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魯鄭：中國創造新的制度文明（上）
題記：“我希望美國能做一天中國（僅僅一天）——在這一天裏，我們可以制定所有正確的法律規章，以及一切有利於建立清潔能源系統的標準。一旦上級頒佈命令，我們就克服了民主制度最差的部分（難以迅速做出重大決策）。
要是我們可以做一天中國有多好……”只是一天！僅僅一天！
《世界又熱又平又擠》——《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托馬斯·弗裏德曼
人類發展史，就是隨着生產力的提高，不斷創造新制度的歷史。中國作為人類歷史上唯一沒有中斷過的文明，也為人類的制度進步作出了極其超前和輝煌的貢獻。中國的制度模式不僅為周邊國家所效仿，甚至成為歐洲啓蒙運動的偶像。
中國在隋唐就已經建立以公開平等競爭、打破等級界限、全國性選拔為特徵的文官體系，比西方早了一千兩百多年。西方最早的憲政國家英國即使完成了工業革命，出現了政黨競爭和選舉，但仍然採用政黨分肥的方式任命舉薦公務員——幾乎和中國秦漢時期相近。直到1870年6月，也就是鴉片戰爭三十年之後，英國政府才頒佈確立公開競爭考試製度的樞密令，這也被視為英國文官制度正式建立的標誌。從此，西方各國才以英國為榜樣，逐步建立起自己的文官制度。1983年，美國卡特總統時期的人事總署署長艾倫·坎貝爾在中國演講時説：“當我被邀請來中國講授文官制度時，我感到非常驚訝。因為在西方所有的政治學教課書中，當談到文官制度時，都把文官制度的創始者歸於中國。”
明朝是中國歷史上發展的停滯期，也由於廢除宰相而被認為建立了絕對專制，更由於文字獄和八股文被台灣學者柏楊認為是大黑暗時代。然而，和當時世界其他文明相比，中國依舊燦爛無比。英國歷史學家加文·孟席斯在《1421，中國發現美洲》這樣寫道：“當朱棣指示姚廣孝率領2180名學者進行包羅萬象、長達4000卷的百科全書——《永樂大典》的編纂工程時，處於文藝復興前夜的歐洲，對於印刷術還一無所知，實際上，那個時候享利五世的圖書室裏只有六本手抄本，其中三本還是從修道院借來的。當時歐洲最富有的商人Florentine Francesco Datini擁有12本書，其中八本還都是宗教著作。”
歐洲當時政治和經濟階層最頂端的羣體尚且如此，整個社會的文化水平之落後可想而知。
1421年中國歡度春節，明政府遍邀各國使臣，但英、法、葡、神聖羅馬皇帝、拜佔廷皇帝等由於既缺乏科學知識，又是沒有可貿易貨物的落後國家而被排除在外。此時東西方整體文明差距之大，令人瞠目。就是明朝滅亡之後，儘管由鄭成功率領的殘餘力量在大陸都無法立足，卻依然橫掃當時西方世界的海上殖民第一強國——正處於黃金時期、能夠支配全球貿易的荷蘭。
清朝被傳統史學視為中國封建社會生命力和創造力衰微的末期，但康熙時期仍然被法國偉大的思想家、哲學家、文學家、有“法蘭西思想之父”美譽的伏爾泰頂禮膜拜，稱中國是最完美的政治體制。他對中國製度的文化基礎儒家更是崇而敬之，稱孔子為真正的哲學家：“那個聖人是孔夫子，他自視清高，是人類的立法者，決不會欺騙人類。沒有任何立法者比孔夫子曾對世界宣佈了更有用的真理。”而此時，也創造了人類輝煌文明的法國才迎來自己的第一個歷史高峯：路易十四時期。
不僅法國，十八世紀的瑞典，國王古斯塔夫三世就想讓瑞典成為中國一樣的國家，他的老師卡爾·舍費爾為國王做了多場演講，把中國美化到不可思議的地步，努力宣揚中國的一切都是美好的。那時的中國可謂一騎絕塵，獨步天下。
中國製度文明的衰落在清末展現惡果，不僅喪失了經濟上的優勢，甚至國家主權的獨立和統一都難以維繫。直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才終於改變了中華民族上百年國運下滑的態勢。
中華人民共和國至今不過一個甲子，期間國際環境長期惡劣，內部也屢經曲折、動盪和停滯。但仍然成功的再度崛起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貿易國、第一大外匯儲備國、擁有核武器和航天載人技術的軍事科技大國，居長期佔據的桂冠不過一步之遙，以現代化為標誌的新一輪復興也是指日可待。
中國以空前的超大人口規模、長期地高速發展被世界譽為人類史上前所未有的奇蹟。而這個奇蹟，則毫無疑問地歸功於中國的制度創新，創造的全新制度文明。
一、全球視野下中國政治制度的特點與優勢
新中國1949年成立以來，在時代需求和吸取經驗教訓的前提下，不斷進行着政治體制改革，在權力傳接、監督和制約方面形成了中國特色的制度模式。這種特色，與目前深陷經濟危機的西方和激發革命動盪的阿拉伯世界對比，便一目瞭然：西方是定期的換人換黨，中國是定期的換人但不換黨，阿拉伯社會既不換人也不換黨。從目前看，中國的模式表現最佳。原因在於，一個制度要想良好運轉，不僅要做到靈活性，還要做到延續性。西方的制度模式有靈活性，但缺乏延續性，往往隨着新政府的建立而出現大幅度的改變。而阿拉伯世界有連續性，但缺乏靈活性，最後制度走向僵化。
