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魯鄭：中國創造新的制度文明（下）
二、中國製度對西方質疑的回應
中國以不同於西方的模式成功崛起，對西方最大的威脅不是經濟競爭而是政治制度。西方贏得冷戰之後，其制度對合法性和正當性的壟斷達到空前，而這也是西方統治世界的基礎。然而，冷戰結束二十多年後，一方面是中國成功崛起，另一方面西方卻陷入百年一遇的經濟危機中。**眾所周知，政治制度最怕有可替代性。**處於危機的西方恰需要制度的正當性和合法性提供支持以渡過難關，而中國卻在這一點上對西方客觀上構成強有力的挑戰。於是西方在不得不承認中國製度有效性和合理性的同時，也從多個角度對中國製度發難。特別是從根本上對中國的制度提出兩個尖鋭的質疑：中國模式無法解決權力的和平交接、中國模式無法避免政治強人和個人獨裁的出現。
雖然2003年，中國已經成功地實現了權力的和平交接，但從西方政治學思維來講，這只是唯一的一次，是特例，不具備説服力。在它們看來，就是一個新生的民主國家，衡量其是否成熟的標準也在於是否能夠實現兩次權力更替。更何況中國這種“第三條道路”。而十八大，中國再度實現了制度性和平權力傳承，以無可辯駁的説服力驗證了中國製度模式的成功和成熟。
同時，前任國家領導人胡錦濤等高風亮節、寬闊胸懷，帶頭完全離開，實現了外界所稱的“祼退”，完善、確立了中國的權力交接制度。讓西方“中國無法避免出現政治強人”的質疑遁形。
西方對中國製度模式的批評，還指向中國獨特的制度架構：為什麼在立法權（人民代表大會）和行政權（國務院）之上還有一個更高的決策機構——中共的常委制？儘管立法機構和行政機構的最高領導人也同樣是常委成員。
從今天的世界來看，中國的制度模式確實獨特。不過，制度獨特非中國所獨有。比如瑞士，雖然也被西方稱為民主國家，但它卻沒有反對黨，所有的黨派都是執政黨。每個黨每年輪流擔任國家領導人，重大事項均通過全民公投。
被稱為獨特的還有來自伊斯蘭社會的伊朗。伊朗一方面接納西方的多黨普選制度，另一方面又在之上建立由伊斯蘭教法學家擔任的國家最高領袖及憲法監督委員會。最高領袖不是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但根據伊朗伊斯蘭共和國憲法，是伊朗在宗教上及中央政治的最高領導人及伊朗軍隊的最高統帥，並終生任職。這種將神權統治和民主選舉相結合的“伊斯蘭共和國”迄今仍是獨一無二的政治體制。不過這也是迄今為止伊斯蘭世界唯一解決世俗化與伊斯蘭化兩者張力的制度模式。另一個被西方捧為榜樣的土耳其，自二戰後一而再的發生軍事政變，到今天，兩派的衝突仍然在街頭持續。
不過從一箇中國人的角度出發，最為驚異的還是西方文明的發源地歐盟對中國製度模式的“模仿”。
歐盟的行政機構是歐盟委員會（歐盟各成員國各選派一名委員組成），立法機構是歐洲議會（下院，選舉產生）和歐盟理事會（上院，由各國的部長組成）。立法機構也被稱為歐盟主要的決策機構。但出人意料的是，在其之上還有一個事實上的最高決策機構，而且這個決策機構還不列入歐盟的機構序列中。這就是由歐盟各成員國首腦或元首組成的歐洲委員會。和中國更為類似的是行政機構歐盟委員會的主席、立法機構歐洲議會的議長、歐盟理事會的主席也都是歐洲委員會的成員。
不過和中國不同的是，沒有人會指責歐盟的這套制度設計。或許這就是話語權在誰手裏的區別。
最後，綿延幾千年的中國傳統政治制度，有三個重大缺陷：一是由於血緣的侷限，執政集團無法總是產生優秀的最高領導人。二是由於終身制，一旦出現不合格的領導人則無法及時更替。三是缺乏有效的監督機制。當代中國政治制度，雖然繼承了這個傳統，但由於最高領導集體的全國選拔和任期制，前兩個問題已徹底解決。不過，有效監督方面，卻一直被外界所質疑和批評。
