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錫進對談蕭功秦:中國媒體該走什麼道路-胡錫進、蕭功秦
10月29日,《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先生做客觀察者網,作“中國輿論的現狀及媒體的責任”主題演講,並分享其近30年的從業心得。演講結束後,包括春秋研究院研究員蕭功秦、張維為、宋魯鄭、寒竹在內的嘉賓及觀察者網編輯,就環球時報的定位、民族主義、政府與民眾的關係等話題,與胡錫進進行了長達兩個多小時的探討,觀察者網已整理出全文,將於近日刊發!
其中,《環球時報》的定位被多次提及。演講中,胡錫進談到《環球時報》經常被誤讀,被貼上“極左”“民族主義”等標籤,而在場嘉賓、上海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蕭功秦先生也表達了有趣的同感,他承認雖然很少看《環球時報》,但卻對這份報紙印象不佳。近來他的看法發生了轉變,覺得《環球時報》的一些提法頗有新意和突破,不過還是有不解要向胡錫進先生提出。觀察者網整理刊發蕭功秦與胡錫進的對談以饗讀者:

胡錫進對談蕭功秦
**蕭功秦:**我承認,多年以來,我對《環球時報》的印象並不佳。我覺得早期的《環球時報》比較左,似乎還具有強烈的民族主義的傾向,説得重一點,就是“逢美必反”,用陰謀論來解釋一切,這種情況容易造成讀者思維的簡單化,多少還迎合了民間的激進民族主義。雖然市場營銷很不錯,我總覺得有點不大對頭。一般説來,除非在飛機上偶爾看,平時《環球時報》我看得很少。
但是最近以來,我確實覺得《環球時報》確實向中間立場靠近,一些提法頗有新意與突破。例如**最近貴報提出了對民粹主義思潮的批評,就很有新意與遠見。**你們公開把民粹主義作為一個嚴肅的問題提了出來,引起社會關注,並進行反思,在建國後的公共報刊平台上,這好像還是第一次。我覺得這是很理性的,很有深度的。批判與反思左的與右的民粹主義,防止廣場式的煽情政治,是我們民族走向健康的理性的必要條件。
最近我還在書店裏看了你寫的新書《複雜中國》,偶爾翻閲到其中有句話,覺得説得很在理。你説,**自由派也需要摸着石頭過河。自由派是制衡保守派的必要力量,又説,任何社會都需要達成自由與治理的平衡,希望自由派對這種平衡表現出更多的建設性。**我覺得這樣的説法是善意的,公允的,理性而務實的,由於很欣賞這句話,我就把這本書買下來,準備仔細讀下去。
剛才聽了你説的這些,我覺得你的很多看法其實和我非常接近。我概括了一下你説的一些重點,你強調要實事求是,要冷靜地、理性地看問題,而不要用意識形態來看問題,而且要注意事物的複雜性,你還説,要用複雜性來代替意識形態的簡單化判斷。這些觀點我都很贊同。
**在一個多元社會里,完全是一種壓倒性的聲音,這個國家是要出問題的。一種優勢的話語壓倒一切,所向披靡,變成話語專制,那是很可怕的。**嚴復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注意到這一點。這種思潮現象之所以在中國特別容易出現,因為我們生活在一個本身多元化程度不是很高的同質性社會里,人們所獲得的信息差不多,心態差不多,文化薰陶差不多,所受刺激與難處也差不多,沒有多元力量彼此之間的平衡與制約,總是由一種傾向壓倒另一種傾向。不是這種廣場民粹主義就是那種廣場民粹主義。
建國以來,大躍進運動,文革,八九衝突與風波,都是廣場式民粹主義的一邊倒。未來中國,民粹主義是通往民主的必須克服與超越的一道坎,所以特別值得警省。從這點來説,《環球時報》以尊重事物的複雜性為強調重點,強調理性與務實,強調多元思想之間的制衡,起了一個很正面的、很積極的作用。
另外,你剛才在發言中指出,對國家利益的看法,也不能單獨從黨的角度來肯定,而且應該從民族與社會的角度來肯定國家利益,這樣的思考都很對,很有道理。
然而,我現在要提的一點想法是,為什麼有那麼多的中間派對《環球時報》仍然抱有某種疑慮?我覺得,你們沒有非常明確地把自己和極左派的界限劃清楚。**社會上確實有一些很左的人,藉着《環球時報》來宣傳他們的東西。這樣借雞生蛋的結果是,你們好像就代表了他們,人們感覺上似乎就是説你們就是一夥的。**公眾的這種感覺對於一個有抱負、有遠大追求的報紙來説,並不是一件好事。
一方面,你們畢竟不同於《人民日報》,另一方面,你們也不同於極左派與極右派,你們是不是在批判激進的西化自由主義的同時,也應該與文革左派這樣的思想傾向更明確地劃清界限?在這些界限沒有很精確定位的情況下,我覺得你要爭取那麼多的中間派,還是會有些問題。如果你們能明確地表現出中道的、温和的、理性的立場,我首先就會去訂你們的報紙,成為你們的忠實讀者。
