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洋：新加坡模式是否適合中國尚存疑

“我們想用新加坡的模式，就是“強政府+自由市場經濟”，但是最後我們能不能實現真正的自由市場經濟，這是存疑。”2013年11月20日，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姚洋在2014財經年會上如此表示。

姚洋認為，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所指定的目標如果在2020年能夠全部實現，那麼中國將實現“強政府+自由市場經濟”模式，新加坡模式是此種模式的典範。但新加坡模式是否適用中國還需存疑。

姚洋具體解釋道，新加坡同中國存在四點顯著差別。一是規模，中國的規模使得政府不可能掌握全部信息。二是中國存在大量國企，政府可以通過國企干預經濟；三是中國存在強大的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很大程度上是市場中獨立運作的實體；四是政府所掌握的資源遠超新加坡。

2013年11月18日-20日，“《財經》年會2014：預測與戰略”在北京舉行。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姚洋作為嘉賓參加了主題為“政府職能轉變與治理能力”的全體大會。

北大教授姚洋：新加坡模式是否適合中國尚存疑

以下為部分實錄：

剛才陳錫文主任也提到這句非常關鍵的話，就是市場在資源配置方面要起決定性作用。而且在全會決定裏頭，有很多具體的措施，比如減少審批，對內開放，設立中央改革領導小組，特別值得關注的就是要設立一個時間表，到2020年要完成所有的改革，這當然是近期歷史上黨的文件裏頭從來沒有出現過的。也就是説，如果我們把全會決定所提出來的那些改革都實現，那麼到2020年，中國可以基本上實現市場經濟。

張燕冬問我説三中全會沒有説什麼？我覺得有幾點很重要，但是在三中全會決定裏頭沒有很好地體現。

第一，國企改革的問題。雖然國企要上交更多的利潤，到2020年要達到30%——這也超出了大家的預料。但是，國企要起到的作用？今後怎麼改？這裏面基本沒有涉及。我們知道，國企在市場中所佔的份額還是非常大。他們的走勢大概會影響到我們整個經濟的走勢。

第二，我們説了很多“減少審批”，“限制政府權力”等等，但是有一點沒有説清楚，就是政府到底是運動員還是裁判員。比如，地方政府在經濟中扮演一個什麼樣的角色。我們知道，地方政府參與經濟建設的程度是非常深的，那麼，我們對地方政府的這種行為如何進行約束，三中全會決定沒有説。還有，政府掌握的資源越來越多，按照寬口徑計算，政府收入佔GDP的總量大概36%左右，還會增加。那麼，到底政府應該掌握多少資源？這也沒有説。

第三，如何監督政府，我們有沒有一個長效機制。當然，決定裏頭提出來要加強人民代表大會的作用，具體如何去加強？這也是一個老生常談的事情，這次決定裏頭基本也是重複過去所説的事情，沒有新東西出來。

到2020年，如果我們把全會所定的這些目標都實現——中國除了國企之外，還有政府作用，大概會實現這麼樣的一種形式——“強政府+自由市場經濟”這樣一種模式。那麼，這種模式在世界上可能做得最好的，做到極致的就是新加坡模式。但是，問題就在於新加坡模式是不是適用於中國？

我們知道新加坡是做得超好，1960年代的時候，它是屬於世界上非常貧困的國家；現在，按照人均收入算，它已經超過美國，成為人均收入最頂尖的國家。

我想新加坡和中國有一個很大的不同，就是規模，新加坡的人口就500多萬，新加坡的面積沒有我所在的海淀區大，試想一下，如果海淀區能獨立出來，海淀區的發展可能也是飛速的。這裏頭，規定決定成敗，原因我覺得是一個信息問題。在新加坡，它一個政府基本上什麼都能知道，但是，在中國這麼大的國家，政府要掌握所有的信息是不太可能的。再有，中國的模式和新加坡模式有很大不同的地方，一個是我們有大量的國企，政府可以通過國企來干預經濟；另一個就是我們有強大的地方政府，我們有那麼多的地方政府，這些地方政府其實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在市場中獨立運作的實體，新加坡也沒有；最後一個就是我們政府掌管的資源遠遠超過新加坡。

所以，我們想用新加坡的模式，就是“強政府+自由市場經濟”，但是最後我們能不能實現真正的自由市場經濟，這是存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