應該説，權力的監督和制衡，也一直是中國曆代關注的焦點。為了避免政治自身的不受控制，發展了“民本主義”（民為貴，君為輕）、“天命”理論。 即政治的合法性建立在為民和執政的有效性，一旦違背，其合法性即喪失，被取代就是合理的。同時還發展出一套政治權力的自我制衡。據甲骨卜辭記載，商代已有御史一職。戰國時期，御史已有監察職能。秦漢時期，御史大夫的職掌為“典正法度，以職相參，總領百官，上下相監臨”，主要負責監察。漢武帝將全國分為十三個監察區，各設刺史一人，以六條問事，監察地方官員。唐代中央設御史台，下屬台院、殿院、察院，專司監理。宋代除了設置御史台來 “糾察官邪，肅正綱紀”，還設有諫院，諫官和御史可“風聞彈奏”。明代改御史台為都察院，設十三道監察御史，定期到地方巡迴監察，稱為“巡按御史”，又新設六科給事中對中央六部對口監督。清代將六科給事中合併于都察院，與御史合稱“科道”，專司監察。
到了當代，除了傳統的“民本主義”、“天命觀”、“絕對權力絕對責任”對執政黨的約束和壓力，也建立了現代的監督體系。如以各級人大及其常務委員會為核心的國家權力監督；以行政監察監督、行政複議監督和審計監督為核心的國家行政機關的監督；以檢察機關和審判機關監督為核心的司法監督、以中國共產黨各級組織及紀律檢查委員會、人民政協和民主黨派、社會團體監督為核心的社會監督；以日益開放、影響力越來越大的媒體為核心的新聞監督。
中共也先後出台《黨內監督體系》、《關於黨的基層組織實行黨務公開的意見》，進一步完善集體領導和分工負責、重要情況通報和報告、民主生活會、詢問和質詢等黨內監督10項制度。中央和省級黨委都建立巡視機構，對下級黨組織領導班子及其成員進行巡視監督。政府則制訂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中央和國家機關、各省（自治區、直轄市）普遍建立了新聞發佈和新聞發言人制度；國家司法機關推進審判公開、檢務公開、警務公開、獄務公開等司法公開制度。
誠然，中國的監督體系仍然處於完善之中，與民眾和社會的期待還有距離。然而全球化和網絡時代的來臨，則有效彌補了中國現行監督體系的不足。由於冷戰後中國成為唯一碩果僅存的社會主義大國，並通過不同於西方的發展模式成功崛起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這從而令中國成為全球特別是西方特別關注之地。中國出現的任何問題都會被過度聚焦和放大。這種過度的“關照”，自然對中國產生了強大的壓力，起到了相當有效的監督作用。如果把全球看做一國的話，西方實際扮演了反對黨的角色。也就是説，中國無需付出西方多黨制的代價和避免其弊端，卻可享有監督之利。
信息時代的來臨，也起到類似的作用。特別是互聯網和手機的高度普及——網民數量5.64億，手機網民突破4億，以其無所不在的優勢和開放性、快捷性、低成本的特點，成為社會所有成員監督和表達意見的平台。同時2003年最高人民檢察院就適應時代建立了網絡舉報平台，如今全國已有15個省級紀檢監察機關相繼開通舉報網站。2005年底，中央紀委、監察部也公佈了中央紀委信訪室、監察部舉報中心的網址。新華社在2009年也通過新華網公佈了中央和地方網絡舉報方式。為了鼓勵網上舉報，一些地方出台了獎勵措施。如北京市檢察機關規定，對網上實名舉報國家工作人員貪污、賄賂等犯罪的公民，經查實結案後，最高將可獲得10萬元的獎勵。
網絡反腐這種新形式一經推出，立即展現奇效。中央紀委網上舉報中心僅開通半年，就受理舉報32500件，月均2700件，其中署名舉報、有效舉報佔多數。而最高檢提供的數字顯示，全國網上舉報案件數量年均達3萬多件。
網絡時代可以令中國任何一地的問題迅速曝光，高效處理，有效強化了對政府和官員的監督。比如近年網絡曝光的“表哥”、“房叔”、“房姐”、“天價煙”官員、雷政富“豔照視頻”，2013年網絡反腐更將前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張鐵男拉下馬、上海多名法官嫖娼劣行曝光於世。這不僅有助於中央對地方的制衡，更有利於問題的迅速解決，也推動着制度的完善。