中國今天的制度是在其政治和文化傳統的基礎上長期、漸進、內生性演變的結果。中國幾千年就是一個政治核心，人才全國性選拔。統計表明，宋朝的官員中，50%以上三代前沒有人當過官，都是來自貧寒家庭。整個明朝二百七十六年，共有兩萬名舉人，兩千名進士，43%也是來自貧寒家庭。“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是當時中國社會各階層上下流動的寫照。在當代，僅以中央政府一級的公務員來講，2010年度中央機關及其直屬機構錄用了1.4萬餘名公務員，其中來自普通家庭的達93.4%。2011年度中央機關及其直屬機構錄用了1.5萬餘名公務員，來自普通家庭的達87.%；2012年度報考中央機關公務員的考生有15.5萬餘名，來自普通家庭的佔總人數比例超過82.3%。
今天的中國，人才全國性選拔的適用範圍已擴展到最高領導層。最高權力的更替一方面具有傳統的“禪讓”色彩，但又打破古代“禪讓”終身制的侷限。即：一黨領導、全國選拔、長期的培養、異地任職、年齡限制、立法和行政機構的差額選舉、定期的更替。這其中“一黨領導、全國選拔、長期的培養、異地任職”是對傳統政治文化的繼承，“年齡限制”則是中國獨創，“立法和行政機構的差額選舉、定期的更替”則是對西方的借鑑。
這種模式基本綜合了西方和阿拉伯世界制度的優點，而避免其缺點。一黨領導，可以避免委託代理風險、制訂長期的發展戰略，全國選拔和長期的培養可以在產生成本不高的前提下盡最大可能地選出最優秀的人才，不僅可以避免民主制度的政治平庸化還能避免大眾貪慾，差額選舉、年齡限制、定期更替則可以帶來新的血液，更避免政治強人的出現。
中國的制度創新也同樣表現在基層的探索上，如源自湖北廣水著名的 “兩票制”。所謂“兩票制”，就是羣眾投信任票、黨員投選舉票產生村黨支部書記。這在西方是無法想象，全球恐怕也是獨一無二。
全球化時代，制度競爭和對比已成常態。中共十八大換屆之際，恰逢全球各西方主要國家的大選年，形成了不期而遇的制度對比。
1、有效的人才培養和選拔機制
十八大之後，儘管到2013年3月的全國人代會，習近平才會接任國家主席，但他依然能夠立即就位，全方位展開自己特色的施政。在反腐敗、注重民生、整頓黨風、治軍等方面雷厲風行。為此台灣《工商時報》的社論稱：“習近平接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之後，立即以驚人的力度推展新政，包括在政治上徹底與貪腐、官場逢迎的文化畫清界線，在經濟上高舉改革開放的旗幟。他上任才剛滿一個月，各項改革措施就像連珠炮般不斷出爐，而且政策的力度幾近革命”。
原因之一就是上文提到的中國卓有成效的人才產生體系：即**主要建立在能力為基礎之上的全國性選拔、長期培養和歷練、年齡的限制、定期的更替、行政和立法機構的差額選舉。**以新一屆領導人國家主席和總理為例，他們均經歷過長達二十年左右的基層任職考驗，並在五年前進入最高權力中心中央政治局常委。對國情、政情、民情瞭如指掌，所以可以立即針對性地施政，根本沒有西方新領導人至少長達半年的熟悉情況的階段，也就是西方常説的所謂蜜月期。這實質上就是民眾對政治人物熟悉情況的忍耐期罷了。
**相反在耗資巨大、通過大眾投票方式產生領導人的西方，能力往往不是第一位的。**影響選舉的因素眾多，如宗教信仰（奧巴馬信奉非基督教就肯定選不上）、性別（希拉莉的敗選）、 種族（黑人、白人）、形象（如台灣、韓國）、是否會做秀和演講、是否有足夠的金錢支持以及政治裙帶（前第一夫人希拉里、布什父子總統），但最重要的能力卻被邊緣化。像奧巴馬，唯一的從政經歷是州和聯邦的參議員，連一天的市長都沒有做過，可以説沒有絲毫的行政經驗，結果卻被選出來管理整個國家。假如在中國，一位沒有任何基層行政經驗的政協委員或者人大代表一夜之間就成為中國的最高領導人，可否勝任？
此外，**中國還不存在西方式的憲政空窗期。**在西方假如出現換人或換黨，新的領導者必須等上數月就職後才能展開施政。美國是近兩個月，韓國是近三個月，台灣甚至長達四個月。而一些議會制國家， 假如選舉出現爭執或者無一黨佔據優勢，則往往長期無法組成政府。比如德國2005年第十六屆聯邦議會選舉，就用了兩個多月的時間才組成默克爾新一屆內閣。比利時在大選後長達541天處於“無政府狀態”。最新的例子就是現在的意大利。儘管國家處於經濟危機之中，但選舉兩個月之後，才勉強組成一個脆弱的聯合政府。而這些不同派別的政界人士此前還在互相指責、甚至互相漫罵。更令歐盟擔心的是，醜聞不斷的前總理貝盧斯科尼則是這個政府幕後最具影響力的人物。奧地利《信使報》認為：新總理恩里科·萊塔將成為政府的稻草人。因為誰也不相信貝盧斯科尼會不在聯合政府中“垂簾聽政”。文章最後感嘆道：可悲的意大利！
