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寧:從外地女孩佔用上海資源説開去
前幾天,央視特別欄目《走基層•蹲點日記》,連續報道了一個外地來滬六歲女孩刁芊文為在上海上小學所遭遇的一波三折……這組安排在央視《午間新聞30分》播出的紀實報道,筆者恰好一期不拉地收看了。總的來講,小芊文的故事“過程唏噓艱辛,結局皆大歡喜”:在小芊文居住地附近小學女校長反覆呼請奔走下,在央視記者全程陪同拍攝的“壓力”下,上海有關部門最終為破格錄入小芊文開了綠燈。
央視這期節目的主人公小芊文來自山東,父親鬥毆入獄,母親離家出走,六歲的她跟着擺菜攤的爺爺在上海漂泊了四年。今年夏天,爺爺想把小芊文留在上海上小學,但因爺爺年事已高,在上海無法獲取務工證明,無資格參加上海針對外來務工人員推出的“綜合社保”——也就辦不出社保證明和暫住證明,從而小芊文也就得不到入學證明……繼而小芊文也就一次次被上海的有關部門婉拒。幸然,茫然無助的小芊文由央視出手相幫。
可令央視未必預計到的是,這一看似圓滿的結局,卻引發部分上海網民的強烈質疑:有人指斥央視濫用強勢話語權,有人質疑契約規則意識不容打破,有人嘲諷央視的選擇性典型報道不符合穩定發展的基本方針……一時間,圍繞小芊文入學這一特例,排外言論充斥某些上海本地論壇貼吧……對此,筆者不禁要問“上海人民的腔調哪去了”?
在一些激動的網民的評論中,筆者最難以苟同的是所謂上海“本地教育資源被小芊文擠佔”的説法。
的確,小芊文的爺爺開不出社保證明和暫住證明——老人家起早貪黑在上海務工,卻因年齡關係開不出一張暫住證——但,小芊文爺爺是上海的盲流嗎?是上海的包袱和累贅嗎?在上海這座城市的千餘座菜場內,小芊文的爺爺作為數十萬外來農民兄弟的一份子,為2400萬上海人民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供給農副產品。
就全國範圍來看,上海可算的上是一座將權利與義務的對等關係實踐得最好的城市。可坦率言,儘管接受了多年的“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的城市文化薰陶,一些上海人在小芊文的故事中些許的歇斯底里,無一不體現出一種不對等。面對為上海的發展乃至確保這座城市日常運轉而盡職盡責的外來打工者,面對如小芊文爺爺那樣為上海灑下艱辛汗水的外來務工老人,那些在論壇上極盡諷刺調侃之能事的網民是否給予他們與付出的汗水所對等的權利?
上海的網民們應當還記得:2007年3月,習近平同志出任上海市委書記的時候曾提議將上海的城市精神提煉擴容為“海納百川、追求卓越,開明睿智、大氣謙和”,那不是簡單的“精神擴容”,而是習近平同志針對上海長期存在的“精神弱項”的“必須補充”!
人們不會忘記,歷史上的上海,經濟總量長期佔全國的六分之一。但是,人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今天的上海,儘管仍然是全國的經濟中心,但經濟總量只佔到全國的4%;1978年,在長三角蘇浙滬兩省一市中,上海經濟總量獨傲蘇浙,可到2012年,江蘇經濟總量是上海的約2.4倍,浙江經濟總量是上海的約1.5倍。落差令上海掛不住臉,原因固然複雜,但卻很值得上海人民深思。
對政治稍微敏感一些的讀者們應該有印象:習近平同志2007年3月被任命為上海市委書記不久,習近平同志一反常態親自召開兄弟省市駐滬辦負責人座談會(按中共的慣例,這樣的座談會通常只須分管副市長出席即可,若東道主特講禮儀,那麼就讓市長到一下場,而這已經算是“破例”)。那麼為什麼這樣的座談會習近平同志非要親歷親為?
