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志強回憶錄自曝：我確實多次利用過父母的關係“走後門”
9月，任志強出版了唯一一本自傳體回憶錄《野心優雅——任志強回憶錄》。區別於以往媒體或者著作的片面解讀，該書由任志強親自執筆，幾易其稿，回憶了任志強60年的成長曆程。
任志強在書中坦誠，“許多人痛恨‘官二代’(或‘紅二代’)們利用父母的職權‘走後門’，我確實也多次利用過父母的關係(主要是母親的關係)辦過許多事情，但我可以很坦然地將這些‘走後門’的事情寫在書裏，恰恰是因為我覺得這是特定時代的產物，並非像許多人理解的那樣，是為了自己發財、為了簡單的個人受益去跑去要，或形成腐敗與貪污。我不能説這些‘走後門’都與個人的利益無關，但確實並非出於斂財的目的。”
任志強回憶錄自爆：我確實多次利用過父母的關係“走後門”
以下摘自任志強回憶錄
任志強：我確實多次利用過父母的關係“走後門”
1985年春節，市政府決定在北京展覽館舉辦春季展銷會，以增加節日生活的氣氛，這個任務交給了西城區政府，又由區政府轉交給華遠公司(國有企業重要的社會責任和義務就是為政府分擔社會公益任務)。從組織商家參展，到組織貨源自展，都是一件新事情，而要吸引更多的羣眾參加這項展會，最重要的莫過於在短缺經濟的時代提供緊俏的物資。 為了讓首都人民的節日過得豐富多彩，我又拿着區政府的介紹信去找了媽媽，也找了一商局的黃洪年叔叔，並通過他們的特批，爭取到了一些節日的供應商品和自行車、彩電等緊缺商品。雖然無法滿足整個市場的需求，卻為這次春季展銷會增添了許多亮點，確實起到了吸引羣眾參與的作用。
許多人痛恨“官二代”(或“紅二代”)們利用父母的職權“走後門”，我確實也多次利用過父母的關係(主要是母親的關係)辦過許多事情，但我可以很坦然地將這些“走後門”的事情寫在書裏，恰恰是因為我覺得這是特定時代的產物，並非像許多人理解的那樣，是為了自己發財、為了簡單的個人受益去跑去要，或形成腐敗與貪污。我不能説這些“走後門”都與個人的利益無關，但確實並非出於斂財的目的。
我是靠父母的關係“走後門”當的兵，雖然不是父母主動出面，卻必須承認確實是父輩老戰友的關係在發揮作用，並且是與個人利益相關的，但那時我當兵是抱着為保家衞國盡義務的一種理念，而非為當官發財謀私。
我通過父母的戰友關係為部隊買過汽車、採購過節日的商品，但要解決的不是個人的當官發財，實際上也沒有因此升官，而是為部隊建設做貢獻。
我通過母親為農科院安裝啤酒罐而讓小飯館受益，但小飯館並非我的個人財產，也不是我的公司的財產。
為了展銷會我通過父母的關係給社會提供了商品，同樣並不是為了個人發財，這些商品滿足了消費者的需求，滿足了市場的需要。
通過關係辦事並不可恨，哪怕是通過父母的關係或權力，但要辦得坦蕩，不是為私、不是為個人謀財富、不是腐敗與貪污，而是讓社會受益。
西城區基本戰略“繁榮西單，發展西城”
1985年初，開始了企業的診斷活動，企業要清查自身發展，分析存在的問題，以取得更大的進步。我的研究團隊成了企業診斷的諮詢方，用外部第三方的檢查判斷企業發展的優劣成了當時的一股流行風，我們的這種做法登上了《北京日報》，成為典型案例。華遠也邀請了區政府的各管理部門參與公司的自查、外查和診斷。
5月7日，在月壇公園的天香院(華遠公司總部的第三個辦公地點)召開了由馬凱副區長主持的大會，總結了這次自查和外查的情況。我的人才公司購買鋼材的情況屬於超出營業執照批准的經營範圍。其實在華遠公司的營業執照所批准的範圍中，有經營計劃外鋼材產品這一專項，本來為大廈購買鋼材的事宜是由華遠公司辦理的，但後來因鋼材型號問題要處理轉讓，而由人才公司直接轉賬處理少了這道手續，卻增加了許多的麻煩。
區政府在戰略研究會上確定了西城區“繁榮西單，發展西城”的基本戰略之後，就展開了強大的攻勢。