中國政治權力制約的另一個他國沒有的獨特因素是一國兩制下香港、澳門特區以及尚未統一的台灣存在。由於兩岸三地的制度不同，這本身就存在着無形的制度競爭。更重要的是，香港和澳門實施的一國兩制是否成功，將對台灣未來的命運、兩岸是否能夠建立互信和順利整合起着關鍵作用。維護國家統一、重建國家統一的歷史責任不僅對中國執政黨是巨大的壓力和監督力量，也是不斷改進和完善政治制度的動力。
如果做一個總結的話，衡量不同制度的標準實際就是三個方面：是否能夠產生優秀的領導人、是否能夠充分了解國情（像中國的五年規劃）、是否能夠排除資本和大眾（也包括為反對而反對的政黨）的制約而做出有效、符合長遠利益的決策。從這三方面來講，中國創造的制度文明要遠遠優於西方。
對於中國製度的表現，這裏不妨引用即將離位的世界貿易組織的總幹事帕斯卡∙拉米在2013年6月底接受法國《快報》（l’expresse）雜誌專訪時所所評論的：自從鄧小平在1979年決定經濟開放以來，中國的政治體制就呈現出很多優點，中國是四十年來在經濟領域犯錯誤最少的國家。拉米解釋説，中國的經濟體制建立在孔子的君主理念基礎上，主要的目的是為人民謀福利，中國的貧困人口在過去的四十年大幅減少。
事實上，中國製度的優異表現竟然超出了所有極端樂觀主義者的預測。法國資深外交官于貝爾.韋德里納2006年在其專著《面對超級大國》（由法國外交部和駐華大使館“傅雷”資助出版計劃資助）提出一個當時看來非常樂觀和大膽的預測：“如果一切都進展順利的話，在2020年至2030年間，趕超德國和日本，成為第二大經濟體”。結果僅僅一年之後，中國就超越德國，四年之後超過日本！足足提前了10到20年。既然“如果一切都進展順利的話”，中國才能到2020和2030年間超過德國和日本，那麼提前10年到20年，又應該用什麼詞語來形容呢？那麼超越“一切都進展順利”的制度又是什麼制度呢？
關於制度，中國最早的自由派學者嚴復（晚年走向保守主義）有過精闢的論述：“制無美惡，期於適時。變無遲速，要在當可”。這恐怕也是習近平主席提出的“鞋子合不合適，穿了才知道”的含義。
三、西方政治文明衰落與中國製度文明崛起的意義
目前人類三大主要文明：基督教文明、伊斯蘭教文明和儒家文明，真正能和中國政治文明並駕齊驅的只有西方的民主制度。但西方這種制度發展到今天已弊病叢生，日益無法適應全球化的挑戰。中華文明將不得不再一次扮演統領世界的角色。
西方近代民主至今不過兩百餘年曆史，可以分為有限選舉的精英民主和實行普選的大眾民主階段。這套制度在化解資本主義初期尖鋭的勞資矛盾、推動社會發展也是居功至偉。但隨着大眾民主的出現和全球化時代的來臨，西方民主遇到前所未有的瓶頸。2007年以來的次貸危機、金融危機、經濟危機、主權債務危機就是其弊端的外在顯現。截止到2012年，歐元區債務佔GDP的比重高達90.6%，整個歐盟則高達85.3%。主要國家則分別為：德國81.9%、英國90%，法國90.2%，意大利127%，最高的是希臘156.9%。西方另外兩個大國美國債務佔GDP的比重超過100%，日本則創下世界紀錄超過240%！國際通行的標準則是，超過60%即為警戒線，再高就有爆發經濟危機的危險。相關研究也表明，當一國債務總額佔GDP的比例超過90%，該國經濟增長將陷於遲滯。如果債務佔GDP超過100%的話，存量債務的利息支出負擔，將使未來削減財政赤字十分困難。枯燥的數據揭示的卻是觸目驚心的西方困境。
其實美國的次貸危機，早在幾年前就被當時的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發現，但卻不採取任何措施。危機爆發後，他在國會舉行的聽證會這樣辯解：**不錯，我是幾年前就知道次貸的危害，可是如果我讓銀行破產、窮人失去住房，國會會批准嗎？可謂一語道出天機。**美國的次貸危機，以“兩房”破產為轉折點。但兩房的問題二十年前就被美國學者（湯姆·斯坦頓，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美國政府研究中心的經濟學教授）看破，在他的努力下，國會甚至舉行了聽證會。然而，在兩房兩大巨頭的遊説下，在聽證會上甚至不允許這位學者講話，後來雖然成立一個委員會，但沒有任何權力的委員會根本無法制衡兩房。直到2007年，這位學者仍然一再撰文呼籲兩房的問題，但最終等來的是危機的全面爆發。
