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軍：我們對科斯是各取所需 科斯真正的貢獻在法學
9月3日，諾貝爾經濟學得主科斯去世，國內經濟學界一片哀悼，人們在痛惋這位經濟學家的離世之時，也對他和中國的失之交臂感慨不已。觀察者網特別對話復旦大學經濟學教授張軍，談談他眼中的科斯，以及科斯理論在中國遭遇了哪些誤讀，今天的我們又該如何面對科斯的理論遺產。
觀察者網：國內經濟學家，比如張五常、茅於軾、周其仁等都和科斯有過密切交往，不過科斯也認為中國經濟學家對自己的理論存在誤解。在您看來，國內經濟學家對科斯理論有哪些誤解？
**張軍：**科斯的有些概念，比如交易成本、產權等，其實是上世紀九十年代被拿過來用的。國內也有一些科斯的追隨者，我也不需要點名，反正我知道有那麼幾位對科斯是頂禮膜拜，認為他的每一句話都是偉大的，有人已經把他比到了愛因斯坦的高度，所以可能會有一些僵化、教條的理解。
但不可否認，科斯是一個以思想見長的經濟學家。這也是古典經濟學的傳統。**按照今天的標準，他雖然沒有什麼抽象的理論框架，但他的思想還是古典價格理論的延續。只是他對經濟現象的解釋是建立在研究現實世界的基礎上，主要是做實際調查，寫一個案例，把這個問題搞清楚，**也就是後來張五常在大陸一再強調的要了解真實世界，張五常自己也是走這條路的。科斯早期出版的《企業的性質》、《社會成本問題》，以及他研究BBC的壟斷，英國的燈塔制度，就是遵循了這個路子。所以你看他的論文基本都是很多案例和材料，比如從檔案館調出來的歷史資料等等。通過講述和分析這些材料，他給出了經濟學的解釋。
**我認為科斯的經濟思想今天看來還是有衝擊力的。但是按照今天的經濟學範式，他並沒有發展出一個形式化的理論來，所以科斯的思想可以影響很多人，但他的理論很難通過一個簡單的模式寫給大家，因為它沒有一個抽象的邏輯框架。**理論是一個抽象的結構和語言，太具體的東西就不是理論，因為每個國家、每個時代的情況不一樣，所以必須抽象掉很多細節、很多歷史的東西，才能形成一個理論框架，在這個基礎上才能被後人發展。因為這個，科斯得諾獎才引起那麼大爭議。包括後來斯提格勒教授把科斯1960年論文中包含的思想總結為科斯定理，也引起很大質疑和爭論。
到底什麼是科斯定理？科斯定理並不是科斯自己説的，也沒有個模型化的東西，只是後人把它總結成科斯定理，也不是很嚴謹，後來張五常也對此做過很多批判。所以我覺得，回頭想想九十年代科斯思想流入中國以後產生的效應，很大程度上不是科斯的原因，跟我們那時候經濟體制改革的背景有關。我們似乎是在各取所需的基礎上去理解科斯和他的思想了，也存在一定的誤讀，其實他研究的東西跟我們那時候要改革的東西並沒多大關係。
觀察者網：科斯去世之後，國內輿論反響比較大，有人寫文章繼續宣揚科斯理論，有人認為科斯理論在中國實踐中還存着一定問題。可見對於科斯，國內經濟學家的意見還很不統一。在您看來，作為經濟學家，科斯真正的貢獻是什麼呢？
**張軍：我個人看法，科斯最重要的貢獻是在經濟思想史上，他用經濟學家的眼光來考察法律。**從五六十年代一直到過世，其實科斯主要的工作是和法律有關係，所以他在芝加哥大學不是商學院也不是經濟系的教授，而是法學院的教授，他自己也編一本雜誌叫《法和經濟學雜誌》（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所以我個人認為，其實他的創造性貢獻與其説在經濟學方面，不如説在將經濟學運用於法學上面。
1991年我翻譯了羅伯特•考特和托馬斯•尤倫的《法和經濟學》，第一個把這本書介紹到大陸。事實上，是科斯開創了這樣一個視角，用經濟學去分析法律。美國有個很有名的法學家理查德•波斯納，也是芝加哥大學的教授，他發展了科斯的思想，推動了法和經濟學的聯姻，或者叫經濟學分析法學這樣一個流派，波斯納本人也是一個大法官。
