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打造中國對外形象？-朱雲漢、劉康
2013年3月，美國布魯金斯學會舉辦“中國崛起：東亞與美國觀點的評估”論壇，本文為與會者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台灣大學政治系教授朱雲漢、上海交大人文藝術研究院院長、美國杜克大學中國研究中心主任劉康、上海交大人文藝術研究院特別研究員黃旻華提交給論壇的報告翻譯，國慶之際，經幾位作者授權，觀察者網特此刊發本文以饗讀者：
亞洲民主動態調查在目標國家的調查，主要在2010年至2012年完成。基於此可以建立參照系，與未來數據進行對比。在此基礎上，通過積累連續的調查數據，可以為動態分析建立縱向的數據庫。在這個意義上，目前大概僅有兩項調查，可以與亞洲民主動態調查構成對比，即皮尤全球態度調查和英國廣播公司全球掃描。
在皮尤全球態度調查中，受訪者被要求回答下述問題：“你未來五年是否看好中國？”表1是皮尤在2008年至2012年間的數據，顯示中國民眾對本國的未來感到極其樂觀；印尼民眾同樣傾向於對中國未來看好；日本民眾對中國未來看好者最低，在2009年和2010年，僅四分之一受訪者看好中國，這一數據曾升至34%，但在2012年跌至15%；韓國民眾對中國未來看好者高於日本，但遠遠低於印尼。
**皮尤的報告顯示，外部環境和雙邊關係的起伏，會影響受訪者的認識。換言之，儘管民意數據短期內可能有波動，但長期來看趨於穩定。**比如説，皮尤的報告顯示，就對中國未來持積極預期而言，中國、印尼、韓國、日本的民意數據一直呈降序排列。在亞洲民主動態調查、英國廣播公司全球掃描、皮尤全球態度調查中，儘管對受訪者的提問在措辭上有細微差別，但上述亞洲四國的民意數據依舊呈現出驚人的一致。這間接地佐證了亞洲民主動態調查，儘管後者僅彙總了特定時期的跨國數據。
各國民眾認識存在差異的原因
亞洲各國民眾對中國崛起的認識存在巨大差異，東北亞和東南亞國家之間的對比尤為明顯。迄今為止，我們僅就宏觀的歷史、地緣政治因素嘗試尋找比較表面化的解釋。顯然，進一步深入討論這種差異背後的原因將會十分有意義。
關於各國民眾對中國崛起的認識差異，我們試圖以兩種不同的角度分別解釋，並予以對比。具體來説，這兩種角度的區別在於強調經濟因素還是文化因素。在國際關係理論中，一般所稱的自由主義學派注重前者；而建構主義學派則重視後者。對於同一考察對象，我們分別引入兩套分析變量，一套關注受訪者的政治信仰、價值觀，而另一套則注重經濟影響。
2013年6月底，韓國總統朴槿惠在清華大學發表演講，全程洋溢着濃厚的中國文化氛圍。
基於文化、意識形態變量的分析框架，主要從下述4項指標進行考察：
第一，民主評分差距：受訪者需要對本國與中國的民主程度進行對比，給出評分。評分總分為10分，其中1分代表完全不民主，10分代表完全民主。
第二，社會傳統價值觀：東亞社會的傳統價值觀深受儒家倫理薰陶，強調修身養性、家族敦睦、父慈子孝、尊老敬賢、克己復禮、勤儉節約。本項調查通過關注受訪者的家庭、人際關係、工作倫理，來考察其受傳統價值觀的影響程度。
第三，自由民主價值觀：參照胡佛教授的理論，本項調查關注受訪者對自由民主價值原則的認同程度，其中包括民主責任、政治平等、權力制衡、政治自由和多元主義。
第四，民主的受支持度：本項調查從下述5個方面考察民眾對民主的支持度，即認同程度、期望程度、適應評價、效率評價、重要性評價。為此亞洲民主動態調查設計了測量民主合法性的量表。認同程度是指認為民主總是優於其他任何政府形式；期望程度是指期望當前政府達到的民主水平；適應評價是指認為民主適合該國；效率評價是指民主政府應對該國主要問題的能力；重要性評價是指與經濟發展等社會目標相比，民主的重要性。由此，可以從廣度和深度兩方面來衡量民主的合法性。
以上就是基於文化、意識形態變量的分析框架，作為對比，還需引入基於經濟影響的分析框架，後者同樣包含4項指標：