西方目前的民主制度有兩個難以解決的困境和日益面臨種族與宗教的挑戰。一是西方的政策受制於普通的選民。選民只關心自己的切身利益，對於事關長遠、全局甚至全球的事務並不關心，也缺乏足夠的專業知識。德國選民素質之高可冠全球，尤其是環保意識。但只要綠黨提出增加燃油税，綠黨的選票就會大幅減少。另一個有着悠久民主傳統的國家法國2005年公投歐盟憲法，儘管是法國人起草的，而且對法國國家利益做了很大關照，但仍被公投拒絕。而實際上，絕大多數選民都沒有讀過歐盟憲法草案，他們只所以投反對票僅僅是對現政府不滿，而不是對歐盟憲法有不同意見。
德國、法國尚且如此，更何況其他國家。如果説中國的體制只要決策者想明白就可實行，而在西方國家，至少要全民的多數理解和支持才可行的通。從社會實踐來看，這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法國二戰後對新憲法進行全民公投，戴高樂有如下評論：法國選民的態度是“三分之一的法國人聽天由命，三分之一的法國人反對，三分之一的法國人根本不瞭解”。而國家的命運就交由這樣的選民去決定。
**一語以蔽之，西方現在的債務危機就是它們的模式下人民當家做主的後果。**應該説，注重監督和制衡是西方制度的一大特色，可是又由誰來監督在社會發展扮演極其重要角色的大眾呢？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空白，這恐怕又和當今民主制度的一個理論假想密不可分：把政府當作應有之惡，要進行限權，但對人民卻又認為是道德完美、能夠做到絕對正確。事實上，人民的全體和個體的人民一樣，都有先天性的人性缺憾，比如好逸惡勞貪得無厭、目光短淺急功近利等等。而任何權力包括民權沒有限制都會被濫用。於是在西方這種制度模式下，民眾可以通過選票迫使政治人物接受並非理性、甚至完全不合理的訴求。今天西方國家普遍出現的債台高築寅吃卯糧、高福利難以為繼卻無法改革、民眾日益懶惰貪圖享樂、競爭力下降經濟增長乏力的根源就在於此。
當前西方聲譽最高、影響力最大的歷史學者，被《時代》週刊稱為“影響世界的100人”之一的尼爾‧弗格森，在《金錢與權力》、《文明》後，又推出一本新作：《西方文明的4個黑盒子》，在這本書中，他認為西方衰落的答案就在西方的建制正在退化。代議政體、自由市場、法治、公民社會，曾是西歐、北美社會的四大支柱，但在今天這些建制已敗壞變質。根源則在於做為選民的人民變得不負責任，使一代的選民得以在犧牲未來數代人利益下過日子。
所以，面對地球資源的有限性和龐大人口的壓力，西方民主不但束手無策，甚至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民眾（也是人類）的貪婪本性在民主制度下得到了極大的放大。美國6%的人口卻消耗了世界35%的能源。這在民主制度是根本無法改變的。在地球還擁有充足資源的時候，這種制度的弊端還不明顯，也不致命，但到了今天，則到了難以持續的程度。
以權威和嚴謹著稱的《自然》雜誌最近刊登了來自國際十多個機構的22名科學家共同撰寫的“地球生態變化”報告，認為由於人類對地球的無止境破壞，地球生態終於承受不住，在本世紀末將可能最終覆滅。報告還認為今天地球面臨的最大危害是不斷膨脹的人口。現在重要和緊急的任務是人類改變生活模式。22位科學家向各國政府提出了緊急行動計劃。第一項就是快刀斬亂麻，用極端的方式立即減少人口壓力。雖然科學家們沒有給出立即地，以極端方式減少人口的辦法，但相信中國的計劃生育是唯一可行的辦法，也是唯一拯救人類文明的辦法。但計劃生育只有中國文化為基礎的制度模式才可以做到，西方的民主制度則只能會起相反的作用。
