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亮：“啓蒙”如何變成了神邏輯——評劉小楓鄧曉芒之爭
象牙塔內沉寂已久的80年代著名哲學教授鄧曉芒發言了，一下就是洋洋灑灑兩萬五千字。
兩萬五千裏所為何來？只為一人，劉小楓教授。
為了他在某篇文章中給了自己一句撓人的暗示：“所謂引介施米特就等於是‘法西斯’的説法，出自一位前武漢大學哲學系的教授之口，他的專業是教啓蒙哲學。”於是，他和這個比自己小8歲的同輩男性學者摽上了。
當然，鄧教授的追求絕不止於這一點私情。他的抱負在於：“本文所揭示的，主要不是他的哪個觀點的謬誤，而是他做學問的方式和思維方式上的缺陷。”
為此，他引經據典不遺餘力，為徹底揭發後者不惜上綱上線到賣國高度。而我關心鄧教授文章，當然也不是為了滿足八卦興趣，實在是因為這場筆墨官司可以看作一個時代知識分子的縮影，與輓歌。
劉小楓教授與鄧曉芒教授
因為劉小楓的著作，我曾和許多文藝青年一樣，得以憑藉那一線細若遊絲卻不絕於耳的天國哀歌，引領沉重的肉身去踏倔強的生命之舞。無奈普通人的一生，大多是繡花扇，剛沾上一點蚊子血，就迫不及待點染成桃花。所以有不解風情者因為劉小楓的學説而一本正經皈依基督教，劉小楓卻搖搖頭走向別處，從不停留。
能跟上他腳步的，憑藉學習古典政治哲學，哪怕是毫無人生經驗與政治經驗的學術宅男，也多少能變得成熟一點。劉小楓實在曾經是無數自由主義青年的精神教父。正因如此，他近年來在學術思想上的大幅度轉身，才令扯不住他衣襟的大小青年們都感到茫然和痛心。
至於鄧曉芒教授，雖然我孤陋寡聞，在自己被“啓蒙”的年代裏並沒有注意到他的存在，但沒吃過豬肉也見過豬跑，讀過黑格爾，也就很容易知道有個在課堂上細讀康德、黑格爾，能從二者身上闡發出同樣啓蒙光輝的鄧曉芒來。一定有很多青年是沐浴過這種光輝的。
另外，鄧教授整個家族都濃縮着時代精神的影子，比如父母的右派遭遇，比如其妹殘雪的“驚恐意識流”，後者一定深埋在我們的文脈裏。
80、90年代，劉鄧是“啓蒙”和自由幻想的同路人。同路人太多，所以也不見得互相多有感情。倒是在分道揚鑣的日子裏，怨念來了。他們的學術分歧問題不在本文贅述，而劉鄧之爭的前戲，我已經在《“尋父”與“弒父”——談談最近的“憲政”輿論》交待清楚。
劉小楓畢竟一代風流才子，雖然崇尚古典政治哲人的“隱微修辭”，但仍會有按耐不住的時候。每當他哼着鼻音説出一大段冷嘲熱諷的話來，總感覺他似乎對於身後的孩子們仍然懷有一絲無望的眷戀。
數月前，他的“國父論”演講圍繞毛澤東展開，無情戳穿中國“憲政”論者的困境，引起輿論譁然。每一次，他都懂得怎樣準確地傷害自己的小冤家們，因為他了解他們，知道他們的怕與愛在哪裏。
他滿不在乎地在《如何認識百年共和的歷史含義》裏宣稱：“為了讓漫訾者更好地看清自己的敵人，以便給予精確打擊，也為了讓歷史的後來者看清自己的敵人，有必要刊佈由本人整理的講稿。”這幾乎等於在説：像樣的對手還沒有出現，只能等待歷史後人。
幾年前劉小楓曾在課堂上宣稱今天的人文知識分子太女人氣（請女性們原諒，這裏的“女人氣”指的是過去沒改造好的那些舊女人），或許這話正好體現了學術風月老手的手段——你越不在乎她們，她們就越是焦灼難耐。
我覺得鄧曉芒教授有一顆青春的心，他無法按耐，毅然站出來要為那些失去精神教父的人們彌合心靈傷害。為了對付劉小楓這個後生，他查了很多資料（“所以你就必須每處去廣為查對，每句都要進行梳理。”），準備了很久（“很早就想説了，但是一直抽不出時間。”），終於以花甲之軀開始實施這番“精確打擊”。
