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治理》：是時候讓美式民主面對中國了-尼古拉斯·博古睿、內森·加德爾斯
【本文節選自《智慧治理——21世紀東西方之間的中庸之道》一書第二章——《美國的消費者民主與中國的現代官僚體制比較》。在面對東西方形勢對比發生急劇變化的今天，部分西方有識之士開始走出西方制度迷信，主動面對中國經驗，思考新的全球治理模式。本書是其中的傑出代表。作者為美國資深投資家、21世紀理事會創始人尼古拉斯·伯格魯恩，以及美國政治學者、《新觀點季刊》主編內森·加德爾斯。本書由觀察者網獨家翻譯，現已出版上市。今刊出本書部分內容，以饗讀者。】
儘管中美都擁有“資本主義”經濟，他們的政體卻大相徑庭。美國今天的政體就是我們所説的“消費者民主”，而中國的政體是類似選賢任能的官僚體制。當然，美國是一個成熟的經濟體，而中國的經濟體量雖僅次於美國，總體上依然貧窮，屬於發展中國家。
從根本上講，美國的“消費者民主”是一人一票制，旨在為個人自由和自由市場創造更大空間，最大限度保障追求自由的權利——這在我們的時代多少被定義為滿足消費文化的一時之快。中央政府受法律約束，且被行政、立法、司法和各州自治間加以平衡。在2008-2009年的金融危機之前，佔統治地位的思想便是市場會自我監管、自我糾偏。政府被視為必要的惡，而非必要的善。
批評與比較
“民主是最不壞的政體”，1947年，丘吉爾在下議院説出了這句名言。這一偉大的英國發言人在大英帝國最後的榮光裏是如此的威名顯赫，以致於這句話自此成了至理名言。
某種意義上説，丘吉爾預見了弗朗西斯•福山的理論，後者在1989年宣佈了“歷史終結”，斷言冷戰時期共產主義的失敗意味着西方式自由民主適用於全人類。
或許現在該重新審視我們熟知的民主了，這不僅僅是因為非西方式現代化的不斷成功（特別是在新加坡和中國），還因為西方世界本身已經改變。
福山曾經調整過自己的歷史論斷。在2010年《金融時報》的一期中國特刊上，福山寫道：美國模式遭遇了更深層次的、難以解決的問題。中國迅速地適應時代，做出艱難決定並將其有效地付諸實施。美國人則以擁有憲法制衡的原則而自豪，制衡原則的建立是基於一種對中央集權政府不信任的政治文化。這種體制保障了個人自由和充滿活力的私營領域，但是它現在變得偏激且意識形態上呆板。目前該體制對解決美國長期的財政問題毫無幫助。美國的民主可能具有中國整體缺乏的內在合法性，但沒有人歡迎一個內耗嚴重、無法執政的政府。在1989年天安門事件期間，學生示威者立起了一尊自由女神像來表明他們的抱負。未來中國是否會發生同樣的事取決於美國能否解決他們現在的問題。
在於馬丁•沃爾夫（Martin Wolf）的一次交談中，福山進一步批評了西方自由主義社會對選賢任能制政府的懷疑態度。
這在西方公共管理部門中是個大問題，因為良政是一種貴族政治現象。而且，我們不想聽從專家，也不想把這一特權交給專家。因此，我們用很多規矩拴住他們，限制他們的酌情處置權，因為我們不相信他們。這種病症在美國尤為頑固。2011年，尼古拉斯•博格倫研究院邀請加州州長傑裏•布朗等人舉辦了一場討論會。會上，福山哀嘆美國的自由民主蜕變成了功能失調的“否決政治”。福山援引曼克爾•奧爾森（Mancur Olson）著作《國家的興衰》中的核心理論，認為組織良好的特殊利益集團通過遊説和政治獻金，掌控了財政預算和司法程序。公務員工會和金融公司不管有沒有監管，它們的話語權和否決權都要比零散個人的影響力大得多。
福山：“否決政治妨礙了治理，且製造了赤字。”布朗州長對此產生了深深的共鳴。他在2011年未能就增税法案投票取得州議會的三分之二多數票。
中國可以為未來投資，但是，加州乃至美國的政體都屈從於短期的民粹主義思潮，服務於那些有影響力的利益集團。從這點來説，民主是向過去投票，因為它投的是現存的既得利益。
