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若麟：也談如何才能有效遏制“網絡謠言”
曾幾何時，我們還在大聲地抱怨“言論自由”的匱乏；轉眼間，質疑一切的“網絡謠言”已經成為中國輿論的“艾滋病”。一個高中生“秦火火”、一個名不見經傳的網絡公司頭領“拆二立四”，再加上一小羣“大V”，就能“謠翻中國”，令人實在難以想象。然而這個殘酷的現實擺在所有國人面前：如果我們無法治癒這一“絕症”，中國社會就會逐漸失去思想上的免疫力，而引發種種併發症而走向社會的“腦”死亡。
我曾在《新民週刊》“觀察者專欄”專門探討過“感覺”對我們認知和評判世界的重要性。我們儘管生活在21世紀，但我們不可能去一一驗證我們所獲得的每一個信息。因此，我們對所獲信息的“感覺”就變得非常重要，甚至是我們做出判斷的依據。
我從2008年伊始，開始“感覺”到國人對自己祖國的評判日趨極端，逐漸走向負面。今年我回到國內，發現一種對中國普遍的負面印象已經席捲全國。無論發生任何事情，涉及中國大多是負面的。而出現這種局面，“網絡謠言”顯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在我與朋友們交談中，我經常可以感覺到，“謠言中國”往往取代了“現實中國”，成為國人思考問題的座標系。
謠言是一個世界現象，是一個歷史現象。無論何時何地何種背景何種體制，謠言都存在。包括政治謠言。即便是法國這樣的所謂“民主國家”，政治謠言也從來沒有間斷過。
我在法國做常駐記者時就親耳聽到過諸如“密特朗總統私生女”的謠言；而有關前總統薩科齊的謠言更是頻頻流傳（如當時薩科齊還在位時一度盛傳總統又有外遇而第一夫人也同樣，謠言有名有姓有鼻子有眼甚至還有細節、時間、地點，要素齊全……）。謠言並非全部都是不實信息。謠言有時是對官方信息或主流媒體的一種反抗，有時則是一種補充。我們應當以“懷疑一切”的精神來看待謠言。“謠言止於智者”，從理性的角度來看，這句話無疑是正確的。然而無論中外總會有人執意要信謠、傳謠，甚至要“以謠言倒逼真相”。因而謠言也就總會存在。而主導着信謠、傳謠者的潛意識，則恰恰是謠言本身竭力誘導我們秉持的精神：“質疑一切”。
質疑一切與懷疑一切是兩個不同的概念。我們應該提倡的是“懷疑一切”而非“質疑一切”。懷疑一切，意味着我們對所有信息（特別是來自壟斷了國際話語權的西方的信息）、包括謠言在內，都要有一個思考和過濾的過程，這是必要的；因為我們不能盲目相信他人告訴我們的一切。但當思考和過濾的過程結束後，我們應該做出一個決斷，即我們是相信並接受這一信息，還是反對和拒絕之。這時我們可以提出質疑，也可以接受信息。
而質疑一切則是不經過大腦的思考，為反對而反對。這是一種低智慧的表現。遺憾的是目前這種低智慧的表現卻被罩上了一層“政治正確”、“道德高尚”的色彩，以至於質疑一切成為一種“表態”和“立場”，進而將真正意義上的、對社會進步有着積極作用的“懷疑一切”的精神幾乎埋葬在中國輿論的廢墟上。
而質疑一切的基礎和武器，就是“網絡謠言”。