精確至少體現在對劉小楓字句的糾纏上。他用放大鏡研究劉小楓的文章，不放過隻言片語。劉小楓説：“把‘憲政’等同於代議民主制，至少在學理上説不通，因為‘憲政’的歷史形態並非僅此一種。”鄧教授喊：“這怎麼就是‘把憲政等同於代議民主制’？”“如果我説‘A是B的必要條件’，就相當於説‘B等同於A’嗎？”“把實現代議民主制視為實現‘憲政夢’的必要條件（沒有……就沒有……），這怎麼就是‘把憲政等同於代議民主制’？”“現代的憲政當然不僅是指代議會民主制，還包括政體的問題，以及司法獨立、軍隊國家化和限制政府權限的一系列制度設施。”
鄧教授的細膩確實堪稱嚴謹。他説的很對，但不知怎的，我卻想起那些年輕時代不諳男女心思而發生的懵懂愛情悲劇。
處在那個年紀的青年往往與自己的對象錙銖計較表面的語言，完全不顧對方的真實心思。鄧教授應該知道，劉小楓不感冒的“憲政”就是包括代議制、司法獨立、軍隊國家化等等一系列老三篇在內的那個東西，只是沒有明説。鄧教授非要幫劉小楓説出來，我們就只當是一位負責的人民語文教師對學生用詞不嚴謹而生氣吧。
不過放心，接下來我決不會再拿諸如上面這類語言邏輯問題來煩擾讀者。鄧教授的文章包羅萬象，從希特勒到釣魚島，從美國夢到憲政夢。讀者千萬不要被兩萬五千字嚇住，因為他的核心觀點都非常通俗易懂，和流行的公知觀點沒有什麼差別。只是他的哲學訓練使他具有了一種特長——能夠把簡單的觀念用相當相當複雜的語言説出來。
鄧教授對邏輯如此自信，必然吸引別人對他自身邏輯的審視。鄧教授又非常赤誠，為了攻擊劉教授的邏輯不嚴密，不惜露出自己的不嚴密。所以接下來先展示他那些迷人的邏輯怪圈。
第一個怪圈：關於納粹。
納粹是通過合法選舉上台的。所以施米特一派學者視此為魏瑪憲政的恥辱，堅持反思為什麼“完美憲政”卻無法阻止納粹上台。鄧教授也要首先洗刷這個恥辱，他反駁道：“説沒有代議民主制就不能實現民族復興（必要條件），這不等於説有了代議民主制就必定能夠民族復興（充要條件）。因為，人民有時也會犯錯誤，選錯了人，尤其在人民素質不高，還沒有來得及經歷民主訓練的時候，如這裏提到的‘納粹上台’。”
在鄧曉芒哲學祖師爺居住的德國，人民還沒有來得及經歷民主訓練（看來德國啓蒙者失職，希望中國的啓蒙者能好一點）！鄧教授接着説：“但納粹上台首先所做的第一件事，不正是破壞憲政和代議民主制嗎？正是這一點釀成了德意志民族的災難，如果不是廢掉了憲政，納粹上台也沒有什麼了不起，再把他們選下去就行了。”
使用“如果”一詞，鄧教授輕鬆為血淋淋的歷史提供了一套完美解決方案。太完美了，試想，如果不是上台者廢掉了憲政，那麼就算是撒旦上台、異形上台、草履蟲甚至雞蛋上台都沒有什麼了不起的，人民再把他們選下來就是了。這點折騰算什麼？也就損失一代人的青春，就像鄧教授文革時期損失的歲月一樣。
先不説今天歐美有識之士比如福山都開始反思選舉失靈和無能政治家造成的巨大惡果，因為畢竟術業有專攻，象牙塔裏的學者很難去關注今日世界現實，但研究過康德、黑格爾哲學的人理應知道，廢除憲政這種行為，正是納粹所以為納粹的內在規定性。如果不廢除憲政，那就不是納粹；如果希特勒賢良淑德，那他就不是希特勒。那麼魏瑪憲政也就並沒有遇到挑戰，施米特的問題也就不存在了。
而施米特和施特勞斯的問題意識恰恰在於：是什麼缺陷令“憲政”不能對付納粹？憲政觀念的弱點到底在哪裏？良藥苦口，直面弱點，我認為劉小楓教授明顯比鄧曉芒真愛憲政。
