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揚：三中《決定》關於政改説了什麼？

就像是石落浪起，隨着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的公佈，關於中國政治改革步伐太小、力度不夠的訾議，又再度掀起。

的確，從措辭上看，在政改方面沒有突破性的改變。與經濟改革方面眾多新的“亮點”相比，這一邊廂，闌珊依然。

很多年了，圍繞中國的政治改革，保守派和激進派之間一直進行着拉鋸攻防戰。在長年的攻防戰中，激進派形成了三個主攻方向：

第一個在市場方面，自稱“自由市場派”的人士，以市場自由化為旗幟，主攻方向是“國退民進”；第二個在法治方面，自稱“憲政派”的人士，以憲政和法治為旗幟，主攻方向是“法治中國”；第三個在民主方面，自稱“民主派”的人士，以自由民主為旗幟，主攻方向是“實行民主”。

針對這三個方面，本屆三中全會實際上延續了一直以來的基本姿態——在三個方面的開放程度依次遞減：

在市場方面，三中全會進一步放開，將市場的地位從“基礎性作用”提升至“決定性作用”；

在法治方面，略有放開，在重申了“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的大原則之後，提出要“建設法治中國”，要“維護憲法法律權威，深化行政執法體制改革，確保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檢察權，健全司法權力運行機制，完善人權司法保障制度。”

而在民主方面，堅持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民主原則，也是以“堅持黨的領導”為前提，堅持人民羣眾當家做主，堅持羣眾路線，“加快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化、規範化、程序化”、“發展更加廣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

可以説，這個差異性安排本身，就是本屆三中全會關於政改不明説的説明，也大致反映了執政黨一直以來的應對態勢。分析一下這個態勢的內在理由，有助於理解中國政治改革的問題實質所在。

政治問題的核心，歸根結底是權力問題，若撇除掉表層概念，直接深入到權力理論的核心當中，則有望得到一個關於中國政改問題的更為清晰的圖景。

從權力理論上看，中國的最高權力掌握在執政的政黨手中，以一整套意識形態和政治理論為基礎，本質上，這就屬於一種典型的政治權力。

政治權力帶有強制性，可以統制一切，阻止其他權力對它的取代，也可以代替一切，成為唯一的社會權力。

毛澤東在1958年8月的北戴河會議上講過一段話，“法律這個東西沒有也不行，但我們有我們的一套，不能靠法治去治多數人，民法、刑法那樣多條記得了？憲法是我參加制定的，我也記不了，我們基本上不靠那些，主要靠決議、開會，一年開四次會，解決所有問題”。這就是政治代替法律。

改革開放，就是政治權力開始放棄對其他權力的代替，首先在經濟方面做出退讓，實現分權，其內在含義是：在經濟領域，政治權力允許資本權力、經濟權力等非政治性權力部分地取代自己。

十八屆三中全會將市場的地位進一步提高，在越來越多的行業裏，政治權力完全退出，任由資本權力和經濟權力做大，甚至高於政治權力。

同理，政治權力在法治和民主方面的規範化，也是一種國家權力的重新組合，其含義是：除了經濟領域，在社會領域，政治權力也開始允許司法權力、輿論權力等非政治性權力部分地取代自己。

在政改的激進派看來，政改的最終目標，是中國權力格局的根本改變，從現在這種政治權力一家獨大、其他權力臣服其下的“金字塔型”格局，改變為政治權力與其他非政治權力平起平坐、各自割據、互有高下的“石林型”格局。

的確，這正是大多數西方社會中的權力格局。

以美國為例，華府所代表的政治權力，只是權力格局中的一角，它與華爾街所代表的資本權力、好萊塢所代表的大眾文化權力、大型媒體集團所代表的輿論權力、名牌大學所代表的知識權力等，基本上就是一個平起平坐、各自割據、互有高下的關係。所有這些巨大權力的擁有者們共同構成一個“統治聯盟”，對全美國乃至全世界實施統治。

這就引出了關於中國政改的真正的問題：

**1. 這樣一個各種權力分立的“石林型”格局，是否適用於中國這樣一個國家？**尤其是考慮到，無論在古代歷史還是近現代歷史上，每當中央集權崩潰，國家立刻分裂，社會立刻解體，中國還從來沒有哪個時期長期穩定在一個分權平衡的狀態。

2. 姑且假定中國有可能適應一個“石林型”權力格局，那麼，接下來的問題是：**什麼人來填補政治權力退出後留下來的這些真空？**政治權力的退出，如何在司法、輿論、文化、知識等這些與政治領域密不可分的領域內進行？近年來的“大V現象”，很像是一個實驗，讓人們看到中國輿論場一旦遭遇篡權將會發生什麼。

3. 還有一個新生的問題：被資本權力所主導的自由市場，如果不加管治和約束，市場最終將吞噬掉整個社會乃至國家。面對這樣一個形勢，一旦政治權力全面退縮，誰來制約資本？誰來規範市場？誰來保衞社會？

綜合上述，中國問題總是複雜的，也是特殊的，以上三個問題，觸碰到了**在中國政改的深層考慮和採取符合中國國情的改革戰略的基本理由。**關於中國政改，一味盯着共產黨如何如何、習近平怎樣怎樣，或美國如何如何、西方怎樣怎樣，看不出多少究竟。

激進派方面的解釋，長期以來一直圍繞着“執政黨貪戀權力”、“既得利益集團阻礙”、“極左思潮的影響”、“傳統政治的慣性”這幾個理由反覆打轉，其實也早已被執政黨的政治實踐甩在了後面。

凡事都有表層和深層，從表層現象上看，似乎道理全在政改的激進派一方，但若從深層實質上看，中國社會的穩健一方其實不無道理。本文替穩健派一方亮出這些理由，也許會有助於討論的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