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舒立評陳永洲事件呼籲媒體行業自律 引南方同行牴觸
《新快報》陳永洲事件過去不久，媒體行業的“自由”與“自律”成為業界內外討論的焦點。11月4日，財新傳媒總發行人兼總編輯胡舒立在《新世紀》發表文章《新聞尋租不可恕》，堅決抵制陳永洲事件中暴露的權錢交易、新聞尋租現象。提出“新聞界同仁只有自律自省、直道而行，才有可能挽回這一信譽損失。”胡舒立表示，新聞媒體“若自身行為與‘不黨、不賣、不私、不盲’背道而馳，失去公信力卻不以為意，則這個行業將完全失去生存的底線。”中國新聞業的健康成長，需要媒體從業人員“從自己腳下做起”。
財新傳媒總發行人兼總編輯胡舒立在《新世紀》發文評新快報事件，呼籲行業自律。
此文發表後隨即引發部分南方媒體人的牴觸，評論直指胡舒立偏聽偏信，並對她所表述的媒體“行業自律”頗有微詞。《南方都市報》評論員在《為何不忿胡舒立》一文中稱，媒體業身陷喪失行動力的困境中，“胡舒立輩可以‘直道’行之，做出表率時，反倒以虛辭譴責。”是“於事無補，於理不足，於情有虧。”稱胡“反求諸己”的做法是某種退步，認為在“法”律不能的情況“自律即為自戕自賤”，“進一步自取捆綁”。《南方都市報》某記者則發表長微博，稱胡舒立評陳永洲事件“完全是在搞辯證法搗糨糊”，認為對新聞行業來説“官方所要求的‘自律’無一例外會淪為對不同意見的整肅”。
《南方都市報》記者發微博，稱胡舒立評陳永洲事件“完全是在搞辯證法搗糨糊”。
在南方媒體人對胡冷嘲熱諷之際，曾擔任《南都週刊》記者的評論員彭曉芸在自己的博客《插科打諢的時代終將過去》發佈博文，以《他們忿的是胡舒立還是媒體那失落的話語權？》一文反問部分南方媒體人。“他們忿的究竟是胡舒立，還是這個行業的衰落帶來的不安和恐懼？尤其是過去南方報業曾經稱雄業內帶來的光環讓這些記者編輯迄今不能適應日漸失去的影響力和話語權？”
彭曉芸在文中提出，“廣東媒體的衰落既有北京加強管控的因素，但更為直接的，則是市場化媒體玩民粹玩過頭了。”“不論是此前的韓寒事件還是現在的新快報事件，他們表現出驚人一致的邏輯，那就是先劃分革命隊伍的敵我，再談論是非對錯。”但“讀者早已不是那羣淚腺發達、頭腦簡單的讀者，僅僅依靠煽情已經收服不了讀者，而過去依賴這套制勝秘笈運作的媒體，如今感到力不從心，感受到話語權的旁落，體驗到影響力的衰微。這本來是一個社會日漸成熟起來的必然狀況，不過，對許多媒體人而言，卻是難以接受的。”彭而胡舒立“作出行業自律呼籲，既是自保的策略，也是熱愛這一行業的職業追求，完全符合情理和她的身份。”而寫“不忿”文章的媒體人“應當抱怨的是自己的上司，而不是遷怒於其他媒體大佬的自律。”
彭曉芸博客發文反問部分南方媒體人：他們忿的是胡舒立還是媒體那失落的話語權？
翻頁為胡舒立文章《新聞尋租不可恕》。
胡舒立評陳永洲事件呼籲媒體行業自律，引南方同行牴觸。
新聞尋租不可恕
胡舒立
直到現在，人們還是無法得知《新快報》記者陳永洲被拘捕事件背後的全部真相。不過，始於10月22日的這起事件，在輿情的一波三折中戲劇性展開，其間所曝光的事實充滿反諷卻不容迴避。應當承認，我們面對的是一起相當複雜的、涉嫌新聞尋租的嚴重事件。當前仍有一些聲音，事實上在迴護涉事記者和媒體。我們認為，新聞媒體身為公器，使命重大，無論現實有多艱難，新聞尋租絕不可恕。
陳永洲於10月18日被長沙警方拘捕，消息至22日見之於世。當晚，《新快報》在微博支持記者，並在此後連續兩天以罕見的頭版特大字號刊文，發出“請放人”和“再請放人”的呼籲。這顯然是以一家日報的信譽背書，也必然地獲得海內外廣泛同情支持。《新快報》的官方背景，加上北京一些官方機構的表態，更使人以為陳被拘很可能是一起即將糾偏的重大錯誤。
