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新育：外資企業密集遇查有“陰謀”？
央視對星巴克價格的看法固然存在片面性，但遭到本國輿論有規模的嘲弄，也是咄咄怪事。這不禁讓人聯想起幾個月前，當政府打擊包括外資企業在內的跨國賄賂時，“陰謀論”的盛行……
陰謀！——這20年來，幾乎每次外資在華企業發生影響較大的負面新聞，並受到中國政府有關部門調查處置，就會有人發掘出其背後的種種“內幕”，形形色色的“陰謀論”因而始終走紅於海外媒體涉華輿論，和國內一部分媒體人中間。
近幾個月來，在華外資企業頻頻爆出負面新聞：葛蘭素史克等大型跨國藥品企業商業賄賂案曝光並受到司法機關調查；多家洋奶粉企業因“壟斷”行為被國家發改委處以鉅額罰款……“陰謀論”再度泛起，實不出意料。
然而，事實就是事實，想象就是想象；只要冷靜客觀審視，不難發現這些“陰謀論”的荒謬不合事實、邏輯之處，也不難看到這一類陰謀論在海外投資者中間其實並沒有太大市場，實體經濟部門投資者尤其如此。
自從1992年我國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金額猛增152%、超過對外借款躍居年度利用外資第一大來源以來，中國利用外商直接投資規模，就是在形形色色的唱空、指責聲浪中成長起來的。今年全球經濟不穩定性上升，海外投行、媒體唱空中國聲浪又起，而且聲勢比此前幾年都大得多，在國內也得到了不少共鳴，針對外資的保護主義陰謀論不過是火上澆油而已。
與此同時，中國實際使用外資則呈現金額上升、單個項目平均規模擴大之勢，這一對比本身就足以説明海外輿論對中國經濟和中國投資環境的唱空並沒有太多事實基礎。
2013年1—7月，全國設立外商投資企業12626家，同比下降7.68%；實際使用外資金額則同比增長7.09%而達到713.92億美元，亦即平均單個項目投資規模同比提高16%。
而且，主要投資來源地的外商直接投資全面增長，亞洲十國/地區（香港、澳門、台灣省、日本、菲律賓、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尼和韓國）對華投資新設立企業10199家，同比下降5.18%，實際投入外資金額同比增長7.74%至617.36億美元。
美國對華投資新設立企業650家，同比下降19.05%，實際投入外資金額同比增長11.44%至21.84億美元；歐盟27國對華投資新設立企業844家，同比下降14.4%，實際投入外資金額同比增長16.72%至46.37億美元。
進一步審視此次外資企業密集調查風潮中的相關領域，我們就能看得更清楚，這些都是必須要做的工作，與政治鬥爭陰謀和貿易保護主義無關。
與政治鬥爭及貿易保護主義無關
圍繞葛蘭素史克等大型跨國藥品企業商業賄賂案的“陰謀論”説法最為盛行，因為原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之女李恆（滿妹）曾經任職葛蘭素史克公司高管，一些想象力豐富的人物和機構就此構想了此案背後的許多“內幕”。其實，李恆早在2007 年1月就已經離開這家公司，最近幾年發生的商業賄賂案無論如何也不能算到她頭上。
**排除想象中的“陰謀論”影響，我們不難看到，打擊包括在華外資企業在內的跨國賄賂，早已是整頓中國經濟社會秩序的重要課題。**對於一個力圖最大程度降低敗露風險的腐敗分子而言，其他條件相同，接受民營企業賄賂優於接受國企賄賂，接受外地企業賄賂優於接受本地企業賄賂，接受外企賄賂優於接受民營企業賄賂。
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民營企業財務賬目管理和賄賂金額比國企“靈活”，受監督少；紀檢監察部門監督外地企業成本高於監督本地企業，監督在華外資企業成本高於監督本土企業，監督外國企業成本高於監督在華外資企業。
同時，來自發展水平較高經濟體的企業又比我國內地本土企業佔有多方面優勢，有能力支付高於本土企業水平的薪酬和賄賂，進一步增強了對逐利的貪腐分子的誘惑。
在實踐中，改革開放之後，各級黨政機關、國有企事業單位幹部收受外商賄賂的案件增長頗為迅速，早在1997年8月，北京一次就處置了兩個副省部級幹部涉及跨國賄賂（Transnational Bribery）的案件，即原北京市人大常委會黨組副書記、副主任鐵英收受港商鉅額賄賂案，以及原北京市政協副主席、市長助理黃紀誠在港招商受賄案，引起了巨大震動。
今天外商投資企業參與中國經濟社會生活的深度、廣度，已非1990年代所能同日而語，外企行賄案件金額、涉及面也遠遠高於1990年代，中央治理商業賄賂領導小組辦公室、監察部至遲從2006年起就提出了，在中國加入的《聯合國反腐敗公約》等國際公約/條約框架下，打擊外國跨國公司行賄犯罪問題的任務。
