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魯鄭：埃及民主已死，台灣呢？
當埃及歷史上第一次民主嘗試以政變和血流成河的悲劇收場之時，全球華人的目光不由得轉向台灣。
台灣是華人世界裏唯一一個民主社會，在目睹阿拉伯之春令人震撼的血腥和動亂之後，相信每一個人都理解了台灣民主何以是奇蹟的論斷。然而奇蹟向來只是小概率的事件，極難複製。
台灣民主化的奇蹟可歸為十大因素：一是兩蔣時代創造的經濟奇蹟；二是均富和中產階級的產生；三是教育普及；四是人口規模適當、地理環境狹小；五是強勢威權領導人自上而下的推動；六是總體廉潔的社會，民怨和社會矛盾較為平和；七是美國的壓力；八是大陸的改革開放，改變了兩岸敵對的態勢，為台灣解除戒嚴創造了外部條件；九是它的憲法和意識形態也即“三民主義”本身就有民主的設計。比如“軍政、訓政、憲政”三階段，所以轉型沒有意識形態上的障礙；十是特殊的歷史偶然事件，即江南案，令蔣家長期培養的接班人蔣孝武淘汰出局。
**可以説台灣的奇蹟是建立在天時、地利、人和再加上上天的眷顧。**然而，台灣民主化歷經二十餘年發展到今天，雖然沒有流血和政變，但它究竟結出什麼果實？畢竟，台灣民眾不會滿足於和埃及比，就如同今天的大陸百姓也不會滿足於和朝鮮比一樣。一個制度避免流血動盪、保持穩定是最起碼的標準，關鍵是能否推動一個社會向前發展。
2013年的台灣沒有選舉，但卻依舊不平靜。一個普通士兵之死竟然引發了全社會的抗爭運動。這樣的悲劇，在台灣實在平常不過了。但一件再平常不過的事件卻能引發全民運動，則必然和時代背景脱不了干係。這就如同，在本·阿里時代的突尼斯，幾乎天天上演城管毆打小販的事件，但只有2010年年底那一起，才能成為引爆阿拉伯之春的導火索。
這個背景可從台灣著名的媒體人南方朔的評論中找到答案。這裏需要提及的是，南方朔是台灣的外省人，立場一向偏藍。在蔣經國時期被黨外人士視為御用文人。美國和大陸建交時，他放棄已經申請到的美國大學獎學金，拒絕出國留學，為此還得到了蔣經國的接見。民進黨執政時，更是表現出鮮明的反台獨立場。應該説，這樣的立場在評論今天國民黨執政的台灣時，會就事論事，非常的客觀。
他的這篇評論就是風傳一時的《台灣之春的時間到了！》其開篇就以極具衝擊力的語言描述了今天台灣現狀：“當一個國家，無能、貪腐、濫權當道，國家已國不成國，軍官已成了魔鬼，政府則成了土匪強盜，這時候，人民就有權挺身而出，將國家從毀滅邊緣救回來。這乃是近代世界各國顏色革命和國家之春人民運動正當性的來源，而今天的台灣，台灣之春運動的時間應該已到了成熟的時刻，台灣已必須被拯救！”“今天的台灣正加速在退化，今天已退化到了戒嚴前，不久後還會退化回白色恐怖的時代”。“台灣從經濟、社會到政治，都每況愈下，早已成了一種新的專制。”
南方朔進而認為造成這一切的根源，一是民主轉型沒有成功，是“選舉出來的暴政”、“濫用執政便利侵害人民利益”。
二是媒體成了幫兇：“台灣的政府有龐大的宣傳機器，會幫它硬扯硬拗，會幫它設定停損點，讓一切事情都被有效控制在安全的範圍內；一旦逾越了安全範圍，它所控制的媒體就會東拉西扯，將問題扯離焦點或將別人污名化。台灣宣傳機器、媒體控制以及表演政治早已將台灣人民馴服化，當人們看到再大的不義也只是嘴巴上訐譙一下，當事情過了，一切又都船過水無痕。”
