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寧：温嶺事件——被壓抑的爆發
10月25日發生的浙江省温嶺市患者連某殺醫事件，造成該市第一醫院三名醫生一死二傷，最終因當地官方的大幅“退讓”和安撫勉強平息。
一死二傷的三名醫生均不是連某的手術醫生，這次事件同時擊碎了四個家庭。這是本月以來，由媒體公開報道的國內第六起患者或患者家庭因醫療糾紛導致的襲醫事件。
**令人唏噓的是，撇開全社會沉默大多數的複雜心態難作明確立場判斷，至少在傳統媒體上，從報道到評論，對如此喪盡天良的襲醫兇殺事件，予以立場鮮明之譴責的不多。**而在微媒體上，那些整天熱衷於編織“政治圍脖”者，則藉機將襲醫兇殺事件與體制的“十惡不赦”相掛鈎，起鬨炒作特來勁兒，很少有人對無辜遇害的醫生公開表達同情與憐憫。
任何羣體，壓抑久了難免爆發——也許正因為如此，温嶺當地的醫護人員連續兩天舉行變相“罷醫”，向社會討要説法。當地政府出於維穩考慮，竭力避免事態擴大和“變性”，導致處置善後的某些做法明顯失當。於是，本來是向社會討要説法的“罷醫”，迅及演變成對當地政府的“施壓”。最後，地方當局審時度勢，宣佈對無端遭刺死的該院耳鼻咽喉科主任王雲傑醫師予以“因公殉職”待遇（估計賠償數額亦大幅提高），才好歹平息了事態，避免“罷醫”事件在省內其它地方延燒。
温嶺“醫罷”事件雖已勉強平息，但襲醫兇殺事件並非個案，而是一個全國性現象。醫患矛盾上升為肢體衝突，衝突激化為暴力兇殺，成因極其複雜糾結。擇成因之要害，上世紀九十年代演繹的“泛市場化醫改”（史稱“舊醫改”）之後遺症系“罪魁禍首”。
常言道，欠賬總是要還的——已步入第四個年頭的“新醫改”之第一階段的首要目標，就是立足於償還欠賬。只是，“第一階段”的時間跨度要到2020年。就算能確保“新醫改”在“第一階段”不再步入歧途，要想撲滅一點就着的醫患暴力衝突，目前看也是“遠水難解近渴”。
温嶺事件中醫生打出“維護正常醫療秩序”、“還我尊嚴”的牌子
作為頭痛醫頭、腳痛治腳的急就章，浙江省衞生廳昨日匆匆向該省醫護人員宣佈：“省廳近日將下發保障醫療安全文件，建立醫療場所必要防護措施。具體包括安裝警鈴、監視裝置、配置安檢儀器，增加安保力量。”
消息一出，尤其是各家醫院及醫療場所均將配置機場所用的安檢儀器，再次引發社會輿論唏噓加感慨。
浙江省衞生廳事先一定估計到輿論會普遍吐槽，故提前強調“美國的醫院基本都配置安檢儀”，言外之意，咱們無非是向老美學習借鑑罷了。
在筆者眼裏，浙江省衞生廳的“安保文件”，是前不久國家衞計委和公安部同類“安保意見”的地方升級版，其中引發輿論爭議的，當數“20張病牀配一名專職保安”。而在早幾年，全國各地稍像樣點的醫院，均已建立起警務室，24小時由警察坐陣值班，以對可能的襲醫患者和患者家屬形成一種前置性震懾。
筆者看問題一向主張從實務出發而非空洞抽象的理念先行。就醫院設安檢、配保安、設警務室之類的預防舉措，筆者以為實出無奈但不失為治標之策。此外，嚴打醫暴犯罪，**各級政府不再一味苛求社會效果極差、副作用極大的所謂“穩定”，**層層改變對醫暴者“重罪輕懲”、“大罪小懲”、“小罪不懲”乃至姑息牽就，也是一項震懾力更大的治標措施。可惜，直到此次温嶺事件後所已採取的補救舉措，人們還沒能看到政府“嚴打醫暴”的進一步安排。當然，全體患者必須明白，所有的安保治標措施都需要支付不菲成本，最後都得轉嫁到患者頭上才能消化。
温嶺殺醫事件後，國內紙媒刊發針對性時評不少，最政治正確的評論認為“唯有徹底醫改才能拯救醫患關係”，可筆者以為，如此開藥方仍然有點隔靴搔癢。最調和的專家論調是呼籲“醫生多換位思考，患者多理解尊重”，可筆者以為，此言純系説了白説，等於沒説。
對此，筆者認為醫暴愈演愈烈，核心根源有二：
一、優質醫療資源嚴重短缺，導致“紅包”盛行，毀了社會對醫生的基本信任。
建國後，優質醫療資源嚴重短缺始終沒有解決，“特供醫療”又使決策層感覺不到補齊這塊關鍵短板的緊迫性。
筆者少年和青年時代，中國只有少數人享受公費醫療，國企和集體企業員工享受有限度的“醫療勞保”。其餘的大多數中國人，看病皆需自掏腰包。由於舉國貧窮，多數國人生病後都採用“硬扛”，很少上醫院就醫，若得了絕症，基本上在家等死，致使醫療資源不足問題得以長期掩蓋。少數國人公費看病或通過“醫療勞保”看病，原有醫療機構（除北京上海等少數大醫院因有全國疑難雜症病人匯聚除外）可基本滿足看病需要，醫生亦無創收壓力，甚至不必超負荷工作，因此醫患關係總體和諧正常。
