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鉑鋆:當白求恩遇到蘇聯免費醫療
“世衞”爭議
最新公佈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要“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續的社會保障制度。……整合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基本醫療保險制度。”再次將民眾關心的醫保問題提上日程。而早在11月初,世界衞生組織官員在北京接受媒體採訪時稱,政府有責任創建一種醫療衞生服務體系,讓人們在需要時能夠獲得基本醫療衞生服務,但全部免費醫療並不是政府的責任,也不是醫改的最終目標。此番言論一出,立即引起社會各界的普遍關注與積極討論。此前,圍繞“俄羅斯免費醫療”,各界早已展開熱議,各路專家也在呼籲“免費醫療是改革方向”,那麼,免費醫療真有那麼好嗎?
世衞官員説出此番意見,確實有很強的合理性因素。**比如“政府的資源有限,如果什麼都是免費,就可能面臨浪費的問題”,比如“讓個人擔負一定比例醫療費用是提醒大家,健康也是個人的責任,每個人的健康狀況與個人行為相關,例如吸煙容易得癌症。”**稀缺資源,只要免費,必然會因為一些個人的多吃多佔,造成浪費,經濟學稱之為“公用地悲劇”。因此,在全體社會成員的思想覺悟認識還沒有提升到一定境界的情況下,醫療保險要求參保人自付一定比例,是有助於控制浪費的。
那麼,免費醫療是不是永遠不可能成為政府的責任呢?時間向前推一百年,美國政府沒有確保婦女選舉權的責任(1920年美國婦女獲取選舉權)。向前推三百年,任何一國的政府沒有確保公民婚姻自由的責任,因為當時沒有一國頒佈實施婚姻法。由此可見,政府職能不會一成不變。同時,政府職能受到經濟發展狀況的制約。因此,分析免費醫療是否是一項政府義務,我們需要首先回顧一下免費醫療制度的產生及發展。
古典時期的全民醫療萌芽
免費醫療制度的實質,就是全民享有醫療服務。古典時代,由政府提供的免費醫療服務基本上發生在重大自然災害、饑荒、瘟疫出現的時期,是一種臨時性的賑濟活動。
在西方,進入近代以後,相對於私人開業的商業醫療活動,“公醫制”出現,這是公共醫療體制的雛形。據資料記載,公醫制最早創始於奧地利維也納,時間大約在1785年左右,當時服務範圍僅限於預防流行病與頒佈衞生法規及禁令,並無醫師或衞生官員執行,而是由警察負責,因此有衞生警察的設置。
當然,也有學者考證出,“公醫制”思想在中國古已有之,可以上溯至“禮治天下”的周代。史料《周禮•天官》中記載:“醫師掌醫之政令,聚毒藥以供醫事;凡邦之有疾者,有秓瘍者造焉,則使醫分而治之,死終則各書其所以而入醫師,歲終則稽其醫事,以制其食,十為全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又次之,十失三再次之,十失四為下。”自宋朝以來,我國一直存在地方醫官制度。但是,每縣個位數的醫官配備編制,醫官還要坐在衙門裏兼顧當地的醫事、藥事管理、組織防疫工作……醫官能夠為一方百姓提供的醫療服務量自然是杯水車薪。所以,地方醫官制不能稱之為“全民享有的醫療服務”。
全民免費醫療的老大哥
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暴發,1922年蘇維埃政權建立。作為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的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體制是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重要體現,對於保障蘇聯人民的基本生活和社會經濟權利具有不可低估的意義。因而,蘇聯的醫療制度與資本主義國家大相徑庭。十月革命勝利後不久俄國共產黨就提出,在醫療保健方面的主要任務是“保證人人都可享用免費的、熟練的醫療和藥物補助”。