第一，經濟開放容忍度：關注受訪者是支持保護主義，還是經濟開放？後者意味着開放國內市場參與國際競爭。
第二，本國經濟狀況評價：直接反映受訪者對本國經濟的總體評價，從極好到極壞。
第三，家庭收入狀況評價：反映受訪者對家庭收入能否滿足需求的評價。
第四，就業狀況：反映受訪者是就業還是失業。
首先，從國別層面，綜合來看各國民眾對中國崛起的認識與上述指標之間的趨勢關係。對比分析各國的指標，同時參照中國崛起在該國民眾中受到的正面評價，會提供一些有意義的解釋。
圖1顯示，“民主評分差距”指標與該國民眾正面評價中國崛起的影響之間呈線性關係。
這顯示兩者之間有某種線性關係。**換言之，受訪者眼中的民主評分差距越大，對中國崛起影響的正面評價就越低。據日本的民意數據，中國與日本之間的民主評分差距最大，對中國崛起影響的正面評價最低。據菲律賓的民意數據，中國與菲律賓之間的民主評分差距最小，對中國崛起影響的正面評價最高。**然而，蒙古、台灣地區等樣本的數據偏離了上述線性關係。
進一步考察上文提到的自由民主價值觀因素，也會發現其與正面評價中國崛起的影響之間，存在反向的線性關係。不過由於篇幅關係，本文不再展開討論。
圖2顯示，在社會傳統價值觀因素與正面評價中國崛起的影響之間，存在比圖1更強的線性關係。這並不令人意外，據日本的民意數據顯示，該國民眾對東亞傳統價值觀的認同程度最低，其對中國崛起影響的保留程度也最高。大部分東南亞國家位於迴歸線的終端，顯示其高度認同傳統價值觀，與此同時也更少擔心中國崛起的影響。這證明文化、意識形態因素的影響的確存在，近似的文化、意識形態傳統可以消融誤解，而落差則會引發對抗。
對經濟因素的考察同樣能提供不少啓發。圖3顯示，各國民眾對本國經濟狀況的評價，與正面評價中國崛起的影響之間，存在十分明顯的線性關係。**一國民眾認為該國經濟總體向好，對中國崛起影響的正面評價就更高。**據日本的民意數據顯示，該國民眾對經濟的總體評價最低，對中國崛起影響的正面評價也最低。蒙古的民意數據十分接近日本。與此對比鮮明的是，新加坡、馬來西亞、柬埔寨各國的民眾對經濟總體滿意，與此同時對中國崛起影響的評價也最積極。台灣地區、韓國的數據處於上述兩者之間，當地民眾對經濟狀況的評價分歧較大。
圖4顯示，各國民眾對貿易自由、經濟開放的容忍度，會影響其對中國崛起在當地和區域內影響的評價。從趨勢上看，相關指標之間的線性關係較弱，但總體趨勢依舊明顯。**民意數據傾向於支持限制外資、保護勞工和農民的國家，對中國崛起的影響較多持保留態度。**對其而言，中國崛起更多意味着挑戰而非機遇。
國別、地區間的分析對揭示其間的差異、比較十分有利。但除此之外，這種分析未能揭示各國內部的認識分歧。接下來的分析，將進一步關注於微觀層面，以追溯因果聯繫。下文將試圖嘗試建立一系列的相關分析，並驗證相關假定。
如表2顯示，彙總國家、地區間的民意數據，建立相關分析。左欄列出10種變量，其中4種屬於文化範疇，4種屬於經濟範疇，再加上受訪者的教育、年齡變量。由此可以檢測這10種變量與對中國崛起認識的顯著相關性，後者包括對各國民意對中國在當地、亞洲影響的認識和評價。
相關分析得到的結果十分有趣，也極有説服力。首先，相關分析可以驗證上文趨勢分析中發現的線性關係，不僅可以説明國別差異，也能解釋一國內部的分歧。在微觀層面，相關分析證明，影響受訪者認識中國崛起的最重要因素，是其對本國經濟狀況的總體評價。對本國經濟總體樂觀的民眾，更傾向於認為中國是個友好的大國，並積極評價中國的影響；對本國經濟總體悲觀的民眾，則傾向於消極評價。換言之，民眾會將經濟蕭條歸咎於中國。
另一方面，東亞民眾對中國崛起的認識，還受到政治觀念、信仰等因素的影響。**若民眾認為本國的民主程度顯著高於中國，就傾向於消極評價中國崛起。若民眾認為本國的政治制度與中國差異不大，就傾向於認為中國是友好的大國，並積極評價中國崛起。與此同時，若民眾一直接受傳統社會和威權主義的價值觀，對中國崛起的信心就更高。**文化範疇下三種變量的解釋力，加總起來大致相當於經濟因素。
