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文木：改革短論三篇
作者按：十八屆三中全會吹響了中國新一輪改革的號角，強調中國改革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始終確保改革正確方向，堅定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回顧2005年以來發表的三篇改革短論，貫穿其中的是中國必須走社會主義共同富裕道路的歷史規律。舊文新讀，其間所呈現出的中國歷史的可喜變化，令人對中國未來更有信心。
一、改革不能丟掉人民的利益（2005年）
二、“共同富裕”是順乎中國人心的改革大方向（2012年4月）
三、鄧小平倡導的改革是與社會主義原則緊密聯繫的歷史運動——也談“不改革開放只能是死路一條”（2012年6月）
改革不能丟掉人民的利益
説明：本文主要內容以《社會主義是中國改革永不褪色的旗幟》為題發表在《鳳凰週刊》2005年第32期。
中國的改革要有適合中國國情的標準，這就是社會主義制度的標準，人民的標準。我們知道改革能解放生產力，但革命也能解放生產力。如果改革將中國生產力改到需要革命來進一步解放，那中國的改革就失去了歷史進步作用。中國改革的底線就是不能把共產黨改革到人民的對立面；國企改革，不能改出“二七大罷工”。
規則決定價值，而規則卻是由有利益傾向的人定的。全球化時代的市場經濟規則是西方人定的，這對我們極為不利。我們應該反思。反思的核心還是毛澤東在延安説的那句老話：“為什麼人的問題，是一個原則的問題，根本的問題”。
所謂“效益”的立場，就是資本的立場，就是利潤掛帥的立場，而不是人民的立場。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提出的“駕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能力”，也就是駕馭資本的能力。中國市場經濟中的資本必須受共產黨領導的人民駕馭。效率脱離了公平，資本脱離了人民駕馭，中國的發展就不是可持續的。只依靠海外市場的國家，就會像拉丁美洲一些國家那樣成為向西方供血的“被切開的血管”，就會被外人打垮。
什麼是“素質”？這要看標準。電影《決裂》裏有標準，行不行我就看手上的繭子，這就過頭了，肯定不對。論機械化作業，中國的小農種地肯定比不過美國；但在一小塊土地上精耕細作，美國就不如中國；到了非洲，中國農民就是專家。就看你比什麼。你比電腦他不行，但他有他的技術。從生態農業看，將來中國小塊土地精耕細作技術一定會再次復興，只不過是眼下他們的技術在西方利益主導的市場中貶值了。正如文官制度是中國人發明而現在我們卻要到西方取經一樣，不知是否將來我們還需再到哈佛或牛津學習小農業耕作技術？小農業技術的貶值，導致中國農民日益破產，另一方面國家大量引進外資和國外農產品又加劇了中國傳統農業的破產。殷鑑不遠：蔣介石走過這條路：經濟也獲得快速發展，但同時在中國也播下了“星星之火”，造成中國工農的大革命。這當然不是我們今天的改革所期待的結果，共產黨領導的國家必須和人民共命運。經濟發展的“硬道理”不能丟下人民，不能丟下人民的利益。
改革要結合中國的實際，GDP的發展還是要以人為本。一味的以GDP為指標的市場經濟，是很糟糕的。GDP作為衡量國有企業的絕對指標，這實際是不利於第三世界國家的理論陷阱。由於社會保障功能有限，第三世界的國企不僅擔負生產的功能，它同時還兼有社會保障的責任。即使按純經濟學的説法，社會公平也是生產力，也是良好的投資環境的一部分。但在我們現在的絕對利潤指標下，這就體現不出來。在西方國家，由於有良好的社會保障系統，它們的大企業可以由財團搞。但在中國，將國有企業市場化，利潤掛帥，這樣，社會兩極分化就是必然的結果。利潤掛了帥，企業競爭規則就變了。在利潤規則下，同等規模的企業，“國企”很難打過“私企”，因為後者可以較少考慮社會責任，前者則有社會公平責任。如“軍轉民”，有人説：“私企”好，私企兩天辦成的事國防企業半年辦不成。但國防企業“拖家帶口”，有公平的負擔，還有保密責任，保密是無形成本，這是沒有辦法越過的。私企沒有這麼重的包袱，那它當然活。但一個國家卻不能這樣“活”，要有包括公平、保密等內容在內的國家必須支出的巨大隱性成本。因此，公私效率不能只以利潤為絕對標準，不能脱離“為人民服務”的方向。中國的國有企業有它特殊的效益：它擔負了社會公平的責任，其貢獻在利潤指標中顯示不出來，但不能抹殺。有些人不承認它反而要在國有制企業中“吐痰”，這是在毀掉國家的基礎。
需要提及的是，西方良好的社會保障體系，並不僅僅是靠本國，更多的是靠強力——直説了就是暴力——獲得的來自第三世界的資源支撐的。且不説其早期原始積累的來源，即使是現今，西方以其高勢能資本大量向第三世界國家投資，所獲大量超額利潤迴流，才使他們可以供養一個昂貴的社會保障體系和龐大的中產階級。這樣它們就有了一個較高的社會保障門坎和相對穩定的社會環境。中國沒有這個條件，這方面也不能“全盤西化”，而只有走社會主義的路，用內部生產關係革命的方式強行打破私有權在生產消費之間的高額利潤截流，並由此實現社會內部穩定。