直白點説，鄧教授的邏輯是：**如果納粹不做納粹，如果憲政沒有遇到危機，那不就沒有危機了嘛！**看，神邏輯降臨了，這絕不是最後一次。看着一個應該深諳黑格爾辯證法的資深學者，卻深深陷入黑格爾所鄙夷的同義反復式詭辯，實在是一件有趣的事情。就像聽肖邦的《小狗圓舞曲》一樣有趣。
第二個怪圈：關於霍布斯。
劉小楓説：“可是，按自由主義國家學説鼻祖霍布斯的著名説法，沒有國家形態就談不上保障人的基本權利，人權保障必須以統一的政治共同體即國家的存在為前提。在自然狀態中，人與人之間像豺狼，哪會有人權？自然狀態這一理論假設具有的諷刺意味在於，為了保障人的基本權利而建立國家的行為本身，恰恰得靠人與人之間像豺狼一樣的戰爭狀態來實現。”
鄧教授批駁道：“這裏面的邏輯錯亂一望而知。凡對霍布斯的學説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霍布斯提出‘自然狀態’的假設決不是説，只有通過‘一切人對一切人的戰爭’才能實現國家的統一，然後才可以保障每個人的人權；而是説，由於一切人對一切人的戰爭使人類面臨滅亡的威脅，所以逼使人們相互之間開始積極地運用理性去尋求一種社會契約，為避免滅亡而自願地將自己的自然權利共同轉讓給某些人所代表的公共權力，這就是國家的產生。顯然，在霍布斯這裏，建立國家不是靠人與人之間的戰爭（或劉小楓的“國父”的名言：槍桿子裏面出政權），而是靠社會契約；”
鄧教授顯然和康德一樣栽在悖論裏了。霍布斯的理論建立在人與人作戰這個“自然狀態”假設基礎上。也就是説，必須這個假設成立，後面關於國家的一攬子推論才能成立。這個理論的自洽在於，從“一切人對一切人的戰爭”出發才有國家締造。這個悖論有什麼難理解的？就像今天有不少良心公知、律師，他們其實非常期待中國到處有壞事發生，那樣他們才能撲上去以大批判來表現自己的良心。所以這個悖論邏輯就是：只有通過壞事情才能塑造公知們的偉大形象。
接下來鄧教授把盧梭和霍布斯燉成一鍋粥，大談契約，似乎也並不理解盧梭與霍布斯的區別，不知道在盧梭看來，具有決斷性的立法者才是契約形成的關鍵。就現實來説，劉小楓已經説了，遍覽歷史，成功的憲政無不是在血火戰爭中建立。血火考驗中誕生的堅強主權正是憲政得以運行的保障，主權決斷和憲法政治是二位一體。單單隻靠制憲建立的魏瑪憲政就只是沙子上的城堡。而經過百年革命奮鬥，在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和朝鮮戰爭中堅強站立起來的人民共和國，雖然不符合一些知識分子的沙丘憲政理想，卻具有最堅強的主權性格並開闢着自己的憲法政治道路。
第三個怪圈：關於共和革命。
這裏有三個小波瀾。
1、劉小楓説：“在認識百年共和的歷史含義時，我們的思考一直受到法國大革命帶來的政體問題的壓力和制約，以至於忘了一個常識：國家危難關頭，考驗的首先是政治共同體的領袖和這個共同體的擔綱者階層。晚清以來中國面臨的根本危機是，皇朝無政治才幹，靠地方儒生平定太平天國，已經預示了這個王朝必然衰落。” 鄧教授説：“這就是劉小楓真正要説的話了：如果當權者能夠採納他的意見，成為有‘常識’有遠見的‘擔綱者’，則國祚之復興指日可待。到那時，如果真有誰是‘國父’的話，劉小楓就是當之無愧的‘國師’了。”
2、鄧教授説：“中國為什麼弱？是因為遇上了更強的對手！至於‘啓蒙的政制理念’的解釋則是倒因為果，因為並不是啓蒙理念把中國搞弱了；中國在1840年已顯出自己在列強面前的‘弱’。”