這兩個階段可合稱國家權力交接時的空轉期。可是在一個瞬息萬變的全球化時代，這樣長的空轉期，代價顯然過於高昂。
原因之二，東西方雖然都是從全國選拔人才，但由於制度原因，西方卻不能從全國的層面使用人才。
西方由於不同政黨的存在，整個國家的政治人才被政黨切割成幾個部分，並隨政黨共進退。**一黨獲勝，哪怕原來的政務官再有能力，也統統大換血。這一方面造成人才的短缺，另一方面則又造成人才的浪費，更造成政策的非連續性。**畢竟政治精英也是稀缺資源，一個傑出政治人才的產生也是多種因素合成的，而政治精英也有其自然壽命。一個政黨連任八年，也就意味着另一個政黨的政治精英閒置八年。這也是為什麼，英國前首相撒切爾夫人去世後，整個西方都在呼喚何時才能再有後來者。
而中國一黨執政，多黨參政，則完全不存在西方這種體制性弊端。
整體而言，從實證的角度看，西方選舉這種方式產生的領導人，要麼無法選出最優秀的人才，要麼無人才可選。即使偶爾出現負責任有魄力、敢於正視現實和注重長遠的領導人，也往往被選民選下台。所以從現實政治實踐看，中國的層層選拔制，有意識的人才培養體系，要勝於西方通過選舉方式產生領導人的模式。
縱觀人類歷史，衡量制度的一個很重要的標準就是是否能夠產生優秀的人才。而在同一制度下，人才直接決定着制度表現的好壞。比如克林頓時代，就可以把美國國力推上前所未有高峯，而小布什八年就可以把美國拖向低谷。
2、政治保持獨立並擁有最終的決策權
2013年人代會，中國進行了大部制改革。素有“鐵老大”之稱的鐵道部不復存在。鐵道部由於歷史的原因，其對國民經濟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也被視為最為龐大的利益集團，2003年和2008年也曾試圖對之進行拆分，但在種種阻力下未果，一向被外界認為是行政改革的“老大難”。但再一再二不再三，鐵道部最終仍然成為改革的對象，在完成其歷史使命後而走進歷史。
無獨有偶，連任的美國總統奧巴馬，也試圖解決美國的老大難問題“控槍”。2012年12月康涅狄格州桑迪胡可小學發生震驚全美的槍擊案，造成包括20名幼童在內26人死亡。奧巴馬於是把控槍與移民改革定為其第二任期的兩大施政重點。之後，奧巴馬為控槍法案投入了巨大的精力和政治資源。就在參議院投票前兩週，奧巴馬不僅親自帶領數名康州校園槍擊案遇難兒童家長來華盛頓，參與對國會議員的遊説工作，而且他還做了重大的妥協：禁止攻擊性槍支與大容量彈夾銷售就從他的控槍方案中消失了。還需要一提的是，自從這次校園悲劇之後，98天內又有2243人做了槍下冤魂。
然而，鮮活的生命抵不住嚴酷的政治現實——儘管桑迪胡可小學慘案發生後，槍擊案受害者家屬四處奔走推動控槍法案立法進程，他們言辭懇切：“記住，這不僅僅是政治。”。最終，這個已經打了折扣的禁槍法案胎死腹中。**據英國《衞報》調查報道，投反對票的參議員中，只有三個人沒有收槍擊協會的錢。當然更重要的原因是，國會選舉又快要到了。當年克林頓利用民主黨控制參眾兩院的優勢，曾通過一個控槍法案，結果中期選舉，全美持槍協會幫助共和黨逆轉勝。**前車之鑑！哪個議員不心寒。
中國成功把鐵道部納入改革軌道，美國卻再走麥城。根本原因就在於，和西方相比，中國的體制很鮮明的特點是一直保持了政治的獨立性和最終的決策權。
改革開放三十年，經濟和社會的發展，造就了兩大力量的崛起：資本和民眾。今日中國已從三十年前政治力量主導一切演變為民眾、資本和政治權力的三方博弈。
在西方，這三種力量博弈的最後結果是以普選為特徵的民主制度。民眾通過選票獲得了對政治的控制權，而普選導致的高成本又為資本提供了影響政治的空間。至此，政治權力成為弱勢，民權和資本的權力事實上主導了西方各國，這種模式運行的結果不僅僅是導致了美國引發的全球經濟危機----次貸危機就是要百姓有房，金融財團有利，更令危機中堅持改革的政治人物被淘汰。
除了奧巴馬再遇滑鐵盧，近期的例子還有意大利前總理蒙蒂。他是二戰後唯一不是民選產生的，卻又被歐洲認為是二戰以來最為出色的領導人。但他實行的正確和必要的緊縮政策，引發了選民的強烈反對。結果在今年的選舉中慘敗。他的政黨在參議院315席中，僅獲得18席，眾議院630席僅獲得46席。類似的例子還有以理性著稱的德國。前總理施羅德2000年就未雨綢繆實行今天危機中國家的改革政策，結果也被選民趕下台。至於浪漫的法國，上世紀九十年代希拉剋就想改革，結果持續引發全國大規模抗議，至此改革凍結。就是經濟危機來臨之後，在民眾的壓力下，改革也依然難以啓動。這樣的政治現實，導致政治人物退縮保守，不敢面對現實，致使問題越積越重，最終直到形成全面危機，紙裏包不住火為止。