如果擱置國家、地區間的相關分析，將目光轉移到各國家、地區內部，就會發現區域層面的線性相關趨勢在微觀層面表現各異。**然而總體來看，在東北亞地區，文化範疇的因素更能影響民眾對中國崛起的認識；而在東南亞地區，經濟因素的影響最大。**此外，不同國家、地區也有各自特殊的影響因素。比如在馬來西亞，相比馬來裔，華裔對中國崛起的評價更積極。與此類似，在台灣地區，黨派和政府認同的差異是重要影響因素，相比“綠營”即民進黨的支持者，“藍營”即國民黨的支持者更傾向於正面評價大陸對台灣的影響。
打造中國形象的挑戰與機遇
東亞地區如何看中國崛起？我們在研究中發現，絕大多數東亞民眾已經認識到中國的崛起。在地理、文化上接近中國的國家，能更強烈地感受到中國崛起的影響。在中國周邊，東亞包括東南亞國家的民眾，無不認識到中國的崛起。由於經濟因素的刺激，並較少有安全、意識形態的摩擦，東南亞國家總體上積極評價中國崛起，換言之也更容易被中國的魅力所吸引。與此同時，東亞各國與中國經濟聯繫不斷增進，由此引發的風險和收益並非達到均衡。尤其在東北亞國家中，勞工、農民和白領飽受經濟蕭條折磨，中國的影響可能引發偏激情緒。
在東亞各國對華政策中，民意或許不是最重要的影響因素，然而，民意絕對是決策者必須顧及的，尤其是在政府民選的國家中。上文列舉的許多經驗性發現，與絕大多數東亞國家的長期政策是吻合的。**與新現實主義的理論判斷不同，大多數東亞國家並不是只能在制衡或搭便車中二選一。如果中美之間的戰略博弈加劇，大多數東亞國家並不會刻意選邊站，因為這意味着會得罪另一方。它們會儘可能地深化與中國的經濟聯繫來增進利益，與此同時緊密維持與美國的安全合作來預防危險。**正如香港嶺南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鍾建平所指出，這種雙管齊下的戰略意味着做“增進利益”與“防範危險”的兩手準備，前者即通過保持與中國的良好關係，儘可能增進經濟、外交領域的利益；而後者是未雨綢繆，防範意外風險。
中日關係是個極大的例外。儘管兩國間經濟、文化交流密切，民眾間的信任、理解卻難有進展。相反，兩國間的交流往往受制於許多結構性障礙，包括歷史記憶、貿易摩擦、經濟停滯、戰略博弈，以及最關鍵的價值觀和文化認同差異等。
有充分理由相信，近來美國的“亞太再平衡”戰略已破壞了中國的周邊環境。中國要在外交問題上獲得東亞國家的理解、尊重和支持，將面臨更多挑戰。比如，日本民主黨政府將釣魚島“國有化”的冒險，已激發中國採取一系列反制措施。在中國和日美之間，軍事部署的加強以及海上演習引發的對峙態勢，令軍事態勢和戰略博弈迅速趨於緊張。在美國“戰略轉移”的慫恿下，類似的態勢在南海頻頻上演。受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的刺激，可以預見中美圍繞東盟及其成員國的博弈將加強，而東盟內部也會爆發摩擦。
最後，還需要提及一點，亞洲民主動態調查對大部分樣本的調查，完成於2010年至2011年間，在這一基準的基礎上，還需要更大規模數據、更長時間跨度的積累，從產生者和接受者的角度分析中國形象形成的社會機制。這次特定時期的跨國調查，能提供的解釋也僅限於此。
（朱雲漢系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台灣大學政治系教授；劉康繫上海交大人文藝術研究院院長、美國杜克大學中國研究中心主任；黃旻華繫上海交大人文藝術研究院特別研究員。2013年3月29日美國布魯金斯學會舉辦“中國崛起：東亞與美國觀點的評估”論壇，本文根據作者提交給論壇的報告翻譯。）
（本文刊載於2013年第7期《社會觀察》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