三是“台灣人民太過善良，太過忍耐怠惰，台灣人太容易統治，所以台灣的統治者才會最容易混，也永遠可以軟土深掘地得寸進尺，一直混下去。因此，台灣的無能、貪腐、濫權、反民主，愈來愈走回頭路，人民自己也要負起一定的責任。”
持類似觀點的不僅僅是南方朔，還有大名鼎鼎的李敖。李敖不僅學貫中西，更因抨擊蔣介石獨裁成為政治犯。在民主化時代，則堅決反對台獨，主張兩岸統一，為此又成為泛藍陣營的大將。他在微博裏是這樣點評士兵之死引發的社會抗爭運動：“這政權徹底完了，説什麼都沒有人信了。”
不僅是台灣的學者，就是在台灣的陸生也有同感。近日《中國時報》刊登了一名在政治大學攻讀法律博士的大陸學生的文章《台灣真到了治理不能的窘境嗎？》。文章開篇就直抒胸意：“在台北這兩年的生活，從滿懷期待到愛戀歡喜，從全心投入，到愛恨交加、憂心忡忡”。他聲稱過去總是從台灣反思大陸，現在卻是“越來越覺得我對台灣的憂心，遠遠超過了對大陸的反思”。他最後的結論則是：“在台灣這樣的政黨、媒體環境之中，政府無秩序地順應‘民意’無異於飲鴆止渴，最後被破壞的是整個民主制度。”
台灣民主化二十多年竟然淪落至此，確實出乎所有信仰西方民主羣體的意料。如果説各種條件都欠缺的埃及非要“民主大躍進”導致悲劇，世人或多或少還都有心理準備的話，擁有如此之多得天獨厚條件的台灣走到這一步則更令人觸目驚心。海內外華人都不由得要打一個問號：被小布什封為亞洲民主燈塔的台灣，怎麼就成了行將沉沒的危舟？
**第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台灣民主化之後，台獨勢力崛起，導致民粹主義盛行。不僅嚴重威脅到兩岸和平，更令台灣的民主惡質化。**政黨之間並沒有民主社會中常見的正常競爭關係，之間的分歧不是具體的政策而是根本原則，雙方形同水火。以致於國民黨執政時，民進黨拒絕參加雙十節慶典。民進黨執政時，國民黨也同樣如此。選舉時就搞族羣對立和“割喉戰”，權力移交也被稱為“主權移交”。由於族羣對立、國家認同迥異而導致的社會對抗和動盪，使台灣面臨分裂的危險。而且事實上也形成了“台北（認同‘中華民國’）、台南（認同‘台灣國’）”“一邊一國”的現象。
台獨思潮產生的根源非常複雜，這包括後去的中國人（國民黨代表的外省人）對早去的中國人（本省人）整個社會資源分配的不公、二二八事件、日本殖民等。但這種思潮能夠坐大成為左右台灣命運的一股力量則要拜民主所賜。
民主化必然帶來政治思潮的自由化、多元化，這也給各種極端主義打開方便之門，更重要的是，極端主義是贏得選票最廉價、最有效的方式。在民主社會要想贏得選舉，一是訴諸利益，這就是各政黨紛紛許諾提高福利的原因。一是訴諸仇恨和悲情。極端主義則往往成功地扮演這種角色。
縱觀各國，尤以極端民族主義和宗教極端主義危害最大。前南斯拉夫在民主化前，各民族安居樂業、相互通婚，早將幾個世紀的仇恨淡忘。然而走向民主化後，包括南斯拉夫最大的民族塞族都要訴諸極端民族主義，煽動歷史仇恨，尋找所謂真相，以此凝聚支持者和撈取甚至是騙取選票。結果國家在相互仇視、血腥屠殺中解體。這也是為什麼一些後起的民主國家如非洲的馬裏共和國就從憲法上禁止基於民族、宗教信仰、地區或性別而成立的黨派。
台灣本來是建立在共同的文化和價值觀為基礎的單一民族為主的社會，卻仍然由於種種的原因產生了國家認同的分裂，形成“統一”和“獨立”不可調和的你死我活的零和遊戲。這個過程中，民主不但無法有效應對極端主義思潮的衝擊，相反成了台獨發展壯大的催化劑乃至最重要的力量，真可以説沒有民主就沒有台獨。