事實上，今天的西方，政治人物對選民的討好已經達到荒誕不經的程度。現在巴黎市政府選舉在即，為了籠絡選民，竟然宣佈近期隨地扔垃圾、煙頭、狗屎將不再罰款。此前規定每個煙頭就要罰35歐元。新的處罰改為2014年垃圾桶配備煙灰缸後執行。法律在民眾面前竟然變成兒戲，成不了“擋箭牌”。
中國傳統上政治都是強勢處於獨立狀態的。到今天，中國政治獨立性的狀態依然如故。目前的中國，雖然三種權力的博弈日益激烈，但至少在全國一級，政治權力仍然有最終的決定權。所以，一些很困難的決策、符合國家長遠利益的決策，都能夠執行。比如計劃生育，國企改革、取消鐵道部、電信一再拆分。
至少從現實角度看，一個以追求利潤為核心的、資本主導的制度、一個以追求福利為核心的民眾主導的制度，其合理性、有效性要遠遠低於相對中立的政治權力主導的制度。這也是為什麼，今年4月30日在法國播放並早早就引發法國關注、讓-米歇爾-卡雷拍攝的紀錄片《中國，新帝國》，提出這樣的結論： “在西方，是金融家們掌控政權，在中國不同，中國是由國家控制大公司和銀行系統以及能源”。
3、執政高效、強大的學習能力和糾錯能力
中國新一屆領導人履新之後，考驗紛至沓來。中國的制度優勢所具有的高效、強大的學習能力和糾錯能力也得到淋漓盡致的表現。第一個突發的事件就是H7N9禽流感。還記得10年前非典發生，中國初期的應對受到了海內外廣泛的批評。而這一次中國政府的表現無懈可擊：公開透明，在最短時間內主動公開了境內發生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例信息、第一時間通知世界衞生組織，並及時更新疫情。國家計衞委和農業部按照各自職責，調動各種資源應對；果斷關閉活禽市場，同時展開了緊密的國際合作。
由於應對措施得力及時，這場突如其來的禽流感迅速得到有效控制。為此，世界衞生組織駐華代表藍睿明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在此次疫情防控方面，中國政府展現瞭解決問題的超強能力： “我們對中國實驗室的速度印象深刻。中國流感中心的工作非常優秀，我們很滿意。我想他們一定會儘可能快地找出病毒源頭。中國政府展現出瞭解決問題的超強能力，調查迅速，信息發佈及時。”英國權威科學雜誌《自然》同年4月底發表的一篇社論説，中國此次對H7N9禽流感疫情反應迅速、措施得當，“改變了過去應對疫情的負面形象”。
第二個考驗就是雅安地震。2008年汶川地震，中國政府就已經向全世界高效地展現了超強的大規模動員能力和組織能力。五年過後，這次中國政府的表現更加成熟，其改善和進步幅度之大令人矚目。以下枯燥的數據展現的卻是鮮活的現實：8點02分，雅安地震發生。8點40分四川省啓動應急響應（可資對比的是，汶川地震七小時後四川省才啓動應急響應）。10點12分，空軍11252機組到達震源地上空……10點20分，海軍航空兵4101機組到達作業高度開始作業……10點26分，陸軍航空兵編隊開始起飛並於11點06分開始在災區降落。
進步最為明顯的是救災的指揮，中國政府此次救災的統籌性與科學性在增強。國際間一致認為“李克強總理在這次危機處理分寸把握好得出乎意料”。媒體舉例稱：“他奔赴災區僅24小時有餘，甚至在返京之時明確救災等工作由四川省全面接棒，中央政府予以配合。這些行為都讓外界大呼意外與過癮，立即明白這是最佳的決策”。 李克強總理透過此次快速、務實、高效、信心強的救災指揮行動，向世界透露中國力求建立以科學發展為指引的現代型政府的信念。
中國政府的治理能力以及持續提升，從國際與比較視角觀察則更為突出。我們不妨看看被認為是世界一流民主國家的日本。同樣是地震，日本政府反應遲鈍、指揮失誤，而且信息封閉、混亂----特別是針對危及安全的核電站。當時的首相菅直人在下台後就由於指揮失誤而被起訴。災後數月，災民得不到有效安置。地震兩年後，汶川新城已經昂然矗立，而日本地震兩年後仍然一片狼藉，災區3縣 （宮城、巖手、福島）僅有56户災民入住了災害公營住宅，全國尚有30萬災民無家可歸。
中國的表現如此優異，以至阿根廷外交部甚至在雅安地震後發佈公告説：“中國是全世界勇氣和進步的榜樣。”
2013年中國的表現並不是特例。中國為迎接奧運會建造的三號航站樓，三年完成，這在西方連審批程序需要的時間都不夠。2010年海地地震，第一個到達災區的竟然是萬里之遙、和海地沒有正式外交關係的中國，比海地的鄰國美國提前了兩個小時！
