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雪萍：在中國可以找回教師的幸福嗎

因為想知道世界上除了中國，其它國家是否也有“教師節”，便上英語的“維基百科”去查。驚訝地發現，2013年9月7號才修改過的“Teachers Day”詞條裏，列有香港（9月10日），台灣（9月28日），卻沒有中國大陸。

這隻能再次證明，我們這些做教授的，對學生不能依賴谷歌和維基百科的警告，是正確的。

一直以為美國沒有教師節，因為從未有所聞。結果卻發現有，是每年五月的第一個星期二。可是，我在此地二十多年的大學教書生涯裏，無論是校方，學生/家長，或者同事，從未有任何一方提及過教師節。估計至少在美國，教師節是專門為中小學老師準備的，但可悲的是，相對多如牛毛的各類“節日”，大概除了中小學，沒有任何媒體和商家會提及教師節。每年的“教師節”，來去是那樣的無聲無息，連無孔不入的商家都覺得沒有商機可言。除了説明教師真的兩袖清風，還説明什麼？

在實用主義、反智主義和極端自由主義傳統強大的社會里，教師的社會角色有點像這個社會的老人：曾經“年輕”有用，承載傳遞文化的功能，一旦用過，就是不再被需要的工具，可以忽略不計。教書匠們也經常自嘲：是啊，幹不了別的才教書。這個自嘲來源於美國的一句俗話，“those who can, do; those who can’t, teach”（能幹的人做事，不能幹的教書）。“俗話”往往反映社會的某種文化傾向；這句俗話不但直接表達了對教書人的輕視，也表示美國的主流社會並不欣賞學問，尤其是被認為沒用的“文史哲”學問。相對知識和學問，發財致富更被看重更被羨慕。“書呆子”也只有成為比爾•蓋茨那樣的有錢人，才會被刮目相看。所以，要在反智的社會里讓“教師節”有什麼聲響，很難，因為好像既沒有社會文化基礎也沒有“羣眾基礎”。

前些日子，在觀察者網看到一位美國學者關於在中西部一所公立大學教中文和中國古典文學的文章。作者提到面對的美國學生，保守且對世界少有了解，看中國（和世界其它地區）基本從自己的角度去理解和評判，知識和思維侷限性很大。作者稱這樣的學生為“新羣眾”，表示有意要去做“羣眾工作”。儘管不清楚他的這些“羣眾”究竟“新”在哪裏，但佩服這位同仁“知難而上”的精神。

在美國大學教書二十多年來，感覺如果有什麼“新”的話，那就是隨着學費的不斷上漲，大學本科生求學目的也愈加實用主義化；校方和學生/家長之間，形成了一種類似自助餐館/顧客的關係。學生/家長顧客化，顧客是“上帝”，所以必須儘量滿足他們的要求。在這個關係中，教授們基本屬於吆喝賣吃的。買家們時不時會在他們面前暫時駐足，“性價比”被認為高的攤位前，人頭攢動，但等拿到了吃的，也就人走茶涼。絕大多數買家對“文史哲”攤位不太感冒，盤算着怎麼可以少吃甚至不吃。對不得已而吃的，則邊吃邊抱怨，不是太辣就是不辣，不是太鹹就是太甜太酸太苦。至於你在做菜時需要多少知識儲備以及做了哪些準備，究竟是否放了鹽、糖、醋，怎麼放的，等等都不重要。偶爾，非常偶爾，會有一兩位回頭客，告訴你菜蠻好吃的。説白了就是，很多大學與時俱進不斷向“顧客”妥協，結果是，大多數學生選課就像吃自助餐，知識積累讓位於挑選容易的課程，只要滿足要求即可；既想拿高分又想得來全不費功夫，怎麼容易怎麼來；沒有必要的話，儘量不修“沒用”的人文學科。

不難想象，這樣的“羣眾”，再“新”也不會在意是否為教師們弄個節日來祝賀。

在中國傳統裏，把老師比作“蠟燭”，點亮別人，燃燒自己，一定程度上呈現的也是教師的“功能”作用。但這個比喻所隱含的鞠躬盡瘁的內涵，表達出的不是簡單的功能主義，多少還具有超實用主義的美感。不言而喻，儒家的“先師”/“師聖”是產生這一美感的文化源頭，也有那麼點後人抬轎子，後人坐轎子，自吹自擂的嫌疑。但是，只要一個社會不能缺少教書的，對他們尊重與否，還是可以説明這個社會的核心價值有什麼，缺什麼，為什麼有為什麼缺，等等。