這箇中原因不難理解。一是世界第一大宗教基督教反對流產，而基督教又被認為是民主制度產生的重要基石（伊斯蘭教、印度教也都鼓勵生育），美國總統就職儀式上也要手按《聖經》發誓，美元上也印有“上帝保佑”。二是在民主制度下，無法抗衡這樣的民意。人口眾多的印度實是世界上第一個提出計劃生育的國家， 結果引發全國性的騷亂（也有政黨腐敗、選舉爭議的原因），以致歷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實行長達十九個月的國家緊急狀態。當時的總理甘地夫人也由於採取強硬措施推行節育，引起廣大民眾的強烈不滿，導致她在之後一年的大選中落敗。此後儘管每個印度政黨都意識到人口過多的消極影響，但都害怕觸犯眾怒，在歷次的大選中，沒有任何政治家敢再提出強制節育的口號。
雖然西方在崛起時，可以通過對外殖民的方式減少人口壓力，並且贏得時間成功通過經濟發展實現人口出生率的降低。而這些在後起的民主國家都無法再複製。還是那句話，任何制度都是特定歷史階段的產物，一旦其存在的土壤改變了或者消失了，這種制度也就走向它的反面。今天，在人類面對資源短缺、人口高速膨脹的艱鉅和迫在眉睫的挑戰面前，民主制度不但束手無策，無法遏制人類的貪慾，相反還起到加速危機的效果。唯一可行的解決方案只能是中國模式。可以説是時代將令西方的民主模式終結，也是時代需求重新賦予中國文明以歷史舞台。
如果説生產資料的絕對公有制（即經濟上均貧富）是人類已經證明失敗的烏托邦，那麼另一大烏托邦即政治權力的絕對平等（一人一票）的失敗也正在被歷史所驗證。
二是西方的政治還受制於財團。西方的選舉民主，決定了必須有鉅額的選舉資金。而唯一有能力提供的只有財團。雖然最後是選民在進行投票，實際上投票開始前，資本已經進行了“初選”。那些獲得財團青睞的候選人才可能脱穎而出。勝選後，當然必須進行回報。這也是為什麼，2008年華爾街五大投行全軍覆滅，但高盛集團的政治獻金仍然高達數億美元。由於政治力量對資本力量的臣服，從而使得資本處於無監管狀態，不出問題，仍然可以保持繁榮，一出問題就是全局性的、崩潰性的。前幾年倒閉的全美第十七大公司安然，是布什總統最大的金主之一，71%的參議員、眾議員能源委員會的23名委員中的19人接受過安然的資金。就是聯邦能源管制委員會的主席也是在安然公司總裁的推薦下才獲得這個職位的。這樣的公司誰還能管的了？直到它自己玩完、徹底毀滅為止。同樣的，這也是為什麼馬多夫居然能夠在美國可以多年撐起一個五百億美元的騙局。他自己在監獄中也一再聲稱怎麼也想不到自己可以騙這麼久。
財團對政黨的控制在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形式，危害也各有特色。比如德國經濟支柱汽車工業極為強大，於是德國便出台了全球獨一無二的規定：高速公路不限速（這和美國持槍自由異曲同工）。而在法國，最觸目驚心的則是醫藥行業的能量。2011年曝光的“美蒂拓（Mediator）減肥藥致死事件”就是典型的一例。美蒂拓早在上世紀90年代就已在業內公認禁用的藥品，法國到了2009年才禁售。根據2011年年初法國公共事務監察局發表的調查報告，法國施維雅公司生產的美蒂拓減肥藥涉嫌致死500人，其他機構出具的報告顯示，美蒂拓致死人數高達2000人，另有數千人因為服用了這種藥而產生心血管併發症，無法正常生活。更為嚴重的是，該製藥企業存在涉嫌故意隱瞞藥品的副作用和欺騙消費者行為。
施維雅公司之所以瞞天過海如此之久，根源就在於它是政黨資金的主要贊助者。整個法國供職於醫藥機構的高級專業和核心人員，幾乎都被醫藥集團收入囊中：或僱傭過，或擔任其顧問，其中包括國家衞生部官員、部長專業顧問等關鍵部門的人士。甚至政府衞生部國務秘書、國家醫藥檢驗機構長官等官方人物本身也有着為醫藥集團公司供職領薪的經歷，同時也盼着在離開公職後進入醫藥集團以謀求更高報酬。
施維雅公司創始人、總裁雅克·施維雅曾是法國第九大鉅富，是對法國政壇有着舉足輕重作用的一個人物，經常組織左、右政治家與財團名流的晚宴。就在醜聞開始出現端倪並被禁用的2009年7月，施維雅居然獲得了法國第二等榮譽勳位勳章——“大十字架勳 章”（最高等的領袖勳銜只授予法國國家元首），而且是時任總統薩科齊親手為他頒章。媒體披露的薩科齊在為其頒章時的一句話足可以總結他們之間多年的關係：“我至今對我們在1983年第一次相逢記憶猶新……你當時已經認為，我將會成為共和國總統……”