低效率一向認為是民主制度的通病。因為任何一項決策都要經過不同利益集團的博弈，並伴隨冗長的程序。其優點理論上曾被認為可以避免巨大的失誤。然而，從現實層面來看，卻是不僅有低效率帶來的弊端，其最終決策由於不同利益集團的相互妥協，其負面作用往往成為主導。正如宣佈不參加2010年 11月選舉而震撼美國政壇的民主黨參議員埃文-貝赫在《紐約時報》發表的題為《為何離開參議院》的長篇文章中所説的：“解決財政赤字和貿易逆差、挽救經 濟、能源政策、醫療保險改革等關乎國家未來的緊急課題堆積如山，但國會卻處於（什麼工作都不能做的）癱瘓狀態。”而國會不能工作的最大原因則是“頑固的黨 派主義和不知妥協的僵硬思想”。他還指出在擔任參議員的12年裏，美國國會成員拋開黨派之爭，在美國這個大框架內團結一心的經歷只是在2001年9.11 恐怖襲擊事件發生後出現過一次。這就是為什麼美國的三權分立制度無法阻止入侵伊拉克，也沒有辦法防範全球經濟危機的爆發，也無法阻止最高法院取消已經實行了一百多年的對財團政治捐款的頂額限制。
然而經濟危機爆發後，即使進行修正，也無法消除其後果，更無法回到危機前的狀態。目前來看，更深層的危機是這種制度也阻礙新科技的產生和應用。比如在當前能源日趨短缺的時代，美國加州一家制造太陽能公交車的公司，在美國屢屢碰壁。因為這涉及傳統汽車行業以及能源公司的利益， 還有工會的利益，它們各個都有強大的遊説集團。後來這家公司決定到中國來試試運氣，卻被廣州市政府所接受，並迅速更換。奧巴馬上任伊始就決定以中國為榜樣發展高鐵，結果到現在依然寸鐵未建。在佛羅里達州規劃的第一條短線高鐵，儘管是由聯邦政府承擔大部分費用（一共26億美元，聯邦承擔24億），但由於高速公路和航空利益集團的反對，最終化為泡影。而且這個項目還被指責是奧巴馬意圖收買選票（佛州是搖擺州，高鐵沿線多為獨立選民）。最終被批覆的加州高鐵，論證（實是各利益集團博弈）竟然長達八年，而建設週期更是長達20年。高鐵做為一個技術相當成熟的項目，實在令人難以理解究竟有什麼問題需要論證8年，需要建設20年。在科技日新月異的今天，恐怕等到建成之日，已是技術淘汰之時。顯然，一個不被財團綁架和影響的政府才可以做出更中立和理性的決定。
這也是為什麼《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托馬斯.費裏德曼在其新書《世界又熱又平又擠》有一章的標題竟然是這樣的：假如美國能做一天中國。他舉例道：“如果需要的話，中國領導人可以改變規章制度、標準、基礎設施，以維護國家長期戰略發展的利益。這些議題若換在西方國家討論和執行，恐怕要花幾年甚至幾十年的時間。”“美國從1973年就開始了將汽油去鉛的進程，但直到1995年才基本實現了全部汽油的無鉛處理。而中國決定於1998年開始實行無鉛化，1999年新標準已在北京地區試行，2000年實現了汽油無鉛化。美國從1975年就着手製定汽車燃油經濟性標準，32年後才取得重大進展。而在地球的另一邊，中國於2003年開始將轎車、卡車的經濟燃油標準提上議事日程，結果，該標準在次年即獲得批准並於2005年開始實施。”
最後他感嘆道：“我希望美國能做一天中國（僅僅一天）——在這一天裏，我們可以制定所有正確的法律規章，以及一切有利於建立清潔能源系統的標準。一旦上級頒佈命令，我們就克服了民主制度最差的部分（難以迅速作出重大決策）。
要是我們可以做一天中國有多好……”只是一天！僅僅一天！
4、中國的制度模式優於西方，一個公認的共識就是可以制訂國家長遠的發展規劃和保持政策的穩定性，而不受立場不同、意識形態相異政黨更替的影響。
這最典型的體現在國家五年發展規劃的制訂上。以《十二五規劃》為例（《即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綱要》）。中國製定這個五年規劃的時候，上至國家最高領導人（九個常委專題調研）、中外專家學者、各行各業負責人，下至普通百姓都廣泛參與的中國特色的民主化進程，也是中國公共政策決策過程的典範。甚至還包括外方的專業機構。如世界銀行駐華辦事處。整個制定過程要經過十一個步驟歷時三年。需要經歷集中、民主、再民主、再集中，參與共識無數個輪迴。內容則涵蓋政治、經濟、社會各個方面：農業、工業、服務業、轉型升級和國家競爭力、環境保護、區域發展和城鎮發展、科學創新、社會保障體系建立和優化（就業、就學、人口、住房、醫療）、社會管理、教育發展和文化繁榮、國防現代化建設、經濟和政治改革、對外開放和國際貿易、國家統一。可謂對自身全方位的檢測、調查，並在此基礎上制訂切實可行的未來發展路徑和目標。
這樣長期和大規模的動員全國各方參與、智慧凝聚性質的政治行為，以對國情做非常徹底的調查，從而達到戰略性、前瞻性、客觀性和實踐性的效果，在西方是沒法做得到的。這一點就是唱衰中國的西方學者也不諱言。法國經濟學專家jean-luc Buchalet、Pierre Sabatier 在其合著的《中國：一枚定時炸彈》中，也承認中國成功的原因在於不像西方一樣受選舉週期影響，可以制訂長遠的發展規劃。