2005年美國Fidelity全國金融公司因涉嫌行賄前建行行長張恩照被訴；2007年朗訊因邀請中國官員訪美觀光而支付250萬美元罰款；2009—2010年美國控制組件公司（CCI）賄賂中國國內近20家大型企業高管案發……所有這些案件都引起了廣泛的關注。
為什麼中國政府對外資醫藥企業的商業賄賂行為開刀就要被説成是貿易保護主義甚至是政治鬥爭陰謀呢？難道醫藥領域的商業賄賂不是中國社會上怨言最多的問題之一嗎？
至於把恆天然公司毒奶粉事件説成是“貿易保護主義陰謀”的，更是突破了人性的底線。改進食品安全管理，保護國民人身安全，這本來是中國政府的天職。中國政府在此次恆天然事件中的作為也與其他發達國家、新興工業化經濟體政府差不多，更沒有達到2007年美日歐折騰中國產品質量風波時的程度，奈何要把這些説成是“貿易保護主義陰謀”？
我並不認為當前外資企業在華受到的懲處、調查都很適當，特別是對國家發改委發起的一系列反壟斷案件我持強烈異議態度，包括多家洋奶粉企業因“壟斷”行為被國家發改委處以鉅額罰款一案，以及正在醖釀的對外國品牌汽車在華高價銷售反壟斷案。
但我也必須提醒外企，發改委反壟斷首先是拿內資企業開刀的，2011年的電信聯通涉嫌壟斷案、去年末今年初的茅台五糧液反壟斷案，挨發改委“整”的都是大牌內資企業。
抱怨很蒼白
把在華外資企業密集受查説成“陰謀”和“貿易保護主義行為”，其實是次貸危機爆發以來某些外資企業抱怨中國投資環境惡化的一脈相承的發展。據稱，由於中國在全球金融危機中政治經濟地位相對上升，中國政府在外國政府和企業面前表現出了一種新的傲慢姿態，跨國公司在華經營環境也艱難了許多。
從前幾年的谷歌退出中國大陸市場、力拓胡士泰案件；到目前的外資企業密集受查……都被引為這個説法的依據。
我絕不認為我們的投資環境已經盡善盡美，也高度重視改善投資環境，因為中國越來越不能依靠廉價勞動力和財税優惠吸引國內外投資，吸引投資的着力點必然要日益轉向基礎設施和產業配套、公共服務、人力資源質量等方面，而良好的投資環境是內資企業和外資企業共享的。
但將“歧視外資企業”的帽子扣到20多年來以對外資超國民待遇而聞名的中國頭上，未免不可思議；與持續增長的外商直接投資統計數據對照，這些抱怨更顯得分外蒼白。
這類抱怨之所以發生，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某些投資者希望藉此製造壓力，使得中國政府給予他們更好的待遇。這是一種政治策略，外界不可把這種政治策略語言太當真。
**還有一部分原因是某些外國投資者希望維持超國民待遇，而這種期望顯然是不現實的。**對於海外投資者而言，期望得到東道國較為寬鬆的待遇實屬人之常情，但在一個正常國家，希望藉助不客觀的説法實現這一目的，結果多半會南轅北轍。
無論是在華外商，還是跨國經營的華商，記住這一點對自己都有好處。而且，與其徒勞地追求不現實的目標，投資者不如認清大勢，順勢操作，取得符合外來投資者本分的收益。
中國發展的方向不應也不會是從開放走向封閉，而是提高駕馭開放經濟的水平；中國外資政策近年的調整目的不是要關閉國門，而是要為內資企業創造平等競爭的環境；不是為了驅逐、限制所有外資，而是要加強篩選，限制住外資中的刁民，為良民創造更好的環境，避免劣幣驅逐良幣。
中國固然應當糾正某些以前的失誤，把本來不該放開的領域重新管理起來，但就總體而言，中國利用外資的深度和廣度仍將繼續擴大。
以政治藉口掩飾商業失敗
東道國與海外投資者之間只有平等互利才是可持續的關係。改革初期剛剛開始引進外商直接投資企業時，我方許多談判者因缺乏經驗、害怕吃虧而往往一心只考慮我們單方面的利益。
1979年中方與法國雷諾汽車公司談判時，我方一連提了多項要求，包括技術轉讓及其價格、培訓、外銷比例等等；對方聽後，承認其中不少要求原則上是合理的，別的要求也可以接受或可以談判，但向中方提出了一個問題——“你們為什麼沒有提到同你們合資對我方有什麼好處呢？”時至今日，恐怕是需要中方對海外投資者以及為外資優惠待遇搖旗吶喊者提出這樣的問題了。
一般而言，從根本上講，一國外資法律政策的變遷只有部分是法律、政策本身充實和完善的結果，主要是由法律、政策之外的一系列因素決定的：該國在國際經濟體系中的地位，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對外資的需求和國際環境，等等。
簡而言之，其他條件相同，一國經濟發展對外資的需求越強烈，相應的外資法律、政策也越“寬大”，激勵性越強；世界上激勵性外資法律政策越是成為潮流，相應的外資法律、政策就越會趨向寬大，相反，就會趨向收緊。