3、鄧教授説：“（劉小楓）對‘漢奸論’大張撻伐：‘所謂漢奸論就是：中國人沒有能力實現國家的統一，日本人來幫我們實現統一。’他批評這種謬論説：‘這種辯護的荒謬之處在於無視一個政治常識：主權決定宗教。誰會擔保日本入主中原後不會立憲規定中華大地奉行神道教呢？’但這種批評是十分勉強的。按照劉小楓的‘政治常識’，奉行神道教又有什麼了不起？日本武士不就是靠神道教而具有了優秀的‘政治德性’和‘精神品質’嗎？它可以培養真正的‘王者’啊！可見，劉小楓的‘愛國主義’面具是紙糊的，只須輕輕一戳，就現出底下賣國主義的原形來了。強權主義的另一面就是賣國主義，它沒有道德底線，主張誰最強就該服從誰。”
鄧教授基本上把劉教授當做了傻子。成功國家無不重視統治者的能力，但在他看來就有問題。好像只有希望統治者是個憲政雞蛋的人才清高。劉小楓也從來沒説是啓蒙把中國搞弱了，而是反思用啓蒙思維來解決問題帶來的新問題。不知道還有多少知識分子像鄧教授一樣不能理解，劉小楓召喚政治家的目的是領導民族抵抗侵略不至於亡國滅種。如果整個國家真的都像啓蒙知識分子那樣願意接受憲政雞蛋的領導，那中國確實有被日本吞併的危險。
鄧教授認為，即使中國被日本吞沒，使用日本神道教可以培養真正王者，就能滿足劉小楓。我只能猜測，經歷過文革的鄧曉芒先生可能自身受到文革思維戕害不淺，不知不覺間學會了那套無限演繹、羅織罪名的搗糨糊邏輯。
第四個怪圈：關於毛澤東
對於鄧教授們來説，最大的障礙一定是帶給他們傷痕的毛澤東。
劉小楓説：“毛澤東思想的要核就是‘平等’的正義。這一要核不是屬於啓蒙哲學嗎？為了實現黑格爾所説的世界歷史的‘自由’精神，共和國必須具有‘道德的生命力’。對毛澤東來説，人民民主就是道德的生命力。然而，‘文革’使得激進的啓蒙德性徹底摧毀自然德性，共和國重新陷入分裂。如果要追究‘文革’理念之罪，最終會追究到西方啓蒙理念頭上。”
鄧曉芒大笑：“哈哈！露餡了吧？誰説毛澤東思想的要核是平等的正義？毛自己説得很清楚：‘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造反是平等嗎？”
鄧教授果然是性情中人，在原本應該嚴肅的學理爭論中竟然露出了“哈哈！”，怎樣的痴情才會導致這樣的快意恩仇啊。
可惜，這裏是鄧教授自己露陷了。一個認同不平等的社會是不需要造反的，殖民地國家不需要反對宗主國，貧農不需要反抗地主，三座大山也不應該推到。造反當然是追求平等的一種辦法，雖然不一定是好辦法。但鄧老師看似已完全陷入寂靜哲學，完全忘記變化觀點。
但接下來我能夠體諒他了，因為他説：“打倒在地，再踏上一隻腳，叫他永世不得翻身是平等嗎？劃分地富反壞右、歷史反革命、現行反革命、二十一種人……是平等嗎？貫徹階級路線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一萬年不動搖是平等嗎？我不知道劉小楓的出身成分是什麼，至少我們這些‘出身不好’的人，在文革中從來沒有感到過什麼‘平等’，從來都是受歧視受壓制的對象。”
我理解，鄧教授的這種傷痛在我的家族中也有過。一定是創傷記憶太深，才讓他暫時忘記了邏輯，沒有發現他其實是完全贊同劉小楓邏輯的：一套看似完美的理念在現實實踐中會變形。
最近茅於軾和陳平正好在討論邏輯問題。茅老稱邏輯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陳老則先檢驗邏輯本身。因為邏輯也分不同種類，有辯證邏輯，有形式邏輯，也有神邏輯。鄧教授本次的發揮基本屬於神邏輯。