反觀當今所謂傳統民主國家，在歐洲，當英國、法國的左派和右派政黨上台之後，國家發展政策立即改變，要麼實行大規模的國有化，要麼實行大規模的私有化。在美國，偏左的民主黨執政，一般就採取對福人增税、對財團開刀、對窮人補助的政策，像克林頓時代和奧巴馬政府力推的“醫療保險改革”就是典型的一例。偏右的共和黨執政，則採取對福人減税、扶持財團的立場。每一次的搖擺都會對國民經濟產生不同程度的損害。台灣在兩蔣時代，還制訂類似於大陸的“六年發展規劃”，但民主化之後，就統統不見了。畢竟政黨執政只有四年或八年，都是在炒短線，誰還管的了四年或八年以後的事情？再有印度，在過去的幾十年裏，對農民的補貼上升了，但對農業的投資卻下降了，農民可能在短期內受 益，但長期而言卻失去了生產能力，生活水平得不到提高。但是，由於短期分配卻可以討好民眾，對政黨的選票有利。這也是為什麼，儘管印度土地是私有制，可耕地面積全球第一，人均土地面積也是中國的兩倍，卻解決不了全國的温飽問題，而中國的糧食產量卻是印度的兩倍。
不僅對內政策處於不確定中，就是外交也同樣。小布什時代就極力搞單邊主義，到了奧巴馬時代就積極主張多邊主義。希拉剋和施羅德時代，中 法、中德關係極佳，但到了薩科奇和默克爾時代則急速逆轉。台灣的民進黨上台就挑釁大陸，國民黨上台就推動兩岸交流。這種由於政黨和領導人的變化而導致經常性的南轅北轍式的一百八十度調整，其嚴重後果可以想象。
這也是為什麼，世界大型企業聯合會（The Conference Board）近期為行業組織美國商業委員會（The Business Council）做的一項調查結果顯示，當70位首席執行官被問及世界上哪些組織最稱職可信時，中國共產黨領層以64%的得票率高居第三（第一是企業家本身，第二是銀行），這一得票率要遠高於美國總統（得票率33%）和美國國會（得票率只有可憐的5%）。原因則有二：一是中國政府在制定政策時擁有長遠眼光，二是更有效率。正如一家跨國能源集團的首席執行官表示：“雖然我們不喜歡中國的某些政策，但至少我們清楚這些政策是什麼。”他還抱怨道：“美國的問題在於，政策都是短 期的……沒有人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
5、相對於西方，中國是一個更負責任的政府。
一談到中國，西方往往套以“絕對權力，絕對腐敗”的説詞。這實是意識形態的相當然， 與當今政治實踐不符（眾多民主國家存在的嚴重腐敗就是證例）。而且更重要的一點是西方沒有認識到“絕對權力也往往意味着絕對責任”。在民主國家，出了問題可以推諉。執政黨説是在野黨不配合（如台灣的民進黨時代），在野黨成為執政黨之後，又推卸責任是前者造成的。不僅如此，對跨越政黨任期的項目，往往會首先被犧牲掉。奧巴馬總統向國會提交的2011年預算案，其中一款是砍掉了小布什時代的登月計劃。而這個登月計劃已經耗資91億美元，合人民幣600多億，這個項目就成了半拉子工程。然而，令人奇怪的是，沒有人為這麼大的損失而負責。如果中國一個項目決策造成這麼大的損失，責任人怎麼可能會被放過？
説起來，還是和民主制度脱不了干係。**在民主社會，許多官員是選上來的，因而有任期保障。只要不違法，決策失誤，或者不作為，都不影響任期做滿。而且一旦任期到了，下台了，就是有什麼問題，也不會再被追究。**小布什發動伊拉克戰爭有人追究嗎？製造了席捲全球的經濟危機，有政治人物被追究嗎？ 高達500億美元（3000多億人民幣）、持續數十年的馬多夫詐騙案，有官員被追究嗎？而在中國，高官問責制日益完善，官員不稱職或者失職，犯錯，隨時會被追責。這就是為什麼，當颱風襲擊前夜，大陸的官員嚴陣以待，理由是：避免災害發生。因為發生了災害，當地官員是要被追責的。台灣的官員則度假赴宴。理由是：災害還沒有發生。
也正由於西方政治人物是由選舉產生的，為了迎合民眾而有意做出違反國家長遠利益這種不負責任的事情。以今天的法國為例。由於債務累累，政府第一大開支是鉅額債務利息，相當於全年的教育經費。本來，左派主張增加福利和增加税收，右派主張減少福利和減少税收。在政黨輪替是常態的情況下，自然會取得平衡。然而左派上台後只敢增加福利，右派上台後只敢減少税收，最後自然是國家陷於破產的境地——2007年時任總理的費永就打破禁忌，公開承認財政已經破產。法國前總統薩科奇為了2012年連任，竟然先是下令每個企業給員工分紅一千歐元。後更嚴令任何企業在選舉期間不得裁人或者破產。在各個政黨如此執政之下，嚴重的損害了法國的競爭力。這種對競爭力的損害，絕非一言所能盡，但世人可從TCL在法國的經歷窺一全貌。
2004年，中國民營電視巨頭TCL收購經營不善的法國國營電視龍頭湯姆遜。為改善經營，TCL決定按照法國的法律斥巨資裁減大部分員工。然而儘管法律上 合法，**但根據法國的政治潛規則，你必須裁減那些容易找到工作的人，而保留那些很難再找到工件的老弱病殘！也就是説最有競爭力的員工必須裁減，而保留那些沒有價值的員工！**TCL的董事長李東生找到當時的工業部長也無濟於事，儘管符合法律，但不符合潛規則，工業部長明確告訴他不能這樣做。最後智慧無比的中國人採取全部解聘，重新成立公司，再招回30位員工（解聘員工總數為450人！），為此TCL支付2.7億歐元的費用。不僅如此，如果被裁減的人要自己創辦公司，TCL要提供一部分啓動資金，如果員工要去參加求職面試，TCL要提供津貼，如果員工在另一個城市找到工作，要住賓館等的費用也需要TCL資助。都説商場如戰場，而這些頗有自廢武功的規定，就是法國民主制度下的產物。