一國經濟社會發展水平越高，產業體系越完整，基礎設施越完備，法律可預見性越好，就越不需要依靠超國民待遇招徠外資；一國海外投資越少，海外投資需求越弱，在制定限制性外資政策的時候就越不需要顧忌本國海外投資發展的需要。作此總結，願有助於來華外商和赴海外跨國經營華商。
由於不求進取、產品老化，導致競爭優勢逆轉，卻希望不費力氣而維持以前的市場地位，這是某些外資抱怨中國投資環境惡化的重要原因；在谷歌風波中，這一點暴露得特別充分。
電子商務的基本原理確實是美國人建立的，網絡搜索確實是由雅虎首創又由谷歌發揚光大的，谷歌在英語世界的網絡搜索服務上面確實有其獨到之處。問題是中國人很快就在電子商務和網絡搜索等方面玩出了水平，玩上了規模，玩出了特色。而內資企業的發展又有巨大且增長迅猛的國內市場支持，因此基礎穩固，中國方面因此無需擔心該領域外資競爭而對外資額外實施高度的歧視性政策，更不擔心該領域外資企業撤出會導致本國喪失這方面服務。
我們看到， 網絡即時通訊技術的開創者ICQ目前活躍用户也不過4200萬，而借鑑其基本原理起家的騰訊建成了全世界最大的網絡即時通訊社區，QQ註冊賬户已逾10億，並參與了競購ICQ。
我們也看到，谷歌、eBay等美國電子商務巨頭來到中國都不是本土同行的對手，谷歌退出時在中國市場佔有率不過是百度的一半。面對自己的商業失敗，不是反躬自省，而是抱怨東道國並將問題政治化，豈不可笑！而在斯諾登事件爆發後，中國政府對谷歌在華涉及的安全問題的擔憂，更被證明不是杞人憂天。
鼓勵外資 “良民”
迄今關於外資與東道國關係的論爭中，就筆者所見，雙方几乎都隱含着將外資視為一個具有統一訴求的整體，實則不然。外資企業與企業之間不同，同一企業內部各個高管、員工不同。表面上是某一外資企業對東道國的無理要求和做法，有些可能是認識問題，有些則可能是暴露了該外資企業內部的道德風險問題，表明該企業高管和業務人員為了自己的短期利益而不惜以犧牲公司、股東長期利益為代價。
某些關於中國“歧視”和“經營環境惡化”的抱怨，是否僅僅是因為當事者由於環境日趨規範而不能像原來那樣方便地尋租呢？在華外資企業和輿論界需要冷靜觀察思考。
前幾年的胡士泰案就是個典型，四名被告的罪名之一便是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受賄金額合計高達9232萬元。面對這個結果，對於其他此前對此案有非議的在華外資企業，對於某些此前持有異議但還能秉承客觀精神的海外媒體，對於某些此前真誠以為澳大利亞公民胡士泰確實遭到中國政府不公正對待的澳大利亞人而言，靜下心來，理當感到幾分尷尬，因為他們此前為胡士泰奔走呼號，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們以為胡士泰是在為公司、為他們的利益而效力，結果到頭來發現他們企圖庇護的卻是一個偷竊他們的賊。
而且，胡士泰等人的商業賄賂並非罕見罪行。任何一家公司，只要該公司市場控制力相當強，其員工就有可能利用公司的這種市場控制力，和本人在公司的職權尋租，換言之就是向上遊供應商和下游採購商索賄受賄。
而且，其他條件相同，對於在本土經營的內資企業而言，其高層瞭解本土文化和社會狀況，能夠制定實施更對症的防範監督措施。對於外資企業而言，由於遠在母國的總部及其高管不了解東道國情況，在東道國的員工因此能夠獲得更大的空間上下其手，牟取私利。
所以，無論是在華外資企業， 還是正在積極“走出去”的中國企業，在看到胡士泰等人索賄受賄的案情後，都需要汲取教訓，完善自己的內控體系，而不是被索賄受賄的員工慫恿着抱怨東道國投資環境。外企內部的錯誤主張不受到挫折，正確主張就不能佔據上風。
東道國要鼓勵外資企業中的“良民”，限制其中的“刁民”，不能無差異一味遷就，也不能一味拒絕限制。
對於企圖從中國攫取非分之財、享受非分待遇者，綁架奉公守法的大多數海外投資者固然是“聰明”的做法，但佔據大多數的奉公守法的“良民”倘若心甘情願讓少數“刁民”綁架，從而令自己的信譽在東道國公眾眼裏也一併淪落，那就未免可悲了。
海納百川， 有容乃大。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從開放經濟發展中受益良多，貿易依存度連續多年為全球經濟大國之冠，連續多年位居全世界利用外商直接投資規模最大的發展中國家，躍居世界第二經濟體的大國，為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創造了更優良的前提條件。中國歡迎守法經營的各國投資者來華投資創業，開創事業發展新天地。我相信我們的投資環境優勢甚多，而且我們有着不斷改進的意願與行動能力，歡迎海內外投資者前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