目前的標準是他們西方設的，然後叫第三世界國家往裏鑽，與它們“接軌”，其結果將與“接鬼”無異。
全球化的進程，同時也是資本國家化和國家資本化分裂式並進的過程，前者是歐美式國家主宰資本的自主道路，後者是拉美式資本主宰國家的依附道路；前者是“融”入全球化，後者則被全球化所“溶”入，一字之差，命運卻判若雲泥。
西方和東方不一樣，東方是亞細亞生產方式。其特點是自然經濟下的農村和商品經濟，尤其是外來商品刺激下的城市二元存在，相對脱離，城市沒有那麼大資源來支撐農村，這迫使農村自成體系。我們所説的農村“落後” 的東西，在特定的歷史時期，也有相當的合理性。比如以前農村的宗法社會，它實際上就是封建時代自治系統，支撐這個系統的是自然經濟而非市場經濟。它不是靠國法而是靠宗法實行的家族式管理。相對於現代司法程序而言，這個系統管理成本不高。比如打官司，農民上法院1000元打不下來，但家族間長者按實際是“習慣法”的原則，説一説事情就擺平了。毛澤東把中國農村管理改造成小隊為基礎的人民公社，這也是一個自我管理的系統：儘管沒有剝削，但其中宗法傳統的力量還是很強的。在中國城市沒有辦法吸收龐大的農民成為中產階級公民之前，也就是説，在中國城市沒有西方那樣充足的改造農村並使之城市化的資源之前，自然經濟條件下的農村的自治系統是國家穩定的絕對前提。
我們一些人，學了西方的東西就用來套中國，農村民主從基層選舉開始。須知現代民主是公民社會的事，搬到自然經濟下的農村就不適用。公民社會是要有社會保障支撐的，農民有嗎？沒有，那它選誰呢，只有選與其血緣相近的人。“三個老鄉頂一個公章”，公民覺悟在農村不如有血緣關係的“鄉黨”管用。我們都是下過鄉的人，知道農村是怎麼回事。現在農村有些“民主改革”，與上世紀三十年代的“新生活運動”差不多，許多政策還浮在表面。耕地日益貶值，大量的西方糧食進口，農民在土地上所獲甚微，只有湧進城市，出來後又沒有社會保障，這時他們關心的就不主要是什麼“民主選舉”，而是基本生存及其權利。
今天，我們的社會保障更多的還處在紙面上。我們13億人，大概9億左右的農民，若有4億進入城市，其社會保障就是無法填充的“黑洞”。比如，我們有“法律援助”，這僅有道義上的意義，而沒有實質意義。別説天邊的事情，就説天橋上的老太太是否能得到“援助”？現在改革使人民生活越來越好了，但同時有些地方天橋上躺着的老年乞丐也越來越多了。這不行，這樣的“經濟效率”當然不能要。
為什麼人的問題，在當前的情況下，仍是原則的問題。我覺得現在對中國的“國民收入”的理解應有所調整，要考慮介入吉尼係數，換句話説，中國GDP勞動成果是誰在享受，是人民還是少數人？市場不應是少數人的消費拉動，必須有人民參與，這樣才有強大的市場拉動力，國家才有全民族的可持續發展。有一次我到醫院取體檢結果，後面排隊的是個殘疾人。結果出來一看，殘疾人的主要指標比我還好。這能説明他比我身體潛力更好嗎？他的身體結構就不行，下半身功能不行，但這從體檢化驗指數上反映不出來。一個人的下半身是全身的基礎，這對一個國家而言，就是佔這個國家多數的勞動者。如果一個國家沒有工人農民這兩條腿，市場如果沒有人民消費的支持，那就只有靠外資。儘管其發展指數不錯，但它是不自主的，因而是不可持續的發展。我研究印度，印度就是這樣的國家。在人民消費領域，印度與計劃經濟時期的中國相似。印度依靠資本家、依靠外資搞經濟．結果，經濟越“發展”，窮人卻越多。人民為什麼不革命？這是因為政府整個包下了人民羣眾的最低的消費：政府每天給貧民窟及火車站台等免費送飲用水；醫療、教育幾乎不花什麼錢。我曾在印度一家醫院做了一個小手術，費用合人民幣兩元，就是掛號錢，剩下全免費。這是進步還是落後？從某種意義上説是不得已，是落後中的進步。中國計劃經濟時期沒有私有權，中間沒有私人利潤截留，所有積累用於基本建設而非產權交易，經濟建設投資速度有賴於國家包下的人民最低消費。這説明，不管意識形態如何，最低的社會保障對任何社會都是必需的，這樣社會才能穩定。與中國不同的只是，印度的最低消費保障基礎上形成的巨大的利潤，因其私有權造成大量的非生產性截留，使生產消費鏈條中間形成一個龐大的非生產性“贅瘤”，社會勞動成果既不能像中國那樣形成直接經濟投資，也不能形成人民的收入。人民沒有收入就不會有人民消費從而人民市場的增長。沒有人民拉動消費增長，就沒有民族市場發展，就只有靠外資和海外市場，靠向西方“供血”換取自身的“發展”。
人民應當是中國改革的核心價值。改革不能改出人民革命，這是我們改革“攻關”的一個底線。目前中國出現的大量社會問題已涉及到中國改革的道路問題。我主張中國改革不能脱離社會主義道路，社會主義道路就是以人民為核心價值而不是以資本為核心價值的道路。有人説西方是想讓中國放棄社會主義，走資本主義道路。我説不是，西方人實際上是想讓中國走拉美式的依附型資本主義，而不是歐美式的自主型資本主義道路。美國南北戰爭的實質是美國要走自主型的資本主義道路。美國人為此與歐洲霸權發生衝突並獲得成功。退一萬步講，即使中國真要走歐美式的自主型資本主義道路，與美國當年面對的形勢一樣，西方人，尤其美國人不會答應併為此一定要與中國衝突的。反過來看，即使是走社會主義道路，也有自主型的蘇聯模式和依附型的東歐模式。毛澤東拒絕的是社會主義運動中的東歐模式，併為此與蘇聯發生了衝突：稱蘇聯是“社會帝國主義”，稱蘇共為“修正主義”。