十幾年前，我曾翻譯出版過一本書：法國著名謠言問題學者讓—諾埃爾•卡普費雷的成名作《謠言：世界最古老的傳媒》。卡普費雷是當時法國最早研究謠言的學者。他的書是世界上研究謠言最早的名著之一，其對謠言的剖析和解釋曾盛行一時。他提出界定、定義謠言的方法，對謠言的出現、流傳和最終消失的整個過程的分析等理論曾轟動一時。就是在今天也有一定的借鑑價值。幾年前我又重新校對全書並增譯了卡普費雷撰寫的新版後記，在上海人民出版社重新再版了這本書的中譯本。
非常遺憾的是，卡普費雷時代還沒有網絡。因此，在他的書裏，還沒有對“網絡謠言”的分析和研究。但這並不妨礙我們通過其提出的謠言理論來剖析發生在中國的“網絡謠言”。借他山之劍，來為我們“網絡謠言”盛行這一社會“艾滋”把脈。要想有效地反對“網絡謠言”，弄清其規律，濾清其發生過程，特別是找到對付“網絡謠言”的武器，是至關重要的。
懷疑一切和質疑一切僅一步之遙，一不小心就會“變真理為謬誤”。這是很多國人所沒有注意到的。在諸如法國這樣的西方國家，謠言畢竟是局部現象，永遠只是在“地下”流傳。卡普費雷在他的書中曾舉一個涉及法國電影明星阿佳妮的例子。阿佳妮突然“失蹤”數月，結果謠言蜂起，説她“身染沉痾”甚至“已撒手人寰”……阿佳妮不勝騷擾，於是出面闢謠。事後媒體調查證明，在闢謠之前，實際上只有26%的法國人聽説過這則謠言。而阿佳妮闢謠一事，卻使法國幾乎所有人都知道了。其中扮演了最重要角色的就是傳統媒體。也就是説，法國傳統媒體捲入“傳謠”的較少，而介入“闢謠”的則很普遍，因此效果也就很明顯。而在中國，謠言卻遠比傳統媒體強大得多。特別是“網絡謠言”。中國五億網民使任何紙質或視聽媒體都望塵莫及，因而中國“網絡謠言”的衝擊力之大實在出乎世人的想象。
“謠翻中國”現象顯然已經引起中國高層的關注，並開始採取措施，打擊“網絡謠言”。然而如何才能切中“網絡謠言”的“七寸”，使之一蹶不振，卻並非易事。僅僅從謠言的源頭去抓是否就足以遏制“網絡謠言”現象，值得探究……
因為謠言正如卡普費雷所説的那樣，是“人類最古老的傳媒”，是一種未經證實的信息，從某種意義上來説，是無法杜絕的。甚至可以説，我們有能力取締報刊，卻無法消滅謠言。因此，如何在打擊“網絡謠言”和言論自由之間找到平衡點，既保障公民言論自由的權利，又防止謠言氾濫，是需要技巧和智慧的。從這一點出發，卡普費雷的《謠言：世界最古老的傳媒》為我們提供了理論利器。
卡普費雷將謠言分為六大類，從謠言產生的原由，即無目的自發的和有目的誘發的；以及謠言產生的原點，即由某事件引發的還是由某個細節引發的，或根本就是純粹想象而產生的（見圖）。
按卡普費雷的分類，我們倒也可以很清晰地將近年來在中國廣泛流傳的各種謠言歸檔立案，這證明謠言在世界各國都是有共通點的。
如日本海嘯導致福山核電泄漏事件之後，國內忽然盛傳“碘鹽防輻射”的謠言，結果造成全國搶鹽的鬧劇。這是典型的第一類謠言，即由一個事件（日本發生核泄漏）而自發產生（碘鹽可防輻射）的謠言。第二類謠言則非常常見。卡普費雷所舉的例子我們真是耳熟能詳：“在法國尼姆地區1988年10月3日發生的水災悲劇後，面對官方共五名遇難者的説法，謠言迅速地將這一數字提升至100、甚至200人死亡！根據謠言的説法，‘有人在尋求掩蓋水災的嚴重程度’。”在中國盛傳的所謂“35人紅線”（即所謂國家規定任何災難只要死亡人數不超過35名就非重大安全責任事故，於是各地上報死亡人數就停留在35人的門檻上，多出來的就列入“失蹤人口”。事實上國家規定死亡30人以上就是重大事故，根本不存在35人紅線之説）就是這類謠言。正如卡普費雷所指出的那樣，在這類謠言中，“我們不能排除某些人有意識地、故意地將某種假設納入其中，以利用該事件”來達到某種目的。