變化始於1984年之後。城市經濟體制改革拉開帷幕，鄉鎮企業方興未艾。人們開始有錢了，看病人數急增，醫療資源短缺開始暴露。“僧”多“粥”少，眾“僧”為得到較好醫療服務，開始向“粥”送“紅包”，並很快成為常態。筆者回憶，從那年到去年，儘管親人和直系親屬中有數位迄今仍在醫院工作，但這20多年間，但凡遇到家人看病開刀，甚至配牙，即使親屬中的從醫者事先已經牽線搭橋，但照樣要送“紅包”以示感謝。對方收受“紅包”雖會客氣一番，卻也心安理得收受。
完全可以説，患者送“紅包”出發點各不相同，但幾乎沒有一個是完全自覺自願的，是出於對醫生真心感激的。**長此以往，醫患關係就不再是互相信任的救死扶傷關係，而是變了味兒的“金錢關係”。這為今天醫患之間普遍的不信任埋下了禍根。發展到今天，經媒體和互聯網廣泛傳播和炒作，幾乎所有的患者，甭管其嘴上怎麼説，內心都對醫生羣體抱有成見和看法。**因此，每每發生針對醫生的醫暴，施暴者常常得到同情，受害醫生則很難獲得人們發自內心的憐憫。
另一方面，醫衞管理部門對醫生普遍收受“紅包”心知肚明，知曉醫生不受患者信任的癥結所在，結果又導致在處置醫暴事件時底氣不足，繼而客觀上放縱了醫暴的盛行……
二、輕率放棄藥品和醫療器械的“統產統配統銷”。
市場化改革之前，國家對藥品、醫療器械、醫輔材料實行統一計劃生產、統一收銷、統一配置、醫院按國家規定利差配藥。這一做法有三個核心環節，一是藥品等實行行政許可計劃生產，質量由政府控制，出廠價由政府指定；二是國家在省、市、縣三級成立國有醫藥公司，對所生產藥品按大區（譬如華東、華北）進行逐級計劃調配，每級批發差價亦有國家限定，各級醫藥公司皆非贏利主體；三是各級大小醫療機構皆吃皇糧，本身無須通過“以藥養醫”解決生存難題。如此，雖被人詬病為體制僵化，但基本確保了全中國沒有假藥，更無醫藥暴利一説。整個藥品生產流通體制基本確保了藥的質量、藥的需求、藥的合理配置和藥價的平民化，藥廠之間也無惡性競爭。
進入1990年代後，伴隨整個醫療體系的“泛市場化”改革，藥品及醫療器械“統產統配統銷”體系在一夜間放棄，價格完全放開。表面看，藥品多了，供應充分了，但假冒偽劣藥品旋即盛行開來，價格則混亂不堪，大量的所謂高價新藥其實是“新瓶裝舊酒”——換包裝、換藥名而已。
長此以往，又派生出六大連貫性惡果，一是多數患者看不起病吃不起藥做不起手術，二是醫藥代表成為社會腐敗新行當，幾乎所有的醫生都以不同形式吃藥廠或醫療器械廠商的回扣；三是各級藥監部門成為藥廠行賄的重災區，致使藥監官員批量落馬，連國家藥監局長鄭筱萸都被拉出去吃了槍子；四是大處方和各種變相大處方盛行；五是假藥劣藥和劣質醫療器械坑害病人；六是醫療質量基本缺乏保障，醫衞事故頻發……
如此，患者乃至整個社會的非醫護人羣，對醫護人羣的“憎恨”進一步積累發酵，一遇到“火星”，醫暴之“烈火”旋即被引燃並呈此起彼伏狀。醫衞主管部門對此當然也心知肚明，也想予以整肅，無奈醫生羣體吃藥品、器械回扣幾乎人人有份（因近親屬中多人從醫，筆者説“人人有份”絕非誇張臆測，更非故意渲染），只有程度差異，最後弄成法難責眾。只有當某些醫生實在不像話並被媒體逮住、且確鑿證據已前提曝光，醫衞部門才勉強處置個別倒黴的醫生搔癢癢。
由於導致醫患關係畸型惡化的病根比人們想象得要隱蔽，而且現有藥品醫療器械生產流通體制，以及各種既得利益集團已經做大並固化，雖然實踐證明這一完全開放甚至是自由放任的體制，在國家現有發展階段明顯不適應國情，但眼下已很難再推倒重塑。要恢復相對和諧的醫患關係，需要革固鼎新的範圍和難度，已遠遠超出了“新醫改”所能承受和包攬之範疇。所明於此，不難得出一個令人無奈的結論，短時期內——譬如在第一階段“新醫改”告一段落的2020年前，要想真正改善醫患關係壓根就無大的可能。
既然實情如是，針對愈演愈烈的醫暴，除了採取諸如按病牀配置保安，學機場設置安檢儀，加大對醫暴的打擊之外，拜託媒體暫時“遠離”醫患暴力報道，採取睜眼閉眼裝作沒看見更好。這樣，也許能夠減少某些“有氣”的患者向醫暴者學習走極端。媒體尤其要避免以煽情點火、火上澆油式的口吻作醫暴報道。不過媒體也不能完全做“壁上觀”，對政府嚴打醫暴的正面典型案例，則當集中火力增加報道力度。
醫生羣體的形象之“壞”固然與其自身不夠爭氣有關，但大夥看病卻離不開醫生，如果醫生整體處於消極怠工狀態，最終倒黴的還是我們患者呀！筆者這麼説有官方統計數據為憑：這幾年，全國每年畢業的醫博、醫碩、醫本、醫專、醫技、醫工人數是60萬人，可每年實際從醫者已不足六分之一，而且實際從醫比例每年仍以1%-1.5%的比例遞減……緩解醫患矛盾，才能讓醫生有一個安全的環境，不斷迴歸醫療行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