人民支持是國家改革立於不敗之地的保證。中國這麼大，如果走上依附型發展道路，而不管它是什麼主義下的依附，那結果不是內部衝突就是人民革命；如果走上自主型發展道路，那結果就不是與霸權國家的一般意義上的搏弈，而少不了有相當的衝突。而在這種博弈中，如果國家要想成功，就必須獲得絕大多數人民而不僅僅是少數精英的支持；而要獲得人民支持，那中國改革就必須有人民性，就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社會主義在整個中國改革的進程中，就應當是永不褪色的旗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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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富裕”是順乎中國人心的改革大方向
説明：本文寫於2012年4月，以《展望十八大後的中國改革大方向》為題首發在2012年7月17日環球網。
近來一些聲音期待黨的十八大後中國將“加速社會改革”，筆者與此沒有分歧，問題是改革的方向。筆者認為：十八大後中國的改革方向將會更快地向以共同富裕為原則的社會主義傳統迴歸。
現在一些人所説的“改革”，尤其是“政治改革”，其潛台詞實際是要與西方價值接軌。在我看來，這樣的判斷不符合中國歷史進步的一般規律。改革開放起於中國近代史，當時許多中國人為了向西方學習，曾多次啓動過轟轟烈烈的西化運動，其結果無一不是向傳統迴歸。道理其實也很簡單：因為能夠成為傳統的東西一定是經過歷史沉澱因而是有生命力的，中國這麼大的版圖歷經了5000多年仍然能保留下來，用毛澤東的話説就是“就是因為有其長處及特點”。①
中國參與經濟全球化並試圖由此推進國家現代化的過程，實際上也是我們中國人對西方的價值學習和揚棄併為此經受磨礪的過程。起初，我們中國人將這個過程想象得詩情畫意，認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就行了，但在鴉片戰爭中，中國“學生”捱了西洋“先生”的打。此後，中國人轉學東洋日本。結果還是捱了日本的打併在甲午戰爭後失去台灣。20世紀始，我們又將失敗的原因歸結為向“德先生”、“賽先生”學得不徹底，有人提出要“全盤西化”，結果又迎來了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和日本對中國的全面侵略。20世紀末，西方利用蘇聯戈爾巴喬夫急於與西方接軌的善意，瞬間將蘇聯肢解。這些沉痛的教訓反覆告訴我們，歷史並不支持那種僅憑善意就能在國際上受到善待並迎來盛世的觀點；學習西方不能失去自我。黑格爾説：世界歷史是在“惡動力”②的推動下前進的。他還説“文雅和修養根本是不合羅馬人本性的”。③
西方對中國的欺辱和侵略造成中國人民的反抗並在反抗中形成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認識到中國進步的力量來自傳統和本土。國民黨是從學習日本和西方英美國家起步的，但最終卻保留下很濃重的中國儒家傳統；共產黨是從學習蘇聯起步的，儘管學到了許多有益的革命和建設的經驗，但食洋不化的學習後果導致黨的認識最終轉向本土並由此推出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化的成果——毛澤東思想。遵義會議實際上就是中國共產黨將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本土實際相結合，從中國傳統中尋找力量的重要歷史節點。毛澤東思想能夠領導中國革命勝利，就是因為它找到了本土的即人民的力量。毛澤東説：“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於民眾之中。”④
政治革命完成後，中國面臨着經濟建設的重任。我們在經濟上先學蘇聯，最終在戰略性關鍵領域我們遭到了蘇聯的“背信棄義”，這使中國人民認識到“革命和建設都要靠自己”⑤的道理並由此取得了以“兩彈一星”為標誌的巨大勝利。1978年我們開啓改革並再次向西方開放，當時人們學習西方的熱情如此之高以至出現了東方的“黃色文明”註定不如西方的“藍色文明”的思潮，其結果我們再次遭遇到“老師打學生”的尷尬：中國駐南斯拉夫使館被炸，南海撞機事件以及西方在阿富汗、伊拉克和利比亞的軍事和侵略行為，使我們終於認識到西方的“普世”標準只是為別人定做的。2011年西方發生的由勞動者發起的各式“佔領”運動，更使我們進一步看到，西方的標準在他們自己國內也出現了動搖。現在我們按着他們的“市場準入”尺度發展的結果使我們國內出現嚴重的貧富分化和其他社會問題，以至使我們的發展不可持續。這些再次讓我們黨和人民意識到：中國改革要想取得成功，就不能沒有人民的支持；而脱離人口占99%的中國人民的利益訴求，脱離中國國情和中國傳統從而沒有人民支撐的改革，在歷史上是沒有不失敗的。
