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調查稱95%攤販不曾與城管肢體衝突 小販城管有默契
今年3月初，廣州城管小販兵戎相見引發全國轟動。7月，湖南、哈爾濱接連兩起城管小販“血”的衝突讓話題持續升温。9月，“被掐脖子”的女小販李盛燕和廣州城管對簿公堂。
流動商販亂擺賣治理，這個讓城管最易掉進“塔西佗陷阱”的執法事項，需要重新審視。
據官方數據，廣州目前有30萬流動商販，高峯期達到35萬。他們是誰？來自哪裏？如何擺賣經營？對廣州有何期待？
南方都市報於今年8月聯合中山大學、凱迪數據研究中心，共同發起“廣州市流動商販調查”。歷時1個月，發放問卷1000份，範圍覆蓋市內10區（增城、從化除外）。
調查採用問卷調查、深度訪談、觀察法，從流動商販羣體的人員構成和不同擺賣種類小販的行為模式兩個維度為切入點展開分析，試圖多角度、全方位呈現廣州30萬流動商販的整體樣貌，為大數據時代的政府決策提供科學依據。
而廣州流動商販治理的“解剖”模板，將對全國具有標本意義。
9月4日，廣州市同和地鐵出口處，遍佈各色小販。
宏觀分析
年輕化：20多歲青年超4成
近千名受訪者中，約43%為19歲至29歲之間的青年，30歲至39歲的受訪者比例居第二位，約佔26%，值得注意的是，18歲以下的受訪者佔比近10%，60歲以上的擺賣者寥寥無幾。可見，當前的流動商販呈現年輕化趨勢。
文化程度調查中，上過初中的佔比達35%，擁有小學文化和高中（中專）學歷的都約佔25%。這個結果印證了人們對流動商販羣體的固有印象，教育水平普遍偏低。個別受訪者上過大學，比例僅為1。3%。大學生加入流動商販羣體，值得關注。
家境：過半以擺賣為家庭主要收入來源
月收入調查一項，最集中的兩個收入段為1501元至3000元（約45%），和1500元以下（約31%），兩項佔比約76%。最新統計的廣州市最低工資標準為1499元/月，兩三千元收入意味着，擺賣可以看作一份工作的基本工資。
在家庭年收入構成中，擺攤收入佔比超過一半的約有52%，27%受訪者則表示“全部靠擺賣為生”。這組數據證明一個流動商販背後，不是“一張嘴”而是一家人。
擺賣特徵
長期看高流動性，一定時間內又相對穩定
論資歷，3年內的“資淺”流動商販佔比近7成，5年以上的“資深”流動商販佔比不到2成。擺賣歷史1年以內的佔比高達37%。研究者分析，近年城管提出文明執法，人性化管理等，從某種程度上增加了擺賣行當的吸引力。
從挪窩的頻度上看，一年內基本不換點，相對固定的比例和三天兩頭“打游擊”的比例都趨於24%，表示從未換過點的也有約21%。
調查將“換一條路視為換一個點”。受訪者對該題理解有彈性，普遍反映在一個區域內擺賣相對固定，“城管來了我就在附近換條街擺，城管走了我再回原地。”
從較長時間看，流動商販行當具有高流動性，以1年或者更短為一個時間點觀察，流動商販往往具有相對穩定性。相對穩定、職業化，使得協會化管理成為可能。
獨自經營為主，人際圈集中在老鄉
擺賣模式上，獨自經營的超過7成，和家人合夥的也超2成，跟其他人合夥的約6%。他們當中，超8成沒介紹過親戚朋友來廣州營生。其中的原因可能有兩點：一是擺賣生意不好做，不希望自己的親戚朋友來廣州受苦；二是擺賣存在一定競爭性，小販總數特別是與自己“同行”的小販多了以後，自己的生意會受影響。
生活在廣州，他們的圈子也比較狹窄。調查者以“鄉情”、“人緣關係”為出發點，試圖瞭解流動商販的關係網絡。