第三類謠言“則不是從某個事件、而是從某個細節而引發的，一個至當時為止一直被人忽略、或被認為沒有什麼特殊含義的跡象。當然，要使這樣一個跡象被關注到，必須是在一羣人都非常有選擇地注意到這一跡象，同時這一跡象也會啓示某種在當時來説非常強烈的同情，因而人們孜孜以待，準備將其演變成證據。”
有關“PX致癌”的謠言就屬於這一類，其結果導致這個在全球蓬勃發展的新材料項目卻在中國到處遭到民眾抵制。而第四類則可以舉出涉及“轉基因食品”的謠言為例。無論是反對轉基因食品還是支持轉基因食品的謠言顯然都是有着明確的目的。
第五類完全無目的且憑空出現的一些謠言，在中國的“網絡謠言”中的例子也是舉不勝舉，如“美國寶馬牌汽車Z4型僅售2萬美元”。而“美中護照上面的聲明不同”則可以歸到第六類，因為其目的指向非常明確：美國保護其國民而中國對海外同胞不管不問……
不過，將中國式“網絡謠言”與卡普費雷書中所剖析的六大類謠言再進一步進行比較的時，卻可以發現，很多“世界謠言”的規律拿到中國來卻並不那麼合適。這真是奇哉怪也！過去不明白為何什麼事都要冠上“中國特色……”的字眼，原來還真是不假，連謠言都是“中國特色的”。
至少有兩個特徵明顯的是中國“網絡謠言”所獨有的：
一是中國“網絡謠言”中的絕大多數、特別是經過所謂大V們傳播的謠言，顯然都是有目的且有意製造出來的，我們甚至可以輕易地找到始作俑者（如最近被捕的秦火火所造的各種謠言。這一特質要是讓普費雷來分析，那他將無疑會喜出望外：因為他認為，分析謠言最為困難的一點，就是其來無影、去無蹤，不為為何而來、亦不知為何而去；特別是無法知道謠言的始作俑者究竟是誰。但中國近年來流傳最廣的謠言幾乎都有清晰的源頭、有傳播過程、有最終被撲滅的原因）。
二是中國“網絡謠言”的矛頭所指幾乎都是一致的：國家和體制。這一點不需要卡普費雷費盡心機去為謠言分檔歸類，中國“網絡謠言”——小到對個人的誹謗（如張海迪事件）、大到對熱門事件造謠（如温州動車事故）——最後攻擊的對象就是異常明確：國家和體制。這與法國恰恰相反。在法國，任何謠言都各有動機，絕不會有統一的所指。在政治領域，法國謠言更是與傳統媒體所遵循的隱形紅線一樣，不會越雷池一步。這個雷池就是“政治正確”（關於“政治正確”這個概念我已經多次介紹、闡述和分析。可參見拙文《從法國媒體的“政治正確”説開去》，刊於《同舟共進》2009年第10期）。這是題外話。
所以，中國“網絡謠言”遠比卡普費雷所分析的法國式謠言要容易理解得多。因為當謠言的目標明確的時候，分析謠言就等於有了“動機”。這是中國式“網絡謠言”與法國和世界其他國家謠言的真正不同之處。
應該強調的一點是，謠言並非一定是虛假的信息。正如卡普費雷所指出的那樣，謠言只是一種“反官方”、“反主流媒體”的信息而已；它往往搶在官方信息公佈前出現，對官方公佈信息不完整之處進行補充，有的最終被證明是確實存在的。這在全世界各國都是一樣的。只是，在中國，謠言的猖獗實際上並不在於謠言產生的本身。中國謠言的產生與全世界各國的謠言產生大致吻合，只是“蓄意造謠”（即卡普費雷所謂的“有目的誘發”的謠言）的比例大得驚人而已。目前我們與“網絡謠言”鬥爭的方式是雙管齊下。對謠言的始作俑者如秦火火一類運用法律武器進行打擊；而對於通過微博擴散謠言的所謂“大V”們則簽訂“君子協定”：只要你遵守我的（七條）底線，我就容忍你。從這一模式來看，我們的鬥爭焦點放在了從源頭杜絕謠言上。我認為，這很有可能是一個“反網絡謠言”的一個戰略性失誤。