歷史並不以人們的主觀意志而改變前進的方向。不管人們喜歡與否，中國改革向傳統迴歸的轉變最先從20世紀末的文學藝術領域悄然開始。當時中國開始流行原生態藝術表現形式，21世紀初又流行傳統文化，繼而是毛澤東熱，這些都是這一歷史轉向的一個個重要節點。與此同時，我們黨更是將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和諧”思想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中共十七屆六中全會又從戰略的高度明確提出“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更是將這個迴歸進程從文化認識層面提升到國家政策實踐層面。近些年中宣部在全國新聞戰線開展的“走基層、轉作風、改文風”的活動，國土資源部2011年10月開始的組織基層幹部“三進四同”（進國土所、進地質隊、進礦山，與基層幹部羣眾同吃、同住、同工作、同學習）主題活動，特別是在這個過程中出現並受到人民支持的以實現“共同富裕”為目標的重慶經驗，以及2011年3月全國人大委員長吳邦國在十一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上從中國國情出發，向全國人民作出的我們不搞多黨輪流執政，不搞指導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權鼎立”和兩院制，不搞聯邦制，不搞私有化的鄭重宣誓等，都是中國共產黨的改革開放政策開始更多地向黨的傳統即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回歸併從中汲取新的力量的政策體現。當然，這種迴歸並不是以往歷史的簡單重複，而是歷史在汲取改革開放以來全部有益經驗基礎上的螺旋式前進，是歷史進程中常常表現出的“否定之否定”。
我們在總結上述歷史經驗的同時，若能再細心地將這些在黨的十八大前些年出現的一系列社會和政策重要變化邏輯地聯繫一起，就不難從中看出今年的十八大將標誌着中國改革進入新階段，體現其中的將更多是中國共產黨思想中的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傳統元素；中國社會演進的下一步方向必然是更快地向中國社會主義傳統迴歸。看不到或忘記這一點而空談“加速改革”，就是“言不及義”，就沒有抓住時代變化的脈搏。
改革必須是有方向的，這個方向在當代中國只能是社會主義方向。“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這個流行了半個多世紀的結論在世界資本主義再次整體性地陷入嚴重危機的今天，更顯出真理的光芒。可以肯定，鄧小平同志關於“社會主義本質”論述中指出的“共同富裕”道路，將是未來中國改革順乎人心的大方向。
尾註：
①《毛澤東西藏工作工作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中國藏學出版社2001年版，113頁。）
②恩格斯説：“在黑格爾那裏，惡是歷史發展的動力的表現形式。這裏有雙重意思，一方面，每一種新的進步都必然表現為對某一神聖事物的褻瀆，表現為對陳舊的、日漸衰亡的、但為習慣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從階級對立產生以來，正是人的惡劣的情慾——貪慾和權勢欲成了歷史發展的槓桿，關於這方面，例如封建制度的和資產階級的歷史就是一個獨一無二的持續不斷的證明。”參閲恩格斯：“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3頁。關於黑格爾歷史“惡動力”思想參見《法哲學原理》第18、139節以及《宗教哲學講演錄》第3部第2篇第3章。
③黑格爾著，王造時譯：《歷史哲學》，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309頁。
④毛澤東：《論持久戰》，載《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11頁。
⑤這是毛澤東同由中央委員會主席迪·努·艾地率領的印度尼西亞共產黨代表團的談話。參見“革命和建設都要靠自己” （一九六三年九月三日），《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3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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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倡導的改革是與社會主義原則緊密聯繫的歷史運動