台灣民主化後的高度政治對立，給台灣的經濟發展帶來極其嚴重的負面影響，從而反過來又打擊了台灣民主的合法性和正當性。
李登輝時代和陳水扁時代，在全球都在搶搭大陸經濟起飛的歷史機遇之時，台灣要麼搞“南進”、“東進”，要麼搞“鎖台”，要麼乾脆頻頻挑釁大陸，危及台海穩定。結果民主化二十多年，不僅無法有效分離大陸經濟發展成果，更致島內資金和海外資大量抽逃。結果台灣經濟也從民主化前的亞洲四小龍之首降為之末。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台灣經濟總量曾佔大陸的45%，幾乎達到半壁江山，但民主化二十年後，卻只有區區的2%。
可以説，經濟的持續惡化已成為台灣民主正當性最大的威脅。畢竟衡量一個制度的標準還是經濟和民生的發展與提高，而無論哪個國家和社會，一旦經濟停滯和惡化，必然引發社會危機和政治危機。
當然，台灣經濟的停滯還和各政黨選舉時競相不負責任的許諾有關。儘管整個台灣除了連江、金門兩縣外，都負債累累，其中直轄市高雄以負債2136億新台幣高冠全島，但不管哪一方選舉時根本不顧財政能力，極度慷慨，對社會福利競相加價、加碼。這也是民主社會的通病，台灣只是也不能免俗罷了。
台灣的經濟如何其實無需多少數據，只要到台灣走一下就一眼明瞭。它的基礎設施、市政建設比大陸要落後二十年。大致相當於大陸上世紀九十年代的水平。用連戰的話講，來到台灣如同到了第三世界。其次則是中國傳統文化對民主的影響。美國著名政治學家白魯恂在其專著《中國政治的精神：對政治發展中權威危機的一種心理文化研究》中提出：各個國家的文化特別是政治文化對本國的政治有決定性影響，在當代中國的政治發展中，傳承至今的傳統政治文化已經沉澱為中國人的政治心理，影響着中國人的政治行為方式。
台灣是以西方為榜樣建立的民主制度，但這種以不同政治力量對抗、競爭為特點，強調程序而不是政治責任和結果的模式在中國並不存在。這種差異，也導致民主在運行過程中存在不可逾越的障礙。
台灣和法國都是實行雙首長制，最高領導人也都是直選，也都擁有對總理（“行政院長”）的任命權。但當在野黨在國會佔據多數時，雖然憲法沒有任何規定，法國往往會任命在野黨人士出任總理，無論左右政黨都是如此，從而確保整個體制的順利運行。但在台灣則相反，民進黨執政八年，除上任之初短暫的任命國民黨人唐飛擔任“行政院長”外，都是民進黨壟斷。這也是整個八年府、院對抗、整個體制空轉的主要原因之一。事實上，法律不可能規定所有，其空白處就要由文化來承擔。台灣作為中華文明的一部分，顯然缺乏西方文明色彩的妥協和寬容精神。
同樣的例子還有俄羅斯。這就是普京和梅德韋傑夫的“二人轉”。但法國憲法幾年前才進行修改，對總統任期做了限制。但在此前，也沒有一個總統會連任超過兩次，也沒有一位總統卸任後，再抓住憲法漏洞再度出山。美國的克林頓總統在美國的聲望不次於普京在俄羅斯，而且卸任後也同樣是年富力強。但卻不會再度出山。這就是文化的差異所導致的不同政治現象。
再有，法國和台灣是國際社會少見的時常舉行公投的民主社會，但在法國公投一旦失敗，必然有人承擔政治責任。戴高樂就由於公投失敗而徹底告別政壇。2005後歐盟憲法公投失敗，當時的總理拉法蘭也是引咎辭職。但在台灣，所辦公投沒有一次成功，卻從沒有一個政治人物為此負責。特別是2004年公投綁大選，陳水扁已經聲稱寧可“總統”不當，也要公投過關。結果公投失敗，他卻憑藉有爭議的兩顆子彈繼續連任。而台灣社會居然也安然接受（國民黨抗議的是兩顆子彈，而不是公投失敗）。
