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建國：中國將爆發地方債務危機？此論可休矣

9月11日，李克強在大連第七屆夏季達沃斯論壇開幕致辭中講到，“對大家都很關注的地方政府性債務問題，我們正在採取有針對性的措施，有序規範和化解。可以有把握地説，總體是安全可控的。”

在此之前，9月3日習近平在接受土、俄、哈、烏、吉五國媒體聯合採訪時也講到，“我們確實面臨地方政府債務、部分行業產能過剩等困難，但這些問題都處於可控範圍之內，我們有能力處理好。”

隨後，9月5日習近平在聖彼得堡二十國集團領導人第八次峯會的發言《共同維護和發展開放型世界經濟》中指出，“中國經濟基本面良好，今年上半年國內生產總值增長7.6%。中國也面臨着地方政府債務、部分行業產能過剩等問題。這些問題處於可控範圍之內，我們正在採取措施解決。”

“問題處於可控範圍之內”，在筆者看來，這是中國政府最高領導人對近期甚囂塵上的“中國將爆發地方債務危機”的預言的正式回應。

在筆者印象中，以地方債務危機為由宣佈中國經濟即將崩潰將的言論，其實由來已久，我最早看到是在2003年，是否還有更早的，我無從知曉。當年新浪財經還辦了一個專題《中國地方政府債務風險處於失控邊緣》，後來有頭無尾、不了了之。

近期“地方債務危機論”轉熱，大致始自2010年，國內媒體開始大量、集中地炒作這一話題。

進入2011年後，希臘等國的債務危機開始爆發，這進一步激發了中國媒體的靈感，他們開始宣揚中國的債務危機堪比希臘，甚至比希臘還要嚴重（西方出了麻煩，就説中國的麻煩更嚴重，這已成為不少中國媒體人的慣例，比如，2008年秋天，很多人就認為金融危機對中國的打擊要比美國還嚴重）。

2011年9月27日，李佐軍先生在他那篇有名的演説《中國經濟向何處去？我們應該如何應對？》中信誓旦旦地宣佈，中國將在2013年爆發大規模經濟危機，主因就是“地方債務危機”，“到2013年前後，有一部分地方政府可能要破產”，進而“爆發一場社會危機”。李佐軍甚至對危機爆發時間的預測精確到了月份：“最可能是2013年七、八月份”。2012年1月16日，南方週末刊發編輯部文章《推進改革，中國經濟的天就晴了》，專門以李佐軍上述言論為依據，呼喚中國儘快爆發經濟危機，好“倒逼改革”。

李佐軍看似勇敢，不過跟郎鹹平一比，他就顯得謹慎多了。郎鹹平根本沒有耐心等到2013年夏天，2011年12月他就斷言債務危機已經開始爆發了：

“由於四萬億錯誤投資導致中國債務危機終於按照我所預言的發生了。……繼美債歐債危機後，中國債務危機正式爆發。”（見@郎鹹平 2011-12-22 19:59）

進入2013年後，媒體圍繞“地方債務危機”的合唱逐漸進入高潮，到夏天達到了最高分貝。6月下旬，發生了“錢荒”事件，不少人因此而歡天喜地，高呼中國的危機終於到來了，有人甚至將李佐軍2011年的預言重新翻出來，盛讚其具有前瞻性和準確性。遺憾的是，“錢荒”風波如白駒過隙，瞬間就平靜下來，令崩潰論者們大失所望，“地方債務危機”論也漸呈強弩之末之勢。

巧得很，7月18日，傳來了美國底特律因債務危機申請破產的消息。中國不少媒體如獲至寶，將其視為扭轉“地方債務危機論”頹勢的良機，再次合力掀起了一股“中國地方債務危機比底特律嚴重”的輿論浪潮，如歷史系出身的、有過“上世紀30至50年代為蘇聯赫魯曉夫統治時期”高論的財經評論員葉檀女士，就拋出了一篇《挽救中國版底特律 要解決地方債務危機》。

而早在2011年11月就斷言中國已經開始爆發地方債務危機的郎鹹平，此時則以其一貫聳人聽聞的風格乾脆宣佈中國有“330個底特律危機”：

“【底特律破產事件震撼全世界，但是中國卻有330個底特律危機】底特律負債180億美金宣佈破產，可是審計署公佈中國36個地級市負債3.85萬億，平均每個城市負債高達174億美金。以此類推，中國總共有330個地級市，負債情況大致也是如此，也就是説中國可能有330個底特律危機。”（@郎鹹平 2013-8-8 12:33）