一是加速了西單商品市場的拆遷工作，但同時遇到了新問題。市裏財政支出困難，決定取消文件中確定的兩千多萬元財政投資，但批准由華遠自行籌措資金，在保證回遷商户的使用面積的情況下，允許用一部分面積換取投資。於是戴小明決定由我來替換原有的人員，兼任總公司建設部經理(那時華遠公司已從華遠經濟建設開發公司升級為北京華遠經濟建設開發總公司了)，並負責洽談投資與合作事宜。
二是由華遠牽頭，委託市規劃院進行西單北大街東側的整體改造規劃方案，這件事也由人才公司負責。當時我們再次使用了市場經濟的辦法，第一次採用花錢支付研究費用的方式，委託市規劃院進行城市成片改造的規劃工作。那時的政府機構還從來沒有用商業的辦法進行城市規劃的先例，城市規劃院的知識分子從來只知道由上級單位撥款，按上級的指令完成工作，而這次打破了傳統的工作方式，政府的規劃研究機構被市場“撞了一下腰”。
為了保證規劃工作的時間與質量，我將規劃院負責該項設計的整套班子都拉到了月壇公園管理處我們包租的一層辦公室中。當時帶隊的是規劃院的副總工芮總，隊員中有如今已經是故宮博物院院長的單霽翔等人。研究人員在我們的辦公室中切割各種模型，分割各種地塊，安排道路系統，確定建築高度、密度與功能，並根據容積率、客流量計算交通流量等，並安排了城市中心的綠地和地下的交通。如今除了右翼王府異地重建計劃沒有實現、民族大廈未能如願建設之外，西單的現狀就是1985年我組織完成的城市規劃中的預期。
人從哪來？錢從哪來？要靠華遠自己去解決
這也許就是城市成片規劃改造的先鋒，開創了一條企業買單、城市規劃領先城市建設的新路。市政府批准這個區域的城市規劃之後，開始推廣這種成片規劃的舊城區改造方案，如後來的西單北大街西側的改造、金融街的整體規劃和CBD的成片規劃等。
早期我所做出的任何努力與創新都被事後的情況證實，中國人並不缺少智慧和創造性，缺少的是制度開放的自由，缺少的是市場的機制，只有自由的市場機制才能真正激發整個社會中企業與個人的思想開放和創造力。當時華遠之所以能有所突破，得益於政策的開放、允許試驗，也得益於我們這樣一羣年輕人沒有受傳統的計劃經濟的框框束縛，敢於和勇於進行各種探索，因此有了創新，有了對整個社會的推動。
三是戴小明組織各公司經理像區戰略研討會一樣，也在華遠發展的戰略問題上召開了研討會。區裏的發展戰略確定之後，公司必須重新確定自己的發展戰略。經過各種激烈的爭論之後，我們確定了“從經營性擴張到資源性轉換”的發展戰略，並確定了公司的宗旨和定位是“來源於社會，服務於社會”，明確了華遠的精神是“團結、堅韌、探索、奮鬥”，明確了華遠的原則是“總體最優”。
1983年成立這個計劃外全民所有制的企業時，區裏的領導也並不明確公司的定位和發展戰略，只知道要從舊的體制中尋找一個突破口，用新的市場化經營方式探索改革之路，既要解決區域經濟的發展問題，又要用公司行為為政府的公共利益提供支持(包括方法、資金和管理上的支持)，既要讓政府想實現的經濟意圖有法可依，又要有人去幹、有錢去幹，華遠就充當了這樣一個角色。人從哪來？錢從哪來？要靠華遠自己去解決。華遠絕不是僅僅為了自身的發展而只圖賺錢的企業，華遠要成為區域發展的推動力，成為區域經濟增長的領頭羊。
該回憶錄由任志強親自執筆
政府“甩包袱”：希望華遠讓13家企業起死回生