下面再看看台灣的立法機構。眾所周知，立法機構的代表選舉產生以後，他們代表的就不再是某一個地方，而是整個區域或者國家。但在台灣卻出現全球民主國家都沒有出現的現象。
2009年我應邀觀摩台灣縣市長選舉。在台中市，接待方安排我們參觀市議會。恰逢台中市長胡志強親率“文武百官”的超豪華陣容在市議會接受質詢。結果四十五位市議員僅十五人出席，遠遠達不到法定人數。要知道，這可是最高行政長官率領全體閣員到議會接受質詢！更可想其他時刻是否還會有人蔘加。參觀之後的座談中，我將自己的觀察和疑問提出，答案居然是：大多數議員都參加當地選區百姓的紅白喜事去了或者調解各種糾紛去了。在制度上，台灣也沒有對議員是否出席立法機構會議的硬性規定。
一個本應該為整個社會服務、發揮立法、監督職能的議員就變成了參加紅白喜事、調解糾紛的公關者了。如果不這樣，下次選舉來臨時就將被選民拋棄。然而，這樣連有效出席人數都不到的立法機構還有存在的必要嗎？
還有一點需要補充的是，出席人員的多少如果是形式的話，辯論的問題則是實質。所以令我十分意外的是，在一個市級的台中市，民意代表當時竟然質詢的是“中國的入侵”。雙方就圍繞這個話題進行激烈的辯詰！一面是由於參與百姓的日常生活瑣事而不出席立法機構會議，另一面則是在地方立法機構大談和百姓絲毫無關的“國際大事”，真是鮮明的對比啊。
台灣民主化後另一個獨特的現象就是不管哪一個政黨勝選後，最高領導人都一定要兼黨主席，否則就無法治“國”。民進黨在野時，一直批評國民黨是黨政不分，結果等到它執政後，也不得不黨政不分，必須兼任黨主席。此時在野的國民黨自然以其之道還治其身，嚴加批評。不料，等到國民黨再度執政，這種“黨政不分”不得不重現（這個現象非常值得大陸進行政治改革時借鑑，特別是主張黨政分開者）。但在其他總統制民主國家中，哪怕在相當落後的非洲，政黨只是選舉機器，選舉過後，勝選者絕不會再兼任黨主席。政黨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也就隨之消失，直到下次選舉來臨。即使在議會制民主國家，雖然一般國會佔多數的政黨黨魁往往會被選為首相或總理，但在政府的運作中，也沒有政黨發揮的空間。
表面上看，在台灣如果不兼任黨主席，就沒有對各個選舉候選人的提名權，就無法號令各方。**但關鍵還是政黨無法認同一切權力歸“國家”這一西方通行的原則和傳統。沒有這個傳統還要搞西方的選舉民主，則必然還是出現黨政不分的現象。**現實的邏輯和理論上的邏輯往往不同，這一點非常需要政治學人和政治家的深思。
最後一個獨特的現象則是賄選。從政治發展原理和實際來看，賄選一般發生在貧窮落後、文盲率很高的國家。但台灣卻打破了這一規律。根源在於中國是一個人情社會，你去拜票自然不能空手、空口。送的人心安理得，收的人也視為正常，而不會認為是賄選。
總之，中國文化中的人情社會、缺乏政治競爭的政治傳統、勝者王敗者寇的理念，都導致民主在進入台灣後，出現不尋常的異化現象，也直接影響到台灣民主的品質甚至未來的命運。
