大陸最炙手可熱的外資天堂。本·阿里本人也領導了一隻扶貧基金，將突尼斯的貧困人口降低到了4.2%。

而在這一系列漂亮的數據背後，私有化程度加深的突尼斯逐漸意識到自己並無法與強有力的歐洲美洲經濟體進行平等競爭，日劇加大的貿易逆差使得突尼斯極大依賴外來投資。就業問題使得政府官僚機構不斷擴張，以期通過這一方式來最大程度上緩解日益增高的就業壓力，並藉此試圖向更多人提供福利。而這無疑於引鴆止渴。直至2010年12月17日，大學畢業生、小販穆罕穆德·布阿奇其在與警察衝突之後在市政府門口自焚時，突尼斯社會的基本矛盾仍舊是年輕人日益增長的就業壓力與膨脹的政府機構之間的矛盾。在這種情況下，龐大的政府官僚機構無疑是一場最大規模的向社會行賄的行為。這一短視的平均主義無法真正解決全球自由市場結構中深刻的不平等源泉，而將國家政府從一個代表監管機構，退化成了一個臃腫虛偽的施粥院。而與之相連的執政黨，也隨之喪失了其意識形態作用，成為了黨徒們侵佔社會資源的私產。

民主革命還是伊斯蘭革命？

2010年底參與推翻本·阿里政府的突尼斯人希望將這場政治運動與1987年本·阿里發動的政變區別開來。因此，他們將自己的政治運動稱作“尊嚴革命”（Thawrat al-karama）。在阿拉伯語中，karama意指榮耀、尊嚴。

的確，與其它發生政治動盪的北非阿拉伯國家相比，突尼斯的情況似乎要理性得多。他們既沒有像利比亞那樣，將卡扎菲暴屍街頭；也沒有像埃及那樣，全國各地都出現借革命之名宣泄宗教種族仇恨的情況；更沒有像敍利亞那樣，全國陷入曠日持久的內戰泥潭。突尼斯“革命”似乎很快就走上了議會政黨鬥爭的道路。

2011年3月，在推翻前政府2個月之後，突尼斯便開始進行了民意調查。剛剛獲得合法化的伊斯蘭復興黨獲得了29%的支持率。其後的世俗政黨進步民主黨和復興運動黨（前身是突尼斯共產黨）僅僅獲得了12.3%和7.1%的支持。在當年10月份的制憲會議選舉中，伊斯蘭復興黨不出所料獲得了217席中的89席。雖然伊斯蘭復興黨與穆斯林兄弟會、哈馬斯等組織有着密切聯繫，但是，以温和麪目示人的他們向突尼斯和世界保證，他們不是“伊斯蘭主義政黨”，而僅僅是遵循《古蘭經》原則的伊斯蘭政黨。伊斯蘭復興黨似乎很熟悉西方的政治話語，將自己的政治理論與基督教民主相比，同時強調會以土耳其的模式來處理政教關係。

突尼斯新政府成立之後的幾個月裏，彷彿革命所激盪起來的一系列衝突和矛盾都被這一温以和麪目示人、由民主形式選舉上台的新政黨調和進了政黨政治中。新政府也保證，將提供25000個公務員崗位，以緩解就業壓力。為了降低通貨膨脹對社會的影響，政府也要求主要零售商降低一些重要民生產品的利潤。

然而，**新政府發現，他們的壓力還來自於政治內部。作為一個伊斯蘭政黨，復興黨無法有效調和在其內部存在的温和派與極端派之間的衝突。伊斯蘭復興黨得以在很短時間內獲得多數席位的重要原因來自於在經濟壓力下伊斯蘭化的突尼斯社會中下層民眾。**在本·阿里時代，世俗化的知識分子階層和伊斯蘭化的社會階層仍舊能夠因為共同的敵人而站在一起。但是，這兩者的社會政治目標最終仍舊是無法調和的。