科斯的這一思想來源於他1960年發表的一篇論文，叫《社會成本問題》，作為法律概念的產權也是從這裏面出來的。科斯就是用經濟學的思維邏輯強調資源最優配置，將這個思想運用到法律上，特別是運用到法權上面，就是權力怎麼分配和界定會讓結果更有效率，他的這一想法後來被稱為科斯定理。
科斯定理的邏輯是假如物理世界沒有摩擦力，相當於我們這個社會經濟裏沒有成本，法律上的權力界定在哪一方跟結果其實是沒有關係的，換句話説，權力如何界定不影響結果。這是在理想世界裏，但實際的情況是這個世界有摩擦力，也有成本，所以產權開始怎麼界定對結果有很大影響。
這種思想在美國或者在盎格魯撒克遜系統裏會比較有影響，因為英美法系是普通法，怎麼判沒有事先的規定，取決於以前的案例以及法官對這個事件的評估，所以叫法官造法、法官判法。科斯的東西對這些會有直接的影響，因為它會影響法官對案例的看法，那麼科斯就提醒大家説你得從效率的角度看問題，判案子得考慮到長遠的影響。而中國本身是一個大陸法系的國家，按照成文法來判案，所有的東西都要寫到法律條文裏面，法官的作用沒有那麼重要，所以科斯的這個思想在中國也沒有那麼大的影響。當然我們法學界也比較主張應該引用這個思想到我們的判案裏面，但總體上我們是兩套系統。
觀察者網：那麼，科斯的理論在中國有沒有一個適應性的問題？
**張軍：**其實我剛才講的，科斯在法和經濟學的影響力主要集中在英美這樣的國家，大家覺得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思潮，所以他在芝加哥大學法學院裏就會有這類課程，現在也編了教材，希望能夠對學法律的學生灌輸這樣的思想。我們國內的學校也開了這門課，還用了我翻譯的教材。但總體上，從1991年我翻譯這本書到現在已經20多年了，也沒有成氣候。科斯的理論跟我們國家的情況還是比較脱節的，所以他可能在學術上會有一點點影響，但實際上對我們法學界的影響並不大。
觀察者網：科斯的研究中一直很關注中國，有人甚至認為他影響了中國一個世紀的經濟學思想和社會制度變遷。那麼，您認為科斯的理論對中國的真正貢獻是什麼？
**張軍：**首先我覺得他並不研究中國，他很關注中國也是因為張五常的原因，上世紀八十年代後期他推薦張五常去香港工作，這樣可以近距離觀察中國的變化。張五常到香港後寫了本書叫《買橘者言》，這本書在大陸影響很大，第一次把科斯的產權這些概念介紹給了讀者，大家才知道有科斯，這是在他獲得諾獎之前的事情。後來張五常寫了很多關於中國經濟的評論，這多多少少會影響科斯對中國的看法，他周圍的人也會不斷給他講中國的事情，知道了中國這三十年來發生的變化。所以科斯他本身是通過閲讀開始慢慢了解中國，是一個遠距離的觀察者。最重要的還是中國是一個大國，體量比較大，經濟上有這麼大的成就，任何一個西方經濟學家都會被打動，我想他也不例外。
但你説他有沒有什麼重要的理論可以拿來為中國用？總體上我覺得沒有。但是新制度經濟學流行於中國10多年，應該與科斯的思想被引入中國有關。上世紀八十年代後期九十年代，新制度經濟學流入中國，迅速成為主流，2000年以前差不多有十來年的時間，在中國任何一個場合任何一個學術活動上，談中國問題，談改革，必談新制度經濟學，好像經濟學只有一個門類，就是新制度經濟學。但我覺得這個現象並不代表科斯的理論在中國很管用，而是因為新制度經濟學中的產權、交易費用等概念有助於我們來理解改革的變化，所以我們對科斯有一種獨特的情結。
