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元海：日本“集體自衞權”（上）——背後的美國推手

近日，日本針對我國的外交和軍事活動，可謂愈演愈烈，處處都透出一股對抗的勢頭。安倍不僅派遣驅逐艦闖入我海軍的演習區域，對我艦隊進行抵近偵察，他本人還高調出訪土耳其，外界懷疑破壞我國對土軍售也是目的之一。

而眼下最讓人矚目的，莫過於11月初開始、定於18日結束的日本海陸空自衞隊三軍聯合軍演。該演習在沖繩列島東南方向海域展開，以島嶼爭奪為核心。演習中自衞隊在宮古島和沖繩本島部署88式岸基反艦導彈，封鎖我海軍出入西太平洋的必經之路——宮古水道。安倍政府似乎着意擺出一副姿態，顯示正在為與中國進行“實力碰撞”做準備。

但是，軍事演習和新武器入役等“硬實力”準備，並不足以對中國構成直接挑戰，因為日本的和平主義憲法和議會體制迄今仍然對安倍等人的行動有所約束。因此，我們有理由緊緊盯住安倍政府在法律和制度層面上的突圍，即在“軟實力”上為“實力碰撞”進行的準備。

直接修憲，還是從“集體自衞權”迂迴？

就這一點而言，日本右翼最夢寐以求的當然是完全推翻日本憲法第九條“非戰條款”。但安倍政府用力最猛的是“行使集體自衞權”的問題。

為什麼呢？儘管安倍自重新執政以來一直維持着很高的支持率，但同時所做的多次民意測驗均顯示主流民意不支持修訂“和平憲法”。此外，執政夥伴公民黨在“修憲”問題上也一直保持慎重立場。這兩個因素，使得安倍不得不暫時擱置修憲的步驟，轉而尋求從“行使集體自衞權”上取得突破。

所謂集體自衞權，即當與本國關係密切的國家遭受其他國家武力攻擊時，無論自身是否受到攻擊，都有使用武力進行干預和阻止的權利。

就是説明雖然“使用武力”了，但還不算正式開戰。就像二戰期間，中日之間打得極為慘烈，但一直到日本偷襲珍珠港後，國府才向日本宣戰；此前，雙方沒有正式宣戰，其實只能算衝突，不算戰爭。

日本政府一直解釋説，日本憲法沒有否定集體自衞權，但因有放棄戰爭等條款就被認為禁止行使集體自衞權。因此，日本政府有可能通過修改憲法解釋的方式允許行使集體自衞權，而不通過直接修改憲法的複雜程序。

此外，還可以從憲法以外的下位法入手，迂迴地為行使“集體自衞權”提供相應的法律基礎。

今年7月21日，自民黨在參議院選舉中獲勝，安倍當即着手調整人事。8月2日，安倍出人意料地讓此前沒有司法工作經驗的駐法大使小松一郎，代替山本庸幸出任內閣法制局局長。後者素來堅持“保有集體自衞權但不行使”的觀點。

在行使“集體自衞權”的問題上，小松一郎向來是一個積極的擁護者。在他的主持下，內閣司法局放棄了事倍功半、遲遲無法打開局面的修改憲法解釋的工作，轉而將重點放到推動國會批准《國家安全保障基本法案》的工作上。該法預期將承認“集體自衞權”的使用，為安倍行使“集體自衞權”提供一個最起碼的法律基礎。

無論正面的修憲工作結果如何，日本政府都會在不遠的將來獲得使用“集體自衞權”的權力。對於這一點，我們不應再存有過多的疑問。

筆者希望先提醒各位讀者的是，無論安倍和他的自民黨政權有什麼深遠的謀劃，在日本現有的政法制度框架之下，“集體自衞權”的使用絕對不能簡單地等同於日本恢復“國家交戰權”。同樣，安倍政府的戰略意圖也不可能簡單地概括為“復活軍國主義”。

我們一方面要提高對日本的警惕，另一方面，必須要認識到，對日本使用武力更直接、更有力的約束，來自於以《美日安保條約》為基礎的“美日同盟”這個外部條件。説直白一些，日本對其國家安全政策和軍事戰略的任何調整，都必須得放在“美日同盟”的框架中來進行。因此，如果日本想要突破對外行使國家武力的障礙，它首先要面對的其實是美國的態度。