從大陸的角度看，台灣的民主還有許多方面無法令人接受。比如台灣民主化依然無法有效解決腐敗和裙帶，甚至在民主的包裝下更趨惡化。台灣的民主化雖然只有二十多年，已經形成多個政治家族。如連戰家族，其子連勝文為國民黨副主席。吳伯雄家族，其子吳志揚為桃園縣縣長。現在的台北市市長郝龍斌其父則是國民黨大老郝伯村。新北市市長朱立倫，其岳父高育仁也為政壇大老，曾任台灣省議會議長、立法委員及台南縣縣長。現在的陳水扁雖然關於監獄，但其子仍可憑他的蔭持，最高票當選高雄市議員。至於台灣基層，更是父傳子、子傳媳。2009年縣市長選舉過後，花蓮縣縣長傅崐萁竟然任命自己的前妻為副縣長。台灣的選舉，已經把官二代漂白了。
2010年在台灣五都觀選的最後一天與當地學者交流，他們也承認官二代現象造成的不平等已經打擊了青年才俊進入政壇的熱情。**台灣之所以出現大量的官二代現象，原因在於它的官僚體系分為政務官和事務官。事務官相當於大陸的公務員，需要嚴格的考試。但不允許參與政黨政治，也不與政黨共進退。政務官則由選舉產生或者選舉獲勝的政治人物任命。**現實政治中，官二代往往擁有更多的資源：如知名度、黨內的支持率。在台灣分為藍綠的現實格局下，在各自選民佔優的選區內，無論是誰出來選舉都會獲勝。這也是為什麼陳水扁之子陳致中既捲入其父的貪污弊案，又在選前發生嫖妓醜聞和謊言被戳穿，但依然可以最高票當選。
台灣嚴重的黑金政治就是享有“台灣民主之父”之稱的李登輝時代發生的。2000年打着“清廉”旗號贏得大選的陳水扁更把腐敗推向“前無古人”（自然還會“後有來者”）的程度。不僅陳水扁本人，他的家族、親信，更是遍及所有的執政團隊。除“教育部”沒有捲入外，其他各部無一倖免。而且陳水扁貪污真相是在其下台之後才曝光的，而且是被瑞士發現和揭發。台灣的政黨監督、新聞監督和司法獨立都沒有發揮作用。
等到更以清廉著稱的馬英九率領國民黨重新奪回政權以後，更發生權力核心人物（“行政院”秘書長、擔任過國民黨副主席、自誇是馬團隊第三把交椅）林益世索賄案。更頗具諷刺意味的是，直到2012年7月2日前還擔任着“行政院”“中央廉政委員會”委員（7月3日他被開除黨籍）。令人震驚的是林益世在1999年剛選上立法委員時，其存款少到未達申報標準（新台幣100萬元以下，合人民幣二十萬左右），2012年5月申報時已經高達4742萬元（家中搜查發現的7500萬鉅額現金自然除外）；除此之外還另擁高雄市鳳山區和台北市松山區共6筆土地、4筆建物等（考慮到台灣三分之二都是山地，人口密集，這些土地自是天價）。自由派大概很難想像在一個民主社會，一個官員可以如此快地暴富吧。
貪腐不僅是台灣核心高層的專利，就是中級官員也如此。2012年8月底，台灣檢查官在前消防署長黃季敏辦公室中一下搜出19塊金條總重16.5公斤，家中LV、GUCCI、CHANEL等名牌包三十餘隻，豪宅更價值4000萬元。在我們的印象中，消防署應屬於清水衙門之地啊。要知道貴為大陸最大實權部門、有小國務院之稱的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張鐵男的金條才不過9公斤！台灣的經濟規模也不過是大陸的2%！
二是台灣媒體的墮落。今日台灣媒體已被整個社會視為亂源。媒體已無中立，非藍即綠。喪失了作為第三權的中立、客觀、監督的作用和功能。不只一個台灣朋友告訴我，不要相信台灣的媒體，更不要靠媒體來解讀台灣。幾乎每個政黨都在指責媒體。這就是新聞自由後的現狀。