——也談“不改革開放只能是死路一條”
説明：本文以《也談“不改革開放只能是死路一條”》為題刊發在2012年3月6日《觀察者網》。
2012年2月4日，温家寶來到廣州白雲電氣集團考察時説： “二十年前，小平同志不顧八十多歲的高齡來到廣東，講了許多語重心長、發人深省、具有深遠歷史意義的話。他明確告訴我們，要堅持改革開放不動搖，不改革開放只能是死路一條。”6
1992年鄧小平南方講話確實是一篇極為重要的文獻，之所以如此，不僅是《鄧小平文選》的最後一篇，更重要的是它是鄧小平一生思想的最凝鍊的總結。因此，這篇文獻在研究鄧小平思想中“具有深遠歷史意義”。那麼，鄧小平是怎麼表述不改革開放“只能是死路一條”的思想呢？鄧小平當時的原話是這樣的：
要堅持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關鍵是堅持“一箇中心、兩個基本點”。不堅持社會主義，不改革開放，不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條。7
關於“一箇中心，兩個基本點”，黨的十三大的表述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
關於“改善人民生活”，鄧小平同志是在社會主義的“共同富裕”語境下談的，早在改革之初，鄧小平就將以是否實現共同富裕作為檢驗中國改革開放成敗的試金石。1985年鄧小平在會見津巴布韋政府總理穆加貝時説：“至於不搞兩極分化，我們在制定和執行政策時注意到了這一點。如果導致兩極分化，改革就算失敗了。”8鄧小平同志從對人類歷史負責的高度進一步展開説：
堅持社會主義，是中國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如果十億人的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對世界是災難，是把歷史拉向後退，要倒退好多年。9致富不是罪過。但我們講的致富不是你們講的致富。社會主義財富屬於人民，社會主義的致富是全民共同致富。社會主義原則，第一是發展生產，第二是共同致富。我們允許一部分人先好起來，一部分地區先好起來，目的是更快地實現共同富裕。正因為如此，所以我們的政策是不使社會導致兩極分化，就是説，不會導致富的越富，貧的越貧。坦率地説，我們不會容許產生新的資產階級。10
中國根據自己的經驗，不可能走資本主義道路。道理很簡單，中國十億人口，現在還處於落後狀態，如果走資本主義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區少數人更快地富起來，形成一個新的資產階級，產生一批百萬富翁，但頂多也不會達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大量的人仍然擺脱不了貧窮，甚至連温飽問題都不可能解決。只有社會主義制度才能從根本上解決擺脱貧窮的問題。所以我們不會容忍有的人反對社會主義。我們説的社會主義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而要建設社會主義，沒有共產黨的領導是不可能的。我們的歷史已經證明了這一點。11是否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和黨的領導是個要害。整個帝國主義西方世界企圖使社會主義各國都放棄社會主義道路，最終納入國際壟斷資本的統治，納入資本主義的軌道。現在我們要頂住這股逆流，旗幟要鮮明。因為如果我們不堅持社會主義，最終發展起來也不過成為一個附庸國，而且就連想要發展起來也不容易。現在國際市場已經被佔得滿滿的，打進去都很不容易。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在這一點上，這次暴亂對我們的啓發十分大，十分重要，使我們頭腦更加清醒起來。不走社會主義道路中國就沒有前途。中國本來是個窮國，為什麼有中美蘇“大三角”的説法？就是因為中國是獨立自主的國家。為什麼説我們是獨立自主的？就是因為我們堅持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否則，只能是看着美國人的臉色行事，看着發達國家的臉色行事，或者看着蘇聯人的臉色行事，那還有什麼獨立性啊！現在國際輿論壓我們，我們泰然處之，不受他們挑動。但是，我們要好好地把自己的事情搞好，這次事件確實把我們的失誤也暴露得足夠了。我們確實有失誤呀！而且失誤很不小啊！12
世界上最不怕孤立、最不怕封鎖、最不怕制裁的就是中國。中國搞社會主義，是誰也動搖不了的。13
鄧小平在1992年南方講話中再次強調：“走社會主義道路，就是要逐步實現共同富裕”；小平同志還設想“在本世紀末達到小康水平的時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決這個問題”14。脱離了這個語境，就會將有嚴肅政治內含的“社會主義”概念偷換為赫魯曉夫的“土豆燒牛肉”15式的福利主義。