老鄉之間的擺賣點也許並不相鄰或者相近，共同進貨和互動擺賣消息是他們聯絡感情的渠道。有約38%的受訪者表示偶爾會跟老鄉一起進貨，35%的受訪者則表示從不跟老鄉一起進貨，經常跟老鄉一起進貨的比例約為27%。和老鄉偶爾互通擺賣消息的比例約為44%，經常互通消息的約佔38%。
8月20日晚，員村二橫路，一位年近60歲的老者擺攤賣椰子。
應對策略
息事寧人者超8成
小販眼中的城管是何種形象？
調查發現，遇到城管來執法，選擇主動離開的比例約90%；城管勸説後即離開的約佔7%；先求情，如果城管態度強硬再離開的約佔2%：“硬碰硬”，就是不離開的不到1%。
把第一種情形定義為“放棄”型，第二種和第三種情形定義為“談判”型，第四種情形定義為“抵抗”型，可見，約90%人是選擇“放棄”的，跟城管“硬碰硬”的，只有不到1%。
和城管“打交道”的經歷也顯示，超過80%的受訪者跟城管甚至沒有產生過口角，約95%的受訪者沒有跟城管有過肢體衝突。經常發生口角和有肢體衝突的比例分別為2%和0.75%。
廣州市城市管理綜合執法局曾在總結後亞運時代廣州流動商販的特點時稱，有團伙傾向，要防範亂擺賣演變成治安問題的可能性。調查顯示，當遇到城管收附近商販東西，選擇遠遠離開的約佔70%，在附近圍觀的約佔9%，看和商販關係親疏決定管不管的約佔12%，幫助商販辯解的約佔7%，真正出手阻擾城管執法的只有1%。
最不能忍城管打人罵人
以往小販和城管衝突往往發生在收繳暫扣物品這一行為產生的時刻，也就是所謂的“動了利益”的時候。本次調查發現，小販最不能容忍的城管行為中，收繳暫扣物品仍舊屬於小販“不能忍”的前三，佔比約52%。佔比第一的是，城管罵人或打人，約佔75%；第三名是破壞經營工具，約佔44%。
這一新變化表明，小販越來越期望得到“尊重”，城管執法態度的改善，在減少小販城管衝突中起着至關重要的作用。
而小販對城管執法態度總體感覺中，認為城管“執法粗暴，會動手打人”的比例高達近10%。城管不文明執法程度比較高。關聯分析顯示，跟城管有過沖突的小販，對城管執法效果的總體評價普遍低於他者。
政策改善
過半認為擺賣對城市“產生一點影響”
在你覺得自己的擺賣行為對城市交通、環境有無負面影響調查中，56%受訪者選擇“會有一點影響”。這種選擇是中肯的，也表明流動商販有意識儘量降低負面影響。
採寫：南都記者 裘萍 張俊傑 袁建彰 梅雪卿 安小慶 見習記者 陳杰生 實習生 黃俊超 徐全盛 陳媚媚 李夢陽 英嘉茵 邢玉超
翻頁繼續閲讀：流動商販的個人故事
夜市小販：擺攤19年 和城管有了一定默契
流浪歌手：“有時城管會説‘給個面子吧’”
【擺攤19年 和城管有了一定默契】
1994年春節過後，21歲的湖南人謝寶峯一個人從老家來到廣州闖世界，從天河村的燈光夜市擺攤開始，三年後他掘得第一桶金，擁有了自己的固定店面。頂峯時期，他和老婆同時經營5間早點鋪，實現自己離開家鄉時定下的“30歲前賺到100萬”的廣州夢。
都説“人不可能兩次跨進同一條河”，而由於兒子生病、投資失利、城市改造，謝寶峯的積蓄見底，生存成為他要解決的最大問題。去年底，他再次回到當年開始打拼的天河村，成為一名賣牛仔褲的走鬼。
回到原點，成為如今廣州街面上30萬流動攤販中的一個。謝寶峯沒有畏懼，也沒有太多時間去抱怨。他感謝當年廣州“多元化的城市規劃和管理空間”，能夠讓他這樣的外地人有機會從零開始，去積累打拼的資本。
9月10日23：02，謝寶峯一家人合照。
口吃青年 擺攤8年賺百萬
1994年春節剛過，21歲的湖南婁底小夥謝寶峯坐上了開往廣州的綠皮慢車。那是鄧小平“南巡講話”的第二年。謝寶峯發現，自己身邊的親戚和朋友，“百分之九十都去了廣州深圳”。