但現在回想起來，那段時間新制度經濟學在大陸盛行，或者説幾乎統攬整個學術思潮，其實我覺得可能跟另外一個人更有關係，而不是科斯。這個人叫道格拉斯•諾斯，也是諾獎得主，現在還健在，是張五常的同事和朋友。諾斯研究制度變化和制度變遷，任何改革，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改革，大家當然理解為是一個制度變遷的過程，所以很多經濟學家後來發現我們國內在那個時間裏的改革過程可以用諾斯的理論來描述，而不是用科斯的。
觀察者網：那麼，科斯理論的盛行是因為迎合了當時中國改革的哪些需要？
**張軍：**我覺得可能就是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改革過程中，大家發現“交易成本”這個概念很有用，因為過去經濟學只有生產成本，沒有交易領域的成本。這個概念也不是科斯開創的，在他之前文獻裏可以找到，包括馬克思講過的流通費用，也是這個意思。但是科斯第一次明確用了“交易成本”這個概念，大家可能覺得這個概念很新鮮，講的不是生產領域而是交換領域，交換領域則可能和制度很有關係。九十年代一個經濟學家可能會説，計劃體制可能交易成本更高，當然不一定很準確，但是大家就習慣這樣去用。
第二我覺得“產權”的概念對中國影響很大，這個可能跟我也有關係，因為我在1991年出版了一本書叫《現代產權經濟學》，也大量介紹科斯的東西。產權經濟學在當時非常流行，因為我們向市場經濟轉型的時候，最核心的問題就是所有權的變化，可是我們長期以來只有所有權和使用權這兩個概念，好像大家搞不清楚到底這兩個是什麼關係，後來出現產權，我們就不講所有權，也不講使用權，我們講它是產權，其實也不準確，但當時大家可能覺得產權是一種模糊的清晰。原來我們太清晰了，發現所有權和使用權這兩個概念變得反而模糊了，改用產權，好像它沒説清楚到底是指所有權還是使用權，但是大家感覺它特清楚，所以產權的概念那時候非常流行。九十年代我去很多高校，很多學生拿着我的書找我簽名，甚至有些教授跟我講當時買不到這本書，就拿去複印，所以當時大家對產權這個概念特別欣賞。其實現在想想，科斯的產權是一個法權，他不是我們所説的那個概念，但大家覺得他似乎很能描述我們當時的那種狀況。所以大家就覺得好像整個西方經濟學界只有科斯講的事情跟我們有關係，當然後來諾斯的理論大家也比較欣賞。
觀察者網：目前國內學界對新制度經濟學還是這麼推崇嗎？
**張軍：**新制度經濟學經歷了九十年代的高峯期，過去十年間其實已經衰落了，現在走到高校裏跟學生聊，很少有人再談起新制度經濟學，也很少有人再談產權、交易成本，科斯定理也沒有人談，所以慢慢恢復到一個正常的狀況。現在可能我們更關心的不是科斯也不是諾斯，而是經濟學主流的東西。經濟學本身有一套技術和一套價值觀，科斯的東西説到底也沒有超越這套價值觀，沒有超越經濟學關於最優化、分配效率的範疇，只是他的方法是更古典的，是馬歇爾經濟學傳統的承傳，而且他把重點放到了法律方面。
當然，過去十年間，中國的經濟學家研究中國經濟和中國的轉型改革，完全可以不用這些概念，也不用諾斯制度變遷理論，我們現在用的是最標準的經濟學語言，可以講得更清楚。這也是新制度經濟學在中國衰敗的原因，在經過了一段介紹、閲讀和崇拜之後，大家慢慢就冷靜了，發現科斯、諾斯的東西只是經濟學主流這個長河裏的一朵浪花而已，他並不代表主流，經濟學本身經過了兩三百年的發展，有一套嚴密的體系，無論你是誰，你還得回到那套體系，否則就會被拋棄掉，就像如果我們的經濟學家去參加國際會議，還大講科斯和諾斯，人家會覺得你或許來自另一個世界。當然我並不認為新制度經濟學不重要，也始終認為科斯和諾斯是我們值得敬仰的大師。
觀察者網：科斯作為經濟學家，對於經濟學家這個羣體本身也有很深的反思，比如他提到的“黑板經濟學”，甚至認為“某些科學家淪落到跟騙子和江湖‘氣功大師’一個檔次了”。國內一些清醒人士對於經濟學家也有這樣的反思，那麼您是如何看待科斯對經濟學家的批評呢？