然而，三天之後，輿情驟變。陳永洲在中央電視台新聞中現身，承認自己受人指使、拿人錢財、行事不端。雖然央視在報道公安機關審訊結果時，缺乏辯護人的意見相平衡，處理有失粗糙，但陳永洲承認收受逾50萬元“費用”的供詞仍使人震驚。此後，輿論場上對法律程序環節的檢討批評仍在繼續，不過，隨着《新快報》迅即道歉、羊城晚報集團派出整頓小組、廣東新聞出版廣電局做出初步處理，陳永洲事件已無可爭議地成為新聞界醜聞。
事件真相仍在展開，應繼續昭告天下，特別是陳永洲身後的利益鏈必須查清。而且，如一些論者指出，湖南警方的行為仍有諸般可質疑之處，例如，乘相關企業的車輛辦案，有違避免利益衝突的基本原則；在拘捕陳永洲之後，也未及時有效保障當事人聘請律師等權利；陳被指控的“損害商業信譽罪”彈性較大，向來容易被濫用；陳永洲涉案行為涉及其職務行為，目前的調查僅僅指向記者個人；等等。很顯然，此事涉及商業規則、法律程序、新聞倫理和尋租違法等，問題複雜纏繞，需要在獲知全部真相的基礎上全面檢討。法學界論者在事件中更關心司法程序正義，也可理解。
不過，陳永洲事件中暴露出的基於新聞報道權、記者監督權的權錢交易，已足以使人痛心疾首。無論願與不願，應當承認這是醜聞，其實不啻於新聞界一次令親者痛仇者快的自我戕害，受傷最深的是矢志公義、推動社會轉型進步的新聞事業。新聞界同仁只有自律自省、直道而行，才有可能挽回這一信譽損失。
眾所周知，新聞媒體關乎言論自由，司法部門關乎社會公正，在轉型社會均扮演着異常重大的職責。與全球同行一樣，中國媒體正經歷從傳統媒體到互聯網時代的艱難轉型。基於現實國情，中國新聞人又有着國外同行無從感受的艱辛，其壓力是雙重的。但這種艱難，正凸顯了中國新聞界堅持、發展、成長的使命。而且，惟其如此，公信力已成為中國媒體最可依賴的保護，而公信力首先來自報道內容的客觀公正。
近年來，不少中國媒體官司纏身，麻煩不斷。縱然自身報道符合專業標準，尚可能遭遇種種橫禍；若自身行為與“不黨、不賣、不私、不盲”背道而馳，失去公信力卻不以為意，則這個行業將完全失去生存的底線。當今中國新聞人格外需要自尊自強自愛，遵從“自由而負責任的新聞”這一原則是立身之本。
陳永洲事件不僅是個人行為，也顯現出新聞尋租的某種深層關係。央視經過精心剪裁的鏡頭顯示，陳永洲之“受人指使”，至少與一位曾在其他媒體供職的前記者相關，整個過程顯然是一個涉入業內的交織鏈條。
此外，在《新快報》，很難想象一個普通記者能夠連續十數次發表對同一企業的重磅批評性報道，而沒有編輯部的支持、指導與協助；而且，當陳永洲因個人舉報和微博披露中聯重科的問題被對方以微博斥為“輿霸和打手”後，不足一個月，即8月7日，陳與《新快報》即以名譽侵權在廣州興訟。據此回溯，陳永洲10月18日被拘或事發突然，但《新快報》23、24日連續兩天呼籲“放人”“再放人”，箇中原因或相當錯綜複雜。
央視報道展示部分真相後，該報做出“對稿件審核把關不嚴”的致歉，給人的感覺不僅是隔靴搔癢，更像是文過飾非。至此，其自我標榜的“兩根窮骨頭”已成辛辣的嘲弄，不僅使整個中國新聞界蒙羞，也使該報堅守新聞理想與職業操守的同仁受創。此一事件理應嚴肅追責，相關主管部門也應有所承當。此外，陳永洲醜聞背後究竟有何內幕，是誰在指使和操縱整個事件，也必須徹查並依法處理。
應當看到，陳永洲事件令人痛心地折射了我們這個行業的積弊。和轉型期的其他行業一樣，中國的新聞尋租並不是個人操守有虧的偶然發作，而是存在於相當一部分新聞機構和媒體人的頑疾。媒體本為社會公器，新聞界不是“升官發財”的通道。但由於體制機制原因，多數媒體又有官方背景和政府隱性支持。因此，倘缺乏自律與他律，媒體很可能在市場與權力之間“套利”。在一部分媒體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誌銘”，有的拉廣告不成，便以揭露真相為名，做選擇性負面報道；有的自覺充當公關工具，深深捲入利益輸送。此類以“新聞尋租”為特徵的“商業模式”不僅不是秘密，還常常成為一些人私下炫耀的資本。