福山的批判與中國批評家的觀點不謀而合。他們認為，西方一人一票的自由民主政體並不適合中國這樣的大國，因為它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短期和特殊利益”羣體的挾持，這將削弱國家堅定不移地促進公眾的長遠利益。
在這些批評家看來，在民主體制下，中國永遠也不可能實現增長奇蹟。他們認為，自由民主難以代表未來；民主只不過是人類歷史進程中短暫的一次實驗。
上海學者、企業家李世默預言“民主即將消亡”。“美國的民主已經92歲了——比中國最短命的王朝時間還要短，”李世默寫道，“那為什麼有那麼多人斷言他們已經找到了適合全人類的理想政體而且這種政體永不落伍？”他繼續寫道：
今天的美國人與上世紀的蘇聯人並無本質區別，他們都將自己的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當作終極目的。中國的崛起之路，恰恰與之相反。就未來的前景看，美國人的道路並不美妙。不過迄今為止，他們還沉迷於狂妄自大的意識形態，一路狂奔，而前方就是懸崖峭壁。當然，很多人都有理由懷疑，隨着中國社會走向現代化，經濟越發成熟和複雜，中國最優秀和最聰明的人能否延續中國道路的驚人奇蹟。眾所周知，中國貪污成風，地方政府尤甚，特別是在金融危機前夕的2008-2009年，中國推出4萬億刺激計劃之後。公眾對太子黨和不可一世的新貴的憎惡與日俱增。這些人喝掉了世界上最多的波爾多葡萄酒。官商勾結且信用缺失，全國多地爆發了反對官員獨斷專行和腐敗的羣眾運動，其中尤以2011年的烏坎事件最有代表性。從温州動車事故到毒牛奶到北京污染問題，每天有2.3億名網民在微博上發泄不滿，然而官方的民意調查卻顯示，近70%的公眾認為中國走了一條正確的道路。
批評者指出，雖然國家大量基礎建設投資在一開始能促進高增長，但這也會導致巨大的資源浪費，而社會保障體系和醫保的建設卻沒有跟上。眾所周知，像內蒙古鄂爾多斯那樣的“鬼城”和8000萬套空置房都反映出房地產市場的泡沫，這也預示着中國經濟有硬着陸的風險。更不用説中國長期以來對異見分子的壓迫，不管是艾未未這樣的名人還是平民都是如此。難怪美國前總統克林頓發出了他著名的論斷：“中國站在歷史的錯誤一面。”
就個人自由而言，中國或許站在“歷史的錯誤一面”，但是美國未必就是在“歷史的正面”，其標榜的自由民主也要打個問號。歷史條件已經改變，美國和她所處的世界都是如此。儘管一直在吹噓民主能“自我糾正”，但這其可信度跟自由市場的自我糾正論差不多。
今天的美國不再是人們説的那個“工業民主國”，更不是孕育了美國政體和憲法的大農場主體制。自誕生之日起，美國的體制基本沒有發展，然而，托馬斯•傑斐遜（Thomas Jefferson）的著名觀點認為，憲政體制的活力一般只有20年。他認為應當由當代人而非前人來制定當下的規則。
今天的美國已遠非當初一個個彼此隔離的、小規模、民風淳樸的傳統社會，她也不是資本和勞務在各個領域各個羣眾政黨間劍拔弩張的年代，今天的美國是一個高度多元、文化多樣、城市化且網絡密集的中產階級為主的“消費者民主”社會。美國已經成為一個信息服務型經濟體，其中，消費貢獻了70%的GDP。
民主體制旨在滿足多數人的慾望。美國人想要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權利。他們現在就要。
本質上，消費者的選擇是短期且自私的。特別是冷戰之後，靠犧牲人民當下的福祉換取未來“彩霞烏托邦”的蘇聯被美國打敗。正如詩人葉甫根尼•葉夫圖申科（Yevgeny Yevtushenko）的詩句所言，美國在一派勝利的喜慶中故意遺忘了未來。美國人堅信，選舉民主和自由市場能引領美國走上歷史的正路。
信息時代，有了新的科技，“臉譜網上交友”的社交網絡能讓原來社會、文化和政治權威們日趨親民和開放，促使他們融入多元、開放和有組織的團體和個人網絡。