**張軍：**這個批評一直存在，所謂黑板經濟學無非就是説脱離實際，很多事情都是從文獻到文獻，書本到書本，其實我覺得科斯的批評還算比較温和的，還有比他更激烈的，比如有人批評這種現象叫“安樂椅上的經濟學”，就是你就是躺在那兒從來不去身體力行。科斯這樣批評也是因為他覺得這個事情我要去做調查，把過程細節瞭解清楚，比如歷史上經濟學家一直討論燈塔是公共品，私人不會去建造，科斯覺得討論了上百年了也沒有結論，所以他就去研究英國的歷史，看看這個燈塔到底是怎麼回事，結果發現英國的燈塔相當長時間是私人建造的，那麼他就反駁了這些教條的經濟學家。
我覺得這是對的，經濟學是要調研，但今天可以不需要像科斯那樣調研，隨着統計學和計量經濟學的發展，現在處理和分析數據的能力比科斯的時代要高端很多。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你看美國最好的經濟學雜誌也很少出現計量經濟學這樣的研究論文，但今天你想找到一篇不是用計量方法研究經濟學的論文是非常難的，所以我覺得方法在變化，在進步，我們處理數據的能力大幅度提高，經濟學在量化方面有了很大的進步，那麼我可以觀察你的結果，然後反推導致這個結果的邏輯是什麼，這些問題當年是要通過身體力行來調查瞭解的，現在我就可以通過一些假説來進行驗證，大大提高了分析的能力，這和科斯的方法也不衝突，但或許比他更高級了。科斯研究問題和案例，比如研究BBC的壟斷，研究燈塔，就到此為止了，不能變成一個抽象的理論架構，因為理論要脱離具體的案例，捨棄掉一些非常具體的細節，然後形成一個邏輯結構，所以我説科斯的工作其實不是構建理論，而是賦予案例以思想，經濟學的思想。
與科斯一樣，張五常這些年也一直強調經濟學家要做調查，要研究真實世界的問題，經濟學從事的是“經濟解釋”。張五常身體力行，要把經濟解釋的傳統迴歸到經濟學中。但不可否認，這是經濟學的古典傳統，今天有些失傳了。今天的經濟學家在經濟研究中，經驗觀察雖是第一位的，因為你要發現問題，你就要去觀察，但重點的工作是去構造抽象的和形式化的理論，然後再用統計數據來檢驗你的理論，這成為了目前的一個標準方式。是否過了頭？這是沒有答案的。
下文為《東方早報》和搜狐財經對張軍教授關於科斯的採訪，談到了科斯對經濟學的貢獻，對中國改革的影響，以及他完美幸福的婚姻生活。觀察者網全文刊登，以饗讀者。
科斯開創了新的經濟學研究領域
**張軍：**我個人認為，改革開放以來有兩個人對中國經濟學界的影響最大，一個是羅納德•科斯，另一個是匈牙利經濟學家科爾奈。上個世紀80年代，科爾奈對中國經濟學家，特別是年輕一代的經濟學家有特別大的影響，80年代末，科斯的思想開始被介紹到中國，我自己也有幸成為介紹科斯思想的中國年輕經濟學者之一。1991年科斯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事實上我們瞭解他的經濟思想是在他獲獎之前，獲得諾獎之後，他的影響力就更大了。他的幾篇論文，比如《廠商的性質》，這是1936年寫的論文，再比如《社會成本問題》，是1960年寫的論文，幾乎每個從事經濟學的中國人都讀過這兩篇論文，可見他在中國的影響之大。
科斯他本人並沒有出版過很多書，他的思想主要體現在他為數不多的論文裏面，在他得了諾獎之後，才在美國出版了一本論文集，這個也很快被翻譯成中文。他最早的一本書是寫英國廣播公司BBC的案例，花了大量時間調查英國整個廣播系統的結構以及它是如何壟斷的， 1948年科斯出版了《英國的廣播：一個壟斷的研究》，這個是我見到的科斯最早的著作，從此之後我沒有看到過他有其他的書出版。