當然，西方由於任期制的限制，官員往往有短期的過客心態。像台灣，除了金門和馬祖，各縣市都鉅額虧損，但各候選人仍然不斷福利許諾，根本不管錢從何來，如何清償賬務。自己做的好，也未必連任（克林頓時代儘管如此成功，卻無法保證民主黨候選人戈爾的勝利），做得不好，如小布什，卻仍然可以連任。政黨利益往往高於國家利益。關於這一點，在奧巴馬上任以來第一次的國情諮文中有着明確的評論：“我知道，兩黨的分歧是根深蒂固的……，但是，令國民沮喪的是如今在華盛頓，好像每天都是選舉日。我們不能每天只想着讓對手成為媒體嘲弄的對象，不能永遠抱着分出勝負一決高下的心態。任何一方都不應該因為有權反對就拖延或阻撓所有法案的通過。在華盛頓，人們可能會認為和對方唱反調是遊戲規則，無論自己的觀點是多麼虛偽和惡毒。但是，正是這種做法使得兩黨都無法對民眾有所幫助，更糟的是，這還會使民眾對政府更加不信任。”美國都變成天天像選舉日，都無法承受兩黨的惡鬥，更遑論其他國家。
6、中國的制度優勢還在於它可以真正的代表全民。
西方的多黨制下，每個政黨代表的利益羣體是不同的。或者代表大眾，或者代表財團。英、法、美三國均如此。台灣則比較獨特，國民黨代表主張統一的外省人，民進黨則代表獨立的本省人。但不管代表誰，沒有一個政黨是全民政黨。上台之後，施政只能偏向支持自己的羣體。中央政府則借轉移支付的手段，對同黨執政的地方大力傾斜。
**造成多黨制無法代表全民的另一個原因則是選舉。一個羣體的利益要想得到保護和重視，必須有兩個條件。一是要有投票權。二是必須有相當的數量。如果達不到這個條件，則無法受到有效保護。**以法國為例，國民議會立法禁止穆斯林婦女在公共場合着傳統罩袍。儘管法國有七百萬穆斯林，而且主流持反對意見，但由於立法機構無代表，七百萬在法國也是少數族裔，根本無法改變被決定的命運。目前在法國還有一百多萬沒有投票權的外國人，每年都要辦理在法國的居留。過去都是免費辦理，但自從法國經濟惡化後，便開始收費，且年年大幅上漲，到現在已經高達一百甚至數百歐元。儘管如此卻沒有徵得這個羣體的任何意見。但是當法國政府決定僅僅增加門診費一歐元的時候，就在全法國引起廣泛爭論和政黨博弈。之所以如此不同，就是因為這個羣體沒有投票權，無法保護自己的利益。
當然選舉還造成另一個極端。以印度為例。印度文盲率一直居高不下，政府的掃盲計劃成效甚微。原因在於，掃盲是由地方政府承擔的。而地方政府對掃盲並不熱心，原因之一在於文盲越多，選民越容易控制和影響，地方政客越容易得到選票。
中國三十年來，經濟政策總體來看沒有特別地傾向任何一個利益羣體。改革開放是從農村開始，農村最早受益。隨着改革的深入，城市出現下崗羣體，國家又開始建立保障體系，到後來更隨着經濟實力的增長，廢除農業税、提供農田補助；建立農村醫療新農合、養老保險制度即新農保；免除學雜費、貧困家庭學生免費提供教科書並補助寄宿生生活費。整體上講，中共保持了中性的角色和客觀的作用。這也是海內外研究學者所公認的。中國的這一特點如果和其它施行西方多黨制的發展中國家相比，更為明顯。許多發展中國家的政治要麼被民粹主義挾持，往往造成過量的分配，以至於損害政府長期分配的能力。要麼被社會精英所把持，進一步加大社會的不平等。而社會不平等的存在，又反過來刺激民粹主義的盛行。在一個不平等的社會，操縱選票和誤導民眾更為容易。這已被無數國家的經驗和教訓所驗證。
最後還要談一談在轉型時期中國對腐敗的有效遏制。中國目前存在的腐敗民眾最為不滿，但從歷史和現實的角度來看，中國在遏制腐敗方面的表現依然相當有效。
**首先，中國處於經濟起飛期和從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的轉型期，縱觀人類歷史，這一階段是腐敗的普遍高發期。**美國，英國，法國，日本這些發達國家都走過同樣的道路。美國1820年末到1883年近六十年間，就是腐敗極其嚴重的時期，幾乎所有的官職都是明碼拍賣、幾乎所有的工程都是暗箱操作，甚至決定美國命運的內戰，上百億美元被用來採購低劣軍事物資。一起腐敗案曝光，就能將國會眾多議員一網打盡。比如南北戰爭英雄、聯邦軍總司令格蘭特出任總統後，公開受賄：精心裝修的多座宅邸、圖書館；甚至紐約的商人直接把現金放在總統家的桌子上。他小舅子和黃金商人為製造大危機，造成無數家庭破產，而他家族卻獲利頗豐。在“聯合太平洋鐵路公司股票醜聞”中，公司為阻止國會調查，把大量公司股票分發給政府高官和國會議員。