謠言在全世界都是通過口口相傳來散佈的，惟有中國是通過網絡。在法國，任何一位網友都知道在下筆寫文並放到網上時要小心翼翼。因為稍有差池、越了“政治正確”紅線就會吃官司。因此法國的謠言大多是通過口口相傳的，因而傳播的速度和範圍均為有限。而中國謠言的一大特色，即通過微博的所謂“大V”進行放大和傳播。如果説口口相傳使謠言呈幾何式增長的話，那麼網絡就是呈爆炸性的百倍甚至千倍的增長。這是全世界都沒有的現象。這一事實令我想起周星馳風靡法國的一部電影《功夫》中的一個細節：擅長“獅子吼”的“小龍女”將一座巨大的吊鐘作為放大器，一聲大吼，終於將“終極殺人王火雲邪神”打敗在地。大V們“傳謠”所起的作用，就類似於這座鐘。
事實上，在中國網絡上出現的任何一則謠言，如果沒有被名人蓄意“放大”的話，是不可能流傳到整個國家層面的。因此，我們在與“網絡謠言”一決雌雄的時候，我們應該看到，謠言源頭並非“網絡謠言”的七寸，正如蛇頭並非為蛇的“死穴”一樣。因此，打擊“網絡謠言”的源頭是必要的，但更為重要的，則是切斷“謠言傳播鏈”。因為僅僅打擊“網絡謠言”的源頭是不夠的：
首先，謠言是無法杜絕的。這並非中國特有現象，而是全世界都是無法杜絕的。我們可以打擊蓄意造謠者，但難以杜絕自發性謠言。事實上，卡普費雷認為，只要事件重要、引發關注並存在疑點，就很有可以誘發謠言。其次，事實已經證明，有相當一部分謠言很有可能是來自海外。在網絡時代，國界已經被虛擬世界所突破。“阿拉伯之春”爆發時在國內引起“茉莉花革命”的謠言，就是直接來自美國。第三，並非所有“網絡謠言”都是有針對性的，會引起嚴重的社會後果的。相反絕大多數未經大V們傳播的“網絡謠言”都是自生自滅的，大多數國人甚至都不知道其存在。第四，並非所有“網絡謠言”都是虛假的。新華社在一篇“對官謠也應亮劍”的文章就證明，一部分“民謠”流傳到最後便成為真相，而官方的“闢謠”倒成了“官謠”。這説明，打擊謠言的源頭是有可能導致“誤傷”的。
在這種情況下，對蓄意造謠者進行必要的打擊的同時，我們同樣甚至應該用更大的力度來應對使謠言成倍放大的傳謠者。因為導致謠言得以從一個小圈子向全國大規模流傳的，得益於擁有千百萬粉絲的“大V們”的傳謠；這一將謠言成倍擴張的“放大器”才是“網絡謠言”的真正的七寸所在：
首先，如果説每天自發或蓄意捏造的謠言多不勝數的話，其中卻只有一小分部能夠傳遞到全國；而其中得到傳遞的謠言幾乎都有一個特徵，就是隻傳矛頭指向國家、體制本身的謠言。這證明傳謠者的選擇性都非常明確，而且這也恰恰證明傳謠者才是“網絡謠言”的真正操盤手。
其次，大V們對謠言的轉發才是造成嚴重後果的行為。很多沒有被大V們轉發的謠言都如卡普費雷所預言的那樣自生自滅、波瀾不驚地到塵世走了一遭。但凡被轉發的則都引起了嚴重後果。