但是他在不同的年代有過一些重要的論文，比如他有一篇文章講英國的燈塔制度，另外他還專門研究過英國的廣播頻率分配問題，還有其他的一些討論經濟學最基礎問題的論文。不過我想他最重要的思想還是體現在他上世紀30年代到60年代所發表的幾篇重要的論文當中，其中我們最熟悉的兩個研究成果已經載入了經濟學思想史，第一個成果被後來的經濟學家概括為“交易成本”，換句話説，科斯可能是第一個比較明確地提出了交易成本的概念，過去經濟學只有生產成本的概念，我相信很多人從來沒有意識到交易是有成本的。科斯比較早地從交易成本這個角度入手，試圖理解現實經濟一些不同尋常的現象，比如説他在1936年發表的《廠商的性質》，他第一次回答了一個問題：如果市場可以很好地進行資源分配，為什麼還有大量企業存在？企業和市場到底是什麼關係？過去的經濟學沒有解決這個問題，甚至於把企業的存在理解為自然而然的，所以不會去探討為什麼會有企業。科斯之所以認為企業存在是一個很有趣的現象，重要的是他不從生產成本的角度入手，而是認為在交易領域裏面也存在着成本，而這個成本是被經濟學和經濟學家忽略的，所以他抓住交易成本這個概念以後，能夠回答企業和市場的關係，所以才有1936年的《廠商的性質》，這個文章是劃時代的，有了這個文章才有了後面關於廠商經濟學的發展，才有了交易成本經濟學的發展。
所以今天回過頭看，科斯可能在做學生的時候，因為1936年他才26歲，其實他已經不同尋常地走了一條跟絕大多數經濟學家所走的完全不同的路，所以他的思想才會那麼猛烈、那麼打動後來的經濟學家，開創了一個新的經濟學研究領域，後來在交易成本和廠商理論這個領域裏面也有多個經濟學家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第二個貢獻是1960年科斯發表的《社會成本的問題》，這篇論文討論的問題並不是一個新的問題，而是一個老問題，其實就是討論經濟學家所説的外部性問題。外部性是一個很普遍的問題，經濟學家很早就開始研究外部性了，但之所以稱科斯1960年的文章是劃時代的，不是因為他在技術上有很大的改進，或者有很多創新，而是思想上有很大創新，**他可能是第一個想到外部性的產生，以及在如何解決外部性這個問題上他想到了法律。**實際上，1960年的這篇論文是經濟學家第一次把法律的問題和經濟學的問題放在一起討論，所以我認為科斯在這篇論文裏提出的思想影響更加深遠，他不僅提出了後來被經濟學家總結為科斯定理的命題，更重要的是他開創了新的經濟學研究領域，或者説開創了經濟學與法學聯姻的一個新天地，這就是後來形成的法和經濟學這門學科。
事實上這門學科的影響相當深遠，在1960年的這篇論文裏面，他講外部性問題的時候，可以説他是從法學家的角度看這個問題的，也可以説他是從經濟學家的角度看這個問題，但是他最後落腳到經濟學的層面上，他以法律的問題開頭，用經濟學回答法律的問題，所以這是一篇非常精彩的論文，考察了大量的案例和法官判罰的文本資料，最後引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命題，這個命題就是產權是法律界定的，法律界定的產權無論有效還是無效，從某種意義來講都不重要，只要這些權利是可以交易、交換的，最後這個權利的分配會按照市場原則分配到使用權利最有效的這一方的手上，而不管初始的法律對這個權利的界定是怎麼樣的，這句話被解讀成“科斯定理”。
但科斯定理是有爭議的，因為它可以從兩個角度理解，強調的到底是產權重要還是不重要，這一點經濟學家有不同的解讀。當我們説產權的初始分配，也就是説法律界定的最初的權利，對最後結果的影響是沒有關係的，從這個意義講產權不重要；説它是重要，由於市場是有缺陷的，產權的交換不是那麼有效和一帆風順，所以產權交換最後不像我們想象的總是能夠把權利分配到能夠最有效使用這個權利的一方手中，既然這樣，權利最初怎麼界定就變得很重要。