美國前副國務卿理查德·阿米蒂奇一直極力推動放鬆對日束縛

美國國內親日勢力對行使“集體自衞權”的鼓譟

而在美國國內，確實有一股力量，熱盼日本能頂在與中國對抗的第一線，放鬆束縛在日本脖子上的鏈條。親日勢力的代表，前副國務卿理查德·阿米蒂奇（Richard Lee Armitage）的作用最為突出。

阿米蒂奇推動日本轉變專守防衞的國策始於2000年。那一年，他和約瑟夫·奈共同提出了一份日後被冠名為“第一次阿米蒂奇報告”的超黨派政策意見書。他在這份正式名稱為《美國和日本：邁向成熟夥伴關係》的國家安全研究院特別報告中，第一次提出了希望日本“完善”有事法制（PKO），主張讓自衞隊擁有自主的交戰權。

以“9·11”事件為契機，阿米蒂奇開始大力推動日本向可以行使“集體自衞權”的所謂“正常國家”的方向轉型。阿米蒂奇在2004年7月的一次講話中公開指斥“憲法第九條”是美日同盟的障礙，引起了廣泛的爭論和非議。更有甚者，急於讓日本人在安全領域上出力的阿米蒂奇曾經多次在接受日本媒體採訪之時，公開發表支持“參拜靖國神社”的言論。

2007年2月，他在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做“第二次阿米蒂奇報告”（該報告的正式名稱為《美日同盟正確引導亞洲通過2020年》），開宗明義地指出，要使美日同盟向美英間那樣緊密的同盟關係轉變，在此基礎上，引導崛起中的中國通過穩健的方式融入東亞國際秩序。在這篇報告出台的時候，美國正在伊拉克和阿富汗進行艱苦的“治安”拉鋸戰。與此同時，中國經濟持續、穩定地高速增長，中美之間的力量天平開始向中國傾斜。專注於“反恐戰爭”的美國沒有餘力應付中國，便產生了讓“小兄弟”日本出來擋一陣的想法。

次年，美國經濟又遭到了“次貸危機”的猛烈衝擊，發生了自“大蕭條”以來最為嚴重的經濟衰退。與此同時，中國經濟依然保持住了增長勢頭。從2008年至今，中國的經濟實力日益增強，GDP在2010年超過日本成為了世界第二，並且迅速縮小了與美國之間的差距。經過這一輪的經濟危機，中國與東盟以及亞太周邊國家之間的經濟關係變得愈加緊密，經濟一體化進程不斷增速。

這一趨勢讓深陷經濟危機的美國感到了一種受排斥的危機感，這當然不是將亞太地區視為禁臠的美國所樂見的。所以在海豹突擊隊突襲殺死了“本·拉登”之後，奧巴馬政府匆忙給曠日持久的“反恐戰爭”畫上了休止符，拋出了明顯指向中國的“亞太再平衡戰略”。實施這個戰略的重點，依然是要讓日本來制衡中國。

就日本“集體自衞權”問題，美國政府的表態是讓日本在國防上承擔更多的義務，在此基礎上發揮其他的作用。在這種語境中，“美日同盟”針對中國的指向雖然並不直白，但指向是還是比較清晰的。

老布什時代的駐日大使邁克爾·阿馬科斯特（Michael Armacost）最近在日本《外交》雜誌上撰文稱，促使奧巴馬政府啓動“再平衡戰略”的“中國因素”是毋庸置疑的。並且，這一政策在出台之初着重強調了軍事方面的“再平衡”。但實施這一政策絕不意味着美國要在亞洲擴張軍備。其作用是在國防預算緊縮的大背景下，將保留下來的軍事資源中的部分精華轉移到東南亞和大洋洲，以此避免美軍在本地區的戰力收縮。

話説的雖然很婉轉，但阿馬科斯特所描述的軍力調整方向不是“向後進攻”麼？那不是收縮又是什麼？換言之，現在的美國還是想要讓日本替自己頂在制衡中國的第一線。

那麼安倍政府會甘心作美國的馬前卒，甚至炮灰嗎？會不會利用美國的相對虛弱和迫切需求，來實現更多的“理想”呢？筆者將在下篇中，詳述安倍心中的日美中“三國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