面對舉國上下的壓力，2011年1月，時任法國衞生部長克薩維埃·貝爾特朗宣佈，將在年底前對法國藥物警戒體系進行徹底的改革，從而讓製藥公司對安全問題擔負起舉證責任。但是，時至今日，公眾關注的這項改革卻看不到有根本性的進展。而最為諷刺的是，在世界範圍內最早提出藥物警戒體系這一概念的，也正是法國。
眾所周知，醫療安全人命關天。但即使在這樣的領域，財團依然可以為所欲為，草菅人命，更何況其他行業？
不僅在選舉時金錢對政治積極的介入和控制，更重要的是對政治日常運作的滲透和影響。這又以形形色色的遊説集團為代表。今年夏天美國最火熱的政治書籍是《這座城》（《This Town》）。該書生動詳細地描繪了美國的統治精英，高層互相勾結、口蜜腹劍，媒體則極盡煽動之能事。各種“猛料”背後反映了政治腐敗與無能。這本書以詳細的資料告訴世人，美國的永久性政府不是政黨，也不是某個機關，而是一幫專門守着聯邦政府錢袋子的職業操作者。在華盛頓，金錢已經超越權力，成為“終極貨幣”。 國會議員每五天的工作中，有三天是用來籌錢。他們在國會每次投票都非常注重金主們的利益。此外，遊説者們握有參議員和政府員工人人嚮往的金鑰匙：公務員卸任後的就職去處。1974年，只有3%的國會議員卸任後加入遊説公司；而現在，眾議員卸任後擔任遊説者的比例是42%，參議員的比例更高，達到50%。其後果就是涉及全國利益的立法便被各種利益集團所控制。
現在的立法塞滿成千上萬條妥協條款。1913年創建美聯儲的法案只有31頁。1933年通過的《格拉斯 -斯蒂格爾法案》（銀行監管法）共37頁。2010年新通過的銀行法《多德-弗蘭克法案》共849頁，外加數千頁的補充條款。《患者保護與平價醫療法案》（即奧巴馬醫改的成果）超過2000頁。而所謂的補充條款，就是各種條件、例外和豁免權，而掌控這些內容的人恰恰是被監管對象。
這本書得出的冷酷結論是：權錢交易已經徹底地程序化。美國正如羅馬帝國崩潰前的末期：制度化的政治腐敗，作惡成了慣例，違法成了時髦。
據法國出版的《他們的債務，我們的民主》一書披露，僅2010年美國遊説集團投入的資金超過300億美元，完全由金錢組成的遊説集團被稱為參議院和眾議院之後的“第三院”。美國的民主也被冠以“出售的民主”。而這一幕也在歐洲上演。歐盟所在地布魯塞爾被稱為繼華盛頓之後名列第二的“遊説者之都”——在歐盟總部方圓四平方公里的區域內密佈難以計數的遊説集團。
**三是西方民主制度模式正普遍面臨種族和宗教的嚴重挑戰。**在南非，自從廢除了種族隔離制度實現普選以來，人口佔多數的黑人就壟斷了權力。幾世紀一直統治南非的白人階層再也無法染指。在這樣的種族結構中，民主制度已經沒有多少存在的意義：選舉結果早已決定。不只是在南非，就是美國這樣最強大和富有的民主國家也同樣。2012年美國大選，黑人對奧巴馬與羅姆尼的支持率是94比0！完全是一邊倒。好在美國黑人在美國人口中只佔12.85%，否則，南非的現象就照樣會在美國重演。但從長遠看，非白人裔增長速度遠高於白人——2011年非白人出生總數第一次超過傳統白人。另外2012年美國白人的死亡人數首次超過出生人數，而這種現象在其他族裔並不存在。也就是説種族決定選舉結果的那一天恐怕在兩代人之後就會浮現。除了黑人之外，説西班牙語的拉丁裔佔美國人口22%（美國的人口統計學家不把這些白人西班牙語族裔算在“白人”人口範疇之內），而且還是美國人口增長最快的羣體。結果2012總統候選人羅姆尼用拉美西班牙語製作廣告的花費是奧巴馬的七倍——黑人不管怎麼講沒有自己的語言，對美國的文化影響或許有限，但拉丁裔顯然不同。
根據美國2010年人口普查結果，包括首都華盛頓在內的八個都會地區，少數族裔人口在過去十年內已變成了多數。而在美國前一百大都會地區，在多達廿二個都會里，白人已淪為少數族裔。更驚人的是美國3歲以下的少數族裔嬰兒首次多於白人嬰兒，且為過半多數。而在20年前，3歲以下的白人嬰兒佔該同年齡層的比率超過60%。年輕的少數族裔將在本世紀中葉成為多數人口。根據美國人口調查局預測，非拉美裔的白人比例2050年將降至46%。這也是為什麼美國學者享廷頓在《我們是誰？》一書中，憂心重重的論述了大量移民湧入、白人低出生率所導致的美國國家特性所受到的種種挑戰，並認為美國已面臨何去何從的嚴重關頭，若不大力捍衞和發揚盎格魯——新教文化這一根本特性，國家就會有分化、衰落的危險。