如果放任這種尋租行為蔓延發展，則無法期待中國新聞業的健康成長，還會給整個中國社會、特別是市場體制建設和商業文化培育，帶來極大破壞。財新此前曾發表長篇報道《達芬奇案中案》《IPO有償沉默》《刪帖生意》等，引起巨大震動和廣泛回應。此次陳永洲事件若能深入調查、完整披露、嚴肅處理，將是更為可貴的反面教材。
目前，陳永洲已因涉嫌損害商業信譽罪被批准逮捕，《新快報》領導班子也被調整。巧合的是，英國《世界新聞報》竊聽案剛剛開審。在記者節即將來臨之際，發生醜聞令人格外遺憾，不過，對醜聞的應對和處置對未來更有意義。經濟學證明，消除“價差”才能杜絕尋租。中國媒體缺乏獨立客觀的土壤，導致價值混亂，逆淘汰現象突出，除行業自律，最終還是需要健康的法律和競爭環境發展成長。政府應當給予媒體更多的空間，對記者的合法權益給予充分保護，使新聞人自尊自持。
無疑，這有賴於新一輪全方位改革。而我們，則應從自己腳下做起。
翻頁為彭曉芸評論《他們忿的是胡舒立還是媒體那失落的話語權？》。
彭曉芸發博文稱，胡舒立發出呼籲行業自律既是自保的策略，也是熱愛這一行業的職業追求。
他們忿的是胡舒立還是媒體那失落的話語權？
彭曉芸
1、胡舒立關於行業自律的文章引起部分南方媒體人的牴觸，幾篇反對文章表達的無非是這麼個意思：作為業界大佬，沒把重心放在為記者説話上，反而呼籲行業自律，實在是給不自由的新聞業添枷鎖，還有，您老人家能帶領團隊恪守職業道德還不是因為你有政治資源有特權啊。失落的南方媒體人越來越沒骨氣了。
他們忿的究竟是胡舒立，還是這個行業的衰落帶來的不安和恐懼？尤其是過去南方報業曾經稱雄業內帶來的光環讓這些記者編輯迄今不能適應日漸失去的影響力和話語權？躺在光輝歲月的搖籃裏自憐自艾能讓這個行業重新恢復生機和公信力嗎？
2、怎麼看待媒體掌舵人的政治能量？兩胡是典型代表，剛好一偏左一偏右（中國語境下），胡錫進和胡舒立。他們帶領的媒體看上去都有特別優待的尺度，於是惹來政治地位日漸失落的南方媒體人的忿恨。我覺得這些抱怨的媒體人真是幼稚得可笑，在任何社會，無論民主不民主，媒體大佬沒有政治能量基本不用玩。
3、廣東媒體的衰落既有北京加強管控的因素，但更為直接的，則是市場化媒體玩民粹玩過頭了，無論政治能量還是市場反饋都到了一個邊際效益遞減的階段。現在開始抱怨胡舒立能量大的南方媒體人，不要忘了，很長時期，胡舒立及其團隊在業內並不最引人注目，在社會新聞的譁眾取寵報道方面甚至是完全缺位的。
這段話的意思是，當南方週末風光無限的時候，胡舒立還在靜悄悄耕耘，財經的報道沒多少人議論，被廣泛議論的，總是南方週末的頭條。南方媒體人，要學會適應風水輪流轉的市場規律，當南方週末一再以錯誤的醫療報道誤導讀者而永不道歉時，當南方週末偏頗地捲入韓寒事件時，胡舒立團隊在幹什麼？
4、要説抱怨，寫“不忿”文章的媒體人應當抱怨的是自己的上司，而不是遷怒於其他媒體大佬的自律。無論兩胡的政治立場如何，至少他們以身作則，他們自己衝在前線，敢於表達自己的政治觀點，敢於承擔團隊的政治責任。要説博弈，你們應當去跟自己的上司博弈，而不是在上司面前卑躬屈膝討口飯吃，卻在公共領域不講道理。
以我對這個行業的瞭解，一個媒體人最大的勇氣不是隔山打虎，攻擊一下其他媒體的大佬，而恰恰是敢於反對掌握自己飯碗的領導，那才是骨氣。領導如果有灰色交易時，你是否敢於反對？領導在業務上無能時，你是否敢於批評？媒體的業務水平直線下降，跟媒體一把手的能力難道沒有關係？