第三，大V有限，而造謠者和潛在造謠者無限。如一定要杜絕謠言的源頭，必然會打擊面過大。事實上這一現象已經出現。據報載，一名網友在報道碭山重大交通事故時將10死5傷誤為16死，結果被行政拘留，這顯然就是一種“誤傷”（事實上碭山公安局亦知錯即改，不僅撤消了行政處罰決定，並向其正式道歉）。因為任何報道者都有可能出錯。如果出錯就罰，言論自由就必然形同虛設。但如果有某位“大V”在明知16亡已經是錯誤信息，仍然轉發謠言，甚至添油加醋地暗示當局“隱瞞死亡人數”、並因此而造成嚴重後果的話，那才是應該全力打擊的。
第四，大V們傳謠實質上使謠言的性質發生了變化，用卡普費雷的話來説，有信譽的人或媒體如果介入傳播謠言的話，就會使謠言的“身份”發生質的變化，謠言上升為“信息”，“純謠言”被“戴上了信息的貴族桂冠”，變成了“準新聞”。這就使潛在的信謠者大幅增加。由此可見，在製造謠言—傳播謠言—聽信謠言這一謠言傳遞鏈上，最有效的應該是斬斷“大V傳謠”這一環節。
確定了目標之後，就是一個如何斬斷謠言鏈的問題。當一則謠言引起嚴重的後果，包括社會的、政治的、倫理的、個人名譽等後果時，我們當然應該對始作俑者依法懲處。顯然，打擊謠言的製造者是有法可依的。但傳謠者應該承擔何等樣的責任，則還真是一個法律難題。作為一個法治社會，一切都應以法律為準繩。傳播某不實謠言並引發嚴重社會後果應該承擔何種責任，目前中國法律並沒有明確規定。當然，如果傳謠者自願地去觸犯別的刑律如嫖娼之類的，無疑正中當局之下懷！但並非所有大V們都有此嗜好，因此如何斬斷“傳謠鏈”，須另闢蹊徑。此外，投鼠忌器，如果因為打擊網絡謠言而導致互聯網蓬勃發展的勢頭受挫，則更是得不償失……
在法國，國家對付謠言基本上採用法律手段。法國總統薩科齊曾多次起訴記者，因為在他看來，某些記者所寫的某些內容就屬於“謠言”。但這類官司很少有人關注，即便打贏了對謠言本身也起不了多大的闢謠作用。更何況法國很多謠言都查無來源，不知道誰是始作俑者，因而最終往往不了了之。我常駐巴黎二十年，有一則針對華人的謠言一直在流傳：據説十三區的“中國城”每年的宣佈死亡的“訃告”只有兩、三則，而正常情況下對於一個居住了二十萬居民的區域，每年至少應該有一百名左右的人去世才是正常的比率。因而一直有這麼一則謠言，稱華裔將屍體運往比利時安葬，而逝者的身份證則被交給了新來的中國移民……於是，“中國城”便“不死人”。這則謠言早就被披露是不實的。但多少年來始終在流傳。華人社會也只能聽之任之 。只有那種針對個人的謠言，因為涉及個人名譽，因而最終很有可能對簿公堂，爭個水落石出。或有足夠的知名度，可以動員傳統媒體來為自己闢謠。如上述阿佳妮的成功闢謠就是一個範例。
要打擊中國“網絡謠言”，關鍵在傳謠的“大V們”；那麼問題恰恰在於，為什麼大V們要故意傳播謠言？所謂“謠言倒逼真相”、“圍觀就是力量”的説法，其潛台詞是“中國沒有新聞自由”，所以才要以謠言的方式來“倒逼真相”。那麼我們如何來解釋在新聞“自由”的法國也同樣有各種各樣的政治謠言呢？事實上所有這些説法都是傳謠的籍口而已，其政治目的是很明確的。因此，如果説卡普費雷分析的法國謠言是一種社會現象的話，中國“網絡謠言”卻絕對屬於政治的範疇，是一種政治現象。也正是因為這個政治屬性，國際上反華勢力往往支持中國的“網絡謠言”的存在和傳播。如法國“記者無疆界組織”就一而再、再而三地出面為因造謠、傳謠而在中國遭到法律懲處的“記者”撐腰。