由於羅姆尼信仰摩門教，所有的摩門教教徒也都不會投票給奧巴馬。當然摩門教徒佔美國的人口比例只有2%，也不會現在就出現宗教信仰決定選舉結果的現象。但同樣的，摩門教是傳播最快的宗教之一。過去摩門教徒根本不可能出來競選國家最高領導人，但現在除了羅姆尼還有曾擔任過第九任駐華大使的洪博培。從未來看，摩門教贏得大選的這一天恐怕早晚會到來。
歐洲雖然不是移民社會，但二戰後為了彌補勞動力短缺和維持高福利制度，引進了大量的移民，特別是穆斯林移民，到今天也形成了和美國類似的挑戰：伊斯蘭社會的迅速擴大。穆斯林一是極難被西方價值觀所同化，還規定不許和異教徒結婚，除非對方改變信仰。二是出生率極高。據統計，1990年以來的人口增長中，90%來自穆斯林。比利時統計機構2012年宣佈歐洲大陸的穆斯林已達3000萬人，其中心負責人蘇萊曼·雅辛博士表示，德國、荷蘭、法國、英國、西班牙是伊斯蘭教傳播最快的國家。週五到清真寺參加主麻聚禮拜的穆斯林人數已遠遠超過了星期天到教堂參加禱告儀式的基督教徒人數。目前在英國1689座清真寺也與1700座的國教徒教堂幾乎分庭抗禮。
法國穆斯林家庭生育率是8.1（法國平均生育率只有1.8）。二十歲及以下人口中，30%是穆斯林背景。按照目前發展的速度，三十多年後法國將成為一個伊斯蘭共和國（法國最大的港口城市 馬賽現在實際上已經穆斯林化了）。在荷蘭，50%的新生嬰兒來自穆斯林家庭。十五年後，一半荷蘭人口將是穆斯林。在比利時，25%的人口已經是穆斯林，50%的新生嬰兒來自穆斯林家庭。在德國，聯邦統計辦公室説，到2050年，德國將成為一個伊斯蘭國家。可以説歐洲大陸難逃伊斯蘭化的命運。極右的佈雷維克2011年在號稱世界最安全的國家挪威屠殺了77人，製造了二戰以來最慘重的悲劇，他自稱此舉是為了提醒世人伊斯蘭社會的迅速擴張。在法國，七十多歲的、著作等身的極右歷史學家多米尼克·温納在遊人如織的巴黎聖母院裏的聖壇前開槍自殺。他的死，並非僅僅是為了反對同性戀，更有對法蘭西文明未來的絕望。2013年法國通過了同性戀婚姻法，一位來自阿爾及利亞的穆斯林在自己的博客上這樣寫道：“無論如何，當15年後伊斯蘭主義者在法國掌權，他們還是會廢除這項法律的”。正如法國媒體所評論的：在“接受同性戀婚姻”和“接受伊斯蘭統治法國”之間，温納無路可走，只有在聖母祭壇前，以自己為祭品，來為他心目中純粹的法蘭西文明獻祭。如果歐洲伊斯蘭化了，西方文明演變成伊斯蘭文明，西方的民主還有存身之處嗎？
西方的這種危機，早就引起不少學者的警醒。美國學者Mark Steyn在其《孤單的美國（America Alone）》一書中（此書隨後在加拿大被禁），作出了一個驚人的推論：西方文明即將毀滅！ 他認為，人口問題、福利、民主制度是造成西方文明毀滅的關鍵。 也正是：人是傳承文明的唯一載體，有了人，才有一切。沒有了人，就什麼也沒有了。
其實從本質上講，西方的民主制度並沒有多少獨特之處。正如熊彼特在其代表作《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提出，民主不過是在幾個精英集團進行選擇的制度安排而已。確實，縱觀歷史，不管什麼制度，最終都是要產生治理國家的精英。人類歷史上，不管出現了多少種制度，在精英的產生方式上只有兩種：一是精英選擇精英，一是大眾選擇精英。