在復興黨執政之初，希望通過温和的形象安撫世俗化程度已經非常深的突尼斯社會。並向人們表示，婦女地位與世俗的生活方式不會受到挑戰。這一立場贏得了許多突尼斯知識分子及世俗政黨的好感。然而，這一意見並不代表伊斯蘭化程度更為深刻的社會階層。2011年11月，復興運動黨總書記哈馬迪·傑巴里就表示，突尼斯這個新成立的神聖國家，其解放“是真主的意指”。與遵循阿拉伯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的強人布爾吉阿不同，傑巴里的英雄是第六世哈里發。這一泛伊斯蘭主義色彩明顯的表態，幾乎是自冷戰結束以來，突尼斯所聽到的最具有意識形態色彩的政治宣言。

被符號化的“人民”

20個月前走上街頭的突尼斯年輕人們發現，他們當初所堅持的革命理想，在現實政治面前顯得不堪一擊。由於內部的不統一，伊斯蘭復興黨在當選之初諸多保證漸漸都變得空洞無物。而當初被知識分子寄予希望的議會民主多黨制，也開始在無法調和的意識形態及社會矛盾面前迅速退化為宗派鬥爭。

今年2月6日，就在復興黨當選不到4個月之後，這個曾被媒體寄予厚望的新興民主國家便見證了新政權下的第一起政治暗殺。左翼反對黨聯合民主民族黨領導人切克立·本拉德在其住所門外被槍殺。同樣，7月25日，左翼人民黨黨首穆罕穆德·博拉米也在其寓所門口，被兩個騎着摩托車的槍手殺害，身中14槍。這兩人均是突尼斯制憲會議中最為激烈的伊斯蘭主義反對派。人們普遍認為，這兩起暗殺行為都與伊斯蘭極端分子有關。這也對温和派的伊斯蘭復興黨造成了重大的衝擊。兩起暗殺，特別是第二起，成為了壓斷突尼斯當前議會政治幻想的最後一根稻草。很快，突尼斯制憲會議中60名反對黨成員集體辭職，並要求成立由非黨派人士領導的新政府。與此同時，那些無法被伊斯蘭政黨代表的突尼斯人又重新走上了街頭，成為政治與媒體中新一批被符號化了的“人民”。

這場席捲了阿拉伯世界的動盪開始於突尼斯，現在又回到了突尼斯。**短短兩年時間裏，我們看到了20世紀阿拉伯民族主義意識形態下形成的強人政府被推翻，伊斯蘭化政黨上台，又迅速被衝擊的政治活劇。與埃及軍方推翻穆爾西不同，突尼斯似乎還遊蕩在議會政治解決危機的邊緣。**然而，無論怎樣，都不會影響我們開始對這一政治現場所展現出來的諸多問題進行反思。同為20世紀新興獨立國家，這些以知識分子政黨為核心組織起來、世俗化程度較深的國家，與波斯灣周邊那些由部落聚合而成的海合會國家之間，存在着一條由意識形態與歷史形成的重要鴻溝。在今天，在那些強人政府瓦解的政治現場，我們能看到這一鴻溝逐漸蔓延到各個國家的社會內部，慢慢割裂作為政治共同體的國家。

隨着伊朗新政府入閣以及卡塔爾政權交替，2010年末開始的這場中東政局變革將會面臨一個新的時刻。**無論未來將向何處去，中東世界碎片化這一現實已無可迴避。中東強人政府的倒台標誌着泛阿拉伯民族主義時代形成的脆弱的意識形態統一體徹底瓦解。**以其為基礎的中東政治格局也將面臨重大的變革。上個世紀初，在一種世界格局瓦解與另一種世界圖景形成的交界時刻，法西斯的幽靈從歐洲升起並飄揚在世界上空。在資本主義全球化的現代，沒有一種疾病是地區性的疾病。不努力試圖去觀察並理解這場變動，去理解其複雜性，便無法真正看到這一發生在當代阿拉伯世界的政治變局對於21世紀全球走向的深遠意義，以及理解過去的19及20世紀曆史對於我們今天及未來的重要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