1983年華遠剛成立時，區裏劃撥了13家企業給華遠，其實是政府在“甩包袱”，這些企業的經營情況都不好，政府希望靠華遠的整頓和管理讓這些企業起死回生。華遠經過一年多的努力，通過制度的改革和兼併重組，給這些企業注入了活力。當時最簡單的一條就是承包機制和激勵機制，讓多勞多得落實到每一個職工、幹部的頭上，發揮他們的自主能動性，而制度的改變也改變了人的積極性，這些企業除一家被關閉之外，都取得了成倍增長的效益。這樣就解決了退休職工的利益保障問題，也擴大了就業。一年後，區裏看到解決了這些麻煩之後，又把這些企業轉回了區裏，有的給了街道，成為街道發展經濟和提供財力的支柱產業。 除這些企業之外，華遠採取了“跑馬圈地”的發展方式，一些人能提出一些好的想法(也許是並不現實的想法)，就可以掛靠在華遠的大旗之下，獨立經營，上繳高額利潤和管理費。那時華遠迅速從只有七個黨員的小公司發展成擁有十多家下屬企業的總公司，“諸侯割據”的現象開始出現，卻沒有核心業務和拳頭產品，一些上不了規模的小公司都在單打獨鬥，無法形成企業的合力。這種情況有些像瞎貓抓老鼠，碰上誰算誰，碰不上就自生自滅。
那時華遠的內部政策，基本上是有好的經營思想和相對成熟的管理團隊都給予辦理執照、登記註冊的支持，但通常沒有資金的支持，要靠自己去找錢、找合作、找投資、找場地，並要服從管理、上繳管理費或利潤。如果幹不好就自生自滅，總公司不救也不安排。改革之初，這確實給了許多人成功的機會，讓他們不管成功或失敗至少都可以按自己的想法試上一把，但多數都以失敗告終了。
1985年華遠提出了要向資源轉型的戰略。什麼是資源？當時制約企業發展的要素是資源，最主要的要素一是資金資源，二是土地資源。當時的西單地區改造給了華遠土地資源，下一步要爭取更多的土地資源，同時要解決錢的問題，那就要籌建銀行、信託公司或財務公司，於是那時總公司的核心層開始將注意力從開辦多個經營性公司與管理這些經營性公司向建立與擁有資源性公司轉移了，同時從公司的整體發展戰略上提出了要實現“集團化、股份化、國際化”的未來戰略。
應該説關於華遠發展的戰略問題的研討會是華遠未來發展過程中的重要里程碑，明確了發展的方向，打下了理論的基礎，此後的許多年，應該説華遠都是沿着這樣一條主線發展的，並於1993年實現了“三化”目標，至今仍擁有一定的資金資源(如多家銀行的股份)、可以獲取土地的開發公司，以及股份制上市公司。 為了實現上述目標，總公司同時開始了管理幹部的培訓，有組織地安排大批人員去工商管理學院參加培訓，培訓這一優良的傳統從那時開始一直延續至今。人才是企業發展的重要要素之一，那時還無法靠社會招聘的方式徵集人才，必須靠內部培訓的方式提高現有人才的素質，使現有的人員從人力變成真正的人才。
任志強遭遇車禍骨折後僅休息三天就上班了
我也參加了工商管理學院的帶考試和文憑的學習，其實自從部隊回京之後，這種夜校式的培訓班我不知自掏腰包參加了多少個，卻沒有機會參加正規的、系統的學習，這次有機會參加學校的學習，準備考個文憑或證書。
遺憾的是我的工作太多，無法保證上課時間，更慘的則是，一次去學校的路上，我的雅馬哈50摩托車撞上了一位推着自行車的中年婦女。那是在海軍總醫院門前的紅綠燈前，紅燈時，一輛公共汽車停在最外道，而我停在了第二道，綠燈亮了，公共汽車還沒啓動，着急上課的我一擰油門就衝了出去，沒想到從我視線盲區、公共汽車的前面推出了一輛自行車，我正好撞到了自行車的前輪上。
這位推車的中年婦女想橫穿馬路，但走到半路時燈變了(那時沒有黃燈的間隔，紅燈後立即變綠燈)，公交車駕駛室位置高，能看到她，但我在公交車的側後方，看不到有人推車過來，等發現時已經撞上了，於是兩個人都翻身倒在了地上。 我只覺得右小腿一陣劇痛，但救人要緊，於是將摩托車鎖在一邊，扶着這位中年婦女進了海軍總醫院。一系列的檢查之後，幸好這位中年婦女只是倒地時受了點外傷，沒有骨折之類的問題，交警做完處理記錄後，她就在家人的陪同下回去了，後來我按交警的要求賠了些醫療費、誤工費就了事了。
等送走了這位中年婦女，我才發現自己的腿堅持不住了，一照片子，原來是骨折，只好在醫院打了石膏。之前我並沒有想到會骨折，還來來回回地走了不少路，也許是因為精神緊張，注意力都集中在被撞的中年婦女身上，等她走了，我鬆下了心，才發現原來自己摔得比被撞的人更重，也許是摩托車倒地時砸在了小腿骨上的原因，只好打電話求援。