謝寶峯當時在家鄉做保安，月收入168元。他的妹妹在1992年去了廣州，“在五羊新城珠江賓館那裏做服務員，那個時候一個月有700多元。我就想，我一個月才168元的工資，伙食費就要花掉100多塊，剩下的買件衣服就沒有了。”
帶着出人頭地的夢想，這個從小因為口吃而有些自卑的年輕人來到了廣州。他給自己定下目標：“30歲之前要賺到100萬！”因為有些口吃的緣故，他給自己的定位：單幹、開店。
也就在1994年冬天，謝寶峯在當時天河夜市幾番考察過後，租了一個鋪位，賣過玩具、服裝，每個月的租金是一百來塊。
“什麼好賣就賣什麼。除掉開支，一個月能賺100多元，和在老家時的收入相當。”雖然賺得不多，但謝寶峯還是很知足。幾個月後，他發現沙河夜市人更多更旺，就搬到了那裏。很快，謝寶峯就從街頭擺攤的生計裏，賺到了約五六萬的“第一桶金”。1997年，謝寶峯花了1萬多塊錢，在天河村開了個店，賣影碟和外貿波鞋，一做就是3年多。認識同鄉女子匡科英並和她結婚後，謝寶峯和弟弟分了家，鞋店基本上留給弟弟做，自己轉行做起了早餐。
每開一家早餐店之前，謝寶峯會先去街面上觀察附近的人流量和環境，為投資做好穩妥準備。這也迎來了他生意最火的階段。
“最多的時候，我們同時擁有5個檔口。”謝寶峯一個個數着，“楊箕村、冼村、共和路、天平架水果批發市場，燕嶺路也有一家。”其中生意最好的是楊箕村和冼村的兩個檔口，“一個月可以賺上一兩萬塊錢。”
為管好這麼多店面，夫妻倆請了將近30個員工打下手，還買了一輛麪包車給店裏供貨。28歲時，謝寶峯終於實現了自己來廣州時的夢想。
接連變故19年後重返街頭
生活沒能像夫妻倆想的那樣繼續下去。轉折出現在2002年9月22日，謝寶峯和匡科英的第一個兒子小桂出生。
那時匡科英20歲出頭，快分娩時，她沒去大醫院，選擇了一家天河村的小診所就近生產。“生了很長時間都生不出來，孩子的頭卡住了，最後小孩是被診所的人用手硬扯出來的。”
市兒童醫院給出了小桂最終的診斷結論：出生時因窒息造成大腦缺氧，導致左腦腦細胞萎縮。表現在如今近11歲的小桂身上的症狀就是：智力只相當於2-3歲的嬰兒，不會説話、無法行走、右半身偏癱，至今仍要穿紙尿褲。
那幾年，匡科英每天都揹着小桂去市兒童醫院。“花上一整天打吊針、做針灸、電療按摩等，每天費用將近700元，堅持了大概3年半，花費超過60萬。”好在丈夫的生意還不錯，“店鋪賺的錢與小桂的治療費恰好抵得住。”但此後，小桂的情況一直沒有明顯好轉。
在兩人欣喜地迎來第二個兒子的時候，檔口也遇到難題。2002年左右，廣州城市擴容帶來大面積的舊城、舊村改造。2007年，楊箕村和冼村先後開始拆遷，共和路檔口也被業主方收回。一時間，生意最好的檔口都受到極大影響。“動遷前每天差不多3000元的收入，後期只有幾百塊”。
“檔口的租金、押金都沒有退回”，謝寶峯稱，在楊箕和冼村的兩個檔口損失近10萬元。而他在另一間檔口轉型做快餐店的嘗試也以失敗告終，加之兩次進入股市因市場不景氣也虧了不少。夫妻倆多年攢下的積蓄幾乎耗盡。
去年3月，夫妻倆把位於燕塘的最後一個檔口轉讓。“我做得沒信心，不想做了。天天起早貪黑，也沒賺到什麼錢。”
拿着燕塘檔口的10萬元轉讓費，夫妻倆決定休息一段時間，並謀劃一下未來。“本來想開一間小吃店，賣些炸雞排什麼的”，因啓動資金不夠，加上怕投資再次失利，當去年底積蓄只剩下3萬元的時候，夫妻倆決定“穩”字當頭，再次回到街頭“當走鬼”。
帶殘疾兒謀生 和城管默契十足
如果不下雨，夫妻倆會開着麪包車，從現在租住的蘿崗驅車上百公里來到廣利路上賣牛仔褲。提起此前的投資，謝寶峯拍着車身苦笑道：“只有這輛車的投資是明智的”。