正如台灣媒體人南方朔所評論的：“媒體不但沒有促進民主發展，反而是扮演倒退、激化的角色，不斷地煽風點火”。就是藍營媒體批評藍營，綠營媒體批評綠營，也都是如此：“把情緒推向極端，媒體對社會是破壞角色。”
媒體的失格，在2010年五都選舉前連勝文槍擊案一事中表現得最為令人觸目驚心。偏綠的“三民自”三大電視台，在長達兩個小時的時間內對此視而無睹，彷彿沒有發生過一樣。以我個人的觀察，台灣的媒體分為兩類。一類是以色情、兇殺為特色的《蘋果日報》。這也是今日台灣銷量第一的報紙。另一類是以極端政治立場為特色的《自由時報》——其報頭就是“台灣優先，自由第一”。如果法國的報紙也這樣寫，大概是會有種族優越論的嫌疑。我在台灣觀選，每天都買報紙，如果有活動耽擱，《自由時報》往往售罄。格調一直較高的《中國時報》則淪為破產境地，後被大陸投資的旺旺集團收購。
台灣媒體另一個明顯不足是缺乏國際化視野。在台灣觀，如果不上網，幾乎不知道世界發生了什麼。2009年我從台灣飛北京在香港轉機，才知道在開東亞運動會（台灣也是參加方）。到北京才知道開全國經濟工作會議。要知道，大陸是台灣最重要的地緣存在，遠在歐洲大陸的法國都高度關注，台灣卻是空白。
台灣媒體之所以如此墮落——不只一位台灣朋友對我講，到了台灣不要看報紙不要看電視，這樣才能瞭解真正的台灣——這就是台灣新聞自由之後的現狀，也和民主化轉型過快有關。幾乎是瞬間把媒體推向市場。求生存的壓力逼使媒體迎合低級趣味。如果説政治極權你還可以抗爭，但市場極權卻令人無法抵禦。上面提到的《中國時報》在專制時代可以生存，到了民主時代卻難以為繼。西方新聞自由則是幾百年演變的結果，一是避免了市場極權現象，二是培養了不同層次的讀者羣。從而在完全放開之後，依然可以維持格調和生存。
最後需要大陸特別警惕的是，台灣民主化前，大陸和台灣隔海對峙，各方都是鐵板一塊，任何一方都欲滲透而不得。但台灣民主化後，大陸藉助政黨對立，得以全面滲透、分化和瓦解。這也是為什麼民進黨一直在炒作“台灣日益香港化”的原因。假設大陸民主化，和大陸利益悠關的各方如美國、日本和俄羅斯自然也會如此。這就如同中華民國初期，英美支持吳佩孚、日本支持張作霖、蘇聯支持廣州革命政府、法國支持雲南的龍雲一樣。
2010年觀摩五都選舉拜會民進黨中央黨部時，時任民進黨中國事務部主任賴怡忠這樣直言回答兩岸關係的提問：如果我們挑戰大陸，應該從普世價值的方面入手。民主、自由啊。對民主的訴求，一刀切進去，就能把大陸一分為二，成為兩個部分，才會有我們的內應，才有意義。
從民主的歷史上看，一個國家或地區要成功避免外力的控制與影響，必須具備兩個條件：一是足夠強大，外力不能或不敢介入。二是選民和政黨足夠成熟，不為外力所影響。顯然，這兩個條件並不是每個國家或地區都有條件具備。
至少從我個人的角度來看，現在台灣的民主體制雖然存在結構性困難，而且從目前也還很難看到解決之道，但仍不能如同南方朔和李敖那樣現在就蓋棺定論，還是需要更長的歷史來驗證。但台灣不可能成為大陸未來發展的榜樣卻是毋庸置疑的。這一點是需要感謝台灣對民主的嘗試和以此獲得的寶貴經驗。另一點需要感謝的自然是，台灣的民主相當程度地改變了兩岸的力量對比，從一個特殊的角度打開了兩岸之門——試想，如果沒有兩顆子彈和不公正的結果，連戰怎麼可能毅然決然以無比的勇氣打破兩岸對峙半個世紀的堅冰？從而加快了中國統一的時間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