乍一看，郎鹹平講得有數據，有邏輯，其實不然，因為審計署所審計的不是“地級市”，而是“地方政府本級政府”，包括15個省、3個直轄市本級及其所屬的15個省會城市本級、3個市轄區，共計36個地方政府本級。郎鹹平通過故意將審計署所審查的36個“地方政府本級政府”偷換為“地級市”，一下子就將中國地方債務總額誇大了數倍。

遺憾的是，現實總是放肆地不聽從“理論”的擺佈，中國地方債務危機至今依然是“千呼萬喚不出來”。

7月中旬，中國政府明確宣佈不會允許經濟下滑突破“下限”，重申了穩“增長”的必要性，並採取了系列拉動措施。進入8月份後，中國經濟停止下滑、企穩回升的態勢已經異常明朗，有目共睹。在這種條件下，爆發大規模債務危機的可能性就更為減弱，“2013年七八月份中國將爆發大規模經濟危機”的預言落空了。於是乎，到九月份，我們就看到了本文開頭介紹的那一幕：習近平與李克強對解決“地方債務問題”做出了明確的信心十足的表態。

李佐軍、郎鹹平的預言破產了。不過我們依然需要弄明白，中國的地方債務到底是一種什麼樣的狀態呢？下面筆者嘗試着分析一下。

大家都知道，自2013年8月1日起審計署對中國各級地方政府的債務開始進行的全面“摸底”審計目前還在進行中，據説要在10月份才能出結果。那麼筆者的分析只能依照此前的數據了。據審計署公告（2011年35號）可知，2010年底，全國地方政府性債務餘額107174.91億元，其中：政府負有償還責任的債務67109.51億元，佔62.62%；政府負有擔保責任的或有債務23369.74億元，佔21.80%；政府可能承擔一定救助責任的其他相關債務16695.66億元，佔15.58%。當年中國GDP約為40萬億元。

2012年至2013年審計署對36個地方政府本級政府性債務進行了“抽查”。截至2012年底，36個地方政府本級政府性債務餘額38475.81億元，比2010年增加4409.81億元，也就是説經過兩年時間，上述地方政府債務餘額增長了12.94%。若按照這一比例，那麼可試推算出2012年底中國地方政府性債務總額大約為12萬至13萬億元。即使這些數字因統計疏漏而有所低估，那麼這與某些媒體動輒就達二三十萬億元總額的誇大宣傳還是相距甚遠的。2012年中國GDP則將近52萬億元。

2013年4月博鰲亞洲論壇上，前財政部長項懷誠就曾對地方債務危機論進行了批駁：

“我個人覺得中國政府的債務還不是一個當務之急，不是説已經非常危險，我之所以這麼説，第一，因為債務率本身不是特別高；第二，中國政府的債務基本上是內債，內債佔到整個債務總量的95%-98%；第三，中國債務總體上看還沒有看到特別特別壞的、效率特別特別差的案例。”

其實，不必依賴什麼審計數據或專業知識，作為普通人，我們只要能依據常識，照樣能夠得出當前中國地方債務問題不會太嚴重這樣的結論。

第一，中國的地方債務主要是“投資性”的或“生產性”的，不是消費型的。如審計署公告（2011年35號）所説：“2010年底，地方各級政府已支出的債務餘額中，用於交通運輸、市政等基礎設施和能源建設59466.89億元，佔61.86%；用於土地收儲10208.83億元，佔10.62%。這些債務資金的投入，加快了地方公路、鐵路、機場等基礎設施建設及軌道交通、道路橋樑等市政項目建設，形成了大量優質資產，促進了各地經濟社會發展和民生改善。”

第二，中國地方政府債務推進了經濟的增長，反過來，經濟的持續增長也為債務償還能力提供了保障，只要中國經濟繼續保持較高速增長，那麼還債就不是大問題。目前中國政府財政較為充盈。以國有銀行為主的銀行系統，資產優良，也不會因為輕微的償債問題引起大麻煩。世界上有哪個國家在長期高速增長時期卻爆發了大規模地方債務危機的？沒有這樣的先例。

當然，中國作為全球第一人口大國、第二大經濟體，將來若有個別地方出現債務問題也不是不可能的，但是，要爆發大規模的地方債務危機，大概只有具備如下前提條件：未來中國經濟增速急劇下降，比如從1978-2011年間的10%降為2-3%，下降幅度達三分之二或四分之三，且短期內無法再反彈。目前看來，這種可能性不大。

筆者並非否認中國經濟存在問題，筆者只是想強調，進行批判或分析，必須得從實際出發。遺憾的是，地方債務危機論，與時下流行的製造業危機論、社保鉅額虧空論、地產泡沫破滅論，以及更早些的因章家敦鼓吹而聞名的銀行壞賬論等，這些淺薄的形形色色的“崩潰論”，都經不起事實的檢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