德國猶太人學者阿多諾與霍克海姆創作於二戰末期的《啓蒙辯證法》一書曾深刻反思：以反對神話迷信起家的西方“啓蒙”自身如何變成了神話迷信。而現在“啓蒙”卻在部分中國知識分子身上演化成了神邏輯，令人唏噓。
我們要問，啓蒙變成了神邏輯，原因是什麼？
我首先想到的，可能是因為長期居於象牙塔導致的知識缺陷。僅以鄧教授文章為例：
缺陷一：政治知識不足。
1、把“決斷”僅僅理解為強勢。
鄧教授並不瞭解，強勢者不一定有決斷能力，比如《史記》裏力拔山兮氣蓋世的項羽卻是個優柔寡斷的人。決斷包含判斷、權衡、取捨、犧牲。鄧教授同時把主權僅僅理解成管轄，所以他才會説，在釣魚島問題上，“儘管美國也有責任，但不是行使主權的責任，而是私相授受（日本）的責任。”但沒有主權能力，能有資格私相授受麼？
2、盲目相信政治廣告。
劉小楓説：“這一事件提醒我們，儘管近代歐洲的歷史是一部神聖羅馬帝國分崩離析的歷史，重建統一的拉丁帝國仍然是歐洲大政治家的夢想。可是，當今實現這一夢想的政治家們（尤其歐盟核心國法國和德國的政治家）卻一再支持分裂中國的獨立分子：統一的歐洲、分裂的中國是他們的夢想。”
鄧曉芒説：“我不知道劉小楓到底想要什麼。”他可能確實不懂，看看下面這段充滿概念偷換、近似囈語的話就知道，他甚至不瞭解科耶夫的拉丁帝國指什麼。
他説：“‘統一的歐洲’——不好，那是‘拉丁帝國的夢想’，而且導致世界大戰；但世界大戰是什麼？不就是‘分裂的歐洲’嗎？按照劉小楓的‘新自然狀態’原理，為了保障人的基本權利而建立的國家不正是要靠這種戰爭狀態來實現嗎？另外，‘分裂的中國’——也不好，那是帝國主義‘分而治之’的陰謀；但按照同一個“新自然狀態”原理，凡競爭者無不希望將別人各個擊破，好自己一統天下，敵我之間彼此彼此。所以這裏面沒有任何道義問題，只有強權問題。‘春秋無義戰’，這個道理中國古代縱橫家兩千年前就懂得了。劉小楓既然認可了這一強權原則，他還有什麼理由抱怨人家的‘陰謀’呢？只有恨自己不爭氣，至今還沒能實現天下一統的大業，竟然落到歐盟後面去了。”
分析上面這段謬誤言論的任務，我留給聰明的讀者。
接下來他説：“不過，劉小楓把歐盟類比於‘神聖羅馬帝國’，這種缺乏現代政治學常識的比附恐怕也只能在國內忽悠一下無知的中國老百姓而已，讓外國人知道了不笑掉大牙。眾所周知，歐盟的精神是康德的‘永久和平’理想，它不是憑藉武力和戰爭建立起來的，而是在政治經濟方面相近的國家的自願聯合。它也不是任何國家想加入就能夠加入的，需要批准，而且在一國加入之前，還必須徵求全體人民的意見，往往要訴諸全民公決。這是一種全新的國際聯盟，它的理念使得法德這兩個二百年夙敵完全化干戈為玉帛，併為人類全球化的未來走向提供了一個極有價值的示範。”
鄧教授知道的“常識”真多，對歐盟的理解幾乎就趕上碩士考研政治教材上的原話了。但我真的怕外國人看到。看看外媒就應該知道，在今天風聲鶴唳的歐洲，成熟政治家可沒心思大談康德、理念之類，而要擔心德國再次一家獨大了。況且劉小楓也沒有把歐盟類比神聖羅馬帝國。最成問題的是，鄧教授無意中暴露出對中國百姓的看法——無知。這就是今天中國啓蒙知識分子的優越感所在。
缺陷二：對現實民情不瞭解。
鄧教授説：“當今世界，傳媒（劉小楓的意思主要指網絡）是我們獲取外界信息的主要渠道，也是反映民意的主要渠道，無視傳媒所提供的信息和觀點，等於無視當下的國情和民情，那種政治學才真是‘白學了’。”
