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寧：張主席和郝主席——國際舞台上的中國新領導
最近，世界舞台上新添了兩位中國籍主席，一個叫張曉剛，另一個叫郝平。
張主席此前的職位是央企鞍鋼集團公司總經理，現職是國際標準化組織主席。前者系中央政府任命的，後者則是經國際標準化組織投票後高票當選的。
郝主席此前的職位是中國教育部副部長，現如今是聯合教科文組織主席。前者也是中央政府任命的，後者則是徵得聯合國五常一致認同後，經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全體成員國民主投票當選的。
國際標準化組織主席張曉剛（資料圖）
郝平當選新一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大會主席
國際標準化組織的英文縮寫是ISO，成立於1947年，系二戰後由美國主導建立的國際關係新秩序的其中一環。中國是ISO的26個發起國之一，該組織掛牌時，當年的中華民國政府派出一向姓代表出席。
中國雖貴為ISO的發起國之一，但從1947年到1952年間，中國幾乎沒有參與該組織的任何活動，於是ISO生氣了，於1952年“凍結”了中國在該組織的成員國地位。1978年，中國政府向ISO進行交涉協商，這才重新恢復了在該組織的“會籍”，並積極參與該組織的各項活動。至此後，中國在該組織的影響力、參與能力和話語權逐年遞增，直到這次由中國人擔任該組織主席主持工作。
直觀地講，1971年中國取代台灣重新恢復在聯合國的席位和五常地位，是中國此後逐步恢復抑或加入包括ISO在內的各類國際組織的政治基礎和政治前提。
ISO一點“不虛”，標準化也不抽象。**產品與服務標準化的好處早已融入了中國人的日常生活。推進大宗商品抑或服務在全球範圍的標準化進程，就是ISO的主要職能所在。**舉個例子，中國人無論是在國內或國外任何地方買電燈泡回家，也不管買的是白熾燈還是眼下正時髦的節能燈，燈泡上的羅口和羅紋尺寸都是相同的，這就是燈泡的燈座標準化生產帶來的通用性便利。
相反的例子同樣很多，如果哪位網友一年換一個手機，家裏一定撂着一大堆充電器。這是因為手機充電器的插口沒有在全球範圍實施標準化生產所致。用一句標準化領域的技術術語，就叫典型的“標準壁壘”。
這些年，在中國企業界流行一個説法，説三流企業造產品，二流企業創品牌，一流企業定標準。這段話的意思很明確，標準是中外企業在市場中同台競爭的技術制高點。
中國的標準化事業自1978年恢復在ISO的“會籍”後可謂突飛猛進。目前的總體水平與“中國製造”大體形成匹配。在某些領域，中國已經成為國際標準的制訂者之一。譬如通訊領域已經實施的3G國際標準，譬如已經授權制定的4G國際標準。更多的驚喜則來自央視財經頻道正在熱播的六集記錄片《大國重器》。透過片子的解説，你會發現，在諸多國際高端重大裝備製造領域，“中國創造”不但與“中國製造”並駕齊驅，而且由中國牽頭制訂的若干國際標準已然成為“中國創造”理所當然的組成部分。
反過來，中國的標準化事業在各領域的發展又極不平衡。譬如最突出的農產品、食品的生產流通領域，標準過低和標準殘缺兩大短板，直接制約着中國在上述領域產品與服務的國內國際認可程度，形成事實上的因標準落後所導致的“排華”性貿易壁壘……
正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張曉剛主席走馬上任。在他的身上，揹負着13億國人渴望中國標準化事業加快發展的期待，也承載着165個ISO成員國對產品貿易和技術貿易全球自由化的期待。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降生比ISO還要早一年，它也是二戰後由美國主導的國際關係新秩序的構成部分。該組織目前擁有195個會員國和8個準會員國，是聯合國在國際教育、科學和文化領域成員國最多的專門機構。
這是一個致力於各國政府間討論關於教育、科學和文化問題的國際組織。其五大職能是：致力於明天的世界需要什麼樣的教育、科學、文化和傳播的前瞻性研究；致力於現有教育、科學、文化和傳播在欠發達國家的普及；致力於起草和通過上述領域的國際文件、法律建議及廣泛遊戲規則的制訂；致力於以技術合作的形式，為成員國提供、制訂上述領域的發展政策和發展規劃的參考與借鑑；致力於上述領域成員國之間廣泛的信息與經驗交流。
得益於中國是聯合國“五常”，中國亦是教科文組織的創始國之一。中國恢復在該組織的成員國身份是1972年。
如果把聯合國視為“地球村政府”，那麼稍帶誇張地看，教科文組織就形同聯合國下屬的全球性“教育理事會”。郝平的上位，使該組織首次由中國人掌勺，其意義當然遠大於前文化部長王蒙先生1956發表的短篇小説《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
若拿ISO與教科文組織做個對比，觀察者網眾網友與粉絲可能會覺得，這教科文組織看上去似乎比ISO要“虛”。因為它並沒如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組織那樣，向中國發放過教育扶貧、教改實驗、九年制義教普及的任何一筆貸款……
