厲以寧解讀十八屆三中全會公報：要處理好四大關係
“政府做政府應該做的，市場做市場可以做的。”今天上午，厲以寧教授在北大光華管理學院接受本報專訪發表他對十八屆三中全會公報的看法，他認為當前中國經濟要處理好四大關係——政府和市場的關係、中央和地方的關係，城市和農村的關係、國企和民營企業的關係。
厲以寧昨天還接受了《楚天金報》的採訪。他表示，當前最重要的是四方面改革：農村土地確權、收入分配製度改革、國有資本體制改革、城鄉二元體制改革。
（資料圖）厲以寧
政府和市場
在談及政府和市場的關係時，他這樣表態，並一再強調，這是很重要的一個概括。厲以寧教授説，他在三中全會公報中讀出最重要的訊息就是“政府和市場的關係”要處理好，因為處理得不好，就會影響以後的改革發展。
過去人們常説“小政府，大市場”，並且以為這是對政府和市場關係比較好的處理方式。厲以寧教授表示，這其實是不準確的，正確的説法應該是“有效的政府、有效的市場”。政府不在於大小，因為它不是一個人員多少的問題，也不是管轄範圍多大的問題，主要是政府做政府應該做的事，效率要高。市場也不是萬能的，市場還有很多地方是管不到的。有效的政府加上有效的市場，這就是中國政府與市場的關係。兩者都要講效率，都要有效，政府做政府該做的事情，市場做市場可以做的事情，這樣就行了。
厲以寧教授稱，過去談效率，只談到生產效率，而現在更應該重視資源配置效率。生產效率是根據投入產出之比，投入為既定，產出越多越好，這樣效率就高，產出為既定的話，投入越少越好。但現在不僅要講生產效率，還要重視資源配置效率。資源配置效率假定投入不變，不同的方式來配置資源，然後進行對比，看誰配置效率最高。資產不斷地重組、調整，是為了資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他舉例稱，資源組合有多種方式，比如A方式會得到N的產出，B方式就可能是N+1的產出。
“資源配置效率提高在經濟學裏引起了兩個變化。”厲以寧教授進一步闡述説，第一個變化就是過去長期認為在企業中搞人事組織工作的、搞宣傳工作的、搞行政管理工作的，都列為非生產人員，“你們不在生產第一線的，你們對生產效率沒有貢獻的，這些都是非生產人員。資源配置效率出來之後，看法就不一樣了，做人事組織工作的，從事的是人力資源的優化配置，這就是提高了效率。做宣傳工作的，是調動每一個投入者的積極性，提高了效率。行政管理人員是將物資資源和人力資源更好地組合在一起，產生更多的效率，這些人都是效率的提供者。”
資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引起第二個變化就是企業併購，這樣就會更為重視資產重組的作用、籌資的作用以及證券市場的作用。
資源配置效率具體到政府和市場關係時，厲以寧進一步解釋説，資源有限的要歸政府管，個人收入分配無論是二次分配還是一次分配都要歸政府，一般資源配置和涉及消費者自主消費的以及利率則歸結於市場。
中央和地方
談及中央和地方的關係，厲以寧教授稱，凡是地方政府管理有效的，中央政府應放手。具體到財税制改革，厲以寧稱，中央和地方應該重新確定中央和政府的分税比例。地方債務是大家關心的話題。厲以寧提出自己的建議，地方政府可以出賣地方財產，比如過剩的辦公大樓在不違背中央標準的情況下都可以出賣用以還債，向銀行的借款則可以和銀行協商變成長期債券。
國企和民企
談及國企改革時，厲以寧教授稱，這其實是國有資本體制的改革，“國資委不要管具體的企業，要主抓國有資本的配置，可以成立國有資本投資公司，對於有短缺的行業，新興的行業就可以多增加投入，產能過剩的行業就應該退出。”他稱，國有企業應當成為自主經營的國有企業。
厲以寧素有“厲民營”的稱呼，可見他對民營企業的重視。談及民營企業如何進一步發展時，他説，民營企業當前需要轉型，“民營企業要有產權意識。產權意識對民營企業非常重要，要知道保護自己的產權，民營企業在轉型中，首先就是要產權清晰，產權要界定清楚。”另外，民營企業規模大的，同樣應該健全法人治理結構，股東會、董事會、監事會、總經理，各得其所、各在其位。家族制在企業成立之初起過作用，因為家長往往是一個能人，家長具有凝聚力，但是這個時間不會太長，一旦企業走向正規之後，就應該健全法人治理結構，其中最大的問題也涉及到接班人的問題。趨勢上講，親屬可以有股份，但不一定要選為接班人。接班人要有能力，能夠保證企業按照法律法規來經營、來發展。
“如果一個城市沒有小微企業，沒有民營企業，這個城市只能是鬼城。”厲以寧再次強調，他還稱，其實小微企業是解決就業的最佳途徑。具體到民營企業和國有企業二者關係，厲以寧談到一定要共贏。
城市和農村
城鎮化是新一屆政府的施政着力點之一。厲以寧對於城鄉關係也很是關注，他説，目前不能為城鎮化而城鎮化，現在最關鍵的是人的城鎮化，要提高人的生活質量。有統計説，每提高1個百分點的城鎮化率，就意味着每年有1000多萬人進城。這些人都要求就業，城裏的經濟能消化嗎？厲以寧此前提出，這就要大力發展能大量吸收勞動力的服務業。傳統服務業如飯館、旅館、酒店、理髮等，容量有限，不能完全吸收。金融、保險、法律、諮詢等現代服務業將成為解決就業的主要渠道。
這一次三中全會公報中“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負責改革總體設計、統籌協調、整體推進、督促落實”的闡述也引起大家的注意。厲以寧教授説，其實頂層設計機構是和摸着石頭過河並存的，當前的改革基本上可以按照這個思路進行——試點、篩選經驗、歸納總結、法律保證、規範化，然後予以推動。他以林權制度改革為例闡釋了這一點——2008年，中共中央國務院決定總結福建、江西的集體林權制度試點的經驗，進行全國推廣。
儘管集體林權制度改革晚了20多年，但中央根據試點的經驗，有三個重要的突破：一、承包期延長到70年不變。林權制度改革定了70年不變，全國農村的積極性加大；二、林地可以抵押。這是一個大的突破，一抵押林區經濟就活了；三、林權承包落實到户，一竿子插到底。林權證發到每個農户手上，承包跟產權一塊走，集體林權制度改革把農民的積極性全調動起來了。
厲以寧：農村改革關鍵在土地確權
厲以寧對記者説：“我認為當前最重要的是四方面改革：農村土地確權、收入分配製度改革、國有資本體制改革、城鄉二元體制改革。”
厲以寧曾多次提到“兩個老鼠”的故事。第一個“老鼠”是農民外出務工，房子沒有房產證不能出租，一把鎖把門鎖上了，這就變成老鼠窩。第二個“老鼠”是農民進城找工作，房貴買不起，很多人租了地下室住，像老鼠一樣在城裏生活，網上稱他們為“鼠族”。
厲以寧認為，要消滅“兩個老鼠”，就是要土地確權。
他認為，新農村改革，必須給農村土地以產權。經過30多年改革開放，城市產權問題已基本理清，而在農村，土地屬於集體所有，祖傳的房子沒有房產證，在宅基地上自己蓋的住房也沒有產權證，產權處於虛有狀態。農村土地產權的不明晰，實際上導致了農村、城市初次分配不平等的現狀，從某種程度上來説，阻礙了收入分配改革。
他説，要縮小城鄉差距，還應當加快城鄉社會保障一體化進程，用這種方式進行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