**與資本主義國家建立在社會保險制度上的免費醫療體系不同,蘇聯的衞生經費主要來自國家預算支出。**蘇聯新憲法第42條和蘇聯及加盟共和國衞生法第4條規定,“國家保證對所有居民提供免費的高質量的醫療服務。”蘇聯醫療保健制度建立在勞動者都能享受免費醫療的原則之上,醫療保健事業由國家經營,所有費用由國家負擔。除了免費的醫療救助外,蘇聯還有少數各醫學院和研究院附設的付費診療所。蘇聯醫療保健事業強調預防,其目的不僅限於治療疾病,也涉及改善人民羣眾健康狀況及體格,降低死亡率,預防消除傳染病。
除了醫療服務制度之外,蘇聯的醫療保健制度還包括勞動保護制度(包括改善生產的衞生條件、安全技術),療養制度這兩個組成部分。

諾爾曼•白求恩設計了西方世界第一個全民醫療服務體系
老大哥的嫡傳子弟們
在蘇聯社會保障制度的影響下,二戰後的東歐國家根據自身情況普遍建立了或由政府主導的社會保險制度支付,或直接由政府財政大包大攬的全民醫療服務體系。匈牙利實現了免費醫療;保加利亞建立了社會保險與現金補貼並舉的雙重醫療保險制度;羅馬尼亞診費、住院費用由國家報銷,但是患者需要自理藥費;南斯拉夫、波蘭採取社會保險制度,扣除勞動者工資繳納保險費,“羊毛出在羊身上”的感覺比較明顯。
同屬社會主義陣營的中國,於1952年為公職人員、國企職工、二級乙等傷殘軍人提供公費醫療,並在其後針對農民建立了農村合作醫療。在古巴,形成了以全程、全民免費為標誌的免費醫療制度和以完善的“三級醫療體制”和“社區醫療模式”為內容的醫療服務體系。因為免費、(相對)高效、(相對)優質的特色,古巴醫療體系在全世界範圍內享有較高的聲望,是目前獲得讚譽最高的社會主義全民醫療制度。
縱觀社會主義各國的醫療制度,都具有相同的特色,即以政府撥款主辦的公立醫療機構作為提供全民醫療服務的主體。
白大夫的家鄉往事
在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的影響下,全民醫療的思潮對開明知識分子產生了感召。彼時的西方國家醫療界,用“為富不仁”四個字來形容,絲毫不過分。**醫生的診金相當於普通勞動者一天甚至幾天的收入,行業協會為了維護這個團體的既得利益,通過限制行醫執照的發放,控制最低診金標準,限制醫療供給量。**而且,這一傳統一直延續到了今日。
但是身在這樣一個羣體當中,大批的醫務人員卻在思想上傾向左翼,放棄了優越的行醫生涯投身革命,諾爾曼•白求恩、切•格瓦拉就是其中的代表。
作為當年屈指可數的能夠用外科手術治療那個時代的絕症——肺結核,並擁有幾十項醫療器械發明專利(“白氏肋骨剪”至今仍在廣泛應用)的胸外科名醫,獲得倫敦大學博士學位的年輕醫生諾爾曼•白求恩很快就賺得了百萬家資。行醫中,白求恩發現,肺結核的第一成因是貧困。白求恩以一個醫生的良心決心幫助這些窮人,在每天賴以謀生的診療活動之後,他就去貧民窟送醫施藥,免費給窮人看病。
現代社會中,個人的力量是單薄的,於是白求恩號召醫療同行們都給窮人提供適當幫助,並向州政府、聯邦政府提交提案,提出政府應該承擔他們的醫療費用,使社會更穩定。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中,白求恩寄希望於資產階級統治者進行自上而下的社會改革,自然是徒勞無功。他做出的種種努力,和他早年的放蕩生活一起,被包裝成了一個個荒唐的笑話,成為上流社會攻擊他的話柄。
但是,白求恩做出的種種努力,卻引起了蘇聯政府的注意。1935年,蘇聯政府邀請白求恩出席當年在莫斯科舉行的世界病理學大會。憑藉此行,他在那裏第一次看到了蘇聯的公費醫療和康復制度,這正是他作為醫生一直追求的理想和目標——所有的人,不管是有錢人還是窮人都能看得起病。
回國後,白求恩就開始潛心研究各國的醫療制度,並建立了蒙特利爾人民保健會,他希望加拿大的人民能夠像蘇聯人民一樣,人人都看得起病。但是,白求恩的實踐卻被歷史的進程打斷。1936年7月,西班牙內戰爆發,白求恩停止了他的國家公費醫療和康復制度的研究與實施,赴西班牙志願服務。此後,這位偉大的國際主義戰士又率領美加醫療隊,轉戰中國……
1973年,自二戰後開展全民醫療保險工作的加拿大政府收購了白求恩故居,改建為博物館。2009年,加拿大政府又斥資230萬加元,對博物館進行升級改造。博物館裏的白求恩生平介紹中赫然寫道:“諾爾曼•白求恩博士設計了西方世界第一個全民醫療服務體系。”
(上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