關於“四項基本原則”，早在1979年鄧小平就有概括，他説：“第一，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第二，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專政；第三，必須堅持共產黨的領導；第四，必須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他指出，“這是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根本前提”16。在1992年南方講話中，鄧小平同志進一步強調説：“在整個改革開放的過程中，必須始終注意堅持四項基本原則。” 171986年，面對國內外反社會主義勢力的挑釁，鄧小平説：“沒有專政手段是不行的。對專政手段，不但要講，而必要時要使用。”18 這説明，鄧小平在南方講話中關於改革開放的思想是與“四項基本原則”緊密相聯繫的，其中最珍貴的是他將改革開放的進程始終與堅持馬克思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説相聯繫。他説：
依靠無產階級專政保衞社會主義制度，這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觀點。馬克思説過，階級鬥爭學説不是他的發明，真正的發明是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歷史經驗證明，剛剛掌握政權的新興階級，一般來説，總是弱於敵對階級的力量，因此要用專政的手段來鞏固政權。對人民實行民主，對敵人實行專政，這就是人民民主專政。運用人民民主專政的力量，鞏固人民的政權，是正義的事情，沒有什麼輸理的地方。19
“無產階級專政”是馬克思主義中最本質的東西，針對當時歐洲伯恩斯坦的民主社會主義對工人階級意識的毒害，列寧説：“只有承認階級鬥爭，同時也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的人，才是馬克思主義者。”20綜合講話前後段落，鄧小平在這篇講話中所説的“只能是死路一條”，是有馬克思主義，尤其是其中的列寧主義的本質規定性的。其核心意思並針對所謂“不改革開放”，而是針對不堅持“一箇中心、兩個基本點”、不堅持社會主義的“改革”，説這樣的政策才是“死路一條”。鄧小平説：“右可以葬送社會主義，‘左’也可以葬送社會主義。”
鄧小平同志倡導的改革是有強烈方向感的歷史運動，鄧小平同志在南方講話中將中國改革與共產主義方向緊密聯繫在一起的，他在講話的結尾時説：
我的入門老師是《共產黨宣言》和《共產主義ABC》。最近，有的外國人議論，馬克思主義是打不倒的。打不倒，並不是因為大本子多，而是因為馬克思主義的真理顛撲不破。實事求是是馬克思主義的精髓。
我堅信，世界上贊成馬克思主義的人會多起來的，因為馬克思主義是科學。它運用歷史唯物主義揭示了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封建社會代替奴隸社會，資本主義代替封建主義，社會主義經歷一個長過程發展後必然代替資本主義。這是社會歷史發展不可逆轉的總趨勢，但道路是曲折的。資本主義代替封建主義的幾百年間，發生過多少次王朝復辟？所以，從一定意義上説，某種暫時復辟也是難以完全避免的規律性現象。一些國家出現嚴重曲折，社會主義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經受鍛鍊，從中吸收教訓，將促使社會主義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發展。因此，不要驚慌失措，不要認為馬克思主義就消失了，沒用了，失敗了。哪有這回事！
世界和平與發展這兩大問題，至今一個也沒有解決。社會主義中國應該用實踐向世界表明，中國反對霸權主義、強權政治，永不稱霸。中國是維護世界和平的堅定力量。21目前有些媒體只是從小平同志的講話中孤立地抽出“改革”二字，再配上“死路一條”，其意思與小平同志的説法南轅北轍；其報道手法，用毛澤東批評的話説，就是“秦瓊賣馬”22，掐頭去尾，很不地道。
共產黨員是堅信馬列主義的，温家寶所説的改革一定是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和四項基本原則的改革；他説的改革一定是在馬克思主義，尤其是在列寧主義及其繼承者毛澤東、鄧小平主張的社會主義的共同富裕原則之上的改革。我們的輿論戰線要警惕少數人通過曲解領導人講話誤導民眾可能導致的惡果。20世紀末蘇聯解體的事件説明，如果脱離了社會主義共同富裕原則，放棄了“四項基本原則”，那這樣的“改革”只能是“死路一條”。
尾註：
6、温家寶重温南方談話：不改革開放只能是死路一條”，http://finance.eastmoney.com/news/1344,20120206189762126.html。