1980年代，在知識分子迴歸社會精英地位的歷史語境中，國內重新提出建立“教師節” 。中國尊重教育的傳統與“現代化”改革開發的話語，重新合流，提倡尊重知識，尊重知識分子，尊重知識人才，呼喚“大師”的重新出現。儘管精英主義的回潮伴隨着政治、社會、文化層面上的“去工農化”，但至少在當時的教育工作者面前，還沒有出現難以抵禦的物質、金錢、名譽、地位和權力的誘惑。把教師工作的重要性比作“人類靈魂的工程師”，也不會讓人覺得有什麼不妥。

不過，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

出國多年後，去年（2012）第一次在國內親歷“教師節”。儘管主要通過電視這一媒介瞭解，所以很不全面，但還是經由那些節目想到了一些問題。看了幾個專題節目，題目記不太準，有“尋找最美鄉村教師”，“十佳中國教師”等。透過熟悉但已不太習慣了的宣傳形式，感受到了中國農村教育的艱難，同時也意識到，在廣袤的大地上，無論怎樣，總有一些與眾不同的人們，做出我這般普通人不易做出或者無法做出的選擇，感受到了一種這些老師們承載的價值觀，一種如今少有的正能量。我被這些老師們感動了。

世俗的我，同時又對這種感動感到不安，腦子裏不時冒出因現實而產生的懷疑。邊看邊忍不住想，不知道會有多少人，什麼樣的人，會像我這樣看這些節目。老師？學生？家長？各類社會閒人、忙人？又會有多少人相信這些？還想到一定會有朋友笑話我，天真吧你。是啊，就在去年教師節當天的新聞裏，有關於學生家長在讓孩子給老師的鮮花賀卡里偷偷放進錢的報道。至於學校變相辦班，老師變相輔導收費，更是多年來不絕於耳。朋友會説，那，才是真實的；一個被“利益”左右和侵蝕了的社會，早已無孔不入地改變了教育本身；人們也早就不再相信“人類靈魂工程師”這樣的宣傳。

就這樣，“正、負能量”在當今中國，前者可以不斷被後者輕易“解構”。社會關係的功利化，導致價值觀的功利化。在功利的現實面前，人們更願意相信人天生就是自私的，儘管很多人同時又似乎對功利化感到不適應，感到不安，甚至不齒。中國特色的正負能量就在這種糾結的狀態下，成為話語鬥爭的一部分。

無論節目製作者是否有意為之，“尋找最美鄉村教師”這樣的節目，反映的是農村教育艱難的現實，更是教育領域裏的城鄉差別和階層差別。那些被推薦和表彰的鄉村教師，之所以感動人，應該是因為在教育資源及其社會資本向城市和有錢人大幅度傾斜時，她/他們作為個人，承載着燃燒自己點亮他人的精神傳統，為“弱勢羣體”服務，盡其所能來改變其中一些個體的命運。然而，這些個體事蹟更應該“點亮”的，則是對當今中國社會關係的不平等在教育這個社會資本再生產領域中的認識。

不過，有意思的是，所有那些讚美教師的節目，幾乎隻字不提“人類靈魂工程師”這個字眼。確實，當今中國，相信啥的都有，除了宗教，誰還能成為誰的靈魂工程師？

手邊有一本毛尖編的《巨大靈魂的戰慄》（上海書店出版社，2013）。書中收錄“文化研究聯合課程”講稿十篇。根據封底文字介紹，這一文化研究聯合課程由上海大學中國當代文化研究中心聯合復旦大學、華東師範大學、上海大學、上海師範大學等高校教師共同組織，為大學生講授當代文化理論、經典名著。用毛尖的話説，這一課程的特點之一是“老師沒工分，學生沒學分”。

一邊看着這本書，一邊感受着久違了的那種閲讀與思考的力量，一邊羨慕着這些老師和他們的學生——那不也是自己當初一門心思想在大學教書所想象的情景嗎？儘管早已明白，除非發生奇蹟，自己當下所處的那種“吆喝自助餐”的角色不會有什麼變化，但希望書中呈現的在國內大學課堂裏發出的星星之光，有機會得以發揚光大。

毛尖為此書所作的“代序”寫得好。將其最後一段話，抄錄在此，借光作為本文的結束語：

“常常，上課開始的時候是一天中陽光最燦爛的時辰，課程結束的時候，天已經黑了。黃昏的太陽投進教室，給每個人勾一個輪廓，大家圍坐在一起，聽王老師講契訶夫的《草原》，莫名奇妙，我感覺特別幸福。是的，這就是我想象的頭上的星空心中的道德，我理解的大學意義青春形狀。而這，就是我們這個課程的最低也最高的綱領：希望這文學課堂成為生活的意志，成為修正生活的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