當媒體人過於依賴圈內人脈為自己提供飯碗生計保障時，當媒體人不敢想象徹底轉行的破釜沉舟時，他們自身是沒有底氣的，只能説點討好民粹力量的泛政治的話，卻無力面對本行業的滿目瘡痍。
可掰着手指頭數一數，中國有多少穿着隱身衣的媒體掌舵人、媒體總編，他們敢説話嗎？連名字你都不知道。他們奉行的是悶聲發大財的寶典，至於放縱底下記者編輯政治偏左還是偏右，那不過是市場監測的需要，他們真有政治追求嗎？多數是沒有的。
6、關於低調與高調的體制緊箍咒。媒體一把手雖然不是官員，但在當前這個體制之下，他們屬於體制內人，也就是説所謂忠誠的反對派。指望媒體一把手成為革命家，顯然是激進自由派的幻想。
胡舒立一向不低調，所以，可以説不低調的媒體領頭羊的時代到來了嗎？至少她的高調是有底氣的，是以多年堅持新聞專業主義換取的。當然，我不是説胡舒立團隊的業務沒有瑕疵，此前她旗下也有不少不靠譜的記者，在微博上強詞奪理出醜的，但很快看到那些記者離開了。
胡舒立團隊也有圈子意識，但一旦發現自己在業務上可能偏頗時，他們的糾錯能力確實明顯強於南方報業。譬如他們也發胡言亂語的法學學者的文章，但很快，他們發了香港法學學者鄭戈的文章對質疑韓寒的合法性做了基本梳理，普及了法理上的常識。這一個小小的舉動，證明胡舒立團隊並不為同業和圈子背書，儘管他們也很善於掌握微妙的尺度，不會捲入過深得罪人。但他們不至於裸奔，對，不至於一路裸奔到讓網民盡情嘲笑的地步。而這個尺度，就考驗媒體決策者的判斷力和運籌帷幄的智慧。
7、不收黑錢會死人嗎？如果不收黑錢就危及生命，那幾篇辯護還有那麼一點點道理。可這事是這個邏輯嗎？還舉什麼耶穌與淫婦作例子，這類比恰當嗎？為何不講道理到這個份上？呼籲行業自律和要求法治要求程序正義哪裏就矛盾了？當讀者以為所有媒體人都不乾淨時，豈不是整個行業受牽連？進而產生逆淘汰？
胡舒立不願意受這種惡質的行業生態牽連，作出行業自律呼籲，既是自保的策略，也是熱愛這一行業的職業追求，完全符合情理和她的身份。而法學家賀衞方死磕程序正義，我認為也符合他的職業身份。兩者根本不矛盾，不是你能存在我就不能存在的問題。線性思維極化思維導致一些人總在找空靶子泄泄戾氣怨氣，這當然令人遺憾。
8、考究新聞界實際，自律只有在自立的前提下才能完成，否則就是“奉旨自律”。再以法律觀之，法從一開始就彎曲了，“法”律已不能。此種境況下，自律即為自戕自賤，只怕他律也不忍責備。——摘自《為何不忿胡舒立》
依此邏輯，在一個孩子長大自立前，不必要求他不偷不搶不打老師，就算殺人放火也不忍責備。
這種邏輯一直在粗鄙自由派當中流行，就是民主成為一切道德甚至法律要求的前提，只要你一天沒有民主，我就一天不講道德。當然，他們並不相信劣質民主的存在。他們更加不願意瞭解，台灣的民主之路是如何走過來的，如果沒有當年轟轟烈烈的各個行業的自律自清運動，你認為台灣的民主能夠運行下去嗎？民進黨迄今還在消化一顆老鼠屎的負面效應，民進黨為何引入一個和民進黨淵源不深的“外人”蔡英文？這是拯救組織的自救行動。
如我在接受中山大學新聞學院學生採訪時所言，大陸自由派目前最大的問題在於掉進了“先選人再選價值”的泥潭不能自拔。他們不敢果斷地與壞榜樣切割，無論是此前的韓寒事件還是現在的新快報事件，他們表現出驚人一致的邏輯，那就是先劃分革命隊伍的敵我，再談論是非對錯。
9、對於媒體業的未來，我只能不無悲觀地判斷，缺乏精英文化土壤的中國，媒體最終只能淪為權力的奴婢和資本的打手，或者民粹的煽動家。能夠以新聞專業主義的職業要求勉力生存下來的，為數不會太多。胡舒立可能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但在商業上，他們那種四平八穩的報道模式肯定不是利潤最為可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