消費主義帶給我們的舒適和便捷不可否認，但是對短期私利的社會崇拜將不可避免地忽略長期利益和公共利益。消費者民主中的所有反饋信息——政治、媒體和市場——無一不引導人們的行為追求當下的滿足。
在這種“健怡可樂文化”中，一場次貸泡沫暴露了太多人沒有儲蓄或教育就想消費，沒有納税就想要社保，這就像他們希望飲料是甜的，同時又不含卡路里。
為了迎合及時行樂的文化風氣，政治只為贏得下一場選舉，而不是下一代人。政黨間針鋒相對的背後是頑固的意識形態，相互爭奪少數能決定選舉結果的極端分子的擁戴。這樣的選舉令旁觀者者回避，中間派不齒。短期的民粹主義情緒被特殊利益集團操縱，而最高法院稱這種情緒為“言論自由”。這讓加州這種奉行直選的地方的選舉腐敗進一步加深了。只要你會扭曲誠實的言論，你就能操縱選舉。
政客們把眼前利益攥得太緊了，在2008-2009年金融危機之後，即使奧巴馬擁有大量的民意支持，他依然不能，或者不願意去再監管（re-regulate）“大到不能倒”的金融機構，而正式這些機構出發了這場危機。像花旗、摩根大通這樣的巨無霸公司，現在的資產規模有增無減。前里根政府預算主管大衞•斯托克曼（David Stockman）曾譴責美國的“裙帶資本主義”，因為同樣的人能再白宮和華爾街來去自如，操縱政治體系以滿足一己私慾。
跟自由市場一樣，民主在美國的演進過程中，並沒有表現出自我修復的能力。喬治•索羅斯對此有過詳盡的表述，他認為民主正在走向失衡，而非平衡。此外，媒體每週7天、每天24小時的滾動新聞也挑動着民粹主義情緒。為了能將毫無耐心的消費者的注意力“貨幣化”，媒體節目裏充斥了大量的色情內容。社交媒體讓不同社交圈內部的聯繫更加緊密。對重大議題的研究日漸式微，因為社交媒體平台變得越來越移動化，旨在滿足朋友間閒談或觀看視頻的需求。儘管時常有聯繫，但是社交圈之外的人際交流卻越來越少了。“短信主義”（Textistentialism，The process of self-actualization and realization by means of texting, tweeting and othe relectronic connections. 指通過短信、推特或其他網絡交流實現自我認知的過程）成了實用的哲學：我發短信，故我在。社會學家早已預言，更寬的帶寬只會讓信息的範圍更窄。
很多公司在超過25年的時間裏，通過不斷的再投資逐步積累財富，可現在它們只注重季度財報，甚至是每天的股價漲跌。金融市場繁榮憑藉的不再是資本配置來滿足投資需求，而是追逐眼前利益，在大的交易中攫取小的價差。
大約40年以前，信貸泡沫還沒摧垮整個金融體系，已故社會學家丹尼爾•貝爾（Daniel Bell）在他的著作《資本主義文化矛盾》中就曾斷言，寬鬆信貸和消費主義的即時性將削弱先辛苦後享樂的信條，而正式這種信條讓自由資本主義創造除了巨大繁榮。經濟學家丹比薩•莫約（Dambisa Moyo）也曾發出類似的警告，他指出，越來越多的資源被用於單個家庭和汽車，卻沒有用於基礎設施和其他投資，這將讓美國在和新興市場國的競爭中處於下風，尤其是和中國，後者大量投資於基礎設施等領域。
邁克爾•希爾茲克（Michael Hiltzik）在他的《巨人》（Colossus）一書中追問，今天的美國還有沒有足夠的遠見，決心和資源建造一座像胡佛大壩那樣的宏偉工程？極端情況往往會揭示事物的本質。加州的直接民主就是個例子。公民立法提案左右了政府，其結果是毀滅性的。依賴公眾的立場最早是為了在20世紀初對抗鐵路大亨的勢力，但如今它卻成了特殊利益集團和短視的民粹主義的保護傘。正如前加州最高法院法官羅恩•喬治所説，“今天的公民立法提案是否已經淪為特殊利益集團的工具而非制約手段？它是否成了真正民主社會有效運轉的阻礙？”