當然,我還是要有限地説一句好話,我覺得你們迄今為止正在做的一件大有貢獻的工作,那就是,你們正在讓官員走出教條意識形態封閉圈。教條的意識形態會把複雜的現實簡單化,而且缺乏對現實的真正把握能力。
官員要走出意識形態思維是很不容易的,因為多年來用意識形態來思考問題已經成為一種習慣性的傳統,然而,你們就是不斷地用一些新的語言,更切合實際、更貼近生活的話語,在拓展一些思想空間,對現實力求做出比意識形態語言更好的解釋。
同樣一個問題,我用這種方式來表述,既清楚又切實,不是更符合實事求是的精神嗎?不是更少有副作用嗎?如果我們大家不斷地在這些方面開拓空間,文化的創新,意識形態的創新,就是以這種民間創新的方式,一步一步走出來的。執政黨有句話,叫尊重羣眾的首創精神,從這一點而言,大家都這樣做,文化創新就漸漸成氣候了。
在我看來,一個有理想而且負責任的知識分子,應該有這三點。第一點,他應該重視尊重事物的複雜性,第二點,他要排除左和右的意識形態教條對他們判斷事物的干擾。第三點,他應該是一個有民主、公正、繁榮、自由的方向感的現實主義者與經驗主義者。
什麼是真正有希望的好社會?其實,我們可以找到一個很簡明的標準,那就是社會不是越來越在思想上分裂與兩極化,而是相反,原來處於兩個極端的人們,越來越多地向中間靠近,中道理性越來越佔上風,所謂的社會共識,只能是中道理性意義上的共識,而不是激進左派與自由派各自的共識。
當主張中道理性的人們成為社會真正的主流,中間派成為決定性的大多數,當極端派真正地陷入邊緣化,那時,承載民主政治的思想文化條件成熟了。中國民主化的春天就要到來了。我希望環球時報能在發揚中道理性上,成為時代的姣姣者。
**胡錫進:**謝謝您的這番建議和提出的這些問題。其實您説的這些也是我們的困惑,很多人把我們歸入一種民族主義的很“左”的範疇,我知道有一些很有水平的人,對我們也是這樣。這個有我們自身的問題,也有輿論環境的問題,就是中國社會現在有點分裂了,輿論場分裂了,分裂就容易劃線,這種劃線成為一種趨勢,你躲不過的。中國輿論場很有影響的報紙哪有中間派?都是標籤化的,要不然左,要不然右,它迫使你這樣。
我們是比較親政府的,我們的出身使得我們不能跟政府做非常尖鋭的對抗,這點我們承認。我們是有顧慮的,但我們在官方的體制內做了最大的努力,在安全的形式上盡最大可能往前走。一般人要是往前走得不好,可能就折了。但是我們總得來説做得還是比較平穩的,一步一步往前走,使得我們每往前走一步,官方都接受了我們跟它的遠離。
現在就是社會上對我們已經標籤化,有一些像您這樣的人對我們有些成見,很多人沒讀我們報紙,或者沒讀我們這幾年的報紙,比如我的社論。他們總説胡錫進這傢伙特別“左”。他沒讀我們的東西。你們得到的一些信息是通過互聯網,通過別人傳的,是一種口碑。我們的口碑不太好,傳來傳去傳到你這,你也相信這東西就是這樣。當你仔細一讀,你發現不是這樣。
但是現代人都這麼忙,誰有功夫去琢磨這些東西。所以《環球時報》挺左這事就這麼傳了開來,標籤化,唾沫化地把我們給淹了。我們在當中沒有辦法。但是話又説回來,那些聲音並不威脅我們的生存。我們報紙在街上賣,我們的互聯網辦得挺好,我們整體上生存是好的。我們也在賭,賭社會民粹主義的東西、不冷靜的東西會逐漸逐漸地降低。社會可能會對我們有個歷史評價,會慢慢地接受我們。
就像您,慢慢對《環球時報》有了認識。社會上有很多這樣的人,我們不斷碰到這樣的人,他們讀我們報紙讀得很認真,主流精英讀我們報紙讀得很多,省委書記,大老闆們讀我們報紙讀得很細,非常認同我們,所以我們是有讀者的。在基層羣眾中,也有很多讀我們報紙,我們報紙之所以能賣這麼多,真實地能賣150萬份,完全通過市場,這是很難的。
一般的比較有名的,上海的報紙賣二三十萬,三四十萬,別的有名的報紙在北京都賣十幾萬份,像《新京報》,我們在北京的發行量就跟新京報在北京的發行量是一樣的,我們全國有四十多個印點。我們會盡量努力,做到讓大家理解我們,甚至用一些公共活動,做一些我們的文章,用詞注意,來團結最大公約數。我們提出“最大公約數”,也總説這個詞,去爭取最大多數人,但是我們不能為了這一點而失去我們的原則。假如是這樣,我就迷失了,最後的結果絕對不會好。
**我現在做到了一點,我在報紙上説的話跟我現在在這個會上説的話,跟我在生活中説的話是一致的。這一點是非常好的。**而他們有些人在媒體上説的話和在生活中是兩套話,現在出了一個黨八股,又出了一個“網八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