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斯蒙：也談西方的“陽光神話”——與邊芹老師商榷

11月9日，邊芹老師在觀察者網發表了《西方的“陽光神話”，曲徑通幽的靈魂》一文，對西方文明和中國文明的差異和欺騙性做了深入的解剖，讀來令人深受啓發。不過其中“傳統社會較之工業化社會常常被指責為‘壓抑’，並由‘壓抑’而‘扭曲’”的觀點筆者卻不太贊同。

**實際上，工業化時代的西方社會相較傳統封建時代才更稱得上是“壓抑”甚至“扭曲”。**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主義宣言》中明確指出：“資產階級在它已經取得了統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園詩般的關係都破壞了。它無情地斬斷了把人們束縛於天然尊長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羈絆，它使人和人之間除了赤裸裸的利害關係，除了冷酷無情的‘現金交易’，就再也沒有任何別的聯繫了。它把宗教虔誠、騎士熱忱、小市民傷感這些情感的神聖發作，淹沒在利己主義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嚴變成了交換價值，用一種沒有良心的貿易自由代替了無數特許的和自力掙得的自由。總而言之，它用公開的、無恥的、直接的、露骨的剝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蓋着的剝削。”

大多數國人並未深入瞭解西方的工業發展史。始於英國的西方工業化，早期帶來的是暴力和血腥，大批失去了土地的農民被趕進工廠。為了獲得廉價勞動力，17世紀英國的濟貧法案竟規定流浪者必須接受強制勞動，拒絕工作的人將被關進懲戒所受酷刑甚至處死；所有流浪兒童必須在教會監督下學習一門手藝，女童至21歲，男童至24歲。直到19世紀中期，英國濟貧院裏的被收容者仍要穿上統一的貧民服裝，同時被剝奪政治自由，因此貧民們視進濟貧院為恥辱。

不僅如此，當時的資本家為了節約成本，大量使用童工替代成年工人，技術的進步也使得童工亦能操作機器。在工業革命初期，機器上工作的幾乎全部是婦女和兒童，因為他們比習慣日出而作的散漫農民更易於接受嚴格管理。僱主會把兒童從孤兒院領出當作學徒長期僱用，許多四、五歲的兒童被迫在濟貧院、工廠或習藝所做苦工，每日工作長達十六小時，甚至直到深夜。惡劣的環境下長期沉重及有害健康的工作，造成童工發育畸形，甚至喪失性命，當時童工的平均壽命不到十七歲。即使能活到成年，之前的勞累和營養不良也幾乎摧毀了他們的健康。一位英國工廠督察員1804年在視察了一羣生活極為貧困的紡織工人後發表評論：“他們的身體糟糕透了，整個羣體的身高急劇下降到小人國的程度，從這些人中連一個近衞步兵也招不齊。”同時代的英國人還抱怨説：“法國人可以徵發健康的自耕農，我們自己的工業化摧毀了窮人的健康，不是非得用外國兵打仗，而是本國窮人沒法當兵了。”

整個18世紀，歐美流行的寫實主義文學裏充滿了類似的場景，著名英國作家狄更斯的《霧都孤兒》就是以自身童年經歷創造的小説，揭露了當時普遍存在的救濟院、童工等黑暗面。

隨着技術的繼續進步，分工更細化及流水線的出現，對工人的組織紀律要求變得更高；而物質條件的發展，讓社會強制力也提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從而如邊芹老師所言：“人不再是嵌在傳統價值框架中的一磚一石，而是大工業流水線的一個勞力，他之‘被解放’其實是一種‘被簡化’，他的價值從此直接取決於他的勞動能力，而非在傳統價值觀框架內的位置。”