他後悔以前沒有果斷買房。“當時想着有了固定住房，不方便照看5間檔口，本來都去看過房子，那時候才5000多元。”
三個摺疊鐵架、一塊藍布就可以在人行道邊搭成一個臨時鋪位。在離鋪位不遠的一間鞋店門前，小桂獨自坐在輪椅上，下腹被輪椅上的帶子繫着。謝寶峯無奈地説，如果不綁着，小桂隨時有可能從輪椅上摔下來。
夫妻倆做生意不花哨，一般都是等着顧客自己來挑選。他們賣的牛仔褲價格從48-120元不等，從增城新塘拿貨，“每件就賺10多塊錢，賺得不多。多的一天能賣上十多條，少的時候一條也賣不出去。”
一位阿姨帶着近一個月前的牛仔褲來找匡科英。阿姨稱，牛仔褲的腰有點大，希望能換小一碼。匡科英沒多問，只是檢查了一下商標和褲子就給阿姨找來了一條，“阿姨，小號的沒有了，你看這條行嗎？”阿姨在連試五六件後才選中，匡科英包好褲子，客氣地送走了這位阿姨。
説起小販和城管的關係，謝寶峯説，之所以能在這裏擺攤，也是因為小販和城管有了一定“默契”。“**晚上8-9點是城管檢查的時間，大家都會收拾好東西暫時離開。到9點過了，他們又會回來。**如果遇上大檢查，小販羣體中就會相傳着檢查日期，這段時間大家就不會擺攤。”
19年前，當謝寶峯在這裏擺攤的時候，“那時候的城管是真的會搶東西，現在的好多了”。
常年監管這裏的都是熟面孔，攤販們都知道彼此的性格。“只有極個別的城管會坐在那裏，過了9點還不走，見人家擺出來就罵。”匡科英抱怨。
此時，坐在輪椅上的小桂突然高舞雙臂，傳來咿呀急促的喊叫聲。匡科英笑着説：“城管來了。他這是提醒我，他逛街的時候到了。”順着小桂的目光看去，一輛閃着燈的城管電瓶車緩緩駛來。夫妻倆熟練地收拾起來，不到五分鐘，貨物和架子都收進車裏。
對於城管與小販的衝突事件，謝寶峯都有關注。談到年初女小販阿燕在海珠客村遭遇城管“掐脖”執法一事，謝寶峯説他擺攤不會和城管發生衝突。“存在即合理”。謝寶峯認為，“城管執法也很難的，我也理解他們，他們要考慮上面給的壓力，並且像路面上的城管都不是公務員，公務員都在機關，遇上大的活動才出來。整個下面的隊伍從各方面的素質要低一些，説話要和氣有時候做不到。他們相對我們有一種心理優勢。感覺我們是被管理的。”
接下來的一小時，謝寶峯坐在附近休息；匡科英則推着小桂，穿過體育西地鐵站，來到天河又一城的地下商業街。晚9點，正是夜間購物的高峯，人頭攢動。“他每天不是在家，就是和我們一起賣東西，來這裏看看可能是他一天中最快樂的時候。”
夢想不滅 再朝百萬目標努力
人聲鼎沸的商鋪、琳琅滿目的商品，從母子身邊掠過。小桂很乖地坐在輪椅上，母親匡科英在後面穩穩地推着他。面對不斷長大的小桂，匡科英憂心忡忡：“有一天我看見一個小孩，沒有腳，躺在地上唱歌乞討。我在想，小桂什麼也不會，以後怎麼辦？我看着就流眼淚了。這麼多年，給小桂醫了那麼久，都不見好。覺得生活好不公平，好累……”
謝寶峯希望能為小桂留下一筆錢，“不希望哥哥拖累了弟弟的人生”。對於這個和當年來廣州時想要賺到100萬一樣艱鉅的目標，謝寶峯對自己有信心：“我這個人在這方面的心態比較好，以前做的行業比較多，經驗、教訓都有，相信自己爬起來也不會很慢。”
“廣州的城市規劃和管理空間容納了多種多樣的經營方式，這樣讓很多人從零開始打拼。”謝寶峯覺得和剛來廣州時相比，廣州的多元化空間越來越大。而他的信心正是來自於他對這座城市的相信。
夜深了，匡科英推着逛完街的小桂回到了父親身旁，這一家三口靠在車邊。頭頂上空的天河城燈光絢爛有如蜃景，環繞四周的勁爆音樂躁動喧騰，地鐵口一刻不停地吐出黑壓壓的人羣。