撞車的地方正好在閻陽生的小家旁邊。剛開始閻陽生一直住在辦公室，他的父親調回北京後才住到父母家，後來單位分給他一間十平方米左右的小平房，我們又幫他在院裏搭了間兩平方米左右的小平房，他們夫妻就搬到了這個所謂的“自己的窩”裏來了。三十五六歲的人總希望有個自己説了算的天地，哪怕再小，也是自己的地盤，在當時一家三口住在這種平房的人非常多，還有許多人連這種房子也分不到。
於是我的摩托車就讓朋友推回了家，而公司來車將我送回了家。
俗話説“傷筋動骨一百天”，但我兩次骨折都沒能享受這一百天：插隊時胳膊摔斷了，休養了八十多天，已經很不錯了；而這次只在家裏休息了三天，就架着雙枴上班了，公司還有許多事情要處理。
任志強自稱電視劇“投資”創始人之一
1984年底，公司投資拍攝了電視劇，用了些商業化的辦法。拍攝電視劇我大約也算得上是創始人之一了，那時還沒有類似於華誼兄弟、紫禁城這種專業的製作公司，除了電影廠之外，沒有演員的團隊和導演的團隊。張小冬和陳國星(方舒的前夫)向我提出了投資拍攝電視劇的想法，拍好的電視劇可以賣給電視台或賣錄像帶。
於是陳國星任導演，拉了北京電影製片廠的一幫製片人、攝影等，又拉了一幫演員，開始拍攝了。拍了兩集的電視劇，叫《同謀》。那時兩集的電視劇投資費用只有五萬元人民幣，原想着也許會發個大財，但最後只有四個電視台買了這兩集電視劇，只有幾千元的收入，還被劇組“貪污”了，沒回到公司的賬上。
我摔斷腿時正是電視劇殺青的時候，而我看到這部電視劇在電視裏播放時則是在市局的看守所一監旁邊的K字樓裏(據説K字樓是日本佔領北平時期建設的監獄，因樓的形狀像英文字母K而得名)，頗具有諷刺意義。
尤其是字幕上打出我的名字時連管教的警察都吃了一驚，私下裏問我：“這個真的是你拍的嗎？”
當時我回答“是”之後，管教也對我另眼相看了，此後對我的態度也好多了。
後來我不斷遇上很多人，希望我投資電影或電視劇，但每次都被我明確拒絕了，最初投資的失敗(也許是不逢時)和受騙，讓此後的我堅決拒絕了這種投資。即使許多優秀的導演、演員後來都與我很熟，併成為朋友，我也從不參與。
任志強借錢給胡玫拍攝《漢武大帝》
我曾給胡玫捐過幾十萬元，拍攝了反映部隊生活的八集電視紀錄片，就算是做公益。當胡玫拍攝《漢武大帝》時，只拍了幾集，原來的投資人就放棄了投資，胡玫找到我讓我投資，我説我可以借給你錢，但我不投資，你先繼續拍片，同時去找別的投資，等找到其他投資時，把錢還給我，通過這種方式解了胡玫的燃眉之急。後來胡玫找到了其他的投資人，完成了這部鉅作。應該説這部《漢武大帝》拍得很不錯，也賺了很多錢，尤其是陳寶國的表演在當時也引起了轟動，但我並不眼紅，對那些投資賺了錢的人，也許我骨子裏有一種對抗的情緒。 胡玫很感謝我的幫助，因此堅持將我的名字放在字幕中製片人的位置，如今大家看到的《漢武大帝》結尾字幕中有我的名字，但我並不是投資者，也不是製片人。
斷腿並沒有影響公司的工作，但我開始將精力放到合資建樓的談判中，我們將最初的可研報告改制成招商[簡介 最新動態]資料，開始通過各種關係與一些大公司、大企業聯繫，希望通過合作的方式，由我們出地，對方出資，然後按面積分成。我負責從我方應得的面積中安排回遷事宜，或共同承擔回遷面積，在剩餘面積的分配中我方與對方按“我小你大”的比例分配，以確保區政府應得的利益和投資方的利益。
當時最重要的投資理念還不是能為華遠賺多少利潤，而是要確保大廈儘快取得融資和進行建設，要優先確保區政府的利益和回遷單位的基本保障。有了大樓，有了商業的經營，繁榮了地區的經濟，政府才能提高税收和機動財力。
正當我們為公司成立一年取得重大成績而沉醉時，不幸的事情發生了，初生的幼苗還沒開花結果就夭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