7、鄧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要點》（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 ），《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0頁。
8、鄧小平：《改革中國發展生產力的必由之路》（1985年8月28日），《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9頁。
9、鄧小平：《堅持社會主義，堅持和平政策》（1986年4月4日），《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8頁。
10、鄧小平：《答美國記者邁克·華萊士問》（1986年9月2日），《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2頁。
11、鄧小平：《中國只能走社會主義道路》（1987年3月3日），《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07頁。
12、鄧小平：《第三代領導集體的當務之急》（1989年6月16日），《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1頁。
13、 鄧小平：《社會主義的中國誰也動搖不了》（1989年10月26日），《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9、328頁。
14、鄧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要點》（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 ），《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374頁。
15、1964年4月，赫魯曉夫訪問匈牙利，對“共產主義”作出修正主義加機會主義的解釋，用福利主義的概念替代共產主義，將以無產階級專政為基本實現手段的共產主義社會説成是“一盤土豆燒牛肉的好菜”。
16、鄧小平：《堅持四項基本原則》（1979年3月30日），《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4～165頁。
17、鄧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要點》（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 ），《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9頁。
18、鄧小平：《旗幟鮮明地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1986年12月30日），《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96頁。
19、鄧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要點》（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 ），《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9頁。
20、列寧：《國家與革命》，《列寧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9頁。
21、鄧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要點》（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 ），《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2～383頁。
22、秦瓊是唐初將領，以驍勇善戰為著。他也是明清小説平話《説唐》中的重要人物，“秦瓊賣馬”就是《説唐》敍述他落魄時的一段故事。1956年6月20日，毛澤東批評《人民日報》一篇社論時説：“社論提法同魏忠賢的辦法一樣，君子小人。引用我的話，掐頭去尾，只引反‘左’的，這不對。不用全段話，是秦瓊賣馬，減頭去尾要中間一段。”盛巽昌、歐薇薇、盛仰紅：《毛澤東這樣學習歷史，這樣評點歷史》，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6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