據説在秦火火之流被拘留後，很多曾經傳播、轉發過秦火火謠言的“大V們”紛紛刪除其傳謠微博。這很遺憾。如果“大V們”有勇氣將其轉發的謠言和闢謠聲明同時發表在自己的微博上，至少可以證明他們並非“有目的地”傳播謠言，至少可以贏得人們對他們勇於承擔自己的責任的喝彩。在法國，一個知識分子的誠信比其才華還要重要。
我經常參加法國電視節目辯論。**在辯論中，攻擊對方最為嚴重的一句話，就是“你撒謊”。**因為在基督教文明國家，社會對誠信的要求異乎尋常的高。一個人一旦誠信遭到質疑的話，他的職業生涯就將很有可能面臨終結。法國前政府部長卡於扎克被媒體揭露在瑞士有一個銀行帳户，他矢口否認；這就是撒謊。結果謊言被揭穿，他在輿論的壓力下被迫辭職；本來辭職部長如果是在進入政府前就是國會議員的話，是可以重新參選恢復議席的，但正因為他辭職的原因是撒了謊，結果他連議員的席位也丟掉了。可以説，他的政治生涯已岌岌可危。這一點，無論是對政治家、知識分子或是企業家都是一樣的。我曾將中國“大V們”傳謠的現象與法國社會學專家們一起探討過。這種現象在法國是無法想象的。任何一個稍有地位和名聲的法國名流，如果他傳過一次謠，這一謠言就將成為綁在他腳上的鎖鏈而永遠跟隨着他。
我曾親身經歷過這樣一件事：法國電視五台一名著名的晚間新聞節目明星主持人吉約姆•杜朗在一次新聞節目輕率地傳播了一則謠言：失蹤數日的電影演員寶麗娜•拉芳（曾應邀在中國影片《京都球俠》中扮演女主角）活着，她實際上是自願出走，目前正在隱居處靜思。然而事實上拉芳是在森林中遠足時失足摔下懸崖身亡。杜朗正是因為傳播了這則謠言而引起軒然大波，倍受輿論和媒體同行的指責。最終他離開了晚間新聞主播的寶座，從此一蹶不振……
鑑於此，我以為要想遏止大V們傳謠，也許要求傳謠者永遠保持所有原帖比司法懲處更有效。當然，前提是這位大V有一定的自尊，並勇於承擔責任。因為一個傳播了謠言的大V，如果不讓其簡單地刪除傳謠的微博，而將闢謠聲明與其傳播的謠言共存，這樣，讀到謠言的讀者能夠同時讀到闢謠，這樣就能起到遏制謠言傳播的作用。因為一方面讀者將明白他所讀的作者曾是一個虛假消息的轉發者，因而在讀其微博時將會倍加警惕；同時另一方面這樣做也必將會對傳謠者產生威懾作用：一旦在其微博上這樣共存的謠言和闢謠增加到一定程度的時候，其傳謠的可信度必然下降，最終將會影響到其誠信度。而如果簡單地將謠言一刪了之，所起的作用往往是相反的。因為人們既不知道被刪信息究竟是因為失實被刪，還是政治性被刪；而且簡單刪除的做法更容易給傳謠者戴上“反抗者”的桂冠……這樣做的另外一個好處，就是在言論自由和傳播謠言之間劃出一道鴻溝，使任何人無法再以言論自由的名義傳播謠言，在遏制謠言的同時也保障網絡言論的自由流通。
卡普費雷還告訴我們，謠言也不盡產生絕對的負面影響。如果我們能夠深入研究和分析謠言，我們就可以通過謠言來更好地理解我們的社會。因為謠言往往反映了某種社會需求，是對我們的一種預先警告，反映了某種社會集體焦慮，並對我們提出了某種潛在的訴求……如果説，大V們有選擇的轉發某些謠言是反映了一種政治諸求的話，其他謠言，特別是自發產生的謠言，則更多的反映了某種社會心理需求。對此，我們應該重視並及時做出反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