觀察者網眾網友及粉絲,不妨細品習近平同志在座談會的這段講話:“上海將認真貫徹落實市第九次黨代會精神,按照國家區域發展總體戰略的要求,把自身發展放在全國發展的大格局中來籌劃和推動,一如既往地重視和推動與兄弟省區市的合作與交流,學各地之長、補自己之短、創上海之新,更加主動服務全國,為全國協調發展作出更大貢獻。”
陳良宇時代的上海一直標榜自己“追求卓越而服務全國”,可兄弟省市未必領情,也不服氣(別的先不言,經濟總量就放在那兒)。到了習近平同志主政的時候,上海理智地放下了身段,承諾“學各地之長、補自己之短、創上海之新,更加主動服務全國……”,其講話的語氣除向兄弟省市表明上海的態度之變,顯然要緩釋和改善上海與周邊乃至中央的關係。
“開明睿智、大氣謙和”皆有自己的反義詞,這兒筆者不説也罷。筆者只簡略複述兩宗十餘年前的採訪經歷和由此引發的思考與感慨。
新世紀初,崇明島大開發被提上日程,上海有意將此開發放在今天“上海自貿區”建設等量齊觀的歷史的高度,即放在國家戰略層面。受所供職報社委派,筆者帶相關同時奔赴崇明島採訪一週,最終寫成《崇明島大開發缺的不僅僅是長江隧橋》萬餘字新聞綜述稿。這篇稿件筆者至今記憶猶新。
可能一些讀者不是很瞭解,筆者在這裏對上海的開放開發歷史進行下簡短回顧:百年上海前後經歷過兩次地理大跨越,一次是上世紀初跨越蘇州河,另一次是浦東開發開放跨越黃浦江,都為上海的大發展提供了超越人們想像的巨大原動能,而崇明島大開發項目中的崇明長江隧橋的建造是堪比前兩次地理大跨越的項目。
可是,崇明長江隧橋建設繼而建造跨越崇明連接江蘇南通的另一半長江隧橋的設想(江蘇方面積極性比上海還高),幾乎與浦東開發開放即同步規劃,但直到2004年年底才姍姍開工興建,直到2009年底才得已建成。原因無他,長長十數年的遲疑只因上海不夠睿智和缺乏大氣的患得患失——陳良宇時期上海的某些官員擔心,一旦崇明長江隧橋過早貫通蘇北,會不會出現“酒肉穿腸過”——即上海中低端製造業順長江隧橋大幅流向極具用工成本和土地成本優勢的蘇北腹地等的可能性。
從而,由於過於拘泥於“算小賬”,上海少説浪費了約六七年的產業結構大調整時機。直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更確切講直到2010年世博會之後),上海原有經濟增長極相繼進入衰退週期。儘管上海背水一戰開始結構調整,但此時的綜合調整成本(譬如人才引進成本、用工成本、土地成本、人員安置成本)早已高到離了譜,另上海不得不為此支付巨大的調整代價。設想,當年如果主動“騰籠換鳥”,對各種資本以“放”促“引”,今天的上海為了保持全國經濟中心的臉面必定不會至於弄得如此焦灼、急迫和艱辛。
再舉一例。由於上海“跨江北進”戰略遲遲未決,江蘇方面又實在等不起,迫使經濟外向度極高的蘇南地區和急起直追的蘇北地區,擠出發展資金先是巨資興建蘇通長江大橋,再是下決心先期開發從南京到南通的沿長江系列外貿港羣。又由於在長江口港羣建設中,浙江明顯感到“被擠壓而不夠公平”,又迫使浙江籌資大興寧波港,並最終建成了目前吞吐量穩據世界第一的寧波-舟山港羣。與此同時,由於蘇南外貿走上海港老與各種隱形的“不暢快”長期相伴,又迫使蘇浙共同出資興建“蘇嘉乍”高速,經杭州灣跨海大橋與寧波-舟山港羣連為一體。
今天,打開長三角交通圖,一幅令上海人不好意思直面的圖景是,從長江北岸的南通經蘇通大橋、“蘇嘉乍”高速到杭州灣跨海大橋,猶如一個橫卧的大寫的“V”字,通過北面的長江和南面的錢塘江,把上海“孤立”在了“兩江”的中間。
得益於多年從事區域性經濟發展選題的調研性報道和評論,筆者積累的採訪本上記錄有更多令人感慨的“上海案例”,限於本文的篇幅只好打住。可筆者不能不再多説幾句的是,從圍繞小芊文求學所引發的“上海爭議”,再到上海曾經因缺乏習近平同志所倡導的“開明睿智、大氣謙和”,而一次次錯失與兄弟省區“融合發展”的歷史機遇,其內在文化機理、氣局胸懷、是完全相通的。
今天,在人人都是自媒體的年代,反思“小芊文”事件中的種種雜音,既要就事論事,更當跳出事件本身。心有多寬、天就有多大。一座城市的心胸是否開闊無比,直接和間接決定着這座城市的發展快慢。這關乎到上海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