這當然只是表面的感性認知。事實上，自1972年恢復“會籍”起，尤其是改革開放35年間，中國廣義教育事業之發展，中國持續的教育改革，始終得到教科文組織的注目、跟蹤、關照、肯定和廣泛支持，為中國政府提供了不可多得國際視野和國際經驗的借鑑與嫁接之便利，中國為此受益匪淺且受益久遠。這又得益於在所有該組織成員國中，惟中國政府教育部門與教科文組織長期維繫了廣泛而深入的全方位合作。這樣的合作體現出中國政府和中國人履行國際義務、享受國際權利的認真、坦誠與務實。
説到中國的教育，中國民間有數不勝數的抱怨長期揮之不去，尤其是教育的欠公平，更是長期成為中國社會的焦點話題和普遍糾結。這些是不是事實呢？當然是！
不過，這如同中國的標準化事業一樣，同樣屬於典型的發展不平衡難題。令人想象不到的是，恰恰是教科文組織，對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在教育領域所獲取的發展業績作了最客觀的肯定甚至推崇。
有道是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教科文組織對中國教育的評價建立於全球化的對比視野。反之，在中國民間，對國家教育的種種不滿意，是否包含着一部分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的“高度不夠”因素呢？至於某些公知大V不顧事實，一貫全盤否定新中國教育成就，那就要另當別論啦！
郝主席履新，對欠發達國家發展基礎教育，對中國深化教育體制改革有百益而無一害。美國拖欠教科文組織8000萬美元“會員費”，導致後者作出暫停美國在教科文組織投票權的決定，對中國的郝主席更好履行職責反倒減少了干擾和阻力。
**中國逐步恢復在聯合國框架下國際組織的成員國或理事國地位，主要集中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國旋即有步驟參與和加入各類新組建的國際組織，則集中於世紀之交。中國人開始擔當國際組織的高管乃至“一把手”，可把2003年視為一個轉折年。**至此後，國際組織和國際機構來了“中國領導”已不再是個別現象：
2003年2月，中國國際法學者史久鏞當選聯合國國際法院院長。這家“地球村法院”1946年組建，主要致力於和平解決國際爭端。由於美國和某些西方大國一貫從中作梗，雖説多年來成績並不顯著，但終究是個對聯合國成員國具有一定司法約束的“大法場”；
2006年，香港特區政府首任衞生署署長陳馮富珍女士當選世界衞生組織總幹事，2012年5月，陳馮富珍再獲連任；
2009年，北大教授林毅夫被任命為世界銀行高級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
2011年元月，中國現役少將劉超被聯合國任命為聯合國駐塞浦路斯維和部隊司令；
2011年7月，中國央行副行長朱民出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副總裁。在此之前，朱民已在2010年出任IMF總裁顧問；
……
今年以來，中國人在各種國際組織的高官競選中勝出可謂屢傳佳訊。
6月，財政部副部長李勇當選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總幹事；
8月，中國駐世貿組織大使易小準獲任世貿組織副總幹事；
9月，鞍鋼總經理張曉剛當選國際標準化組織主席；
本月5日，教育部副部長郝平出任聯合國國教科文組織主席。
而就在前天，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北京會見到訪的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總幹事李勇，向其表達了中國政府全力支持該組織開展工作，加強雙方合作的明確態度。在此場合，李勇成為中國國家主席的“尊貴外賓”。
在今年一系列的佳訊中，有一箇中國人尤其值得提上一筆。他叫徐浩良，今年8月剛被聯合國同時任命為聯合國助理秘書長、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助理署長、聯合國開發計劃署亞太局局長。徐浩良沒有任何中國政府的背景，他1996年以中國赴美留學畢業生的身份考中聯合國僱員職位，他從實習生做起，經歷19年的磨礪出任現職。
行文至此，熟悉筆者風格的網友，大體可猜測到筆者將對張主席和郝主席現象的扎堆呈現作一提煉式的小結。這個小結很可能濃縮和昇華為對中國理論、中國道路、中國製度在現階段切實可行的、某個側面的詮釋和印證。不！筆者想把濃縮、昇華、思考的空間留給眾網友。
作為本文的結尾，筆者想寫幾句從裝配每個家庭都必需配備的低壓電路觸保器起家的、温州籍企業家南存輝和他的正泰電器。在昨晚播出的《大國重器》最後一集中，正泰電器在上海生產基地所產的產品，已脱胎為完全擁有全部自主知識產權的世界一流的高端高壓成套配電裝備。南存輝指着堆滿了半個車間的嶄新的高端成套高壓配電裝備説：“中國人不缺能力，不缺智慧，只缺時間。近代以來，中國耽誤了太多的時間。趕超世界一流，我們仍然需要更多的時間！”
實現偉大的強國夢，我們已經找到了圓夢的路徑。一步，一步，中國行進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