他又説：“所謂‘知識人對這位國父的評價極為分裂’的假象，其實是人為製造出來的。評價早就在國人的心裏了，但由於某種政治上的原因，文革後“撥亂反正”只限制在非常浮淺的層面（‘宜粗不宜細’），稍微深入一點的反思即被禁止，不準公開討論和辯駁，最好是忘掉，所以對毛的評價被刻意維持在一種‘極為分裂’的狀態。但真要能夠放開來討論，其後果可以預料。”
鄧教授一方面承認傳媒是自己獲取外界信息的主要渠道，相信可以通過網絡瞭解國情民情，一方面又不相信網上對毛主席的擁護意見。他似乎完全不知道網絡對國情民意的扭曲，不知道真正的民意要腳踏實地到現實中去尋找，而不是泡在網上氾濫的信息泡沫裏。
他甚至不理解劉小楓其實是愛他的，因為要知道今天的中國網絡已經很開放（建議參考哈佛大學教授金加里對中國網絡的權威研究報告），都被美國人稱作謠言共和國了。如果不是官方有所控制，放手讓雙方一搏，後果可以預料，鄧教授們恐怕要再一次陷入疾風暴雨之中。
缺陷三：方法論落後，不理解新的學術語言。
認為理念決定事物，這是鄧教授在方法論上的缺失。他實在不理解，歐盟表面的理念正在崩潰，它承擔不起大國時代的重任，危機重重。再看看土耳其近年來日益升起的帝國復興夢吧。同樣，鄧教授認為盧梭的社會契約論非常完美，所以法國大革命的問題不應該責怪盧梭，因為人們沒有遵循盧梭的字句去做。可是馬克思的理論也很完美，在實踐中出了問題他們卻是要詛咒馬克思的。
分不清楚視角，是鄧曉芒的另一個方法論缺失。統一歐洲，在歐洲有理想的政治家看來是對的。但劉小楓必須反對，像歐美列強反對中國統一一樣去反對歐洲統一，這才對得起對手。無力統一的歐洲依靠全民公決來締造鬆散的歐盟，可早已經統一的中國部分知識分子卻天天幻想通過全民公決決定要不要聯省自治，要不要西藏獨立新疆獨立，這就是視角錯位。
鄧教授稱：“但儘管如此，他（劉小楓）還是顧忌他所冷嘲熱諷的那些啓蒙知識分子的看法的，畢竟那是他原來的羣體，這使他的表達變得躲躲閃閃、欲言又止起來。”我認為，鄧教授應該去看看施特勞斯的《迫害與寫作藝術》。他不懂得新的哲人寫作藝術。
劉小楓是寫給能看明白的人看的，因為有些知識不可能指望所有人都明白。偏偏鄧教授認為自己是那個應該明白的人，麻煩就來了。劉小楓可不是躲閃，是怕刺激不該刺激的人，引起無邊的非難。但他還是沒有做好，不該在報紙訪談文章裏説出某位武漢大學前哲學教授的認識。這還是修煉不夠。但對我這種自由主義者就沒什麼負擔了，我不需要隱微寫作，儘可以口無遮攔，暢所欲言。（還望二位教授海涵。）
但“啓蒙”知識分子的最根本的病根還是心病，是弗洛伊德意義上的精神閹割。
最終缺陷：美國，最後的父親
一代青年哲學導師出現如此多的邏輯混亂和知識缺陷，這應該不是正常現象，很可能隱藏着別的問題。在我看，這可能象徵着今日部分知識分子精神上恐懼失去父親，不是劉小楓，不是“國父”，而是美國。
通觀全文，不難發現鄧的最根本政治價值在於捍衞美國利益。這並不是賣國，而是捍衞自己的精神價值。近代以來，中國志士憑藉烏托邦激勵自己留學奮鬥，但也留下副作用——無視現實。部分知識分子的烏托邦眷戀至今沒有過去，以前他們接受不了蘇聯榜樣的垮台，現在他們接受不了美國榜樣的破滅。
就鄧教授來説，除了之前提到的在釣魚島問題上為美國辯護，還談到美軍的全球強姦。
“接下來，劉小楓忽然提到美國在中國和日、韓駐軍時發生的美國軍人強暴當地女學生事件，認為這是‘對所謂“人權高於主權”的駁斥’。”“嫌犯由美國法庭審判，在美國人看來不正是他們的‘主權’嗎？而另一方面，中國學生的抗議，不也正是主張受害者的‘人權’高於施害國的‘主權’嗎？這怎麼是對‘人權高於主權’的‘駁斥’？誰的‘人權’（沈崇還是皮爾遜）？哪國的‘主權’（中國還是美國）？這些問題在劉小楓這裏整個是一盆漿糊。真要説有什麼高低之爭的話，也只能説是美國的人權高於中國的人權，美國的主權高於中國的主權，這才是中國學生所抗議和‘駁斥’的，而與‘人權高於主權’毫不相干。”