儘管公司的財政狀況不佳，但仍每年給“議員股東”分紅，分紅率有時超過“投資”的300%。更為荒唐的是格蘭特總統竟然允許不法商人（即“詐騙王子”費迪南德·沃德）用他的名字註冊公司，併為其銀行貸款擔保。這家公司破產後引發了1884年華爾街金融危機。
其次，和同處於經濟起飛期的印度、俄羅斯相比，中國的腐敗程度遠遠遜於這些同一進程的國家（根據總部在德國的透明國際2012年數據，中國腐敗程度列80位，希臘、印度並列94位，阿根廷102位、菲律賓和墨西哥並列105位、印尼和埃及並列118位，俄羅斯133位。至於美國用槍桿子建立起來的民主國家伊拉克169位，阿富汗倒數第一174位）。特別是上世紀九十年代，俄羅斯的腐敗曾達到極度瘋狂和完全失控的程度。而正是俄羅斯的教訓，才使得全球正視中國反腐的經驗。
**第三，任何形式的權與利的交易在中國都是非法的，但西方國家卻在一定條件下是合法的。**比如直到今天，在美國利用權勢公開為自己的子女、親屬安排工作都是合法的。2004年美國國防部爆發空前規模的空軍採購案。五角大樓負責採購的朱雲讓波音為女兒和未來的女婿安排工作。最終她自己也接受了波音導彈防衞系統年薪25萬美元的副總經理職位。最後她也只是由於為本人謀取職務違反了美國法律而被判刑。在她任職期間，給美國納税人造成的損失高達數十億美元。而她僅僅被判刑16個月。
儘管合法，卻無法改變其錢權交易的本質。就如同色情業在西方大多是合法的，但仍然無法改變其錢色交易的本質。但合法化的效果是腐敗減少了，因為這些行為已經不屬於腐敗。這就如同，色情業和賭博業在中國是非法的，中國自然要算入犯罪率中，這自然要高於色情業和賭博業是合法的國家。
**最後也是最關鍵的一點是，西方的腐敗是剛性腐敗，中國的腐敗是人性腐敗。**西方的民主，必須要有選舉，而選舉必須要有錢。政治人物接受了財團的支持，獲勝後，必然要給予回報。這就是民主制度下腐敗的剛性原理。而在中國，官員的任命受諸多因素影響，工作能力，羣眾測評、人情關係以及賄賂等等，但這種開支和大規模的選舉所需要的費用相比完全不成比例，因此和財團沒有直接的關係。他們上任後的腐敗主要是和人性的貪婪有關，收入不高和法規監督不完善則是外因。但從客觀上並沒有必須腐敗進行錢權交易的剛性原由。
當然，中國的腐敗之所以相對於其它處於同一發展階段的國家能夠得到更有效的遏制，最重要的原因還在於中國在現行體制下，有能力對之進行打擊。中國的“雙規”制度、實名舉報制度、官員公示制度，就是其它國家所沒有的。烏克蘭前總理季莫申科曾説：“我有時羨慕中國。你們知道，在中國，貪官將被斬斷腐敗之手和實施死刑，這一切是需要的。而我們作為歐洲國家，儘管有時手也感到癢癢，但無法實施這一刑罰。”雖然由於經濟發展階段的制約，無法達到西方發達國家現在的水準，但在社會轉型期這一特定時空內，已可算是最可接受的效果了。要知道現在名列亞洲廉潔排名第二的香港，上世紀七十年代卻是另一番光景。由於腐敗過於嚴重，當時的港英殖民政府不得不成立廉政公署進行打擊，結果竟然引發香港警察暴動，將廉政公署佔領。其腐敗的程度由此可見一斑。
腐敗的有效遏制，根據西方的經驗有三條：一是經濟發展，可以高薪養廉、建立完善的銀行監控體系。二是完善法制。三是錢權交易的合法化。 我們可以看一下全球，最腐敗的那些國家都是最貧窮的國家，而做到廉潔的都是富裕國家。一向不被西方視為民主國家的新加坡，亞洲廉潔度名列第一，全球第五。廉潔度在亞洲名列第二的則是中國香港特區。極為巧和的是，它們均是華人社會。因此，中國在經濟發展到中等發展國家水平，在一黨制沒有腐敗剛性的前提下，也同樣會達到或接近新加坡也就是是全球領先的廉政水準。
正是中國相對於西方的諸多制度優勢，才使得中國執政黨保有極高的合法性。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2012年7月11日刊文稱，自從上世紀90年代以來，針對中國政治權力的合法性，中西方學者就展開了許多大規模調查，至今他們基本達成一個共識：中國政體的合法性非常高。這種調查時刻都會被調整，以防被調查者説謊。但無論如何結果總是一樣的。在一定程度上，被調查者有不滿的地方大多數是針對下級政府。而中央政府則被視為是中國政治機構當中最為合法的部分。這也是為什麼，2011年引發全球關注的烏坎事件，村民高舉的橫幅也是擁護共產黨。全球知名的皮尤民意調查，也同樣印證了這一點。2006年對各國居民對自己國家的滿意程度進行調查，中國有81%的受訪者回答是。早在2001年，美國民主理論家拉里·戴爾蒙德主編的《中國的選舉與民主》也得出了同樣的結論。
本文部分內容刊載於2013年第22期《紅旗文稿》。《中國創造新的制度文明（下）》將於近期刊出，敬請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