相隔不遠的大排檔裏，鐵板上的魷魚須受熱打卷，油鍋裏的土豆片滋滋作響，臭豆腐的味道不由分説地衝進行人的鼻腔。沒有任何轉圜餘地。就像這街上數不清的走鬼攤檔一樣，活下去，生存下去，就是最大的決心。
【“有時城管會説‘給個面子吧’”】
8月23日，婚慶攝像師大寶與即將上大學的浩原在二沙島江邊街演。
28歲的廣西人大寶曾是職業流浪歌手。目前他已“洗腳上岸”，成了一名婚慶攝像師。儘管工作繁忙，但他依然會抽出時間，和夥伴們到街頭唱歌。
收入不算多，但他們在江邊唱起歌時，那些逝去的音樂夢想，似又回到身邊，那些工作中的煩悶與不順，往往一掃而光。回憶起這樣的時光，他們的嘴角總會浮起一絲淺笑。
木吉他沒有插電，在擾攘的街頭聲音微弱，大寶坐在路邊石凳上，彈撥着懷中的吉他。他的搭檔浩原坐在一旁，微仰着頭，輕聲哼唱着。
8月23日晚上8點，大寶與浩原在江邊練琴。片刻後，他們就要登上自己的舞台，在路燈下背靠珠江，開始賣唱。
廣州的街頭歌手，多是大寶這樣的異鄉人。大寶是廣西北海人，曾在西安讀書，又退學、打工，一度想着自組樂隊，最終在西安成了一名街頭歌手。隨着年齡的增大和家人的壓力，大寶最終告別搖滾之都西安。2010年底，亞運會剛結束，大寶來到廣州打工，同時也在街頭唱歌。
鷺江、客村、沿江路、二沙島、天河城、崗頂……大寶唱遍了廣州市區幾乎所有能唱歌的地方。
初來廣州，大寶只有一把木吉他，在喧鬧的街頭，他的聲音輕易就被車流給淹沒。在朋友的幫助下，他攢齊了移動音箱、話筒等設備——— 這也是廣州流浪歌手的標準配置。不過，如果你準備一些別出心裁的設備，比如手鼓，往往能增加人氣。
大寶幹了大半年的職業街頭歌手，但微薄的收入最終讓他選擇放棄。他轉行做了一名婚慶攝像師，只是依然忘不了街頭的舞台。他常常去二沙島江邊唱歌。
到街頭唱歌聽歌，讓大寶結交了一撥朋友，包括唱民謠的老黃和高中生浩原。他們時常相約一起去江邊賣唱。
在浩原看來，站在街頭這樣的“大舞台”放聲唱歌，和躲在家裏的浴室唱歌，感覺是完全不同的。正是迷戀這種感覺，浩原常常下了自習後，騎單車到江邊唱歌。如今，站在麥克風前的他，唱歌之餘，也自如地與幾名拍照的女孩互動。
8月23日晚10時許，浩原又唱了一首歌后，先行離開。家住芳村的他，要趕末班公交車回家，而從二沙島轉車並不方便。這一晚，兩人只收到了20元錢，大寶分了10元給浩原。
作為不太迎合觀眾的業餘街頭歌手，大寶唱歌這幾年，一晚上少則賺上幾十元，多了也有200多。而那些職業街頭歌手一個月收入少則三四千，多的逾5000。大寶的收入遠不及這個數。
不過，工作之餘賺一筆外快，仍是業餘歌手唱歌的動力之一。
9月以來，大寶結識了新搭檔阿飛，一幫人打算到正佳廣場附近唱歌。不過，那幾天，正是廣州“創文”複檢的日子。面對城管的勸阻或驅趕，只有脾氣火爆的老黃有時會與城管吵起來，而大寶等大多數的街頭歌手，總是先行離開，與城管打打“遊擊”。
對於不時發生的城管與流動商販衝突的新聞，街頭歌手們似乎並不特別關心。供職媒體的老黃曾與許多街頭歌手聊過，或許緣於廣州城管對於街頭歌手的寬容，業餘歌手在街頭的時間有限，大多數街頭歌手與城管之間很少發生激烈的衝突。“有時城管會説‘給個面子吧’，歌手們也會換個地方再唱。”老黃説。
隨着流浪歌手們漸成氣候。去年，媒體報道，街道辦已經出台政策，準備收編二沙島的流浪歌手，給他們劃定演出區域。
真正能將街頭歌手趕走的，還是生活。隨着時間的推移，每個人的生活都在改變，大寶的重心已經轉移到現在的工作上；去年以來，因為高三上課繁忙，浩原也較少外出唱歌；而老黃也迎來孩子的出生，成了一名奶爸的他，更是少了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