電影《霧都孤兒》裏描寫的工業時代的貧窮並不是幻影

然而與邊老師的結論相反，在西方現代思潮眼裏，這並非是一種解放，反而是真正的壓迫和扭曲。因為人連從整個鏈條中逃脱的自由都沒有了，只能從被迫到無意識，最後自覺地成為各種組織的螺絲釘，機械地維持整個社會機器的運轉。如果考察那個時代的軍隊，會發現美國南北戰爭中雙方軍隊在傷亡超過50%時仍然可以繼續維持戰鬥，同期的清朝軍隊在兩次鴉片戰爭中傷亡不到5%就會崩潰，可見工業化社會對個人行為影響的巨大效力。

因此20世紀之前的歐美工業化社會，被現代西方稱作“異化”的時代，指的就是這種將有感情的人變為無感情的螺絲釘，將人與人之間的情感關係變為赤裸裸的金錢關係的“異化”。隨之而來的思潮和文學紛紛在反省這種“異化”的同時引導興起了各種人權運動。關於這方面，想必邊芹老師更為熟悉，筆者就不再贅言。總之，工業化時代的西方，比起之前的傳統封建社會以及現今的後工業時代，是一個更為壓迫和扭曲的時期。

那麼為何在中國人眼中，近代的自己才是扭曲壓抑閉鎖的，西方人則相反呢？原因其實在於中西方接觸交流的時機上。雖然兩次鴉片戰爭打開了中國的國門，但西方文化真正成為中國人關注和學習的中心卻要等到甲午戰敗。正是慘敗給一個全盤西化的小傢伙，才讓中國人意識到自己在文化制度上已經全方位落後，才開始有目的地與西方比較，向西方學習。然而此時的西方早已進入工業化的頂峯時代，文化思潮中開始瀰漫反思的氣息，要求革命和人性解放的呼聲日益高漲，初來乍到的中國人自然以為西方社會一向如此自由開放。此外西方與中國的距離畢竟遙遠，大部分赴外考察的國人又難以接觸到中下層平民的生活，來華的西方人則多為商人和冒險家，天性自然更為自由活躍。

此外，雖然中國是在西方的思潮尤其是革命和解放思潮影響下進行了無數次革新嘗試，但雙方面對的敵人卻各不相同。也許中國作家看過《玩偶之家》後有感而發寫出了《家春秋》，然而兩部作品表達的含義卻不盡一致。同在革命的名義下，前者是為了要擺脱工業化社會和資本主義的嚴格束縛，為解放自身而奮鬥；後者卻是要衝破封建宗族制度的桎梏，不僅為自身也要為富國強兵而努力。簡單地説，西方是要超越工業化時代，中國卻是要進入工業化時代，看似雷同的進程必然會導致全然迥異的結果。這同樣可以解釋為何中俄兩國革命後無一例外進入了類似邊芹老師所稱的專制獨裁和精神集體主義時期，因為它是工業化時代的必然結果。熟悉歷史的人會發現，20世紀人性解放前的西方工業時代相比之前的傳統社會，根本區別在於擁有高度集權和超強動員力，非如此則無法讓整個社會的資源和人力為大工業所效命。

正如邊芹老師所言，今天的西方社會已經將“專制獨裁”和“精神集體主義”隱藏在細節之中，表面上顯露的只有“民主”和“自由”。可工業時代留下的遺產卻並未消失，反而通過各種隱蔽方法深深烙刻在西方人的心中，最終塑造出“真”、“善”與“自由”同在的西方人形象。反觀中國，開始進入工業時代僅僅60年，前三十年雖然社會組織嚴密卻有多次破壞體制的動盪，後三十年工業成果巨大的同時組織執行力卻日漸崩塌，導致國人始終無法像西人一樣率真卻守紀。

所以筆者與邊芹老師的分歧在於，西人的“陽光神話”並非完全虛幻，也不一定是國人無法實現的“神話”，只不過中國既缺乏長久的工業化歷史，又缺乏對秩序的嚴格執行而已。正如邊老師所説，雖然國人出境後也會表現出一些“壞”，但在西方社會中，卻遠遠比國內更遵守規章。無他，此地有錯必罰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