美軍強姦案及其處理一目瞭然，顯示美國主權高於附庸國人權。這個事實駁斥的是附庸知識分子幻想美國會執行人權高於主權的政策。但鄧教授的神邏輯一定可以自圓其説，這裏我就不多説了。
鄧教授為美國政客辯護也很有意思。“因此，他們根本不是劉小楓所説的‘強勢立法者’，而只能是得到民眾信任的人，哪怕他們並無治國的突出能力，如里根和施瓦辛格那樣的大眾娛樂對象，但他們知道什麼主張能夠得到民眾的擁護。甚至可以説，他們恰好是國內相對‘弱勢’的一批人。”把善於決斷的里根和徒有肌肉的施瓦辛格相提並論，這對美國人不公平。但里根首先是得到華爾街大佬信任的人，這可是美國人自己説的，貌似鄧教授不清楚。
還有稜鏡門事件，當全世界哪怕最親美的媒體都不好意思辯護的時候，當默克爾憤怒地質詢奧巴馬為什麼監聽自己電話的時候，當真正的自由主義者質詢美國政府超越議會授權濫用手段之時，鄧教授卻有勇氣為之堅定地辯護，認為這正體現了美國憲政的正義。萬里之外焦頭爛額的奧巴馬他知道麼？他不可能知道，但鄧教授知其不可為而為之，也算是無處寄託的pure love。
**父親、繼父、神父一個接一個地丟下了精神孤兒們。**劉小楓也曾是個精神弒父者（參見《夏寒：“國父”何以成為問題？》）。所以在象牙塔孤兒的潛意識裏，美國就是最後的精神教父，哪怕從來不認識。就好像牛虻對蒙泰里尼純潔的愛，令他拒絕相信這個父親的偽善，死死抓住最後的幻想。
劉小楓的論述根本不在鄧曉芒的知識層次裏。真實美國更是和鄧曉芒不在一個時空。鄧教授所愛的和所恨的都不在場，這是多麼令人茫然的孤獨。即便兩萬五千字，我猜那個人也並不會為他回眸。當我們只看見鄧教授“哈哈，你終於露餡了！”的狂喜時候，我們能否體會背後的那一份孤寂？
劉小楓本人，對毛的釜底抽薪可能遠比啓蒙哲學家們厲害（參見夏寒文章）。鄧曉芒有非常非常革命的可愛之處，表現在他的糊塗裏。他意識不到革命遺產正在他身上悄悄發揮作用，令他在反對革命的時候卻不知不覺從書本出發為人民主權辯護。
一個搞不清楚自己在做什麼的人，沒法啓蒙別人，只能煽動無知青年。**所以有評論人士稱中國的自由派其實是繼承文革脾氣的左派甚至造反派。**他們在客觀上執行着“革命理性的詭計”。所以，鄧曉芒甚至在反動能力上也不如劉小楓。因為他完全看不到現實政治。
對於今天中國處在困境中的有識之士來説，走哪條路的問題其實可以轉換為選擇什麼樣的對手問題。在鄧曉芒和劉小楓之間，這個問題就更簡單了，你是要選擇欣賞一個糊塗的好人呢，還是選擇直面一個清醒的對手？
我相信，有些“啓蒙”知識分子們和公知不同，真地具有飛蛾撲火之勇氣，卻顯然撲錯了蠟燭。他們曾經在文革的困頓中拿啓蒙哲學啓蒙文學做解藥，做薄荷糖，這都沒有錯。錯在藥吃多了就會成癮，不知今夕何夕。
對廣大已經成熟的讀者來説，閲讀鄧教授的長文實在是一場奇妙的旅行。彷彿故地重遊，發現曾經深愛的姑娘也不過是個平凡無奇的女子，而你卻已經能坦然面對、微笑包容。而劉教授還在前方發出詭異的笑容，等待你去銷魂。
就讓凱撒的歸凱撒，書呆的歸書呆。實幹者往前，空談者昇天，三中全會公報剛剛發佈，歷史再次發生在書生的世界之外。老書生俱往矣，只希望醒來的新書生能多一點，能趕上這個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