在西方實現普選之前，包括古希臘民主、羅馬的共和、歐洲和中國的封建王權、西方的有限選舉，都屬於精英選擇精英。西方實現普選之後，才創造了一種新的精英產生形式：即大眾選擇精英。這個模式從產生到現在還不到一個世紀，美國還不到半個世紀。這個模式是否有效，還有待歷史的檢驗。但此次西方經濟危機，應該算是對它的一個重大考驗。不過熊彼特的一個觀點還是十分有道理的：“這些民主理論不經考察投票人是否具有對投票內容的專業認識便以為多數的意見優於少數的意見 。”“這樣的民主學説僅僅是空想，與事實完全脱節。”
**中國傳統上都是精英選擇精英，直到今天仍是如此，唯一的區別在於民眾參與的程度越來越大。**從根本上説，中國和西方不同的主要因素之一，就在於精英產生的方式不同，而絕非西方宣傳的民主和專制的區別。要知道，西方主要國家改變精英的產生方式不過半個世紀，而且已經弊端叢生。很突出的一點，它不僅給追求利潤、貪婪壓倒恐懼的資本介入和控制政治創造了條件，也為注重眼前利益和福利的民眾所綁架。
西方今天在談到民主制度時，往往要追溯到古希臘。但從歷史的角度看，古希臘的民主不過是歷史發展的常態而已——而且是人類處於低級發展階段的常態。就如同原始社會的共產主義一樣。古希臘民主產生於奴隸社會階段。在這個階段，許多文明都是採用選舉的方式產生領袖。這在中國歷史上也不鮮見。北宋時期的契丹王朝，它在奴隸社會階段，各部落每三年選舉產生可汗。後來在耶律阿保機的帶領下，實現了從遊牧社會到穩定封建王朝的過渡，確立了皇權世襲制。南宋時期出現的蒙古政權，處於奴隸制與封建領主制兩種制度並存的過渡時期，仍然處於部落遊牧狀態。但成吉思汗卻頒佈了《成吉思汗法典》。這被認為是世界上第一套應用範圍最廣泛的成文法典，同時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憲法性文件，以此建立了一套以部落民主為基礎的行政權與司法權兩權分立的蒙古貴族共和政體制度。行政權及司法權分開，以兩權制約的判例制度，比英國19世紀的判例制度早約600年。但是蒙古入主中原後，仍然採用了中國傳統的封建專制制度。
可以説，從奴隸社會的民主選舉到封建社會的皇權世襲專制是人類的進步而不是倒退。就如同從原始社會的共產主義到私有財產的產生和佔有一樣，是人類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結果。這也是為什麼印度的民主制度雖然是它的前殖民者英國留下的，但它自己卻聲稱源自古印度。
古希臘民主之所以今天擁有如此光輝的形象，則和西方現代的崛起和刻意美化有關。這就如同巴黎公社，在蘇聯模式盛行的時期也曾被披上耀眼的光環。客觀而言，古希臘民主和巴黎公社一樣，有其特定的歷史價值，但絕沒有西方有意拔高後的歷史地位。
西方民主的衰落與中國製度文明充滿生命力的崛起將是二十一世紀人類最偉大、影響最為深遠的變革。昔日中國對人類的巨大貢獻並不僅僅表現在經濟的富庶，更重要的是制度文明。今天的中國，在重新走向富強的同時，也將再一次為人類開拓出更高的制度文明。
**今天的中國非常類似於1688年“光榮革命”後的英國。主要制度構架已經建立，無需巨大的顛覆式變革，只需與時俱進的微調。**關於中國的未來，從歷史和文明發展角度出發的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在中國尚處於文革時就得出如下結論。在他研究的二十三個文明中，中國是唯一一個傳承沒有中斷的。他在與池田大作的談話集《展望二十一世紀》裏，作出了明確的表述：“將來統一世界的大概不是西歐國家，也不是西歐化的國家，而是中國。” 湯恩比還曾預言“人類要想解決二十一世紀的問題，必須要到中國的孔子思想和大乘佛法中汲取智慧”。“19世紀是英國人的世紀；20世紀是美國人的世紀；而21世紀就是中國人的世紀。”
未來的中國，正如2009年達沃斯論壇主席施瓦布教授在向温家寶總理提問時所表達的**：“過去，我們在不同的發展階段對中國的發展打了很多問號，但每次這些問號都被你們用漂亮的成績回答了；這一次，儘管我也有問號，但我不懷疑中國會交出一份漂亮的答卷。”**而這種判斷顯然來自對中國政治文明的充分自信。