從前一個方面來講，產權不重要，因為不管怎麼分配產權，最後這個權利給誰是市場説了算，是由交換結果説了算；另外一方面，產權特別重要，因為這個權利不是總能交換到最有效的使用權利的這一方，所以權利最初怎麼界定就非常重要了。我現在想，不管產權重要還是不重要，但科斯定理是重要的，因為在經濟學家的隊伍當中，這是第一個用經濟學眼光去看待了法律，也可能是在法學家的隊伍當中，第一個用法律的眼光看待經濟學，所以它的影響力在經濟學和法學界是同等重要，這也是為什麼法和經濟學這門學科可以得到經濟學家和法學家兩方面的欣賞和發展。
科斯一生當中對經濟學的貢獻，不在於他發表了什麼分析技術，不在於他對很多問題做了實證研究，甚至於不在於他發表了數不清的論文，**重要的是他一生至少在看待這些經濟學最基本的問題上面，有了非常不尋常的原創性的想法，所以我覺得科斯是一個偉大的創新家。**可能他每篇文章都在創新，都在超越已有的經濟學家的研究範式、研究結論，以及研究邏輯，但科斯並沒有推翻經濟學，也沒有推翻法學，在經濟學和法學兩個領域裏面又都獲得了重要的成果，產生了巨大的影響。這種影響不是來自他推翻這兩個學科，重要的是來自他能夠發現被這兩個學科忽略的一些領域，而這些領域恰好是金礦，所以他才有了交易成本和科斯定理這兩個概念的發現，交易成本和科斯定理在經濟學的思想史上會永放光芒。
科斯的一生是非常普通的一生
**張軍：**我認為科斯的一生是一個非常普通、毫不傳奇的一生，但他一生實踐着一樣東西，用他的學生輩的經濟學家，也是諾貝爾經濟獎獲得者威廉姆森的話説：“科斯一輩子在研究制度，而不僅僅如此，他自己也是制度的最佳實踐者”，我理解這句話有三層含義：第一，他研究制度跟很多其他研究制度的人是不一樣的，因為他自己研究制度的時候是去了解真實的制度，比如説他研究英國的燈塔，燈塔到底是不是免費的，是不是政府提供的？經濟學家糾纏了幾百年，但是科斯去調查英國歷史上的燈塔到底是誰經營的，所以説他是一個身體力行的經濟學家，一個實踐者。所以我覺得威廉姆森説科斯是一個制度的偉大實踐者，首先包含了這個含義。
第二層含義，我覺得是科斯在芝加哥大學立足以後，其實他的後半生在默默無聞地編輯着一本雜誌，這本雜誌的名字叫做《法和經濟學雜誌》，我們都知道辦好一本雜誌是很不容易的，因為這本身就是一個制度，所以科斯後半生大部分致力於這個雜誌，不僅參與創辦，而且還參與雜誌的編輯，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我想這個可能是威廉姆森的話的第二層含義。
第三層含義，科斯有一個非常完美的婚姻和家庭，婚姻和家庭是世界最偉大的制度之一，科斯的家庭、婚姻非常幸福美滿，他去世之前的幾年，他夫人一直住在醫院裏面，將近百歲高齡的他還到醫院照料夫人，可見他在家庭、婚姻上是多麼地忠誠，所以在這個意義上，他也是最佳實踐者，我想威廉姆森對科斯的評價應該包含這三層含義。
科斯對中國充滿了濃厚的興趣
**張軍：**科斯在晚年的時候一直説要訪問中國，當然最終並沒有成行，所以他是沒有來過中國的，但他在上世紀80年代以後對中國經濟所發生的變化、對中國的改革興趣十足，而且給予非常正面的評價。我想這個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另外一位經濟學家張五常先生的影響，張五常先生在80年代初受科斯推薦回到香港大學，比美國任何一個經濟學家都更近距離地觀察中國所發生的變化，也寫出了大量有關中國經濟的文章。事實上，張五常在香港出版的《賣橘者言》，第一次把科斯引入到了漢語世界。所以中國大陸在改革開放以後，特別是80年代中後期，能夠知道一個叫科斯的人，能夠知道產權，能夠知道交易成本，我想要歸功於張五常先生《賣橘者言》這本書。