特殊利益集團的訴求和選民的短視心態捆住了州財政：支出只增不減，收入只減不增。政府無法彌合黨派隔閡也無法擺脱特殊利益集團的控制，立法部門只能採取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臨時舉措和大量的借貸解決問題。結果，今天的加州深陷債務泥潭和政治僵局之中。多年來一系列削減房產税、加大罪犯懲罰力度的舉措證明，選民的理性自私造成了集體的非理性，帶來了一系列預料不到的後果：加州曾被視為充滿機遇的“黃金州”；如今它花在監獄上的錢比高等教育還多（分別佔2011年預算的11%和7.5%）。這削弱了未來的根基。
由於政府治理方式改革乏力，加州每年的預算短缺高達數十億美元。民眾過於依賴對高收入羣體徵税，税基過於狹窄，這意味着預算在好年景很充足，在經濟下行時卻要被大幅削減。政府財政沒有為壞年景儲蓄資源，所有的税收都很快被花光。貿易商覺得加州的政府債券的違約風險比哈撒克斯坦還高。然而，已有近8%的州預算用於支付債券利息。在倫敦和雅典，學生們抗議學費增加和課程減少。小學教師被迫下崗。囚犯們被釋放。（2011年5月，美國最高法院下令釋放30000名重刑犯，因為法院認為監獄裏太擁擠，侵犯了他們的人權。）老人和窮人的醫保遭到削減。
更壞的是，加州過去50年來一直沒有投資基礎設施建設！在上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加州修建了史詩般規模的運河，將水從濕潤的北方運往乾旱的南方，將國際大學體系與州碩士生教學計劃融合，還修建了數萬英里相互連通的公路。正式這些大規模的建設讓加州的經濟名列世界第八。如今，即使擁有谷歌和臉書，即使單親家庭的住房面積翻倍，基礎設施只能任其破敗。加州的基礎設施赤字預計高達7650億美元。
到了2011年，事實已經讓所有人瞠目，《經濟學人》當時的一期封面報道題目就是“哪裏出錯了：加州民主失靈專題調查”。
當然，忽視民眾私利的政體不能長久。不過，從柏拉圖到麥迪遜的所有先賢都明白，被民眾“體欲”（柏拉圖語）控制的政體同樣不會長久。這種體欲和消費主義的文化習慣深深地影響了美國的各個部門，顯然，我們需要一場民主革命，建立新的制衡機制，防止民主走過頭。制度化的反饋機制對長期利益有好處，而且能防止享樂主義思潮，這是重建良政的關鍵。
中國的今天是加州的昨天
所有這些與美國的頭號債主中國形成了鮮明對比。跟上世紀50年代的加州和美國一樣，中國花巨資投資未來，建設能夠連接80%的人口的高鐵，在大城市修建地鐵系統，大學建設也採用“黃金州”的國際化模式。中國在太陽能等可再生能源科技也位於世界前列，取代了是美國對環境要求最高的州——加州的地位。
但這並不是説中國沒有問題或美國沒有優勢。舉這樣的例子是為了説明，政府治理對一國的發展和倒退作用重大。人們不禁要問，西方分裂的、負債累累的消費者民主還能否治理國家；而中國團結、有遠見的威權主義體制儘管遭遇了重大挑戰，卻依然領導着國家勇敢堅定地前進。
美國是借貸方和消費者，其經濟受金融和服務業主宰，貧富差距正在急劇加大；中國是投資者和出口者，正在走向工業化，依然貧窮而且貧富差距懸殊。
兩種對立體製造成了世界經濟失衡，如果不矯正，將威脅世界和平和繁榮。這種矯正不能僅僅是經濟上，還應包括東西方的政治體制。
只有改變中美兩國不平衡的關係暴露出的癥結才能獲得可持續的平衡。中國是低工資、出口拉動型的經濟，從美國中產階級的過度消費中積累了大量的外匯儲備；美國中產階級從中國獲得低利率貸款以改變不斷下降的生活水平。貸款利率低是因為中國的流動性充足，而這是為了對沖美聯儲長期以來的寬鬆政策。良政就是能夠採取有效的改革，改變這種情況。
[美]尼格拉斯·伯格魯恩、內森·加德爾斯：《智慧治理》，朱新偉等/譯，格致出版社，2013年8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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