由於張五常先生在香港可以近距離觀察中國經濟，所以科斯也就藉助張五常的文章，以及與他的通訊聯繫，成為中國經濟變革的旁觀者，我相信科斯一定知道他的思想、他的論文在中國大陸擁有如此多的讀者，他一定很高興。事實上，在中國經濟改革開放30週年之際的2008年，科斯先生倡議並且親自過問在芝加哥大學舉行了紀念中國改革開放30年的國際研討會，我自己也受邀，並提交了和美國同行合作的論文，雖然我自己因故沒有到會報告，但是我從各個渠道得知這個會議開得非常成功，科斯先生親自與會與很多來自中國大陸的經濟學家見面、交流，在他接近百歲高齡時，他還希望能夠研討中國經濟發生的變化，希望理解這個變化是怎麼產生的，我覺得雖然不能親自來中國是一個遺憾，但我想他所組織的這些會議，某種意義來講滿足了科斯本人對中國經濟的興趣以及好奇心。
科斯過世了，大陸有很多很多經濟學家都在發表微博、博文等等紀念科斯，科斯的思想到底對中國經濟有多大的影響？這個今天還很難評估，但是有一點，今天中國經濟學家在思考中國經濟所發生的變化的過程當中，其實都在使用交易成本、產權這樣的概念，我想沒有哪一個經濟學家比科斯更幸運，因為交易成本和產權這兩個概念在一個13億人口的國度裏面正在成為經濟學家掛在嘴邊的日常用語，這是對科斯最有價值的紀念了。
產權的改革在過去30年始終貫穿在中國經濟體制變革的過程當中，甚至於很大程度上成為一個核心的內容，我自己有幸在80年代末轉入對產權經濟學的研究，並且在1991年在國內首次出版了《現代產權經濟學》這本書，這本書出版以後，迅速受到國內經濟學家的廣泛閲讀，甚至成為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面很多學生必讀的書目。我想我能夠出版這本書，很大程度上得益於我對科斯1936年、1960年以及其他年份的一些論文的認真研讀，《現代產權經濟學》這本書在當時的影響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於中國的改革進程，因為在中國經濟改革的早期階段，變更產權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界定產權使得市場的交換能夠更有效率，使資源分配更有效率，成為經濟改革的主要目標之一，所以產權的思想無疑是能夠打動當時的經濟學家和政府官員。
所以我們今天來紀念科斯，需要提到科斯對中國經濟學家的影響，需要提到科斯的思想如何影響到中國年輕一代的經濟學家，可能在上個世紀90年代，無論你走到中國的任何一個大學，我想制度經濟學或者説新制度經濟學成為任何一個學術討論的關健詞，這不是偶然的，並不僅僅因為新制度經濟學跟中國當時的經濟改革過程有比較大的關聯，我想更重要的還是科斯開創的這樣一個分析經濟現象的方式，思考經濟問題的更深層次的角度，能夠讓經濟學家在複雜的經濟關係變革過程當中始終把握方向，我想這一點是很多別的領域難以做到的，這也是為什麼新制度經濟學在中國大陸一度成為主流，幾乎達到了每一箇中國的年輕經濟學家都是新制度經濟學派這樣一個水平。這好像有一點誇張，但是實際上反映了當時新制度經濟學的影響力和普及程度。
今天看起來，新制度經濟學的影響力已經不如90年代，但這並不降低新制度經濟學的魅力，並不降低科斯以及其他在新制度經濟學領域的經濟學家的貢獻，以及這門學派的獨特優勢。所以科斯去世了，今天之所以有那麼多經濟學家發表文字悼念科斯，並不是因為科斯跟我們國內這麼多的經濟學家有個人交往，也不是説我們國內有那麼多經濟學家跟科斯是面對面的朋友，更重要的是通過科斯的論文和他發現的概念，讓中國幾乎一代的經濟學家接納了科斯，願意把科斯當作自己可以進行思想交流的朋友，當然科斯不僅僅是朋友，科斯也是經濟學大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